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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个中国人，一艘伤痕累累的渔船，冲破日本海上保安厅的重重阻拦，奇迹般地实现中国民间保钓队员登上钓鱼岛的梦想。
而在“启丰二号”从突破日方围追堵截到返航途中，在这艘保钓渔船上，到底发生了什么？由此番“8·15”保钓事件，中国民间保钓格局折射出了怎样的境遇？
“我们拿起了砖头警告日本警察”
2012年8月15日下午，河南籍民间保钓人士方晓松告诉《新民周刊》，包括他在内的首批7位已登上钓鱼岛的民间保钓人士曾有商议，愿意留在钓鱼岛的，就留下来；而愿走的，就上船返回香港，“我们当时的决议是，要让下岛的人和船上的人能够尽量安全地回到香港。”
所以，7人中又有两人回到了“启丰二号”上。而担任“启丰二号”海上总指挥的罗揕就当时负责的是“启丰二号”与船上人员的安全返航事宜。
于是，就在钓鱼岛上5位中国民间保钓人士与34名日本警察对峙之际，在“启丰二号”上，尚有9人，包括中国民间保钓人士罗揕就、杨匡、王化民，4名船员，以及两位记者。
2012年8月28日，已安全返港的罗先生告诉《新民周刊》，在8月15日6时15分，搁浅钓鱼岛海域的“启丰二号”当时已准备返航，准备往中国浙江省方向开，经由浙江返回香港。
罗揕就从1996年开始就参加民间保钓行动，他去过7次钓鱼岛附近海域，其中6次担任海上总指挥，经验丰富。按照他的预估，如若中国保钓船离开钓鱼岛附近海域，日方不会穷追不舍。
但让他深感诧异的是，当“启丰二号”航行了4海里左右时，日方3艘快艇迅速追了过来，一路尾随，每艘快艇上均有7个日本警察。保钓者们从香港出发时已准备好4把斧头、50块砖头及一把菜刀，“我们就拿起砖头警告日本警察，如果他们靠近，我们就拍砖。然后，他们离开了”。
然而，日方的阻扰并未结束。3艘快艇离开后，约在当天下午6时37分左右，“启丰二号”被左右两侧出现的日本巡逻舰夹击，身形巨大的白色巡逻舰很容易就干扰到了“启丰二号”的航行，它们以“V”形姿态夹击了“启丰二号”。
“当时我们只有让船长快点开船，但我们的船虽然开动了，却被日本巡逻舰夹起来，于是跑不了了，就只好拿起斧头准备对抗。”这位“老保钓”说着一口满带粤语腔的普通话，嗓门洪亮。
接下来，日方38个警察登上了不能动弹的“启丰二号”，他们让保钓队员们放下斧头，并让船上9位中方人士坐在一旁，“双方当时并未发生肢体冲突。因为他们人太多了，我们也就没办法了。”
日方亦请来两位中文翻译，用普通话问询这些中国保钓人士，到这里来是做什么的？罗揕就回答，钓鱼岛是我们的领土，我们当然是过来看看。
罗揕就说，保钓队员们在船上时并未被戴手铐，但在其后被日方由船上带走时，均被戴上手铐并以粗绳系腰。扣留期间，身为船长，他依旧穿上那件举起中指的保钓T恤。
8月17日晚8时，罗揕就、杨匡、王化民和4名船员，一行7人乘坐囚车被日本警方押送石垣岛海上保安厅码头。罗揕就回到船上时才发现，船舱的3扇玻璃窗早已被日警用警棍敲碎。
保釣队员老龄化
登岛，几乎是每位民间保钓队员的夙愿。“其实我们每次出去都是预备登岛的，行动前会做好一切准备。”陈妙德说。
显然，这次成功登岛，鼓舞了他们的士气。
但登岛抑或不登岛，在海上的紧急状况下，也是考量保钓队员智慧与权衡的一个命题。
从2003年，李义强开始了他的保钓生涯，迄今他成功去过4次钓鱼岛附近海域，但始终没登上过钓鱼岛，“遗憾，是一定的，登上钓鱼岛是我的一个夙愿。但是，登岛与否，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
据李义强分析，最主要的问题在于，登上岛以后，这些民间保钓队员该怎么办？“如果上了钓鱼岛，他们却无法全身而退，将会造成一个被动局面，也就会把问题复杂化。所以，我们希望民间保钓队员们既要冲岛成功，但也要能做到全身而退。”
在他看来，民间保钓队员必须要考虑到善后的问题，“因为一旦解决的方式不妥，就会给政府带来一个难题。”
如此就可解释，在每次的出海保钓行动中，海上总指挥所扮演的举足轻重的角色。登岛或者不登岛，均要审时度势。
按照8月15日保钓的分工，作为“启丰二号”海上总指挥的罗揕就必须留在“启丰二号”上保护该船，“此外，还要对每个人负责。对我来说，能不能登上钓鱼岛，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每个人的生命安全。”
“历次保钓中损毁最严重的一次”
4天以后的8月22日，礼拜三下午，当“启丰二号” 缓缓驶进尖沙咀文化中心码头时，大批香港市民到场欢迎。
有香港媒体注意到，此时的“启丰二号”已是破烂不堪。
连日来，世界华人保钓联盟秘书长李义强多次与《新民周刊》记者谈及“启丰二号”能否安全返航的议题，因为“船就是我们保钓的武器”。
在“启丰二号”泊进维多利亚港的前一天，世界华人保钓联盟副主席、香港保钓行动委员会主席陈妙德向《新民周刊》介绍，“启丰二号”返航时时速约是四五海里左右，“本来是可以开10海里时速的”。
“启丰二号”有“保钓二号”之誉，是由香港保钓行动委员会在2005年花费68万港元购得的一艘渔船，当年正逢抗战胜利60周年。
据陈妙德介绍，“启丰二号”的受损情况包括，船上的栏杆被日本人的巡逻舰撞坏，船上的玻璃窗被日人用警棍砸碎，船上很多机件也都被日方损毁。
近期，香港保钓行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开始在香港街头募捐，呼吁市民和游客捐助支持“启丰二号”的维修。
但情况不容乐观，“虽然目前我们募捐到了20多万元港币，但我估计这次维修费起码要50万元港币以上。”他说。
最难在坚持
他欣慰地看到了此番公众对于民间保钓的关注，他也提及，在成功登岛之前，在每次由香港保钓行动委员会于出海保钓前召开的记者会上，即使是到场的香港媒体也是寥寥无几。
1996年，时任日本外相的池田行彦访问香港时，公然宣称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引起了香港民众的公愤，加之日本不愿为其在二战中给中国内地、香港民众所造成的伤害道歉、赔偿，所以香港人士自发成立了志愿团体——香港保钓行动委员会。
2006年10月22日，“启丰二号”曾接载26名来自内地、香港和澳门的保钓人士，与台湾的保钓人员会合，共同前往钓鱼岛宣示主权。但是，从2009年5月开始，香港政府下达禁令，限制该船离开香港海域进行非捕鱼的工作。陈妙德介绍，目前针对“启丰二号”的这项禁令依然有效。
经费一直是民间保钓的困难所在。据陈妙德介绍，香港的民间保钓队员每出一次海，仅费用就需要四五十万元港币左右，而平时“启丰二号”每年的例行维修费也需要二三十万港币，“保钓的费用全部来自民间募捐，这样一来，我们很难维持。”
作为一位全职的民间保钓队员，世界华人保钓联盟秘书长李义强在厦门一座山里种了一亩多菜地，地是朋友的，他调侃自己过着“吃老本”的生活，“民间保钓运动贵在坚持。当你连房租都交不起的时候，怎么去保钓？”
此外，还面临着保钓队员的老龄化现象。
罗揕就已经62岁。而还差两个月，陈妙德也即将迈入了76岁门槛。此番“8·15”保钓中登岛的澳门保钓行动委员会主席、世界华人保钓联盟副会长伍锡尧“比较年轻”，45岁；由深圳前往香港的方晓松35岁，是此番“8·15”保钓行动中最年轻的队员。
还有，在每次出海保钓前，民间保钓队员都会签 “生死状”。保钓，更像一场热血澎湃的人生赴约。
而在“启丰二号”从突破日方围追堵截到返航途中，在这艘保钓渔船上，到底发生了什么？由此番“8·15”保钓事件，中国民间保钓格局折射出了怎样的境遇？
“我们拿起了砖头警告日本警察”
2012年8月15日下午，河南籍民间保钓人士方晓松告诉《新民周刊》，包括他在内的首批7位已登上钓鱼岛的民间保钓人士曾有商议，愿意留在钓鱼岛的，就留下来；而愿走的，就上船返回香港，“我们当时的决议是，要让下岛的人和船上的人能够尽量安全地回到香港。”
所以，7人中又有两人回到了“启丰二号”上。而担任“启丰二号”海上总指挥的罗揕就当时负责的是“启丰二号”与船上人员的安全返航事宜。
于是，就在钓鱼岛上5位中国民间保钓人士与34名日本警察对峙之际，在“启丰二号”上，尚有9人，包括中国民间保钓人士罗揕就、杨匡、王化民，4名船员，以及两位记者。
2012年8月28日，已安全返港的罗先生告诉《新民周刊》，在8月15日6时15分，搁浅钓鱼岛海域的“启丰二号”当时已准备返航，准备往中国浙江省方向开，经由浙江返回香港。
罗揕就从1996年开始就参加民间保钓行动，他去过7次钓鱼岛附近海域，其中6次担任海上总指挥，经验丰富。按照他的预估，如若中国保钓船离开钓鱼岛附近海域，日方不会穷追不舍。
但让他深感诧异的是，当“启丰二号”航行了4海里左右时，日方3艘快艇迅速追了过来，一路尾随，每艘快艇上均有7个日本警察。保钓者们从香港出发时已准备好4把斧头、50块砖头及一把菜刀，“我们就拿起砖头警告日本警察，如果他们靠近，我们就拍砖。然后，他们离开了”。
然而，日方的阻扰并未结束。3艘快艇离开后，约在当天下午6时37分左右，“启丰二号”被左右两侧出现的日本巡逻舰夹击，身形巨大的白色巡逻舰很容易就干扰到了“启丰二号”的航行，它们以“V”形姿态夹击了“启丰二号”。
“当时我们只有让船长快点开船，但我们的船虽然开动了，却被日本巡逻舰夹起来，于是跑不了了，就只好拿起斧头准备对抗。”这位“老保钓”说着一口满带粤语腔的普通话，嗓门洪亮。
接下来，日方38个警察登上了不能动弹的“启丰二号”，他们让保钓队员们放下斧头，并让船上9位中方人士坐在一旁，“双方当时并未发生肢体冲突。因为他们人太多了，我们也就没办法了。”
日方亦请来两位中文翻译，用普通话问询这些中国保钓人士，到这里来是做什么的？罗揕就回答，钓鱼岛是我们的领土，我们当然是过来看看。
罗揕就说，保钓队员们在船上时并未被戴手铐，但在其后被日方由船上带走时，均被戴上手铐并以粗绳系腰。扣留期间，身为船长，他依旧穿上那件举起中指的保钓T恤。
8月17日晚8时，罗揕就、杨匡、王化民和4名船员，一行7人乘坐囚车被日本警方押送石垣岛海上保安厅码头。罗揕就回到船上时才发现，船舱的3扇玻璃窗早已被日警用警棍敲碎。
保釣队员老龄化
登岛，几乎是每位民间保钓队员的夙愿。“其实我们每次出去都是预备登岛的，行动前会做好一切准备。”陈妙德说。
显然，这次成功登岛，鼓舞了他们的士气。
但登岛抑或不登岛，在海上的紧急状况下，也是考量保钓队员智慧与权衡的一个命题。
从2003年，李义强开始了他的保钓生涯，迄今他成功去过4次钓鱼岛附近海域，但始终没登上过钓鱼岛，“遗憾，是一定的，登上钓鱼岛是我的一个夙愿。但是，登岛与否，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
据李义强分析，最主要的问题在于，登上岛以后，这些民间保钓队员该怎么办？“如果上了钓鱼岛，他们却无法全身而退，将会造成一个被动局面，也就会把问题复杂化。所以，我们希望民间保钓队员们既要冲岛成功，但也要能做到全身而退。”
在他看来，民间保钓队员必须要考虑到善后的问题，“因为一旦解决的方式不妥，就会给政府带来一个难题。”
如此就可解释，在每次的出海保钓行动中，海上总指挥所扮演的举足轻重的角色。登岛或者不登岛，均要审时度势。
按照8月15日保钓的分工，作为“启丰二号”海上总指挥的罗揕就必须留在“启丰二号”上保护该船，“此外，还要对每个人负责。对我来说，能不能登上钓鱼岛，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每个人的生命安全。”
“历次保钓中损毁最严重的一次”
4天以后的8月22日，礼拜三下午，当“启丰二号” 缓缓驶进尖沙咀文化中心码头时，大批香港市民到场欢迎。
有香港媒体注意到，此时的“启丰二号”已是破烂不堪。
连日来，世界华人保钓联盟秘书长李义强多次与《新民周刊》记者谈及“启丰二号”能否安全返航的议题，因为“船就是我们保钓的武器”。
在“启丰二号”泊进维多利亚港的前一天，世界华人保钓联盟副主席、香港保钓行动委员会主席陈妙德向《新民周刊》介绍，“启丰二号”返航时时速约是四五海里左右，“本来是可以开10海里时速的”。
“启丰二号”有“保钓二号”之誉，是由香港保钓行动委员会在2005年花费68万港元购得的一艘渔船，当年正逢抗战胜利60周年。
据陈妙德介绍，“启丰二号”的受损情况包括，船上的栏杆被日本人的巡逻舰撞坏，船上的玻璃窗被日人用警棍砸碎，船上很多机件也都被日方损毁。
近期，香港保钓行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开始在香港街头募捐，呼吁市民和游客捐助支持“启丰二号”的维修。
但情况不容乐观，“虽然目前我们募捐到了20多万元港币，但我估计这次维修费起码要50万元港币以上。”他说。
最难在坚持
他欣慰地看到了此番公众对于民间保钓的关注，他也提及，在成功登岛之前，在每次由香港保钓行动委员会于出海保钓前召开的记者会上，即使是到场的香港媒体也是寥寥无几。
1996年，时任日本外相的池田行彦访问香港时，公然宣称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引起了香港民众的公愤，加之日本不愿为其在二战中给中国内地、香港民众所造成的伤害道歉、赔偿，所以香港人士自发成立了志愿团体——香港保钓行动委员会。
2006年10月22日，“启丰二号”曾接载26名来自内地、香港和澳门的保钓人士，与台湾的保钓人员会合，共同前往钓鱼岛宣示主权。但是，从2009年5月开始，香港政府下达禁令，限制该船离开香港海域进行非捕鱼的工作。陈妙德介绍，目前针对“启丰二号”的这项禁令依然有效。
经费一直是民间保钓的困难所在。据陈妙德介绍，香港的民间保钓队员每出一次海，仅费用就需要四五十万元港币左右，而平时“启丰二号”每年的例行维修费也需要二三十万港币，“保钓的费用全部来自民间募捐，这样一来，我们很难维持。”
作为一位全职的民间保钓队员，世界华人保钓联盟秘书长李义强在厦门一座山里种了一亩多菜地，地是朋友的，他调侃自己过着“吃老本”的生活，“民间保钓运动贵在坚持。当你连房租都交不起的时候，怎么去保钓？”
此外，还面临着保钓队员的老龄化现象。
罗揕就已经62岁。而还差两个月，陈妙德也即将迈入了76岁门槛。此番“8·15”保钓中登岛的澳门保钓行动委员会主席、世界华人保钓联盟副会长伍锡尧“比较年轻”，45岁；由深圳前往香港的方晓松35岁，是此番“8·15”保钓行动中最年轻的队员。
还有，在每次出海保钓前，民间保钓队员都会签 “生死状”。保钓，更像一场热血澎湃的人生赴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