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被世界公认为是一个富有创意的社会，“日本制造”在短短几十年里升级到“日本创造”令很多人惊讶。“日本创造”从何而来，对中国来说值得借鉴。
　　在日语里，“做东西”这个词与“制造”的意思有很大不同。这个词更强调动手与经验性，包含不可言传的技术秘诀的意味。笔者去过一些日本小学、中学，那些学校都设有“动手”教室。学生可在那里做木工、设计、绘画甚至做陶器。这种强调动手、强调“做东西”的意识渗透于日本社会。日本政府以及舆论总是呼吁要重视“做东西”的传统，政府还拨出很多预算研究这个问题。为了不让传统丧失，日本甚至建了一所“做东西”大学。
　　在日本人看来，自己国家的竞争力很大程度来自于“做东西”。他们认为，这种生产是建立在师徒传承、长期现场工作的基础之上的。一位来往于中日之间做电子元件生意的中国人曾对笔者说，日本人使用的机器国内都有，但是我们却造不出日本那样精密的元件。笔者问为什么，他回答：“准确地说，不是造不出来，而是废品率太高。假如中国不计成本的话，可以制造，但要是想进行大量生产，其实还是日本的便宜。”日本人的动手能力其实为创意的实现提供了保障。而且，日本这种“做东西”的传统中，本身就存在着一种对创意的不懈追求和对产品精益求精的要求。
　　日本产业中的创意，不是凭空的，而是依靠组织力量、依靠代代传承与积累。在日本公司之中，存在一种集团文化。他们常常为了一件我们看来很小的事情，展开充分的讨论，集中大家的智慧，收集各种信息，评估预测各种结果。在20世纪90年代初，为了应对经济危机，日本很多公司都大量裁减人员。那时，丰田汽车也遇到困难，但是，这家公司虽然关闭了生产线，但没有裁员，而是把富余的人员集中起来，让他们出主意，为公司节约开支。其实，有的建议也许在别人看来微不足道，甚至有些可笑，但没有一个人会嘲笑这种意见。公司对每个员工的意见都十分重视，集合大家的智慧。
　　在日本，不论学生俱乐部或是产业组织，其创意活动的基础是团体。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不应去做全才，而是要钻研很小的一个部分。日本的专家极专，他们常常研究一个非常微小的题目，并为此竭其一生。他们个人的想法，往往最后都作为集体智慧表现出来。这种集团智慧，极大地增强了日本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强调“现场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日本创意的产生。日本企业的研究能力远远超过大学，这不仅是因为企业资金丰厚，而且在于企业科研人员的“现场主义”精神。例如，田中耕一在获得诺贝尔奖前，仅是岛津制作所一个普通的技术员。获奖之前，他一直在公司实验室内，获奖之后，他仍然坚持在实验室工作。他相信，现场是灵感与创造的源泉。像田中耕一这样的研究者，在日本还有很多。他们终身如一，在同一公司、同一专业、同一方向探索。他们的日常工作缺乏变化乃至枯燥，但是，日本社会尊敬这种有技术的专家。日本公司认为，只有维护这些人的忠诚心，技术才能保存与传承。
　　“现场主义”强调应把最好的待遇提供给在一线工作的人员。在日本社会，仅仅有钱是不能赢得他人尊敬的。因为日本人觉得，他们的国家没有资源，国家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技术进步上。日本很多所谓“白领”，其实工资很低，远不如在现场工作的技术专家。在很多实践领域，日本企业给技术工人的待遇很高，这些人很多仅是高中毕业，但他们经过10年甚至20年的努力，变成高级技术工人，在长期现场实践中，攻克技术难题、掌握高端技术。尽管他们在狭窄的工厂工作，但生产的产品却在世界上畅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