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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1月17日，天冷，小雨，北京西单大木仓胡同37号，十几个中年男女手举“我要高考”的A4纸，默默挺立在教育部门口，在警察的警戒下，向教育部递交了一份“请愿书”：“希望取消高考和招生工作中的户籍限制，建议依据学籍和父母经常居住地等标准来认定高考报名资格。”
他们代表了在北京的这样一群人：外来者，在首都纳税、工作、定居多年，不少人有着体面的工作，有房有车……同时，他们还有一个相同的身份——父亲或母亲。
河南人岳学刚合上刊登有这篇新闻的报纸，心下五味杂陈。如果他几年前未在天津买房，一家四口没有选择在这个离北京最近的城市落户，或许几年后，他就是这群人中的一员。即便有些窃幸，可他内心深处那颗叫做北京户口的龋齿，却始终无法拔除，每一个敏感时期都在隐隐作痛。
外乡人在北京
2011年12月10日，是岳学刚和妻子蔡春玲结婚十周年纪念日，两人原本约好去天津的一家泰国餐厅吃饭，没想到，在北京的岳学刚被一个电子信息发布会拖住了，回不了天津。好不容易应酬完时，已是11日的凌晨了，疲惫的他一边揉着红肿的双眼，一边找了一个僻静的角落给妻子打电话。
电话那头是妻子的低泣声，岳学刚没敢再吱声，只点燃一支烟，闷闷地抽着。妻子是有理由生气的，平时她一个人带两个孩子就算了，可这样重大的日子还是不能陪她，换谁谁不生气？可他也委屈和无奈，生活压力大，他不拼，一家大小的日子怎么过？
岳学刚今年35岁，是河南封丘县蒋村人，1992年，高中毕业后来到北京，在一所名叫京桥大学的民办大学就读药剂专业。1994年，他大学毕业，留在北京，在一家台资电子企业里工作，月薪500元。
当时，他租住在北京西二环附近的地下室，月租120元，十来平方米的面积，没有窗户，夏天的床垫永远是潮湿的，空气里弥漫着发霉的味道。深夜，隔壁恋人发出或压抑或释放的床战声，经常让他彻夜难眠。
1996年，电子产品开始在中国大陆兴起，岳学刚瞄准了这个商机，果断地在海龙电子城租了一个摊位做电脑组装，生意异常红火。不久，他又在太平洋电子城租了一个摊位。“那会电脑的利润很高，一台电脑就能赚2000元左右。”
掘到人生第一桶金后，他快速地搬离了地下室，租住在一栋高档社区里。
30个外招名额
2001年12月10日，岳学刚和相恋7年的大学同学、封丘同乡蔡春玲结婚。这一年，他在北京回龙观买了一套98平方米、三室两厅的商品房。由于没有北京户口，他买不了经济适用房，买房时还比北京本地人贵了800多元一平方米。
老家人得知他在北京买了房子，满是羡慕，纷纷夸他有出息，是城里人了。岳学刚很是得意了一段日子。
这样的日子在岳学刚儿子两岁时戛然而止。
2005年8月的一天，他领着儿子岳非到回龙观片区一所公办幼儿园报名，学校老师一口回绝他，“我们不接收没有北京户口的孩子。”岳学刚有些生气，“你们不是说交借读费就可以读吗？”老师上下打量他，“那也得排号，我们只有30个外招名额。”岳学刚从老师眼中读出了被看轻的意味，他愤愤然拉着儿子回了家。
“北京孩子如果挑学校虽然一样要交赞助费，但外地的孩子即使有钱，也没地方交。”岳学刚一脸不平，“就算上了学，孩子将来高考还是只能回到户籍所在地高考。可各地学校的教材不一样，这不等于把孩子给毁了吗？”
岳学刚把自己的苦恼向朋友们诉说，没想到大家的境况都一样，一个长沙的朋友说他已留了一个“后手”。他在长沙买了个小户型，以后万一孩子在北京上不了高中，没法高考，就想办法把户口搞到长沙。
其实，他们身后，是40万的非京籍学生家长。对他们而言，车辆限购、保障房等诸多方面的福利歧视尚可忍耐，而在孩子教育方面，却表现了更大的勇气和执拗。
有时，勇气和执拗未必能改变现实。岳学刚最后还是把儿子送进了自家小区的民办幼儿园。岳学刚有种无力感，还有对未来和这个社会的怀疑。有时，他也问自己：难道一个人的身份，真的从一出生开始就影响并左右你和你的下一代？
他也曾考虑过落户北京，只是无法实现。他说，想成为北京人，要么是大学毕业带着户口进入国营企业；要么是父母一方是北京户口的，“当初买房时，我也打听到在京郊一些地方买房可以落户北京，但几乎不能兑现。”
移居天津
2007年，天上突然掉下来一个机会。一位在天津工作的河南老乡告诉他，只要买了天津市南开区某小区的房子，就可以落户天津。岳学刚很兴奋，当天就开车去天津看房。“房子挨着南开大学，我当即就决定买一套130平方米的房子。”他说这是他被迫做出的最英明的决策。
岳学刚一家大小的户口很快都落在了天津，办理完手续，他兴奋地领着一大家子在外狠撮了一顿。
以前回老家，老家人一听说他要回去，都会跟他父母打听是哪天，然后在村头聚集，东家送点鸡蛋，西家送点黄豆，个个都想跟他攀点交情，让他把他们家的孩子带出去见见世面，“虽然每次我都拍着胸脯说好，但我的心是虚的，如今成了城里人，心态就不一样，说话的底气就更足了。”岳学刚说，以前户口在老家时，想出国旅行还得跑回老家办理护照，实在很不方便。
2008年年初，岳学刚在天津的一家电子城租了一个摊位，开始在天津经营电子产品，蔡春玲则带着5岁的儿子和2岁的女儿在北京生活，然后照顾北京的生意。一家人开始两地分居。
2009年8月，一家人又互换了地儿，由于两个孩子要上学，蔡春玲就带着孩子住在天津，然后打理天津的生意。岳学刚又回到北京，继续两地奔波。
看似有了一个稳定的家，但他连孩子生病发烧都无暇照顾，这让妻子蔡春玲很不满。岳非患急性肺炎那次，蔡春玲哭着给他打电话，问怎么办？一时心急的他没好气说，“找医生啊，我这么远，我能怎么办？”蔡春玲也火了，大骂他在北京逍遥快乐，家里大小事都不管，撂下电话，一个月都不理他。岳学刚苦笑，“都是被生活给逼的。”
当地人，外地人
岳学刚内心是喜欢北京的，他说北京是一个相融性很强的城市，“在这里居住的有近50%的人不是北京人，但他们在这里生活得很好，只有看到医疗、购房、教育上的本外差别时，才让你感觉你只是一个外来者。没有人歧视你，但自己会跟自己过不去，会歧视自己。”
北京开放了30年，至今也只有公交“一卡通”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开放，“孩子不能参加医保，外地人烧煤气98元一罐，北京市民40元一罐。现在又开始限制买车买房……”在他眼里，这个首都越来越傲慢了。
北京户口到底价值几何？一则曾广为流传的段子就可看出：“北京同学来电，兴奋地说因为限购房政策，他的北京户口值钱了!买不了的外地人，先跟他假结婚，然后贷款买房，再离婚，他收房款1%作为安置费。他兴奋地说顺利的话今年可以结6次婚，娶6个媳妇。末了他感慨：做北京人，太幸福了！”
这或许是大多数外地人逃离北京的无奈理由。这座曾以包容著称的城市被彻底分成两个群体：当地人，外地人。
说到将来，岳学刚一脸茫然，对这个一家之主来说，两地分居、无法照顾家庭的纠结，不是一天两天就
能解开的难题。
他们代表了在北京的这样一群人：外来者，在首都纳税、工作、定居多年，不少人有着体面的工作，有房有车……同时，他们还有一个相同的身份——父亲或母亲。
河南人岳学刚合上刊登有这篇新闻的报纸，心下五味杂陈。如果他几年前未在天津买房，一家四口没有选择在这个离北京最近的城市落户，或许几年后，他就是这群人中的一员。即便有些窃幸，可他内心深处那颗叫做北京户口的龋齿，却始终无法拔除，每一个敏感时期都在隐隐作痛。
外乡人在北京
2011年12月10日，是岳学刚和妻子蔡春玲结婚十周年纪念日，两人原本约好去天津的一家泰国餐厅吃饭，没想到，在北京的岳学刚被一个电子信息发布会拖住了，回不了天津。好不容易应酬完时，已是11日的凌晨了，疲惫的他一边揉着红肿的双眼，一边找了一个僻静的角落给妻子打电话。
电话那头是妻子的低泣声，岳学刚没敢再吱声，只点燃一支烟，闷闷地抽着。妻子是有理由生气的，平时她一个人带两个孩子就算了，可这样重大的日子还是不能陪她，换谁谁不生气？可他也委屈和无奈，生活压力大，他不拼，一家大小的日子怎么过？
岳学刚今年35岁，是河南封丘县蒋村人，1992年，高中毕业后来到北京，在一所名叫京桥大学的民办大学就读药剂专业。1994年，他大学毕业，留在北京，在一家台资电子企业里工作，月薪500元。
当时，他租住在北京西二环附近的地下室，月租120元，十来平方米的面积，没有窗户，夏天的床垫永远是潮湿的，空气里弥漫着发霉的味道。深夜，隔壁恋人发出或压抑或释放的床战声，经常让他彻夜难眠。
1996年，电子产品开始在中国大陆兴起，岳学刚瞄准了这个商机，果断地在海龙电子城租了一个摊位做电脑组装，生意异常红火。不久，他又在太平洋电子城租了一个摊位。“那会电脑的利润很高，一台电脑就能赚2000元左右。”
掘到人生第一桶金后，他快速地搬离了地下室，租住在一栋高档社区里。
30个外招名额
2001年12月10日，岳学刚和相恋7年的大学同学、封丘同乡蔡春玲结婚。这一年，他在北京回龙观买了一套98平方米、三室两厅的商品房。由于没有北京户口，他买不了经济适用房，买房时还比北京本地人贵了800多元一平方米。
老家人得知他在北京买了房子，满是羡慕，纷纷夸他有出息，是城里人了。岳学刚很是得意了一段日子。
这样的日子在岳学刚儿子两岁时戛然而止。
2005年8月的一天，他领着儿子岳非到回龙观片区一所公办幼儿园报名，学校老师一口回绝他，“我们不接收没有北京户口的孩子。”岳学刚有些生气，“你们不是说交借读费就可以读吗？”老师上下打量他，“那也得排号，我们只有30个外招名额。”岳学刚从老师眼中读出了被看轻的意味，他愤愤然拉着儿子回了家。
“北京孩子如果挑学校虽然一样要交赞助费，但外地的孩子即使有钱，也没地方交。”岳学刚一脸不平，“就算上了学，孩子将来高考还是只能回到户籍所在地高考。可各地学校的教材不一样，这不等于把孩子给毁了吗？”
岳学刚把自己的苦恼向朋友们诉说，没想到大家的境况都一样，一个长沙的朋友说他已留了一个“后手”。他在长沙买了个小户型，以后万一孩子在北京上不了高中，没法高考，就想办法把户口搞到长沙。
其实，他们身后，是40万的非京籍学生家长。对他们而言，车辆限购、保障房等诸多方面的福利歧视尚可忍耐，而在孩子教育方面，却表现了更大的勇气和执拗。
有时，勇气和执拗未必能改变现实。岳学刚最后还是把儿子送进了自家小区的民办幼儿园。岳学刚有种无力感，还有对未来和这个社会的怀疑。有时，他也问自己：难道一个人的身份，真的从一出生开始就影响并左右你和你的下一代？
他也曾考虑过落户北京，只是无法实现。他说，想成为北京人，要么是大学毕业带着户口进入国营企业；要么是父母一方是北京户口的，“当初买房时，我也打听到在京郊一些地方买房可以落户北京，但几乎不能兑现。”
移居天津
2007年，天上突然掉下来一个机会。一位在天津工作的河南老乡告诉他，只要买了天津市南开区某小区的房子，就可以落户天津。岳学刚很兴奋，当天就开车去天津看房。“房子挨着南开大学，我当即就决定买一套130平方米的房子。”他说这是他被迫做出的最英明的决策。
岳学刚一家大小的户口很快都落在了天津，办理完手续，他兴奋地领着一大家子在外狠撮了一顿。
以前回老家，老家人一听说他要回去，都会跟他父母打听是哪天，然后在村头聚集，东家送点鸡蛋，西家送点黄豆，个个都想跟他攀点交情，让他把他们家的孩子带出去见见世面，“虽然每次我都拍着胸脯说好，但我的心是虚的，如今成了城里人，心态就不一样，说话的底气就更足了。”岳学刚说，以前户口在老家时，想出国旅行还得跑回老家办理护照，实在很不方便。
2008年年初，岳学刚在天津的一家电子城租了一个摊位，开始在天津经营电子产品，蔡春玲则带着5岁的儿子和2岁的女儿在北京生活，然后照顾北京的生意。一家人开始两地分居。
2009年8月，一家人又互换了地儿，由于两个孩子要上学，蔡春玲就带着孩子住在天津，然后打理天津的生意。岳学刚又回到北京，继续两地奔波。
看似有了一个稳定的家，但他连孩子生病发烧都无暇照顾，这让妻子蔡春玲很不满。岳非患急性肺炎那次，蔡春玲哭着给他打电话，问怎么办？一时心急的他没好气说，“找医生啊，我这么远，我能怎么办？”蔡春玲也火了，大骂他在北京逍遥快乐，家里大小事都不管，撂下电话，一个月都不理他。岳学刚苦笑，“都是被生活给逼的。”
当地人，外地人
岳学刚内心是喜欢北京的，他说北京是一个相融性很强的城市，“在这里居住的有近50%的人不是北京人，但他们在这里生活得很好，只有看到医疗、购房、教育上的本外差别时，才让你感觉你只是一个外来者。没有人歧视你，但自己会跟自己过不去，会歧视自己。”
北京开放了30年，至今也只有公交“一卡通”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开放，“孩子不能参加医保，外地人烧煤气98元一罐，北京市民40元一罐。现在又开始限制买车买房……”在他眼里，这个首都越来越傲慢了。
北京户口到底价值几何？一则曾广为流传的段子就可看出：“北京同学来电，兴奋地说因为限购房政策，他的北京户口值钱了!买不了的外地人，先跟他假结婚，然后贷款买房，再离婚，他收房款1%作为安置费。他兴奋地说顺利的话今年可以结6次婚，娶6个媳妇。末了他感慨：做北京人，太幸福了！”
这或许是大多数外地人逃离北京的无奈理由。这座曾以包容著称的城市被彻底分成两个群体：当地人，外地人。
说到将来，岳学刚一脸茫然，对这个一家之主来说，两地分居、无法照顾家庭的纠结，不是一天两天就
能解开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