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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世纪50年代的苏联，流行音乐爱好者想方设法获取最新潮的摇滚乐。一些狂热的乐迷发明了用废旧X光片翻录黑胶唱片的技术，从此，“骨碟”作为一个特殊的文化符号盛行于整个国家，在它短暂的生命中记录下一代年轻人的苦与乐。
第一次见到苏联时代的“骨碟”（Bone Music）时，英国作家斯蒂芬·科茨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当时我在想，这是一张唱片，还是一张X光片？我把那东西捡起来仔细端详，觉得两者都像。”科茨说，他几年前赴俄罗斯圣彼得堡旅行，在逛跳蚤市场时发现了这件奇怪的物品。“我把它带回伦敦，并为之着迷，这些刻录在X光片上的音乐把我带上了一段奇妙的旅程。”
从那时起，科茨开始了对“骨碟”的研究，并出版了专著《X光唱片：苏联骨碟音乐轶事》。他在书中写道：“与其他地下文化一样，有关‘骨碟’的历史细节难以界定，但可以肯定的是，这股风潮曾遍布整个苏联，从上世纪50年代的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开始，逐渐传播到莫斯科和其他大城市。”
上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苏联刚刚摆脱二战的阴影，旋即陷入与西方的冷战。政府对西方的绘画、建筑、电影、出版物等加以严格限制，音乐也无法独善其身。当时，苏联的电台里只播放传统民谣，没有爵士乐，没有摇滚乐，几乎什么流行元素都没有。
电影《Stilyagi》刻画了这一时期苏联年轻人的精神生活。他们虽然面临重重阻碍，但仍然千方百计地打听欧美的流行文化趋势；他们开放的意识和封闭的社会环境形成强烈冲突，生逢其时的“骨碟”扮演了这些叛逆者认识外部世界的一扇窗口。
随着欧美流行文化日渐繁荣，越来越多的苏联青少年向大洋彼岸的“嬉皮士”偷师。他们梳着时髦的发型，穿着鲜艳的服饰，以听美国爵士乐和摇滚乐为荣，幻想着“生活在外国的日子”。对急需“精神养料”的他们来说，廉价的唱片简直如同空气和水一样重要。
北美青年文化平台网站“VICE”称，“骨碟”的出现是朋克文化反抗精神的体现——“一代苏联青少年千方百计地窥视被官方禁止的西方流行文化的真面貌”。
音乐发烧友“变废为宝”
虽然被评价为“青年反叛精神的载体”，但在20世纪中叶的苏联，私人刻录的唱片最初并非为“摇滚青年”而生。早期的唱片通常是某些纪念品商店吸引客人的把戏，人们通常在唱片上刻录下几句祝福语，或给自己做一张音乐明信片，送给别人当纪念品。
1946年，两位颇具进取精神的发烧友鲁斯兰·布加斯洛夫斯基和鲍里斯·台金，在列宁格勒开始了刻录流行音乐唱片的生意。他们制作的翻版唱片价格低廉、品质不俗，很快受到了认可。
然而，像许多物资一样，制作唱片必备的乙烯基在二战后的苏联非常紧俏，很难在市面上买到。这也成为布加斯洛夫斯基和台金的心病。他们开动脑筋，终于找到了乙烯基唱片的替代品，那就是医院垃圾堆里的废弃X光片。令人欣喜的是，尽管仅有薄薄的一层乙烯基涂层，这种X光唱片仍然能够在唱机上正常播放，从而大大降低了制作碟片的成本。
“医院囤积了大批废弃X光片，往往一年集中处理一次。有门路的人总能轻易得到它们。”科茨说，“最早诞生的是一些正方形或长方形的X光片。制作者通常把X光片放在一只托盘上，沿着盘边剪成圆形，模仿真正的唱片。”
薄薄的X光片无法像标准黑胶唱片一样在两面都录上曲目，音质与耐用度也相差不少。事实上，一张“骨碟”往往听不了10次就会报废。但对向往流行音乐的年轻人来说，这已经足够——能在单调乏味的生活和工作之余听到自己喜欢的歌，俨然是一种享受。
英国的《卫报》称，对苏联音乐爱好者来说，这些私刻唱片代表的不是优雅与浪漫，也不是对高品质的追求，而是最纯粹的热爱。正是由于它的存在，披头士、滚石乐队、大卫·鲍威等摇滚明星的歌声才能有机会在地下室里、在紧闭门窗的“赫鲁晓夫楼”里响起。
惊喜是私刻唱片的赠品
“骨碟”声名鹊起、供不应求，吸引了不少人加入私刻唱片的行当。斯蒂芬·科茨在其参与制作的纪录片《X光音频计划》中寻访了一位亲历者——鲁迪·法克斯。有一段时间，法克斯每周都去卖血，为的就是攒钱购买制作X光唱片的设备。
通常来说，制作唱片的人不会自产自销，而是找下游分销商帮忙出货。有时，分销商可以用一张“骨碟”换取一小瓶伏特加——在当时的苏联，这种烈酒算得上“硬通货”。
贩卖唱片的小贩有“鲨鱼”的绰号。他们躲在莫斯科地铁阴暗的角落里、列宁格勒大街僻静的拐弯处，或是某个无人问津的街心公园里，搜索“猎物”的身影。一旦发现目标，他们就不失时机地凑上前，“要片子吗？想听摇滚乐吗？保证是硬货，只要3个卢布！”简短的讨价还价后，“鲨鱼”从袖筒里抽出一张X光片塞进顾客手中，然后飞快地消失。
有趣的是，大多数买家并不知道自己会从碟片上听到什么样的歌。大多数“骨碟”听众拿着一张不知道演唱者、曲风的唱片兴冲冲地回到家，等待唱机给自己惊喜。
这种黑市交易充满了不确定性。如果某人想要听指定的曲目如《昼夜摇滚》（Rock Around the Clock），而贩子手上刚好没有这张唱片，后者往往会这样搪塞道：“等一下，我这就去找。”通常，他们会躲到一个角落，随便拿出一张X光唱片，随手写上“Rock Around the Clock”几个字，塞到买家手中。买家明知其中可能有诈，也只能“愿赌服输”。
X光唱片带给听众的“惊喜”远不止这些。有时，在一首曲子的高潮会突然蹦出这样一段话：“什么？你以为你会听到最新潮的摇滚乐吗？去你的吧，你们这些渣滓！”当时有传言说，政府以这种恶作剧般的手段打击西方流行文化在社會上的传播，但时间一长，这些怪诞的“幕间表演”反倒成了狂热的“骨碟”爱好者相互炫耀的资本。
承载一个时代的苦与乐
在苏联“地下流行乐”的发展史上，“骨碟”只是昙花一现。1958年，苏联政府开始打击私自制造和贩卖X光唱片的行为，被称为“音乐巡逻队”的执法团体盯上了“骨碟”的散布者，被抓到的小贩面临高额罚款甚至牢狱之灾。
米哈伊尔·瓦拉弗诺夫做过“鲨鱼”。他说，除了提防当局的“音乐巡逻队”，干这一行还要特别当心同行。“我曾在卖货时受到其他经销商威胁，这种交易如同贩毒，每次都必须小心谨慎。”
到20世纪60年代末，磁带的出现给了“骨碟”一记重击，后者的“亚文化先锋”地位迅速被取代。随着X光唱片因音质太差而被市场淘汰，那些靠刻录唱片为生的人不得不转行或永远离开，曾经的领头人之一鲁迪·法克斯去政府部门当了公务员。可喜的是，在彼时的苏联，磁带的销售与购买不再像之前的X光唱片那样受到重重限制。
自那以后，除了旧货商，大多数俄罗斯人不再熟悉“骨碟”。虽然脆弱而短命，但它是一代人记忆中的亮点，也是苏联社会和历史的特殊印记。直到近些年，“骨碟”才开始以收藏品的身份重现于世，人们通过这些刻着老歌的X光片，品味那个年代的苦与乐。
或许正如斯蒂芬·科茨所言，刻在“骨碟”上的音乐质量好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单薄而粗糙的私刻唱片，能够把倾听者带入一个全新的世界。
（杨进摘自《青年参考》2017年7月26日）
第一次见到苏联时代的“骨碟”（Bone Music）时，英国作家斯蒂芬·科茨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当时我在想，这是一张唱片，还是一张X光片？我把那东西捡起来仔细端详，觉得两者都像。”科茨说，他几年前赴俄罗斯圣彼得堡旅行，在逛跳蚤市场时发现了这件奇怪的物品。“我把它带回伦敦，并为之着迷，这些刻录在X光片上的音乐把我带上了一段奇妙的旅程。”
从那时起，科茨开始了对“骨碟”的研究，并出版了专著《X光唱片：苏联骨碟音乐轶事》。他在书中写道：“与其他地下文化一样，有关‘骨碟’的历史细节难以界定，但可以肯定的是，这股风潮曾遍布整个苏联，从上世纪50年代的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开始，逐渐传播到莫斯科和其他大城市。”
上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苏联刚刚摆脱二战的阴影，旋即陷入与西方的冷战。政府对西方的绘画、建筑、电影、出版物等加以严格限制，音乐也无法独善其身。当时，苏联的电台里只播放传统民谣，没有爵士乐，没有摇滚乐，几乎什么流行元素都没有。
电影《Stilyagi》刻画了这一时期苏联年轻人的精神生活。他们虽然面临重重阻碍，但仍然千方百计地打听欧美的流行文化趋势；他们开放的意识和封闭的社会环境形成强烈冲突，生逢其时的“骨碟”扮演了这些叛逆者认识外部世界的一扇窗口。
随着欧美流行文化日渐繁荣，越来越多的苏联青少年向大洋彼岸的“嬉皮士”偷师。他们梳着时髦的发型，穿着鲜艳的服饰，以听美国爵士乐和摇滚乐为荣，幻想着“生活在外国的日子”。对急需“精神养料”的他们来说，廉价的唱片简直如同空气和水一样重要。
北美青年文化平台网站“VICE”称，“骨碟”的出现是朋克文化反抗精神的体现——“一代苏联青少年千方百计地窥视被官方禁止的西方流行文化的真面貌”。
音乐发烧友“变废为宝”
虽然被评价为“青年反叛精神的载体”，但在20世纪中叶的苏联，私人刻录的唱片最初并非为“摇滚青年”而生。早期的唱片通常是某些纪念品商店吸引客人的把戏，人们通常在唱片上刻录下几句祝福语，或给自己做一张音乐明信片，送给别人当纪念品。
1946年，两位颇具进取精神的发烧友鲁斯兰·布加斯洛夫斯基和鲍里斯·台金，在列宁格勒开始了刻录流行音乐唱片的生意。他们制作的翻版唱片价格低廉、品质不俗，很快受到了认可。
然而，像许多物资一样，制作唱片必备的乙烯基在二战后的苏联非常紧俏，很难在市面上买到。这也成为布加斯洛夫斯基和台金的心病。他们开动脑筋，终于找到了乙烯基唱片的替代品，那就是医院垃圾堆里的废弃X光片。令人欣喜的是，尽管仅有薄薄的一层乙烯基涂层，这种X光唱片仍然能够在唱机上正常播放，从而大大降低了制作碟片的成本。
“医院囤积了大批废弃X光片，往往一年集中处理一次。有门路的人总能轻易得到它们。”科茨说，“最早诞生的是一些正方形或长方形的X光片。制作者通常把X光片放在一只托盘上，沿着盘边剪成圆形，模仿真正的唱片。”
薄薄的X光片无法像标准黑胶唱片一样在两面都录上曲目，音质与耐用度也相差不少。事实上，一张“骨碟”往往听不了10次就会报废。但对向往流行音乐的年轻人来说，这已经足够——能在单调乏味的生活和工作之余听到自己喜欢的歌，俨然是一种享受。
英国的《卫报》称，对苏联音乐爱好者来说，这些私刻唱片代表的不是优雅与浪漫，也不是对高品质的追求，而是最纯粹的热爱。正是由于它的存在，披头士、滚石乐队、大卫·鲍威等摇滚明星的歌声才能有机会在地下室里、在紧闭门窗的“赫鲁晓夫楼”里响起。
惊喜是私刻唱片的赠品
“骨碟”声名鹊起、供不应求，吸引了不少人加入私刻唱片的行当。斯蒂芬·科茨在其参与制作的纪录片《X光音频计划》中寻访了一位亲历者——鲁迪·法克斯。有一段时间，法克斯每周都去卖血，为的就是攒钱购买制作X光唱片的设备。
通常来说，制作唱片的人不会自产自销，而是找下游分销商帮忙出货。有时，分销商可以用一张“骨碟”换取一小瓶伏特加——在当时的苏联，这种烈酒算得上“硬通货”。
贩卖唱片的小贩有“鲨鱼”的绰号。他们躲在莫斯科地铁阴暗的角落里、列宁格勒大街僻静的拐弯处，或是某个无人问津的街心公园里，搜索“猎物”的身影。一旦发现目标，他们就不失时机地凑上前，“要片子吗？想听摇滚乐吗？保证是硬货，只要3个卢布！”简短的讨价还价后，“鲨鱼”从袖筒里抽出一张X光片塞进顾客手中，然后飞快地消失。
有趣的是，大多数买家并不知道自己会从碟片上听到什么样的歌。大多数“骨碟”听众拿着一张不知道演唱者、曲风的唱片兴冲冲地回到家，等待唱机给自己惊喜。
这种黑市交易充满了不确定性。如果某人想要听指定的曲目如《昼夜摇滚》（Rock Around the Clock），而贩子手上刚好没有这张唱片，后者往往会这样搪塞道：“等一下，我这就去找。”通常，他们会躲到一个角落，随便拿出一张X光唱片，随手写上“Rock Around the Clock”几个字，塞到买家手中。买家明知其中可能有诈，也只能“愿赌服输”。
X光唱片带给听众的“惊喜”远不止这些。有时，在一首曲子的高潮会突然蹦出这样一段话：“什么？你以为你会听到最新潮的摇滚乐吗？去你的吧，你们这些渣滓！”当时有传言说，政府以这种恶作剧般的手段打击西方流行文化在社會上的传播，但时间一长，这些怪诞的“幕间表演”反倒成了狂热的“骨碟”爱好者相互炫耀的资本。
承载一个时代的苦与乐
在苏联“地下流行乐”的发展史上，“骨碟”只是昙花一现。1958年，苏联政府开始打击私自制造和贩卖X光唱片的行为，被称为“音乐巡逻队”的执法团体盯上了“骨碟”的散布者，被抓到的小贩面临高额罚款甚至牢狱之灾。
米哈伊尔·瓦拉弗诺夫做过“鲨鱼”。他说，除了提防当局的“音乐巡逻队”，干这一行还要特别当心同行。“我曾在卖货时受到其他经销商威胁，这种交易如同贩毒，每次都必须小心谨慎。”
到20世纪60年代末，磁带的出现给了“骨碟”一记重击，后者的“亚文化先锋”地位迅速被取代。随着X光唱片因音质太差而被市场淘汰，那些靠刻录唱片为生的人不得不转行或永远离开，曾经的领头人之一鲁迪·法克斯去政府部门当了公务员。可喜的是，在彼时的苏联，磁带的销售与购买不再像之前的X光唱片那样受到重重限制。
自那以后，除了旧货商，大多数俄罗斯人不再熟悉“骨碟”。虽然脆弱而短命，但它是一代人记忆中的亮点，也是苏联社会和历史的特殊印记。直到近些年，“骨碟”才开始以收藏品的身份重现于世，人们通过这些刻着老歌的X光片，品味那个年代的苦与乐。
或许正如斯蒂芬·科茨所言，刻在“骨碟”上的音乐质量好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单薄而粗糙的私刻唱片，能够把倾听者带入一个全新的世界。
（杨进摘自《青年参考》2017年7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