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筱 枫
我是地道的农村孩子。在家里排行老三,是唯一的男孩,自然很得家人的宠爱。爸爸喜欢喝酒赌钱,一碰到输了钱或是不顺心,他就变成了魔头,一回到家就对妈妈非打即骂,摔板凳砸碗,在一旁怯生生的我只好拽住妈妈的衣角朝外跑。我也难免挨爸爸的揍。那时候我不知道别人家的孩子是怎么过的,家对于我来说没有什么感觉,每次在外和小伙伴玩到天黑,小伙伴的父母喊他们回家吃饭时我最难受,我担心的不是没有饭吃,而是害怕进屋后再次听到父母的争吵。那时我最喜欢白天,因为可以与小伙伴在田间地头捉蚂蚱、扑蝴蝶……
到了上学的年龄,我被送到村小学读书。学习成绩不好,也不是班里最差的。浑浑噩噩混到毕业,升入初中。
初一下学期,我所在的村中学实行了一次分班,我被分到了差班,就好像被判了死刑一样,破罐子破摔,从那之后,我一天到晚只知道疯玩,到初二,逃课成了家常使饭。每周20多节课,我只上一两堂政治课,只因为很怕教这门课的教导处主任。
逃课的多数时间,我在网吧里。我们差班的男生喜欢拉帮结派,我们这一派人多,有四十几个,都是同一个村的小学同学。我们一起逃课,一起去网吧,感情很好。
帮派需要有一笔运营资金用以支付弟兄们外出时的花费,有一个说话比较算数的人负责管钱。我们每个人要配一把刀和一支钢管,每周要交给他20元钱。
每周20元的“经费”对我来说,是笔不小的数目,爸妈每天只给两元,幸好爷爷最疼我这个唯一的男孙,每天给我5元。
总是和弟兄们混在一块,我学会了讲江湖义气。打架是我这一生做的第一件坏事,当时觉得为兄弟出头,威风!记得第一次打架,我们50多人手持钢管气势汹汹地跑到别人的地盘上去挑衅,结果打得两败俱伤。我也怕事,但要是不去的话,别人会骂你不讲义气,死要面子的我,自然要去。
初二下学期,我们班七个同学打了邻班的同学,被学校开除了校籍。一贯宠我的妈妈动手狠狠地打了我一顿,我的心都灰了,觉得家再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一个同学说想到省城闯荡,我偷偷和同学一起爬上了开往省城的火车。
第一次见到高楼大厦,接触到了许多新鲜事物,认识了一些经历类似的流浪者,我和他们结为哥们儿,嘴里叼着烟卷游走在大街上热闹的地方。好烟抽不起。就抽那种一两元一包的假中华,尽管是假的,但拿出来感觉有派!买烟的钱是帮人卖盒饭、捡破烂挣的,有时还在晚上撬开烟亭偷烟……火车站候车室、附近的录像厅是我和兄弟们的宾馆,天天听着站前大钟的声音过日子。
那些日子,通过一个哥们儿,我认识了一位40多岁的“大哥”。入冬时,大哥说广州暖和,要带我们去那里旅游。于是,我跟随他来到广州,和一些十来岁的孩子一起,住在一间杂乱不堪的大房子里。
住了一段日子,我就发现住这里的同伴们每天早上听完大哥的讲话后,就匆匆出门了,到了晚上,大家陆陆续续同来了。有的掏出钱,有的掏出手机、项链,统统交到大哥手里,随后,大哥就把一个个小小的塑料包分给他们,塑料包里是白色的粉末。拿到塑料包后,他们急忙躲到旮旯里去了……
一天,大哥拿着针管要给我打针,我说自己没病,他却说扎这个可舒服了,就像闹着玩似的,我被扎了一针,一阵难受和恶心之后,我把吃下的东两全吐了出来。后来我才听屋内的伙伴私下里讲,大哥给我打的是海洛因。
第二天,大哥拿出一次性注射器和一小包白色粉末,又要给我打针。我推脱说打这玩意儿难受,大哥却说习惯了享受着呢,打完这个下次给你弄点更好的。我看其他同伴都相互帮忙打针,没有再反抗。可还是难受,头晕、出汗、淌眼泪,嗓子眼有说不清的异味。大哥说这是正常的反应,再打几针就好了。第三天,大哥给我打了第二三针,我迷迷糊糊躺下了,感觉自己像在飘一样,想什么眼前就出现什么……大哥说我找到感觉了,可以尽情享受了。
扎了几针后,我就上瘾了,只要不扎,所有的关节、骨缝就痛痒无比,有时恨不得把自己的手指插到地缝里。这时大哥却不轻易给我打针了,我像屋子里的其他人一样,被分出去上街干活儿,也就是偷、抢,没办法,为了晚上回来能“飘”上一回,白天我和伙伴们偷不着就明着抢,回来把当天的战果交给大哥换些白粉。有时候在外忙活了一天什么也没弄着,这时望着其他人在“飘”,那种滋味是最难受的,为了扎上针,有时晚上回来后还要出去“加班”。
这样的日子,过了有半年。后来实在无法忍受大哥的控制,趁他不备,我和5个伙伴在广州火车站偷偷爬上了回家的列车。
离开了大哥,我们只有自己想办法去弄粉了。
白天,凭着那半年学会的“本事”,我们在人流密集的火车站“干活”,筹集吸粉的钱,打听谁在卖粉,然后就直接去他们经常活动的地点要货。交易起初在白天,来来往往的人多,我们通过“握手”、把东西装进烟盒、似装借火拿货给钱。慢慢地次数多了,觉得这样既麻烦又不安全,于是就和他们约好地点,每天凌晨三四点去“取货”。
那时候自己整个人完全被毒品控制了。每天早晨睁开眼睛,首先想到的就是怎么去弄来毒品。想尽各种方法弄来毒品吸,每次吸完后都觉得晕晕的,随便找个地方就睡觉,醒来后又想着怎么去弄“货”。从镜子里,看到那个已经瘦成皮包骨头的自己,我开始感到害怕,告诫自己不能再吸了。可每次一听到“毒品”二字,我还是忍不住,把一切恐惧都忘得一干二净。
那天,我像往常一样出去买货,和卖货人事先约定了交货地点。晚上8点,来到约好的立交桥下,等了好长时间不见人来。到了晚上9点多,突然过来两个人,问我在干什么,我说在等人,他们当场就把我抓了。后来,我才知道约好卖货的人,一个小时前已被警方抓获。第二天凌晨2点多,我被送进了戒毒所。
看着这儿一扇扇的铁门和一张张的铁窗,我知道自己做错了,碰了根本就不该碰的东西,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我开始后悔当初为什么要从家出来,后悔为什么要听信坏人的话……
允许给家里打电话了。我颤抖地拨通了家里的电话号码,接电话的是伯父。我当时来不及哭。告诉伯父我被送进了戒毒所,伯父惊呆了,一句话也没说。
第二天,妈妈和伯父来了,我和妈妈坐在相隔两米多的凳子上,猛然问才发现妈的头发白了好多,好像一下子老了。
妈看着我,一直在哭,我的心里有说不出的后悔和难受。伯父告诉我,当知道我被抓进戒毒所时,妈当场就晕倒了。
时问到了,看着伯父搀着一直在哭的妈妈,蹒跚着走出去,我哭了,后悔,自责……我认识到自己的任性和错误,可付出的代价却是这样的沉重。
我是地道的农村孩子。在家里排行老三,是唯一的男孩,自然很得家人的宠爱。爸爸喜欢喝酒赌钱,一碰到输了钱或是不顺心,他就变成了魔头,一回到家就对妈妈非打即骂,摔板凳砸碗,在一旁怯生生的我只好拽住妈妈的衣角朝外跑。我也难免挨爸爸的揍。那时候我不知道别人家的孩子是怎么过的,家对于我来说没有什么感觉,每次在外和小伙伴玩到天黑,小伙伴的父母喊他们回家吃饭时我最难受,我担心的不是没有饭吃,而是害怕进屋后再次听到父母的争吵。那时我最喜欢白天,因为可以与小伙伴在田间地头捉蚂蚱、扑蝴蝶……
到了上学的年龄,我被送到村小学读书。学习成绩不好,也不是班里最差的。浑浑噩噩混到毕业,升入初中。
初一下学期,我所在的村中学实行了一次分班,我被分到了差班,就好像被判了死刑一样,破罐子破摔,从那之后,我一天到晚只知道疯玩,到初二,逃课成了家常使饭。每周20多节课,我只上一两堂政治课,只因为很怕教这门课的教导处主任。
逃课的多数时间,我在网吧里。我们差班的男生喜欢拉帮结派,我们这一派人多,有四十几个,都是同一个村的小学同学。我们一起逃课,一起去网吧,感情很好。
帮派需要有一笔运营资金用以支付弟兄们外出时的花费,有一个说话比较算数的人负责管钱。我们每个人要配一把刀和一支钢管,每周要交给他20元钱。
每周20元的“经费”对我来说,是笔不小的数目,爸妈每天只给两元,幸好爷爷最疼我这个唯一的男孙,每天给我5元。
总是和弟兄们混在一块,我学会了讲江湖义气。打架是我这一生做的第一件坏事,当时觉得为兄弟出头,威风!记得第一次打架,我们50多人手持钢管气势汹汹地跑到别人的地盘上去挑衅,结果打得两败俱伤。我也怕事,但要是不去的话,别人会骂你不讲义气,死要面子的我,自然要去。
初二下学期,我们班七个同学打了邻班的同学,被学校开除了校籍。一贯宠我的妈妈动手狠狠地打了我一顿,我的心都灰了,觉得家再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一个同学说想到省城闯荡,我偷偷和同学一起爬上了开往省城的火车。
第一次见到高楼大厦,接触到了许多新鲜事物,认识了一些经历类似的流浪者,我和他们结为哥们儿,嘴里叼着烟卷游走在大街上热闹的地方。好烟抽不起。就抽那种一两元一包的假中华,尽管是假的,但拿出来感觉有派!买烟的钱是帮人卖盒饭、捡破烂挣的,有时还在晚上撬开烟亭偷烟……火车站候车室、附近的录像厅是我和兄弟们的宾馆,天天听着站前大钟的声音过日子。
那些日子,通过一个哥们儿,我认识了一位40多岁的“大哥”。入冬时,大哥说广州暖和,要带我们去那里旅游。于是,我跟随他来到广州,和一些十来岁的孩子一起,住在一间杂乱不堪的大房子里。
住了一段日子,我就发现住这里的同伴们每天早上听完大哥的讲话后,就匆匆出门了,到了晚上,大家陆陆续续同来了。有的掏出钱,有的掏出手机、项链,统统交到大哥手里,随后,大哥就把一个个小小的塑料包分给他们,塑料包里是白色的粉末。拿到塑料包后,他们急忙躲到旮旯里去了……
一天,大哥拿着针管要给我打针,我说自己没病,他却说扎这个可舒服了,就像闹着玩似的,我被扎了一针,一阵难受和恶心之后,我把吃下的东两全吐了出来。后来我才听屋内的伙伴私下里讲,大哥给我打的是海洛因。
第二天,大哥拿出一次性注射器和一小包白色粉末,又要给我打针。我推脱说打这玩意儿难受,大哥却说习惯了享受着呢,打完这个下次给你弄点更好的。我看其他同伴都相互帮忙打针,没有再反抗。可还是难受,头晕、出汗、淌眼泪,嗓子眼有说不清的异味。大哥说这是正常的反应,再打几针就好了。第三天,大哥给我打了第二三针,我迷迷糊糊躺下了,感觉自己像在飘一样,想什么眼前就出现什么……大哥说我找到感觉了,可以尽情享受了。
扎了几针后,我就上瘾了,只要不扎,所有的关节、骨缝就痛痒无比,有时恨不得把自己的手指插到地缝里。这时大哥却不轻易给我打针了,我像屋子里的其他人一样,被分出去上街干活儿,也就是偷、抢,没办法,为了晚上回来能“飘”上一回,白天我和伙伴们偷不着就明着抢,回来把当天的战果交给大哥换些白粉。有时候在外忙活了一天什么也没弄着,这时望着其他人在“飘”,那种滋味是最难受的,为了扎上针,有时晚上回来后还要出去“加班”。
这样的日子,过了有半年。后来实在无法忍受大哥的控制,趁他不备,我和5个伙伴在广州火车站偷偷爬上了回家的列车。
离开了大哥,我们只有自己想办法去弄粉了。
白天,凭着那半年学会的“本事”,我们在人流密集的火车站“干活”,筹集吸粉的钱,打听谁在卖粉,然后就直接去他们经常活动的地点要货。交易起初在白天,来来往往的人多,我们通过“握手”、把东西装进烟盒、似装借火拿货给钱。慢慢地次数多了,觉得这样既麻烦又不安全,于是就和他们约好地点,每天凌晨三四点去“取货”。
那时候自己整个人完全被毒品控制了。每天早晨睁开眼睛,首先想到的就是怎么去弄来毒品。想尽各种方法弄来毒品吸,每次吸完后都觉得晕晕的,随便找个地方就睡觉,醒来后又想着怎么去弄“货”。从镜子里,看到那个已经瘦成皮包骨头的自己,我开始感到害怕,告诫自己不能再吸了。可每次一听到“毒品”二字,我还是忍不住,把一切恐惧都忘得一干二净。
那天,我像往常一样出去买货,和卖货人事先约定了交货地点。晚上8点,来到约好的立交桥下,等了好长时间不见人来。到了晚上9点多,突然过来两个人,问我在干什么,我说在等人,他们当场就把我抓了。后来,我才知道约好卖货的人,一个小时前已被警方抓获。第二天凌晨2点多,我被送进了戒毒所。
看着这儿一扇扇的铁门和一张张的铁窗,我知道自己做错了,碰了根本就不该碰的东西,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我开始后悔当初为什么要从家出来,后悔为什么要听信坏人的话……
允许给家里打电话了。我颤抖地拨通了家里的电话号码,接电话的是伯父。我当时来不及哭。告诉伯父我被送进了戒毒所,伯父惊呆了,一句话也没说。
第二天,妈妈和伯父来了,我和妈妈坐在相隔两米多的凳子上,猛然问才发现妈的头发白了好多,好像一下子老了。
妈看着我,一直在哭,我的心里有说不出的后悔和难受。伯父告诉我,当知道我被抓进戒毒所时,妈当场就晕倒了。
时问到了,看着伯父搀着一直在哭的妈妈,蹒跚着走出去,我哭了,后悔,自责……我认识到自己的任性和错误,可付出的代价却是这样的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