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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气热播韩剧《太阳的后裔》中，宋慧乔饰演的无国界医生姜暮烟，不仅拥有高颜值和高智商，还拥有在天灾人祸发生的时候拯救生命的能力——它是源自内心的强大的爱的能量，是一种名副其实的“美愈力”。我们找到两位真人版“姜暮烟”，美愈力爆棚的她们，有着比韩剧更传奇的经历，更有在生死一瞬间的人生领悟智慧，听她们来告诉你。
接受，是一切疗愈的开始
刘华晔Carrie
华山医院门急诊科护士长
2016年“左英护理奖”获得者、2009年上海“模范护士”获得者志愿者经历：2003年SARS第一线、2008年汶川大地震野战医院支援、2015年尼泊尔大地震医疗志愿者。
与时下常见的“网红脸”不同，Carrie长着一张肉嘟嘟的甜美网脸。这种脸形被传统的中国审美所喜爱，温柔敦厚，也被称为“菩萨脸”，让人看到时心生安宁，觉得一切都会没问题。而这种对于人生的安全感首先福泽到的就是Carrie自己——无论是在抗击非典的第一线，还是在45度倾斜的救护车上，抑或在尼泊尔依然晃动的废墟里，她都从未感觉到害怕。“从小到大就是这种性格，就觉得不会有事的。只要自己不吓自己，就不会害怕。”Carrie乐呵呵地说。
SARS爆发：在急诊室，必须有一颗强心脏
Carrie读大学时，很爱看当时流行的美剧《急诊室的故事》，她觉得，这份T作让人充满成就感，而她天生爽利的个性，也确实适合急诊室。在毕业轮岗两年后，她正式定岗到上海华山医院急诊室，担任护士长，至今已有17年。“其实，真实的急诊室和美剧的差距很大，但很喜欢急诊的快节奏和抢救完病人后的成就感！”
记得2003年初春，是Carrie在急诊室的第5个年头，SARS爆发。华山医院紧急启动了发热门诊和预检，地点就设在了Carrie的急诊室，这是病人最密集的地方，SARS又是呼吸道传播的疾病，而且当时已经有医护人员被感染，在广东殉职的叶欣护士正是急诊科的护士长。“一开始确实有点不安，但如果我害怕，我团队里的50个护士就会更害怕了。”强作镇定，到后来也就真的镇定起来。
现实中的“姜暮烟”吐槽《太阳的后裔》……
不会在救援时穿短裤，因为会被虫子咬。有时候进村救援是没有路的，要爬危房，不能穿短裤啊，肯定不可以。
不会穿这么单薄的衣服，要穿厚一点的，才能防止被划伤。
不会在输血时没有打开开关。
不会在户外开刀……不过如果真的很紧急，再差的环境都要开了。
不会有这么安静和干净的急诊室，应该是很嘈杂的，走廊里全是病人。
不会有时间和男医生调情。
不会在对病人做人工呼吸抢救时，没捏住病人的鼻子。
没有N95口罩，她们就在普通的医用口罩里垫了一层又一层纱布，几乎透不过气来。碰到疑似病人，就要自我隔离，Carrie索性就带着同事们在医院里住了好几个月。“当时主动报名的都是单身小姑娘，感觉没有后顾之忧。在急诊室T作的护士一般都有一点女汉子的性格，所以心情还算平静。大家都住在病房后面，上下铺宿舍，像大学寝室一样。”
说着这一切，Carrie云淡风轻，仿佛在说一件极平常的事。而在各种医疗剧里常被作为情绪爆发点的“除颤仪起搏心脏”情节，对她来说，也只是寻常。“用除颤仪让病人的心脏重新跳起来？发生过很多次啊，这在临床来说，是很平常的。只要心脏没有不可逆的器质性病变，通过除颤重新跳起来的案例很多。”看到心跳原来是一根直线，后来重新有了波动，还是有点激动的吧？“嗯……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就觉得是应该的呀。”
5·12汶川地震：去最需要我的地方，是一种习惯，不需要任何思考
2009年5月12日。
当天正好是“国际护士节”，灾难消息传来时，Carrie正和同事们一起开大会。在得知消息的那一刻，Carrie的第一反应是，我要去那里帮忙！很快她得到消息，一个德国的红十字会要在都江堰附近设立野战医院，进行震后的救援T作。“我第一时间报了名，这不就是急诊科护士和ICU护士应该出现的地方吗？”
所谓野战医院，就是用帐篷搭成的临时医院。医院设在都江堰的一个高速公路主干道上，包括急诊、ICU、手术室等，虽然简陋，但设施齐全。医护人员的小帐篷搭建在主干道旁边的辅路上，洗手间和冲澡的地方则设在一个需要步行15分钟才能到达的废弃厂房里。白天极为闷热，帐篷里的温度有时会达到40摄氏度以上，Carrie要在这样的环境里一整天一整天地站立着救护伤员，挥汗如雨是什么感觉，她第一次体会到了。没有热水，用冷水冲澡之后，辛苦一天的她却睡得香甜，即使因为睡在地上的关系，半夜常常被余震弄醒，也能立刻再次入睡。
Carrie说，她在那里并不觉得苦，倒是常常觉得感动。“在医院里帮忙的当地医务人员，每家多少都有伤亡，但他们还是继续工作，去帮助别人。和我一起工作的一位男医生，工作的时候极度专业和冷静，只有在手术间隙的闲聊中，我才知道他的妻子刚在地震中去世。”有些医生在帐篷里上完班后，还是回到了帐篷，因为家已经没有了。救人是天职，这句话的意思Carrie在汶川有了最深刻的体会，“就是应该站出来的感觉，这是一种习惯，不需要经过任何思考。”
尼泊尔大地震：那里有最让人感动的医患关系
2015年尼泊尔大地震的时候，Carrie作为救援主力，第一时间来到了灾难现场。在大地震发生前，Carrie曾到过尼泊尔旅行，非常喜欢这个幸福指数很高的国家。或许莫名的喜欢，总暗示着一段匪浅的缘分，只是Carrie没想到，与尼泊尔的第二次相见竟是以救援的身份。
到达尼泊尔后，国际红十字会把Carrie和她的同事们分配到了萨兰达，这是救援队还没有进驻的一个灾区。“那里的房子原本就是砖泥搭建的，推推就倒L地震发生后，这里几乎没有一间完好的屋子。”需要救援的地区在山里，车子通过盘山公路前行的时候，常有石头掉下来，砸在车顶，在有些不平整的路段，车子几乎倾斜45度。“但我不害怕，我本来就喜欢户外运动，出去旅行时，也会去这些未知的地方。也许我没有长害怕的神经吧，哈哈。”终于到达萨兰达，Carrie来不及休息就与同行的战友和当地的壮汉们一起把医疗物资和设备从车上卸下来，安装好帐篷，完成全部工作之后，天都黑了。 在萨兰达，Carrie和同事们常需要出去巡诊，用一些小桌子和小箱子搭成简易的就诊台，插上红十字的小旗子，病人就会源源不断地涌来。有些病人是骨折，Carrie只好协助医生给他们上夹板，却也没有人大喊大叫。“那里的人很平静，接受一切，从不怨天尤人。”Carrie说。
在灾后的萨兰达，蜘蛛和老鼠肆虐。睡觉时，Carrie会感觉到有老鼠在地下穿洞而过。来自专业救援队的同事在驻地附近挖了一个深坑，放上踏板，围上一块薄布，就成了厕所所。在炎热的萨兰达，你可以想象这是一种怎样的气味……“每次上厕所都要鼓起勇气。”Carrie笑着说。洗澡的地方，是另外一围布，同样只有冷水，从附近的河里直接引来过滤。这些水烧开之后，就可以用来泡方便面。方便面，这几乎是全世界灾区救援者共同的主食，以至于当终于有人砌了灶头，用罐头和蔬菜也炒了一盆菜时，Carrie会觉得好吃到让人落泪。
在萨兰达救援了近三个星期后，Carrie在那里交了不少好朋友。经历了灾难的人乐呵呵地来做志愿者，Carrie会给他们挂一个志愿者的牌子，他们就觉得很开心，在帐篷里尽心尽职地做上一整天，觉得这是无上荣耀。有时Carrie在清晨走出帐篷，就看见孩子们已经站成一排在等她。这些小志愿者们非常聪明，他们主要的工作就是翻译和帮忙预检病人，不久之后，他们竟然能够给病人开出准确的处方来。一直到现在，Carrie还和小志愿者们保持着微信联系。小孩们家里条件都不好，手机经常没钱，突然就下线了，但一旦有钱了，就会马上跳出来和Carrie打招呼。
即使上过了灾区最臭的厕所，即使在出诊的时候遇上了非常危险的第二次强震，Carrie依然怀念那里，“这么脏的帐篷，一个老人拄着拐杖，颤颤巍巍走进来之前，还在门口脱了鞋。当地人告诉我，这是他们表达崇敬的一种方式。”那里的病人，每次看完病之后，都会双手合十，对医生说一声Namaste（感谢的意思）。“我们都不想回来了，都说让第二批救援队伍别来了。那里真的有最棒的医患关系。”Carrie说。
Carrie请留步
最近一次在救援现场流泪是怎样的场景？唯一一次流眼泪，是在尼泊尔听到了我爸爸的声音。因为一直很忙，每天只发个短信报平安。那天，我们医院的领导去慰问我爸爸，家里就他一个人（Carrie的母亲已经去世），院办的小伙子用微信语音通话功能让我和父亲说话，他听到我的声音后特别兴奋和高兴，让我一下子就觉得好愧疚啊，眼泪就流出来了。
见过这么多的生死，你觉得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
要对别人有价值。
怎样才能像尼泊尔的人那样快乐、平静？感恩和知足。
灾难后，生命力最强、最早恢复起来的那些人，通常有什么样的特质？性格开朗、情绪调节足够快。他们往往能迅速渡过震惊期、绝望期、悲伤期，到达接受期。因为，接受，是一切疗愈的开始。
工作了这么多年，你如何看待死亡？
最近，我看到一对感情很好的老夫妇，老太太已经上了呼吸机，抢救室家人又不能进来，老爷爷每天都通过护士递纸条给老太太，可老太太最后还是走了，我真的很难过。
你自己有什么调节情绪的诀窍吗？
安于现状。很多时候，既来之则安之的态度，是摆脱烦恼的最好方法。
少问“怎么会这样”多想“我能做什么”
夏芹
上海第十人民医院麻醉科副主任医师
2013-2016年摩洛哥医疗支援麻醉科医生到底是做什么的？
麻醉科医生并不是只给病人推一针麻醉剂就OK了。用夏芹的话来说，“外科医生是治病的，麻醉科医生是保命的。”麻醉医生不仅仅只是打一针让手术患者睡着就可以了，他们需要负责整台手术中病人生命体征的平稳，因此需要术前访视、术中监测用药以及术后随访。
身高175cm的夏芹白皙瘦削，说话轻声轻气，如果不知道她在摩洛哥的经历，你会以为这是一个典型的上海嗲妹妹。在去摩洛哥医疗支援前，夏芹从未离开过上海独自生活，有父母照顾，有丈夫保护，还有一个可爱的小女儿。离开温暖安全的生活舒适区，需要莫大的勇气，但夏芹报名参加摩洛哥医疗援助行动时，并没有想这么多，“我一直都感觉人道主义的无国界医生是做医生的至高境界，报名的时候以为那里的条件可能和我们二三线城市的医院差不多，没想到……”
从麻醉科医生到全科大夫：没有药，没有消毒设备，没有心电图，没有CT，一切只能靠经验
摩洛哥贫富差距巨大，夏芹医援的摩洛哥塞达特就属于穷困地区。那里的居住条件很差，女生能有小平房住已经很幸运，男生就比较惨，有些甚至要住病房。最具挑战性的是跳蚤和蝎子，为了清除这两个躲藏在草丛里的“妖孽”，夏芹和同事们在举起手术刀之前，先举起了锄头，在院子里除草。摩洛哥的蝎子很厉害，被它蛰到会导致全身毒性反应，危及生命。因为摩洛哥蝎子太多，在那里被蝎子蛰伤甚至可以得到免费治疗！“医院每周都要收治不少被蝎子蛰伤的病人，有时一晚上要收治十几个。虽然除了草，我还是在房间里遇到了一只蝎子。”现在想起来夏芹依然心有余悸。
夏芹所在的医院是专门给穷人看病的公立医院，缺医少药，医疗设备也极其短缺，连手术的器械都需要中国医疗队自己准备。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在上海三甲医院工作的夏芹刚到那里时几乎崩溃，“手术室可以用空旷来形容，使用的医疗设备和麻醉剂都是我们十多年前就淘汰掉的……”雪上加霜的是，在这样的医疗条件下，前来医院就诊的病人却都是重症，“因为都是穷人，都要等到实在捱不下去了才会来医院。”
在上海，医治病人是团队工作，束手无策时，总会有人帮忙；在塞达特，一切都是单打独斗，没有化验单，没有助手，“完全靠自己，凭经验，凭观察去诊断治疗。一开始还有语言障碍，听不懂病人对自己病情的描述，让人很不安。最痛苦的是，没有药，没有消毒设备，什么都没有。”没有心电图，没有CT，夏芹只好回归最古老的“望闻问切”，很多时候要靠运气和病人的生命力。 麻醉科医生夏芹，在那里必须全能，什么病都得“能治”，遇到如脑出血、酮症酸中毒等在国内需要专科医生来诊治的疾病，便只能看书、查网络，边学边治。最让人难过的是，女人在那里地位很低，有些女病人明明可以医治，家属却不重视，就这样生死由命，“能医就医，医不好就算了。”最初面对这一切，夏芹的感觉是“怎么可以这样”，但后来，她改变了态度，“也可以这样，我要自己面对，自己适应”。
夏芹请留步
在摩洛哥曾经为什么事情流泪？
要离开的时候，当地同事领着家人来送我，这在那里是一种非常尊重的表示。两年的时间，他们完全把我当成了自己人。临别我们抱头痛哭，现在想起来，还会眼睛湿润。
在那里看过了这么多生与死，你觉得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
知足常乐。特别想家的时候，就会想，我为什么要来，为什么要追求不一样的人生。能够天天看到老公、孩子、爸妈，这种很平常的幸福，就很值得珍惜。
这段经历让你改变最大的是？
看淡了很多，更珍惜自己拥有的一切，不再去追求遥远的东西，也会更相信冥冥之中的力量，常和女儿说，人在做，天在看。如果遇到挫折，很可能是上天看重你，给你一次成长的机会。
从摩洛哥回来后，工作上有什么改变吗？
会对病人更用心，因为在摩洛哥我发现，真心对人，一定也会获得真心的对待，这是一种心灵上的呼应，不需要语言。在那里，我和病人几乎无法交流，要通过护士来翻译，但是一个微笑，或者你拍拍病人，说OKOK，病人就会放松下来。所以我现在会在注射麻醉针前，对病人说：“不要怕，睡一觉手术就做完了，你醒来，我叫你，你点一下头。”我发现这个特别灵，因为病人会有心理准备。
要平躺一个月的气胸只休息了3天：病人来找你的时候，如果不去，就是失职
比艰苦条件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孤独和对家人的思念。“24个月，只有一个月可以回家休假。这些当初没想到。”有一段时间，因为太累又太瘦，夏芹把肺咳破了，得了气胸。“很难受，气透不过来，还不敢告诉家人。”事实上，夏芹的家人至今都不知道她曾经在摩洛哥得过这么严重的病。夏芹把肺部的片子传到上海给同学看，被告知要平躺一个月，但是医院有急诊，缺人手，结果她只“平躺了3天”就起床了，也就这样不遵医嘱地慢慢把气胸给养好了。“病人来找你的时候，如果不去，就觉得内心不安，好像没有尽到自己的天职。”
塞达特重男轻女的观念非常严重，如果没有生儿子，女人就要反复生产，所以像子宫破裂这种在国内大城市中已经极少发生的并发症，夏芹在那里却是经常遇到。产妇大出血，没有救护车，也没有血库储备，病人家属只好自己坐火车去取血，夏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病人的血压不停往下掉，唯一能做的就是焦急地等待，“这种煎熬非常痛苦，我最后还是失去了这个病人。”在上海，麻醉科医生不用直面如此多的死亡，但在塞达特，夏芹几乎每天都要面对病人的死亡。“脑出血，没有钱做CT，只能眼睁睁看着他死掉。经济差，自杀的病人很多，每周都有吃老鼠药自杀的，好不容易救活了一个小伙子，却变成了植物人，护士对我说，‘你干嘛要救活他，这对他的家里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最惊心动魄的一次经历，是抢救一位羊水栓塞的产妇，这是死亡率非常高的一种产科突发疾病，好在这位产妇是轻度栓塞，尚有抢救的余地。“她刚生下的孩子非常健康，嗷嗷待哺，我实在想要救活她。”但用了很多方法，产妇的氧饱和度就是上不去，情急之下，夏芹大半夜打电话给十院的麻醉科主任，电话直播，指导抢救。主任在电话里一边让夏芹冷静，不要着急，一边指导她尝试各种抢救方法，终于尝试了各种措施之后，产妇转危为安！
回到上海，夏芹继续着平静生活，在摩洛哥的两年，就像一场梦——有时候觉得是噩梦，怎么能与家人分开这么久；有时候又觉得是一场好梦，因为她自己做了“真正的医生”，“因为我们在那里非常被尊重。比如晚上我要去看急诊，一定会有保安护送去病房，然后再从病房护送回宿舍。病人也很尊重医生，只要医生说的，就一定会执行。他们觉得医生非常尊贵。”病人如果因为疾病不幸去世，家属不会吵闹，反而会感激已经尽了全力的医护人员，在他们看来，生病或死亡，都应该顺应接受。“有一次，我给一个病人做完手术，他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想对我行吻手礼。虽然被护士阻止了，但我心里还是很感动。那里有最好的医患关系。”夏芹竟然说了一句和Carrie一样的话。
接受，是一切疗愈的开始
刘华晔Carrie
华山医院门急诊科护士长
2016年“左英护理奖”获得者、2009年上海“模范护士”获得者志愿者经历：2003年SARS第一线、2008年汶川大地震野战医院支援、2015年尼泊尔大地震医疗志愿者。
与时下常见的“网红脸”不同，Carrie长着一张肉嘟嘟的甜美网脸。这种脸形被传统的中国审美所喜爱，温柔敦厚，也被称为“菩萨脸”，让人看到时心生安宁，觉得一切都会没问题。而这种对于人生的安全感首先福泽到的就是Carrie自己——无论是在抗击非典的第一线，还是在45度倾斜的救护车上，抑或在尼泊尔依然晃动的废墟里，她都从未感觉到害怕。“从小到大就是这种性格，就觉得不会有事的。只要自己不吓自己，就不会害怕。”Carrie乐呵呵地说。
SARS爆发：在急诊室，必须有一颗强心脏
Carrie读大学时，很爱看当时流行的美剧《急诊室的故事》，她觉得，这份T作让人充满成就感，而她天生爽利的个性，也确实适合急诊室。在毕业轮岗两年后，她正式定岗到上海华山医院急诊室，担任护士长，至今已有17年。“其实，真实的急诊室和美剧的差距很大，但很喜欢急诊的快节奏和抢救完病人后的成就感！”
记得2003年初春，是Carrie在急诊室的第5个年头，SARS爆发。华山医院紧急启动了发热门诊和预检，地点就设在了Carrie的急诊室，这是病人最密集的地方，SARS又是呼吸道传播的疾病，而且当时已经有医护人员被感染，在广东殉职的叶欣护士正是急诊科的护士长。“一开始确实有点不安，但如果我害怕，我团队里的50个护士就会更害怕了。”强作镇定，到后来也就真的镇定起来。
现实中的“姜暮烟”吐槽《太阳的后裔》……
不会在救援时穿短裤，因为会被虫子咬。有时候进村救援是没有路的，要爬危房，不能穿短裤啊，肯定不可以。
不会穿这么单薄的衣服，要穿厚一点的，才能防止被划伤。
不会在输血时没有打开开关。
不会在户外开刀……不过如果真的很紧急，再差的环境都要开了。
不会有这么安静和干净的急诊室，应该是很嘈杂的，走廊里全是病人。
不会有时间和男医生调情。
不会在对病人做人工呼吸抢救时，没捏住病人的鼻子。
没有N95口罩，她们就在普通的医用口罩里垫了一层又一层纱布，几乎透不过气来。碰到疑似病人，就要自我隔离，Carrie索性就带着同事们在医院里住了好几个月。“当时主动报名的都是单身小姑娘，感觉没有后顾之忧。在急诊室T作的护士一般都有一点女汉子的性格，所以心情还算平静。大家都住在病房后面，上下铺宿舍，像大学寝室一样。”
说着这一切，Carrie云淡风轻，仿佛在说一件极平常的事。而在各种医疗剧里常被作为情绪爆发点的“除颤仪起搏心脏”情节，对她来说，也只是寻常。“用除颤仪让病人的心脏重新跳起来？发生过很多次啊，这在临床来说，是很平常的。只要心脏没有不可逆的器质性病变，通过除颤重新跳起来的案例很多。”看到心跳原来是一根直线，后来重新有了波动，还是有点激动的吧？“嗯……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就觉得是应该的呀。”
5·12汶川地震：去最需要我的地方，是一种习惯，不需要任何思考
2009年5月12日。
当天正好是“国际护士节”，灾难消息传来时，Carrie正和同事们一起开大会。在得知消息的那一刻，Carrie的第一反应是，我要去那里帮忙！很快她得到消息，一个德国的红十字会要在都江堰附近设立野战医院，进行震后的救援T作。“我第一时间报了名，这不就是急诊科护士和ICU护士应该出现的地方吗？”
所谓野战医院，就是用帐篷搭成的临时医院。医院设在都江堰的一个高速公路主干道上，包括急诊、ICU、手术室等，虽然简陋，但设施齐全。医护人员的小帐篷搭建在主干道旁边的辅路上，洗手间和冲澡的地方则设在一个需要步行15分钟才能到达的废弃厂房里。白天极为闷热，帐篷里的温度有时会达到40摄氏度以上，Carrie要在这样的环境里一整天一整天地站立着救护伤员，挥汗如雨是什么感觉，她第一次体会到了。没有热水，用冷水冲澡之后，辛苦一天的她却睡得香甜，即使因为睡在地上的关系，半夜常常被余震弄醒，也能立刻再次入睡。
Carrie说，她在那里并不觉得苦，倒是常常觉得感动。“在医院里帮忙的当地医务人员，每家多少都有伤亡，但他们还是继续工作，去帮助别人。和我一起工作的一位男医生，工作的时候极度专业和冷静，只有在手术间隙的闲聊中，我才知道他的妻子刚在地震中去世。”有些医生在帐篷里上完班后，还是回到了帐篷，因为家已经没有了。救人是天职，这句话的意思Carrie在汶川有了最深刻的体会，“就是应该站出来的感觉，这是一种习惯，不需要经过任何思考。”
尼泊尔大地震：那里有最让人感动的医患关系
2015年尼泊尔大地震的时候，Carrie作为救援主力，第一时间来到了灾难现场。在大地震发生前，Carrie曾到过尼泊尔旅行，非常喜欢这个幸福指数很高的国家。或许莫名的喜欢，总暗示着一段匪浅的缘分，只是Carrie没想到，与尼泊尔的第二次相见竟是以救援的身份。
到达尼泊尔后，国际红十字会把Carrie和她的同事们分配到了萨兰达，这是救援队还没有进驻的一个灾区。“那里的房子原本就是砖泥搭建的，推推就倒L地震发生后，这里几乎没有一间完好的屋子。”需要救援的地区在山里，车子通过盘山公路前行的时候，常有石头掉下来，砸在车顶，在有些不平整的路段，车子几乎倾斜45度。“但我不害怕，我本来就喜欢户外运动，出去旅行时，也会去这些未知的地方。也许我没有长害怕的神经吧，哈哈。”终于到达萨兰达，Carrie来不及休息就与同行的战友和当地的壮汉们一起把医疗物资和设备从车上卸下来，安装好帐篷，完成全部工作之后，天都黑了。 在萨兰达，Carrie和同事们常需要出去巡诊，用一些小桌子和小箱子搭成简易的就诊台，插上红十字的小旗子，病人就会源源不断地涌来。有些病人是骨折，Carrie只好协助医生给他们上夹板，却也没有人大喊大叫。“那里的人很平静，接受一切，从不怨天尤人。”Carrie说。
在灾后的萨兰达，蜘蛛和老鼠肆虐。睡觉时，Carrie会感觉到有老鼠在地下穿洞而过。来自专业救援队的同事在驻地附近挖了一个深坑，放上踏板，围上一块薄布，就成了厕所所。在炎热的萨兰达，你可以想象这是一种怎样的气味……“每次上厕所都要鼓起勇气。”Carrie笑着说。洗澡的地方，是另外一围布，同样只有冷水，从附近的河里直接引来过滤。这些水烧开之后，就可以用来泡方便面。方便面，这几乎是全世界灾区救援者共同的主食，以至于当终于有人砌了灶头，用罐头和蔬菜也炒了一盆菜时，Carrie会觉得好吃到让人落泪。
在萨兰达救援了近三个星期后，Carrie在那里交了不少好朋友。经历了灾难的人乐呵呵地来做志愿者，Carrie会给他们挂一个志愿者的牌子，他们就觉得很开心，在帐篷里尽心尽职地做上一整天，觉得这是无上荣耀。有时Carrie在清晨走出帐篷，就看见孩子们已经站成一排在等她。这些小志愿者们非常聪明，他们主要的工作就是翻译和帮忙预检病人，不久之后，他们竟然能够给病人开出准确的处方来。一直到现在，Carrie还和小志愿者们保持着微信联系。小孩们家里条件都不好，手机经常没钱，突然就下线了，但一旦有钱了，就会马上跳出来和Carrie打招呼。
即使上过了灾区最臭的厕所，即使在出诊的时候遇上了非常危险的第二次强震，Carrie依然怀念那里，“这么脏的帐篷，一个老人拄着拐杖，颤颤巍巍走进来之前，还在门口脱了鞋。当地人告诉我，这是他们表达崇敬的一种方式。”那里的病人，每次看完病之后，都会双手合十，对医生说一声Namaste（感谢的意思）。“我们都不想回来了，都说让第二批救援队伍别来了。那里真的有最棒的医患关系。”Carrie说。
Carrie请留步
最近一次在救援现场流泪是怎样的场景？唯一一次流眼泪，是在尼泊尔听到了我爸爸的声音。因为一直很忙，每天只发个短信报平安。那天，我们医院的领导去慰问我爸爸，家里就他一个人（Carrie的母亲已经去世），院办的小伙子用微信语音通话功能让我和父亲说话，他听到我的声音后特别兴奋和高兴，让我一下子就觉得好愧疚啊，眼泪就流出来了。
见过这么多的生死，你觉得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
要对别人有价值。
怎样才能像尼泊尔的人那样快乐、平静？感恩和知足。
灾难后，生命力最强、最早恢复起来的那些人，通常有什么样的特质？性格开朗、情绪调节足够快。他们往往能迅速渡过震惊期、绝望期、悲伤期，到达接受期。因为，接受，是一切疗愈的开始。
工作了这么多年，你如何看待死亡？
最近，我看到一对感情很好的老夫妇，老太太已经上了呼吸机，抢救室家人又不能进来，老爷爷每天都通过护士递纸条给老太太，可老太太最后还是走了，我真的很难过。
你自己有什么调节情绪的诀窍吗？
安于现状。很多时候，既来之则安之的态度，是摆脱烦恼的最好方法。
少问“怎么会这样”多想“我能做什么”
夏芹
上海第十人民医院麻醉科副主任医师
2013-2016年摩洛哥医疗支援麻醉科医生到底是做什么的？
麻醉科医生并不是只给病人推一针麻醉剂就OK了。用夏芹的话来说，“外科医生是治病的，麻醉科医生是保命的。”麻醉医生不仅仅只是打一针让手术患者睡着就可以了，他们需要负责整台手术中病人生命体征的平稳，因此需要术前访视、术中监测用药以及术后随访。
身高175cm的夏芹白皙瘦削，说话轻声轻气，如果不知道她在摩洛哥的经历，你会以为这是一个典型的上海嗲妹妹。在去摩洛哥医疗支援前，夏芹从未离开过上海独自生活，有父母照顾，有丈夫保护，还有一个可爱的小女儿。离开温暖安全的生活舒适区，需要莫大的勇气，但夏芹报名参加摩洛哥医疗援助行动时，并没有想这么多，“我一直都感觉人道主义的无国界医生是做医生的至高境界，报名的时候以为那里的条件可能和我们二三线城市的医院差不多，没想到……”
从麻醉科医生到全科大夫：没有药，没有消毒设备，没有心电图，没有CT，一切只能靠经验
摩洛哥贫富差距巨大，夏芹医援的摩洛哥塞达特就属于穷困地区。那里的居住条件很差，女生能有小平房住已经很幸运，男生就比较惨，有些甚至要住病房。最具挑战性的是跳蚤和蝎子，为了清除这两个躲藏在草丛里的“妖孽”，夏芹和同事们在举起手术刀之前，先举起了锄头，在院子里除草。摩洛哥的蝎子很厉害，被它蛰到会导致全身毒性反应，危及生命。因为摩洛哥蝎子太多，在那里被蝎子蛰伤甚至可以得到免费治疗！“医院每周都要收治不少被蝎子蛰伤的病人，有时一晚上要收治十几个。虽然除了草，我还是在房间里遇到了一只蝎子。”现在想起来夏芹依然心有余悸。
夏芹所在的医院是专门给穷人看病的公立医院，缺医少药，医疗设备也极其短缺，连手术的器械都需要中国医疗队自己准备。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在上海三甲医院工作的夏芹刚到那里时几乎崩溃，“手术室可以用空旷来形容，使用的医疗设备和麻醉剂都是我们十多年前就淘汰掉的……”雪上加霜的是，在这样的医疗条件下，前来医院就诊的病人却都是重症，“因为都是穷人，都要等到实在捱不下去了才会来医院。”
在上海，医治病人是团队工作，束手无策时，总会有人帮忙；在塞达特，一切都是单打独斗，没有化验单，没有助手，“完全靠自己，凭经验，凭观察去诊断治疗。一开始还有语言障碍，听不懂病人对自己病情的描述，让人很不安。最痛苦的是，没有药，没有消毒设备，什么都没有。”没有心电图，没有CT，夏芹只好回归最古老的“望闻问切”，很多时候要靠运气和病人的生命力。 麻醉科医生夏芹，在那里必须全能，什么病都得“能治”，遇到如脑出血、酮症酸中毒等在国内需要专科医生来诊治的疾病，便只能看书、查网络，边学边治。最让人难过的是，女人在那里地位很低，有些女病人明明可以医治，家属却不重视，就这样生死由命，“能医就医，医不好就算了。”最初面对这一切，夏芹的感觉是“怎么可以这样”，但后来，她改变了态度，“也可以这样，我要自己面对，自己适应”。
夏芹请留步
在摩洛哥曾经为什么事情流泪？
要离开的时候，当地同事领着家人来送我，这在那里是一种非常尊重的表示。两年的时间，他们完全把我当成了自己人。临别我们抱头痛哭，现在想起来，还会眼睛湿润。
在那里看过了这么多生与死，你觉得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
知足常乐。特别想家的时候，就会想，我为什么要来，为什么要追求不一样的人生。能够天天看到老公、孩子、爸妈，这种很平常的幸福，就很值得珍惜。
这段经历让你改变最大的是？
看淡了很多，更珍惜自己拥有的一切，不再去追求遥远的东西，也会更相信冥冥之中的力量，常和女儿说，人在做，天在看。如果遇到挫折，很可能是上天看重你，给你一次成长的机会。
从摩洛哥回来后，工作上有什么改变吗？
会对病人更用心，因为在摩洛哥我发现，真心对人，一定也会获得真心的对待，这是一种心灵上的呼应，不需要语言。在那里，我和病人几乎无法交流，要通过护士来翻译，但是一个微笑，或者你拍拍病人，说OKOK，病人就会放松下来。所以我现在会在注射麻醉针前，对病人说：“不要怕，睡一觉手术就做完了，你醒来，我叫你，你点一下头。”我发现这个特别灵，因为病人会有心理准备。
要平躺一个月的气胸只休息了3天：病人来找你的时候，如果不去，就是失职
比艰苦条件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孤独和对家人的思念。“24个月，只有一个月可以回家休假。这些当初没想到。”有一段时间，因为太累又太瘦，夏芹把肺咳破了，得了气胸。“很难受，气透不过来，还不敢告诉家人。”事实上，夏芹的家人至今都不知道她曾经在摩洛哥得过这么严重的病。夏芹把肺部的片子传到上海给同学看，被告知要平躺一个月，但是医院有急诊，缺人手，结果她只“平躺了3天”就起床了，也就这样不遵医嘱地慢慢把气胸给养好了。“病人来找你的时候，如果不去，就觉得内心不安，好像没有尽到自己的天职。”
塞达特重男轻女的观念非常严重，如果没有生儿子，女人就要反复生产，所以像子宫破裂这种在国内大城市中已经极少发生的并发症，夏芹在那里却是经常遇到。产妇大出血，没有救护车，也没有血库储备，病人家属只好自己坐火车去取血，夏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病人的血压不停往下掉，唯一能做的就是焦急地等待，“这种煎熬非常痛苦，我最后还是失去了这个病人。”在上海，麻醉科医生不用直面如此多的死亡，但在塞达特，夏芹几乎每天都要面对病人的死亡。“脑出血，没有钱做CT，只能眼睁睁看着他死掉。经济差，自杀的病人很多，每周都有吃老鼠药自杀的，好不容易救活了一个小伙子，却变成了植物人，护士对我说，‘你干嘛要救活他，这对他的家里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最惊心动魄的一次经历，是抢救一位羊水栓塞的产妇，这是死亡率非常高的一种产科突发疾病，好在这位产妇是轻度栓塞，尚有抢救的余地。“她刚生下的孩子非常健康，嗷嗷待哺，我实在想要救活她。”但用了很多方法，产妇的氧饱和度就是上不去，情急之下，夏芹大半夜打电话给十院的麻醉科主任，电话直播，指导抢救。主任在电话里一边让夏芹冷静，不要着急，一边指导她尝试各种抢救方法，终于尝试了各种措施之后，产妇转危为安！
回到上海，夏芹继续着平静生活，在摩洛哥的两年，就像一场梦——有时候觉得是噩梦，怎么能与家人分开这么久；有时候又觉得是一场好梦，因为她自己做了“真正的医生”，“因为我们在那里非常被尊重。比如晚上我要去看急诊，一定会有保安护送去病房，然后再从病房护送回宿舍。病人也很尊重医生，只要医生说的，就一定会执行。他们觉得医生非常尊贵。”病人如果因为疾病不幸去世，家属不会吵闹，反而会感激已经尽了全力的医护人员，在他们看来，生病或死亡，都应该顺应接受。“有一次，我给一个病人做完手术，他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想对我行吻手礼。虽然被护士阻止了，但我心里还是很感动。那里有最好的医患关系。”夏芹竟然说了一句和Carrie一样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