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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来,中国10%左右的经济增长,仅带来了7-8%的居民收入增长。在现有经济增长模式下,经济增长仍然主要依赖于投资驱动,企业的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比较小,居民的收入就很难实现大幅增长。但是,经济增长模式的调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是短期内就可以解决的问题。未来五年GDP可能要降到8-9%,而居民收入五年倍增意味着居民收入年均增长要达到14%以上,在现有的模式下这是不可能的,这意味着经济增长严重的超分配。
收入分配改革难点在哪
国民收入分配主要包括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其中,初次分配包括资本利得、政府所得和劳动所得等三部分。在当前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过程中,较强的政府控制力需要比较高的政府税收来支撑;而企业,尤其是很多国有企业,凭借着垄断地位,获取了高利润。这样,政府税收和企业利润在初次分配中占据了相当高的比重,这必然就挤占了劳动收入占比,并使得劳动者工资收入增长不足。
从GDP收入法的构成中我们看到了这一深刻变化,2003年(也是本轮高增长周期的上升初期)以后,我国收入结构出现了惊人的突变,即劳动者报酬所占的比重由过去25年长期保持在52%左右猛然下降,经过短短的三四年时间,到2007年下降到40%以下。发达国家之所以居民收入差距较小,主要是因为劳动者报酬所占的份额均在55%以上,企业盈余所占比重较为适宜,在20%左右,固定资本折旧占13%左右,间接税减补贴占比为10%左右。
初次分配的格局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密切相关,在增长模式短期内不可能调整的时候,劳动者报酬的占比就很难提高,初次分配的格局也就很难改变。
二次分配中税制的不完善,也使得居民收入难以调整。一是中国的个人所得税税制不完善。现在国内关于个税的起征点,讨论非常多。起征点确实是个问题,但并不太重要。我认为,税率过高才是一个大问题。因为,我国现行个税税率累积最高达到40%,这就意味着需要交纳累积税率的富人们挣100块钱要交40块钱的税。在这种情况下,富人们肯定会想尽办法逃税。在现有不完善的征税体制之下,税率越高,逃税的人就会越多。这就使得我国当前越是富人越不交税,越是工薪阶层却月月交税。因此,我认为应该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最高税率以不超过10%为宜。普通老百姓交3%,稍微富裕一点得交5%,富人交10%的征税结构还是比较合理的。这样做,总税收反而增加,因为负担并不太重,富人愿意交税。
居民收入增加的另一条途径
日本曾实行过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最近,国内有些学者提出,中国也已经具备了实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客观条件。果真如此吗?
在现有增长模式下,如果要实现居民收入倍增,只有两个途径:一是向广大居民多发货币,但是这会影响到国民经济的稳定,并带来通货膨胀的风险,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国家执行过此类政策;二是通过经济存量的调整来实现,比如将国有资产分配给居民,但是这样做的阻力非常大,执行难度也很大。在客观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如果贸然地增加老百姓的工资,那情况可能会更糟。
虽然短期内居民的收入总量很难有明显地增加,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减负”的方式来增加老百姓的实际可支配收入,比如减少老百姓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方面的支出。减少了老百姓的支出,实际上就是增加了其收入。目前,全社会对教育的总支出,家庭占50%多一点,政府还不到一半。政府应该多负担一些,让老百姓少负担一些。我认为政府的支出比例应该再增加20%,达到70%。就医疗而言,老百姓的负担就更重了,现在老百姓大约负担了60%的医疗支出,而政府的支出不到40%。我认为,政府在医疗上的支出也应该增加到70%。这样就可以有效地减轻老百姓在教育、医疗上的支出,从而增加老百姓的实际可支配收入。就现有情况来看,增加政府对医疗、教育的支出还是切实可行的。
当然,老百姓收入增加的最佳途径仍然是要增加老百姓的就业机会,让老百姓能够充分就业,有更多的就业机会,这样才能够实现稳定的收入增长。此外,就是要优化老百姓的就业结构,让更多的老百姓能够进入到更高的就业档次上来。如果更多人能够从事高端产业的工作,那么收入自然就会提高了。工作级别高,收入就高。比如,如果蓝领比例能够下降,白领比例能够上升,那么老百姓的整体收入水平就能够提高了。但是,这就涉及到我国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的优化问题,不是短期内就可以解决,需要我们做长远打算。
增加收入,摆脱“两个过度依赖”
中国当前的居民收入,以及收入差距问题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密切相关,居民收入增长缓慢与当前经济增长中的矛盾有关。目前中国经济增长中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过度依赖”上。
一是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房地产。对房地产的过度消费,便意味着对当期其他消费品消费的抑制,最近几年经济高增长而CPI明显偏低就是因为这种“挤出效应”。不仅如此,居民过度的房地产支出将会对消费增长产生中长期的挤出效应,即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今后几年将会出现更为明显的消费增长不足问题。
二是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外资和出口增长。对外资的过强依赖,正在和将要对国内产业竞争力的形成造成巨大的压抑作用,一些重要产业(特别是重化工业)外资主导的特征越来越明显(汽车和电子产业最为典型),一方面造成集成性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国际竞争优势难以形成,另一方面导致我们许多重化工业的产业链普遍偏短,产生就业不足、零部件产业空洞化等问题,最终造成消费不足 。
未来要增加老百姓的收入,就必须尽快摆脱 “两个过度依赖”,使经济增长转向“两个依靠”,即依靠国内消费需求的快速增长和自主创新能力加速提高。但是,这两个转向,是一个大工程,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实现的,需要做个循序渐进的计划。过去10%的经济增长,可以带来7-8%的收入增长、消费增长,未来,可以在经济增长模式转变过程中逐步地调整。比如,一开始要力求同样的10%的经济增长水平能带来9%的居民收入,再逐步提高到10-11%。如此一步一步地推进,可能更具现实操作性。(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人民论坛记者马静采访整理)
收入分配改革难点在哪
国民收入分配主要包括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其中,初次分配包括资本利得、政府所得和劳动所得等三部分。在当前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过程中,较强的政府控制力需要比较高的政府税收来支撑;而企业,尤其是很多国有企业,凭借着垄断地位,获取了高利润。这样,政府税收和企业利润在初次分配中占据了相当高的比重,这必然就挤占了劳动收入占比,并使得劳动者工资收入增长不足。
从GDP收入法的构成中我们看到了这一深刻变化,2003年(也是本轮高增长周期的上升初期)以后,我国收入结构出现了惊人的突变,即劳动者报酬所占的比重由过去25年长期保持在52%左右猛然下降,经过短短的三四年时间,到2007年下降到40%以下。发达国家之所以居民收入差距较小,主要是因为劳动者报酬所占的份额均在55%以上,企业盈余所占比重较为适宜,在20%左右,固定资本折旧占13%左右,间接税减补贴占比为10%左右。
初次分配的格局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密切相关,在增长模式短期内不可能调整的时候,劳动者报酬的占比就很难提高,初次分配的格局也就很难改变。
二次分配中税制的不完善,也使得居民收入难以调整。一是中国的个人所得税税制不完善。现在国内关于个税的起征点,讨论非常多。起征点确实是个问题,但并不太重要。我认为,税率过高才是一个大问题。因为,我国现行个税税率累积最高达到40%,这就意味着需要交纳累积税率的富人们挣100块钱要交40块钱的税。在这种情况下,富人们肯定会想尽办法逃税。在现有不完善的征税体制之下,税率越高,逃税的人就会越多。这就使得我国当前越是富人越不交税,越是工薪阶层却月月交税。因此,我认为应该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最高税率以不超过10%为宜。普通老百姓交3%,稍微富裕一点得交5%,富人交10%的征税结构还是比较合理的。这样做,总税收反而增加,因为负担并不太重,富人愿意交税。
居民收入增加的另一条途径
日本曾实行过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最近,国内有些学者提出,中国也已经具备了实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客观条件。果真如此吗?
在现有增长模式下,如果要实现居民收入倍增,只有两个途径:一是向广大居民多发货币,但是这会影响到国民经济的稳定,并带来通货膨胀的风险,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国家执行过此类政策;二是通过经济存量的调整来实现,比如将国有资产分配给居民,但是这样做的阻力非常大,执行难度也很大。在客观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如果贸然地增加老百姓的工资,那情况可能会更糟。
虽然短期内居民的收入总量很难有明显地增加,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减负”的方式来增加老百姓的实际可支配收入,比如减少老百姓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方面的支出。减少了老百姓的支出,实际上就是增加了其收入。目前,全社会对教育的总支出,家庭占50%多一点,政府还不到一半。政府应该多负担一些,让老百姓少负担一些。我认为政府的支出比例应该再增加20%,达到70%。就医疗而言,老百姓的负担就更重了,现在老百姓大约负担了60%的医疗支出,而政府的支出不到40%。我认为,政府在医疗上的支出也应该增加到70%。这样就可以有效地减轻老百姓在教育、医疗上的支出,从而增加老百姓的实际可支配收入。就现有情况来看,增加政府对医疗、教育的支出还是切实可行的。
当然,老百姓收入增加的最佳途径仍然是要增加老百姓的就业机会,让老百姓能够充分就业,有更多的就业机会,这样才能够实现稳定的收入增长。此外,就是要优化老百姓的就业结构,让更多的老百姓能够进入到更高的就业档次上来。如果更多人能够从事高端产业的工作,那么收入自然就会提高了。工作级别高,收入就高。比如,如果蓝领比例能够下降,白领比例能够上升,那么老百姓的整体收入水平就能够提高了。但是,这就涉及到我国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的优化问题,不是短期内就可以解决,需要我们做长远打算。
增加收入,摆脱“两个过度依赖”
中国当前的居民收入,以及收入差距问题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密切相关,居民收入增长缓慢与当前经济增长中的矛盾有关。目前中国经济增长中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过度依赖”上。
一是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房地产。对房地产的过度消费,便意味着对当期其他消费品消费的抑制,最近几年经济高增长而CPI明显偏低就是因为这种“挤出效应”。不仅如此,居民过度的房地产支出将会对消费增长产生中长期的挤出效应,即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今后几年将会出现更为明显的消费增长不足问题。
二是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外资和出口增长。对外资的过强依赖,正在和将要对国内产业竞争力的形成造成巨大的压抑作用,一些重要产业(特别是重化工业)外资主导的特征越来越明显(汽车和电子产业最为典型),一方面造成集成性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国际竞争优势难以形成,另一方面导致我们许多重化工业的产业链普遍偏短,产生就业不足、零部件产业空洞化等问题,最终造成消费不足 。
未来要增加老百姓的收入,就必须尽快摆脱 “两个过度依赖”,使经济增长转向“两个依靠”,即依靠国内消费需求的快速增长和自主创新能力加速提高。但是,这两个转向,是一个大工程,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实现的,需要做个循序渐进的计划。过去10%的经济增长,可以带来7-8%的收入增长、消费增长,未来,可以在经济增长模式转变过程中逐步地调整。比如,一开始要力求同样的10%的经济增长水平能带来9%的居民收入,再逐步提高到10-11%。如此一步一步地推进,可能更具现实操作性。(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人民论坛记者马静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