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北京
　　暌违已久的吕峥给我送来了新书《中国病人袁世凯》，60万字，创作两年，经历一年反复磋磨的出版审查，总算艰难面世。吕峥算得上是85后极为幸运的作家了，他的《明朝一哥王阳明》再版重印多次，发行量几十万册；他的文字轻松及时及物，读其书而时时移情现实。但就是他这样的“幸运儿”也为生计所苦，他这样最有创造冲动和能力的人也为出版所苦，由此可见我们的市场或出版市场的本质。
　　《中国病人袁世凯》承继了吕峥一贯活泼幽默的风格，但嬉笑怒骂的背后，却透露出类似秋水般深刻的绝望。比如：
　　在很多场合，中国人貌似是关心政治的。不关心不行，老婆要打酱油，娃要喝奶粉，你不关心政治，政治肯定关心你，每天都合计着怎么再从你身上榨点民脂民膏；
　　在一个有着悠久专制传统，人民从来说了不算的国度，多少人前赴后继地重演着从希望到失望再到绝望直至无望的心路历程，最终将人生追求定格在“莫谈国事，赚钱移民”上；
　　人生而独特，但大多数国人的生命就是一个逐渐走向庸俗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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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峥说，“人之病，在国体；国之病，在人心”。国家之病在于转型之难，共识破裂；个人之病，在于每一个体最终都无可避免地变成了他年轻时所厌恶的那个人。
　　袁世凯就是这样的人。
　　从建功朝鲜，到小站练兵，袁世凯日拱一卒、步步为营，利用体制内的资源，爬上权力的巅峰，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北洋班底，并在清廷行将就木时反戈一击，摇倒了这棵千疮百孔的枯树，避免了流血漂橹的“暴力革命”。
　　然而，这个在直隶总督任上就大搞自治实验，于基层推动全民普选的立宪派旗手，居然以称帝画上人生的句号，留下一段聚讼至今的公案。
　　在中国，人人都能理解人生社会的变异。人们很难“安分守己”，在巨量快速的群体示范面前，人们只能成为“羊群效应”中的一员，纯洁、无辜、顺从，又迅速地走向了“畜群效应”中的本能、贪婪、仇杀。孙中山看到了这种表面的顺从实为“一盘散沙”，真的善的秩序很难从中建立，他也一度走向独裁、斗争，直到临终，才醒悟“和平奋斗救中国”。
　　民国的混乱让国人产生了“不如大清”的观感，政以贿成的现实愈演愈烈。各省截留税收，中央政府没有统一的财政，甚至连官员的工资都发不出来，瓜分之祸，迫在眉睫。专制太久的国度，虽有“见群龙无首，天下大吉”的古老教言，但人们更易将其理解为“秦失其鹿，天下共逐”的逐利逐权之时，只愿攫取存量中的权利，不愿创造，不曾想到创造出日新而丰富的知识、资本、权力，可以对自己和周围乃至民族国家尽其责任。
　　这的确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制国家，比君主立宪的英国和日本都要走得远。但时人悲哀地发现，享受到民主自由甜头的，是国会的议员，地方的都督，跟普通市民和广大农民完全无关。为了肃贪、剪除异己、加强行政效率，袁世凯又端起了专制的毒药，义无反顾地饮下，一如他之前与之后的独裁者。
　　为了剖析专制的起源，探究“谁能替天行道，英雄还是法治”，吕峥挖出了伍连德（医学家）这个若隐若现的历史人物，借他之口，亦真亦幻地表达了“国人皆有专制之基因”的观点。也许，真如他所说，儒家改造世界的冲动在我们身上打下了不可磨灭的“中国式成功学”的烙印。
　　在我看来，吕峥的书不仅让人认识我们的政治通病，也让我们反观自身。会有多少人反躬自问，自己是否压制了他人的创造力？而首先是压制了自己青春时期的梦想和创造力？自己是否在热闹的人生和中国社会里变异为真实的“孤家寡人”、“独夫民贼”、“中国病人”？
　　这样的话导演王兵也曾对我表述过，王兵先生曾经沉痛地说，努力吧，我们总不能像那些人一样，变成年轻人最为厌恶仇恨的那种中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