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美的时候，我们站在200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YT）工作营的作品旁：那是一个无须用立柱支撑、仅用3D打印的再生塑料作为结构支撑的拱形建筑结构。在计算机里的同一种形式规则的控制下，它还可以衍生出多种形态，俨如人类和机器繁衍出的一家人，每个成员都有各自的面貌，但命脉相通。这是建筑师袁烽与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Philippe Block教授、以及数名来自MIT及同济大学的学员不久前完成的。
　　人与机器合作后，创造力呈几何倍数骤增，新型造物所能融合的元素也相应扩增——美，终将是理想的融合状态。曾受邀在威尼斯建筑双年展展出数字化作品“云市”的袁烽一直致力于数字化时代的建筑创新，也在教育领域传播他的学术观念。他的职业生涯正是科技、专业、艺术与教育的融会贯通。“建筑师的左右脑都要发达，科技和艺术的双向思维缺一不可，这本身就是一种融合。”袁烽回忆道，自己观念的转型是在MIT麻省理工学院访问学习时发生的，“影响我最深的是MIT文化强调的批判精神：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要对人类文明有所贡献，哪怕只是向前推动一点点也好。”
　　Q：您从很早就开始专注数字设计，虚拟与现实可以融合吗？
　　A：法国哲学家齐泽克曾经提出过这样的概念：虚拟的现实，现实的虚拟。虚拟与现实之间存在一种镜像孪生的关系。在数字化时代早期，虚拟图像可以很快完成，传播力很强，结果带来一个问题：人类越发沉溺于虚拟世界。但未来的发展不能只依靠这种现实的虚拟，那不会带来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进步、人际交流，反而会让一部分人退化。好在还有另一方面：可以把虚拟转化成现实。如果我们能用数字技术缔造全新的物质世界，对推动社会进步就有意义了。
　　Q：那么具体到建筑方面，人和機器如何融合协作呢？
　　A：以前的工匠是用手去完成物品的建造，现在小一样了，工具成为人身的延伸：工具是你的一部分，你也是工具的一部分。现在的工作方式是人机合作——机械臂就是你的合作伙伴，它有更高效的生产力、更精专的手艺，也更有效率，还能去到人类不能去的地方。合作伙伴越来越智能、强大了，我们就能造出以前造不出的东西。比如，我们不久前在上海西岸地区，在短期内盖完了承载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接近9000平方米的会场。不过，人类在训练人工智能、拥抱新工县的同时也在训练人类自己，被这些新工具改变。建筑师在这个过程中创造出很多崭新的建筑语汇，挑战传统的审美。与此同时，人仍然有算法无法取代的地方，比如人的主观审美。机器可以做出人类无法做出的东西，但人在了解机器的能力和极限后，需要把自己的美学叠加进去。这是人和机器协作时该做的事情。我也对这个协作过程很感兴趣。我用工具来引导想象力，通过与机器合作来探索新的可能性。我们把机器想象成合作伙伴的关系。
　　Q：您在四川道明镇的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竹里”引起了广泛关注，这种前沿的数字化建筑是如何与传统乡村融合的？听说，当地村民还根据你们的数字建造设计导则，自行建造了一些“不专业的房子”？
　　A：很多建筑师都在探讨乡村建设。我思考的是，农村可否有自己的产业和创造力。它可以完全与我们现在看到的建筑、人们认为“正常”的房子不一样。在我看来，“竹里”以及我们将在道明镇建造的项目都展示了在工业、技术、工艺和美学的融合下产生的新的建筑形式。数字化建筑本身非常适合建造条件有限的乡村。“竹里”所有的构件都是我们在数字化工厂预制，再运到现场进行组装搭建的。现场施工仅用了52天。这个项目让当地村民实际感受到生活质量的提升，因此他们很愿意与我们合作，我也在教授他们新技术。当地政府后续也邀请我们在村里设计建造了其他一些小型项目。不少村民还在我们的设计导则基础上，自行衍变、建造出一些房子，虽然它们与我们的审美并不尽然一致，但我觉得这是智能建造和乡村自然且充满活力的融合。
　　Q：您的“DigitaIFUTURES数字未来”设计与建造工作营是如何运作的？您怎么看待这种全球化的知识分享与融合？
　　A：我们一开始只是一小群“极客”，邀请国外专家学者分享最先进的数字化技术，互相碰撞，分享知识。这渐渐对很多人产生了影响，我们也就顺势搭建起工作营这样的学习平台。我们的招生是不分学历、地区的，向所有人开放，迄今已经吸引了全球100多所高校、近千名师生参与。近年来，我们自己在数字建造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也经常被邀请去国外交流我们的研究成果。这些都证明了我一直坚信的教育观点：知识体系的搭建应在开放、分享、融合的终生学习中不断演进，不应固化在某个模式里，学历不等同于教育，知识系统的更新、颠覆、创新是随时随地发生的。知识面前，人人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