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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清，传说一样的城市
今天，漫步在故宫的人们也许很难想象，他们脚下的广场是一个厚达15层的青砖堆砌层，据说这是为了防止有人通过地洞进入紫禁城。整个皇宫青砖数量高达1亿块，而整个北京城的用砖量更是难以计数。这些青砖全部来自同一个地方，400公里外的山东临清。这里，古老的砖窑已经燃烧了600多年。
从临清运往京城的除了贡砖，还有一种更为重要的物资，那就是粮食。临清有一句俗语：“先有临清仓，后有临清城”。临清原来只是鲁西平原上的一个小小的村庄，因为会通河的开通，这里成了重要的漕粮转运中心，与淮安、济宁、德州、天津并称为运河上著名的五大粮仓。
1450年，出于对漕运安全的考虑，明朝政府开始在临清仓所在的高地筑造一座城池，周长9里，全部用青砖筑成，称为砖城。后来，人们开始在更靠近运河的地方，以鳌头矶为中心，筑屋造房，建造起了新的城区，并不断向四周扩大。仅仅过了92年，明朝政府就不得不在砖城的外围又修建了一座完全围绕运河而建的周长20多里的土城。临清就这样迅速地从一个荒僻的村庄发展成了北方运河上的著名城市。明清时期，临清是华北最大的棉布、绸缎和粮食等商品集散和贸易中心，布匹年销售量至少在百万匹以上。临清也曾是中国税收中心之一，明代万历年间，临清钞关的年税收额一度达83000余两白银，高居全国七大运河钞关之首。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八月，鲁西爆发了震动朝野的王伦起义。起义军连续攻占了寿张、阳谷、堂邑，一路沿运河北上，最后攻占了咽喉重镇临清，短短二十天，给临清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咸丰年间（1851～1861），太平天国的军队、捻军以及其他一些农民起义军在鲁西一带活动，再加上嘉庆到咸丰年间的几次黄河大决口，临清以及其他一些山东运河北段城镇急剧衰落，昔日的繁华零落殆尽。
临清的辉煌就像过眼云烟的富贵，随着运河漕运的败落而化成一缕青烟。
與“舍利”无关的舍利塔
在对临清的想象中，一条汹涌的大河从一座城墙周正的城市边流过，那绝对是一幅错误的图像。因为明清时代的运河，并非一条河道，而是由一条主干道延伸而出的整片河网。会通河、卫河二水在临清城内形成一个三角洲，名为“中洲”，临清城夹在两主干道之间，而城市则处于河网之中。大船在城外运河主干道运行，小船在城内的运河支流游走。
在这座水城中，有一座闻名于世的舍利塔。此塔并非为“舍利”而建，而是缘于风水。据塔内的石刻题记《迁移观世音菩萨塔疏》，明万历年间，临清文人缙绅聚议，认为临清风水不利，最后决定，将观音大士像移至砖城北水关下，并建造一座宝塔。因此这塔也是镇水之塔，曾经处于大水中央的小洲之上。当然，现在运河已经从宝塔脚下退去，远远地绕在一侧，中间还种着绿油油的玉米地。
聊城，江北一都会
聊城地处山东西部，是明清时期山东运河直接经过的四座城市中唯一的一座府级政治中心城市。聊城是一个军事重地，修建于明初的军事堡垒光岳楼就是一个历史的见证。直到元世祖初凿京杭大运河并经过明成祖永乐九年（1411年）的重修之后，以运河码头为起点或终点的众多区域性道路，使山东西部变成了一个开放的地区，经济出现了一片繁荣的景象。
作为京杭大运河山东段的重要码头之一，聊城处于鲁西北的流通中心地位，与山陕、辽东联系密切，它也由明初的地方政治中心城市开始转变为一个商业城市，成为“商贩所聚”之地。不过在明朝时期，与山东另外两个运河城市临清和济宁相比，聊城的经济发展速度相对较慢。这是因为临清地处鲁西北，据汶卫交汇处，扼运河交通之要冲；而济宁居鲁西南，南控徐沛，北临汶泗，亦为运河交通之道。明代江南货物大量输往北方，以这两座城市为集散之地，所以它们的发展速度尤为迅速。而聊城位于山东运河中部，则无此优势。尽管如此，聊城的商业仍有明显发展。
到了清朝前期，华北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加快，聊城的城市经济功能明显加强，其发达程度一度直逼临清、济宁等商业城市。清中期以后，由于几次黄河决口以及战争的破坏，临清受到很大的冲击，地位渐趋衰落，而聊城由于受到冲击较小，其商业规模甚至一度日渐扩大。特别是到清乾隆、道光年间，聊城商业达到极盛，成为运河沿岸九大商铺之一。全国各地客商络绎不绝地涌向这里，以致城东关外的运河中帆樯如林，舳舻相连；岸边车水马龙，货积如山。南国的丝绸、竹器、茶叶、食糖，北方的松木、皮货、煤炭、杂品等物品经运河源源而至，再由聊城转运周邻各县；而聊城当地所产的麦豆、乌枣、棉花、布匹、皮毛等物品则经运河运往附近各省，并转运四面八方。由于商品经济带来的丰厚利润，聊城人民纷纷加入了经商的行列。
山陕会馆，聊城经济繁荣的见证者
在聊城的外省商人中，山陕商人最为著名。明清时期，山陕商人已执北方商业之牛耳，在山东各地都有广泛的足迹，尤以聊城、临清两地最多。聊城山陕会馆就是最好的见证。另外，它还与明初以来政府组织的移民活动有密切关系。洪武年间，鲁西的东昌府和鲁西南的兖州府共接受来自山西的移民近60万人，其中东昌府的山西移民人口占当地人口总数的90%。原迁移地的商人来到移民区经商，在商贸往来中有信任感，在观念上有认同感，在生活上也有安全感，这自然有利于吸引山陕商人的到来。
到咸丰八年，在聊城经营的山陕商人的店铺已多达953家。乾隆嘉庆年间山陕商人共同建立了山陕会馆。在聊城东关运河沿岸，各省商人共建立了八大会馆，其中规模最大且至今保存完好的就是山陕会馆。山陕会馆是一处会馆与神庙（关帝庙）相结合的古建筑群。它的第一进院落的主体建筑为戏楼，建于砖台之上，西向，二层，与主殿相对。戏楼后台的墙壁上满是自道光至民国来此演出的艺人留下的墨迹，几无空白之处，令人心生“进得戏楼墨水多”的感慨。 运河商业的繁荣促进了聊城文化事业的发展。从1401年到1900年，整个聊城县共出举人241名。而聊城在清朝前期出了傅以渐和邓忠岳两名状元。书院林立，科举兴盛，促进了刻书和印书业的发展。印书业的发达为私人藏书提供了有利条件。清代山东藏书家共349人，远远超过了江浙。其中聊城杨氏海源阁最为著名，海源阁与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吴兴陆氏“皕宋楼”以及钱塘丁氏“八千卷楼”齐名，故有“南瞿北杨”之称。
现在聊城海源阁已书尽楼空，再无只字片纸，令人扼腕。海源阁虽然只存在了百余年，但它对山东运河区域文化的普及与发展起到了重大的促进作用。
聊城由于在黄河改道以后，没有像临清那样直接遭受战争的蹂躏，它的衰落要相对晚一些。但由于航路长期不通，山东北段运河逐渐废弃，大批山陕商人陆续撤离了东昌府，东昌城顿显萧条，商业迅速衰落，只留下一座空荡荡的山陕会馆还在明镜般的东昌湖水中照着它昔日的沧桑。
张秋镇，江北小苏州
张秋镇位于会通河与大清河交汇处，历史上曾称张秋口、安平镇。张秋镇居济宁与临清之间，有大清河通运，为南北及东西交通之枢纽。沿着古老的会通河遗址缓慢前行，随时触碰曾经的历史，心中不禁升腾起一种对时光的敬畏。
元初会通河开通后，尤其是明清两代，张秋镇得水运之便，工商各业得到较快发展，经历了绵延数百年的昌盛和繁荣，久负盛名。当时论及运河沿岸风光，皆称“上有苏杭，下有临（清）张（秋）”。
张秋虽然只是一个镇，但其城镇规模比起一般县城甚至比府城还要大，商业发达程度较济宁、临清略差而超过一般县级城市。明万历三年（1575年），于慎行作《安平镇新城记》云：“安平在东阿界中，枕阳谷、寿张之境，三邑之民夹河而室者以数千计，四方工商骈至而滞鬻其中……其廛以数百计……齐之鱼盐、鲁之枣栗、吴越之织文纂组，闽广之果布珠琲、奇珍异巧之物，秦之罽毳、晋之皮革、皆荟萃其間。”
各地商人通过张秋的运河和大清河商路之便，纷纷将各自的商品运抵这一名镇。济宁、临清的商人大量来到张秋，到泺口运盐的商人也都通过大清河从张秋转入运河，南方、东南及西部的商品都汇集到这里，张秋的经济繁荣了起来，城市人口大增。万历七年（1579年）都御史赵贤乃扩建镇城，“跨运河之上，周八里……四门有楼，南北渡口设敌台四座，规划宏壮，为漕河重镇”。《东阿县志》亦称：张秋“五方商贾辐辏并列肆河上，大较比临清而小”。当其全盛之时，镇城有九门九关厢、七十二条街、八十二胡同，其中主要街道多以交易品名称命名，如米市街、糖市街、柴市街、果市街、竹竿巷等。江南所产竹木、柑桔、稻米、桐油、丝绸、茶叶等，多在此卸船，由陆路运销山西、陕西及本省各地。本地所产之乌枣、阿胶等土特产及手工业制品，以及产自山东沿海的海盐等，亦由此装船，运销南方各省，是鲁西主要运河码头以及货物集散地之一。
至清末民初，因受运河停运及战乱、匪祸之影响，张秋镇渐失昔日之繁荣。
七级镇，汤显祖的中转站
七级古镇，是运河渡口码头，因修有石阶七级改为今名。山东境内运河开通，穿镇境而过，元初在此建闸，设官管理，并有兵营驻守，明清相沿。时阳谷、东阿、莘县均于此设官仓转漕，货运繁忙，往来舟船颇多。
明朝弘治、正德、嘉靖年间阳谷的几位乡贤名流就写有五首咏“七级古渡”诗作，从诗中可看出当时运河和七级的繁荣景象，如“冠盖风云集，楼船日夜通”、“为言万里客，此处是通津”、“云帆万里拱神州”等句。
七级不但是转运漕粮的地方，也是客人往来停留的地方。南方士子进京赶考、官吏进京述职，此为必经之地。文人名士常在此逗留并吟咏诗词佳作。明代万历年间汤显祖由江西赴北京赶考以及会试中进士后赴任南京礼部时均曾在七级停留，有一次他带着新夫人在七级田宗家住了两天，帮着求雨，并写了四五首长诗。清代著名学者、大书法家包世臣在《闸河日记》中记述着光绪九年六月六日，他由馆陶登舟沿卫溯汶入闸河（指山东段运河）南返，途经阳谷运河三镇的所见所闻。他写道，“初十日由东昌出发，经利和务（李海务）闸、周家店闸，又十二里抵七级闸。闸入阳谷境，夹岸俱有市，阳谷、莘县、东阿三县兑漕之水次也。十一日癸酉风略定，连日皆逆风溯流，昨日尤旺，纤挽之劳，几如上峡。十八里至阿城下闸”。描述了当时七级古渡的繁荣景象，都说明了当年七级古镇的地位和风貌。
阿城，古盐道深埋地下
阿城镇，也是运河沿岸的古老城镇。自洛口沿大清河而来的运盐船只多从这里进入运河。当年繁荣之盛况，“粮艘辐辏，帆樯林拥，百货灿陈，万首攒动”。全镇街衢，大小三十有一，东西大街长近三里。其市场有牛马市、猪市、柴草市、鱼市、布市、蒲包市、席市。粮市商栈有五，杂货零售，设床布摊，棋布星罗，鳞次栉比，其京广杂货，色色俱备，大街两旁为尤多。
因阿城镇地处运河水路要冲，南北来往船只甚多，商业颇为繁荣。旧碑记中称“阿镇为水陆通衢，富商大贾辐辏云集”，西起山西、东至周村的商人纷纷来此经商。尤其盐业的发达。旧时，盐商地位属于官商，盐的买卖、转运由盐运使署租办。清代于沿海和各重要产盐省份，设盐运使，全称为都转运使司盐运使，简称运司。
据说，阿城旧有13家盐园子，有管理运盐的组织并设有盐巡，有专用运盐的石道，现在街上朝下挖两尺多都是石头，即是运盐的盐道。从东海边运来盐，然后再从阿城朝南方转运。海会寺和运司会馆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居住阿城的山西盐商捐款修建起来的。关于海会寺的创建，它直接就是运河的产物。海会寺的钟声迎来送往运河上南来北往的客商，青石板的路上写满大江南北运河两岸的传奇故事。
有人说：一叶扁舟，一张渔网，一曲渔歌，是运河人家傍水而居的幸福生活；一个幌子，一声吆喝，一个商铺，是运河古镇千百年来特有的风景。但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现在落寞的聊城运河城镇也是运河文化的真实写照。一个个小镇的由小变大，由盛而衰的变迁，记录的是一段历史，影响的是世世代代生活于此的人们。
现在大运河申遗成功，开启的将是一段新的旅程。
今天，漫步在故宫的人们也许很难想象，他们脚下的广场是一个厚达15层的青砖堆砌层，据说这是为了防止有人通过地洞进入紫禁城。整个皇宫青砖数量高达1亿块，而整个北京城的用砖量更是难以计数。这些青砖全部来自同一个地方，400公里外的山东临清。这里，古老的砖窑已经燃烧了600多年。
从临清运往京城的除了贡砖，还有一种更为重要的物资，那就是粮食。临清有一句俗语：“先有临清仓，后有临清城”。临清原来只是鲁西平原上的一个小小的村庄，因为会通河的开通，这里成了重要的漕粮转运中心，与淮安、济宁、德州、天津并称为运河上著名的五大粮仓。
1450年，出于对漕运安全的考虑，明朝政府开始在临清仓所在的高地筑造一座城池，周长9里，全部用青砖筑成，称为砖城。后来，人们开始在更靠近运河的地方，以鳌头矶为中心，筑屋造房，建造起了新的城区，并不断向四周扩大。仅仅过了92年，明朝政府就不得不在砖城的外围又修建了一座完全围绕运河而建的周长20多里的土城。临清就这样迅速地从一个荒僻的村庄发展成了北方运河上的著名城市。明清时期，临清是华北最大的棉布、绸缎和粮食等商品集散和贸易中心，布匹年销售量至少在百万匹以上。临清也曾是中国税收中心之一，明代万历年间，临清钞关的年税收额一度达83000余两白银，高居全国七大运河钞关之首。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八月，鲁西爆发了震动朝野的王伦起义。起义军连续攻占了寿张、阳谷、堂邑，一路沿运河北上，最后攻占了咽喉重镇临清，短短二十天，给临清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咸丰年间（1851～1861），太平天国的军队、捻军以及其他一些农民起义军在鲁西一带活动，再加上嘉庆到咸丰年间的几次黄河大决口，临清以及其他一些山东运河北段城镇急剧衰落，昔日的繁华零落殆尽。
临清的辉煌就像过眼云烟的富贵，随着运河漕运的败落而化成一缕青烟。
與“舍利”无关的舍利塔
在对临清的想象中，一条汹涌的大河从一座城墙周正的城市边流过，那绝对是一幅错误的图像。因为明清时代的运河，并非一条河道，而是由一条主干道延伸而出的整片河网。会通河、卫河二水在临清城内形成一个三角洲，名为“中洲”，临清城夹在两主干道之间，而城市则处于河网之中。大船在城外运河主干道运行，小船在城内的运河支流游走。
在这座水城中，有一座闻名于世的舍利塔。此塔并非为“舍利”而建，而是缘于风水。据塔内的石刻题记《迁移观世音菩萨塔疏》，明万历年间，临清文人缙绅聚议，认为临清风水不利，最后决定，将观音大士像移至砖城北水关下，并建造一座宝塔。因此这塔也是镇水之塔，曾经处于大水中央的小洲之上。当然，现在运河已经从宝塔脚下退去，远远地绕在一侧，中间还种着绿油油的玉米地。
聊城，江北一都会
聊城地处山东西部，是明清时期山东运河直接经过的四座城市中唯一的一座府级政治中心城市。聊城是一个军事重地，修建于明初的军事堡垒光岳楼就是一个历史的见证。直到元世祖初凿京杭大运河并经过明成祖永乐九年（1411年）的重修之后，以运河码头为起点或终点的众多区域性道路，使山东西部变成了一个开放的地区，经济出现了一片繁荣的景象。
作为京杭大运河山东段的重要码头之一，聊城处于鲁西北的流通中心地位，与山陕、辽东联系密切，它也由明初的地方政治中心城市开始转变为一个商业城市，成为“商贩所聚”之地。不过在明朝时期，与山东另外两个运河城市临清和济宁相比，聊城的经济发展速度相对较慢。这是因为临清地处鲁西北，据汶卫交汇处，扼运河交通之要冲；而济宁居鲁西南，南控徐沛，北临汶泗，亦为运河交通之道。明代江南货物大量输往北方，以这两座城市为集散之地，所以它们的发展速度尤为迅速。而聊城位于山东运河中部，则无此优势。尽管如此，聊城的商业仍有明显发展。
到了清朝前期，华北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加快，聊城的城市经济功能明显加强，其发达程度一度直逼临清、济宁等商业城市。清中期以后，由于几次黄河决口以及战争的破坏，临清受到很大的冲击，地位渐趋衰落，而聊城由于受到冲击较小，其商业规模甚至一度日渐扩大。特别是到清乾隆、道光年间，聊城商业达到极盛，成为运河沿岸九大商铺之一。全国各地客商络绎不绝地涌向这里，以致城东关外的运河中帆樯如林，舳舻相连；岸边车水马龙，货积如山。南国的丝绸、竹器、茶叶、食糖，北方的松木、皮货、煤炭、杂品等物品经运河源源而至，再由聊城转运周邻各县；而聊城当地所产的麦豆、乌枣、棉花、布匹、皮毛等物品则经运河运往附近各省，并转运四面八方。由于商品经济带来的丰厚利润，聊城人民纷纷加入了经商的行列。
山陕会馆，聊城经济繁荣的见证者
在聊城的外省商人中，山陕商人最为著名。明清时期，山陕商人已执北方商业之牛耳，在山东各地都有广泛的足迹，尤以聊城、临清两地最多。聊城山陕会馆就是最好的见证。另外，它还与明初以来政府组织的移民活动有密切关系。洪武年间，鲁西的东昌府和鲁西南的兖州府共接受来自山西的移民近60万人，其中东昌府的山西移民人口占当地人口总数的90%。原迁移地的商人来到移民区经商，在商贸往来中有信任感，在观念上有认同感，在生活上也有安全感，这自然有利于吸引山陕商人的到来。
到咸丰八年，在聊城经营的山陕商人的店铺已多达953家。乾隆嘉庆年间山陕商人共同建立了山陕会馆。在聊城东关运河沿岸，各省商人共建立了八大会馆，其中规模最大且至今保存完好的就是山陕会馆。山陕会馆是一处会馆与神庙（关帝庙）相结合的古建筑群。它的第一进院落的主体建筑为戏楼，建于砖台之上，西向，二层，与主殿相对。戏楼后台的墙壁上满是自道光至民国来此演出的艺人留下的墨迹，几无空白之处，令人心生“进得戏楼墨水多”的感慨。 运河商业的繁荣促进了聊城文化事业的发展。从1401年到1900年，整个聊城县共出举人241名。而聊城在清朝前期出了傅以渐和邓忠岳两名状元。书院林立，科举兴盛，促进了刻书和印书业的发展。印书业的发达为私人藏书提供了有利条件。清代山东藏书家共349人，远远超过了江浙。其中聊城杨氏海源阁最为著名，海源阁与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吴兴陆氏“皕宋楼”以及钱塘丁氏“八千卷楼”齐名，故有“南瞿北杨”之称。
现在聊城海源阁已书尽楼空，再无只字片纸，令人扼腕。海源阁虽然只存在了百余年，但它对山东运河区域文化的普及与发展起到了重大的促进作用。
聊城由于在黄河改道以后，没有像临清那样直接遭受战争的蹂躏，它的衰落要相对晚一些。但由于航路长期不通，山东北段运河逐渐废弃，大批山陕商人陆续撤离了东昌府，东昌城顿显萧条，商业迅速衰落，只留下一座空荡荡的山陕会馆还在明镜般的东昌湖水中照着它昔日的沧桑。
张秋镇，江北小苏州
张秋镇位于会通河与大清河交汇处，历史上曾称张秋口、安平镇。张秋镇居济宁与临清之间，有大清河通运，为南北及东西交通之枢纽。沿着古老的会通河遗址缓慢前行，随时触碰曾经的历史，心中不禁升腾起一种对时光的敬畏。
元初会通河开通后，尤其是明清两代，张秋镇得水运之便，工商各业得到较快发展，经历了绵延数百年的昌盛和繁荣，久负盛名。当时论及运河沿岸风光，皆称“上有苏杭，下有临（清）张（秋）”。
张秋虽然只是一个镇，但其城镇规模比起一般县城甚至比府城还要大，商业发达程度较济宁、临清略差而超过一般县级城市。明万历三年（1575年），于慎行作《安平镇新城记》云：“安平在东阿界中，枕阳谷、寿张之境，三邑之民夹河而室者以数千计，四方工商骈至而滞鬻其中……其廛以数百计……齐之鱼盐、鲁之枣栗、吴越之织文纂组，闽广之果布珠琲、奇珍异巧之物，秦之罽毳、晋之皮革、皆荟萃其間。”
各地商人通过张秋的运河和大清河商路之便，纷纷将各自的商品运抵这一名镇。济宁、临清的商人大量来到张秋，到泺口运盐的商人也都通过大清河从张秋转入运河，南方、东南及西部的商品都汇集到这里，张秋的经济繁荣了起来，城市人口大增。万历七年（1579年）都御史赵贤乃扩建镇城，“跨运河之上，周八里……四门有楼，南北渡口设敌台四座，规划宏壮，为漕河重镇”。《东阿县志》亦称：张秋“五方商贾辐辏并列肆河上，大较比临清而小”。当其全盛之时，镇城有九门九关厢、七十二条街、八十二胡同，其中主要街道多以交易品名称命名，如米市街、糖市街、柴市街、果市街、竹竿巷等。江南所产竹木、柑桔、稻米、桐油、丝绸、茶叶等，多在此卸船，由陆路运销山西、陕西及本省各地。本地所产之乌枣、阿胶等土特产及手工业制品，以及产自山东沿海的海盐等，亦由此装船，运销南方各省，是鲁西主要运河码头以及货物集散地之一。
至清末民初，因受运河停运及战乱、匪祸之影响，张秋镇渐失昔日之繁荣。
七级镇，汤显祖的中转站
七级古镇，是运河渡口码头，因修有石阶七级改为今名。山东境内运河开通，穿镇境而过，元初在此建闸，设官管理，并有兵营驻守，明清相沿。时阳谷、东阿、莘县均于此设官仓转漕，货运繁忙，往来舟船颇多。
明朝弘治、正德、嘉靖年间阳谷的几位乡贤名流就写有五首咏“七级古渡”诗作，从诗中可看出当时运河和七级的繁荣景象，如“冠盖风云集，楼船日夜通”、“为言万里客，此处是通津”、“云帆万里拱神州”等句。
七级不但是转运漕粮的地方，也是客人往来停留的地方。南方士子进京赶考、官吏进京述职，此为必经之地。文人名士常在此逗留并吟咏诗词佳作。明代万历年间汤显祖由江西赴北京赶考以及会试中进士后赴任南京礼部时均曾在七级停留，有一次他带着新夫人在七级田宗家住了两天，帮着求雨，并写了四五首长诗。清代著名学者、大书法家包世臣在《闸河日记》中记述着光绪九年六月六日，他由馆陶登舟沿卫溯汶入闸河（指山东段运河）南返，途经阳谷运河三镇的所见所闻。他写道，“初十日由东昌出发，经利和务（李海务）闸、周家店闸，又十二里抵七级闸。闸入阳谷境，夹岸俱有市，阳谷、莘县、东阿三县兑漕之水次也。十一日癸酉风略定，连日皆逆风溯流，昨日尤旺，纤挽之劳，几如上峡。十八里至阿城下闸”。描述了当时七级古渡的繁荣景象，都说明了当年七级古镇的地位和风貌。
阿城，古盐道深埋地下
阿城镇，也是运河沿岸的古老城镇。自洛口沿大清河而来的运盐船只多从这里进入运河。当年繁荣之盛况，“粮艘辐辏，帆樯林拥，百货灿陈，万首攒动”。全镇街衢，大小三十有一，东西大街长近三里。其市场有牛马市、猪市、柴草市、鱼市、布市、蒲包市、席市。粮市商栈有五，杂货零售，设床布摊，棋布星罗，鳞次栉比，其京广杂货，色色俱备，大街两旁为尤多。
因阿城镇地处运河水路要冲，南北来往船只甚多，商业颇为繁荣。旧碑记中称“阿镇为水陆通衢，富商大贾辐辏云集”，西起山西、东至周村的商人纷纷来此经商。尤其盐业的发达。旧时，盐商地位属于官商，盐的买卖、转运由盐运使署租办。清代于沿海和各重要产盐省份，设盐运使，全称为都转运使司盐运使，简称运司。
据说，阿城旧有13家盐园子，有管理运盐的组织并设有盐巡，有专用运盐的石道，现在街上朝下挖两尺多都是石头，即是运盐的盐道。从东海边运来盐，然后再从阿城朝南方转运。海会寺和运司会馆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居住阿城的山西盐商捐款修建起来的。关于海会寺的创建，它直接就是运河的产物。海会寺的钟声迎来送往运河上南来北往的客商，青石板的路上写满大江南北运河两岸的传奇故事。
有人说：一叶扁舟，一张渔网，一曲渔歌，是运河人家傍水而居的幸福生活；一个幌子，一声吆喝，一个商铺，是运河古镇千百年来特有的风景。但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现在落寞的聊城运河城镇也是运河文化的真实写照。一个个小镇的由小变大，由盛而衰的变迁，记录的是一段历史，影响的是世世代代生活于此的人们。
现在大运河申遗成功，开启的将是一段新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