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不少“中概股”在美国市场遭遇大大小小的麻烦侵扰时，拼多多则在日前以昂首挺胸进入纳斯达克100指数的惊艳形象放大了自己一骑绝尘的存在。数据显示，相比于19美元的发行价，拼多多股价自两年前上市以来已经狂飙四倍之多，总市值超过1160亿美元，创始人黄峥也以454亿美金身家超越马云成为2020年福布斯榜单中的中国第二大富豪。
　　与拼多多隔空同频率共振的是在香港上市的海底捞。同样是上市仅两年多的时间，海底捞从17.8港元的发行价起步，一路劲升创出股价历史最高，区间涨幅达到了惊人的153%，市值跃至2374亿港元，受到影响，海底捞创始人张勇的身价也叠增到1470亿港元，结结实实地坐稳了福布斯2020富豪榜上新加坡（张勇已移民新加坡）的首富位置。
　　为什么拼多多与海底捞能够成为行业翘楚？又为什么财富之神宠幸了黄铮与张勇？而且一个是线上电商平台，一个是线下餐饮企业，拼多多与海底捞的细胞基因不同，商业模式各异，融资场所也是相距千山万水，将二者捆绑在一起进行比较分析看上去的确有些牵强附会，然而，简单地盘点与随意性梳理便可不难发现，拼多多与海底捞竟有着异曲同工的操盘打法，技术路线更是表现出惊人的相似。
　　拼拼多覆盖的主要是四五线城市以广大的农村乡镇地区的用户群体，从创始之日起黄铮就将巩固“下沉之王”地位作为企业需要持久淬炼的基本功;海底捞起步时虽然发生过主打成都、西安甚至北京等一二线城市的路径偏差，但最近五年却明显地将重心转向三线以下城市，分布于中国大陆的716家门店中，一线城市只有190家，三线以下城市门店数在去年全年同比增长65%，而二线以上城市不到60%。
　　进一步细分用户可以看到，拼多多的最主流用户来自大学生，占比为63%，而且大学生依旧是拼多多重点向上拓展的代表性用户，据此拼多多不断通过“种水果”、“分享免费拿”等趣味消费体验黏合与激发大学生群体的需求。同样，海底捞也对大学生钟爱有加，特别推出的下午场优惠和午夜场优惠等大学生错峰优惠活动让大学生乐此不彼，而来自艾瑞咨询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海底捞成为大学生最喜欢的火锅品牌，喜欢的主要原因就是海底捞推出的高校学生优惠折扣活动。如今，海底捞的客群逐渐被大学生、年轻人所替代，海底捞在顾客心目中“去高端”而趋向大众化的色彩越来越分明。
　　低价是拼多多的最大亮点，千元以上的全自动洗衣机只需360多元，数千元的1.5匹单冷式移动空调999元可以拿走，哪怕是国内市场27万元一台的Model 3，拼多多也要削价2万多元卖给消费者，且虽然特斯拉对此满脸不屑还明确“拒付”，但拼多多低价让利用户却是铁心难移，至于一元购拖鞋、一元购皮带、一元购牙刷等在其他网购平台不可思议的现象，拼多多更是可以籍此让用户体验到尖叫。形似而神似。今年以来海底捞推出了十八汆、捞派有面儿、佰麸私房面等多家快餐副牌，其中北京的“十八汆”均价只要9.9元、成都的捞派有面儿特色凉面仅售2.99元、郑州的佰麸均价仅为7元;此外，海底捞还布局了“开饭了”、“哇哦”、“好好吃饭”等低端零售品牌，目标客户锁定的就是大学生等刚需人群。
　　回过头去看，虽然说四五线城市甚至农村乡镇绝对算不上是贫穷地区，但一定不是富人阔佬们的居住大本营，中产阶层人数恐怕也是屈指可数，同时人均收入与绝大多数个体绝对收入一定会显著落后于一二三线城市;同样，每年进校的数十万大学生都需要父母供养接济，一元钱也要掰出两半花，离真正的财务自由更是相差十万八千里。因此，四五线城市居民以及大学生等群体的消费行为就有着更明显的性价比诉求，他们不仅对价格表现出较高的敏感度，同时也会货比三家。但必须看到，即使不包括农村乡镇，全国超200个的四五线城市也是一个人口接近2亿的巨大市场，同时四五线城市居民收入与三线以上城市居民收入的差距也在逐步缩小，两方面动因显示着四五线城市的消费潜力;同理，大学生更代表着消费的未来，毕业加入社会后财务状况的改善决定了他们是最容易发生消费迁移升级的群体，只要商家跟紧与契合群体需求，大学生们照样能够作为忠诚客户滞留在原有消费场景之内。
　　至此，关于拼多多与海底捞大踏步超速繁盛的秘籍，我们也许可以管窥到一二。作为始终盯住市场的企业家们，他们表现出的商业嗅觉无疑会比常人更加的敏感，并善于从宏观趋势和微观情绪的变动中发现与捕捉到商业切入口，而拼多多的黄铮与海底捞的张勇，他们则不约而同地发现了低收入阶层与众多穷人身上的商机，并针对这类消费者的偏好进行透彻解剖与精准画像，继而带出了“穷人经济”的商业景观;而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抓住的不仅仅是“穷人经济”的今天，还有可以期待的“穷人经济”明天。
　　当然，正如四五线城市与农村乡镇并不是贫穷地区的代名词一样，一线城市也不唯是富裕阶层包打天下，其流光十色的背后还分布着大量的低收入阶层与穷人群体。北京师范大学的研究报告表明，当下中国月收入在1090元以下的人数高达6亿，月收入2000元以下的人数有9.64亿人。此外，我国目前还有7亿人背负着债务，其中近42%都發生了逾期，另有超过570万人被列为失信执行人的黑名单。穷虽然还没有成为一种全民焦虑，但“哭穷”可能已经成为一个群体的解压式自嘲。
　　实际上，穷固然能通过努力转为富，但更容易因许多意外而雪上加霜，并且穷人群体还会因此而扩容。一场残酷的新冠肺炎覆压下来，企业倒闭破产不在少数，全球与国内因此丢了工作与饭碗的人更是多如牛毛，别的不说，仅在北京，疫情发生后不到两个月时间，专车司机从原有的14万人猛增到37万，而自疫情好转复工以来，国内外卖骑手数量更是净增60万人之众，这些人三成来自于餐饮、旅游等服务业，四成来自于制造业失业的工人，两成来自于破产的老板们，虽然新的职业可以对他们原有收入形成替代，但收入的减少却是大概率的事情，而且也很难保证边际收入不发生递减，而在收入逼仄困境的压力下，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减少消费，或者怎样让消费变得更经济与更实惠。
　　不得不强调的是，侵蚀人们工作与收入的同时，新冠肺炎疫情也在深度与广度上改变了民众的支出偏好。原先动辄走进餐厅豪饮暴食改为习惯性在家下厨做饭;先前动辄透支挥霍改为谨慎量入而出;原先追求穿金戴银改为关注油盐酱醋;先前那些需求弹性高的商品总是令人趋之若鹜，如今许多需求弹性低的商品开始让人流连忘返。疫情重塑了公众对财富的认知，也重建了个人与家庭的消费体系。而这也就是为什么A股市场上“一瓶酱油”比“一桶石油”更值钱、“一包榨菜”牛于“一壶白酒”的归因所在。
　　当然，如果说新冠疫情带给人们消费行为的影响是阶段性的，那么“低欲望群体”的出现甚至壮大却具有连续性和不可逆转性。神奇的互联网让很多年轻人的消费欲望变得越来越低，宅家便可工作，居家能够玩游戏，不需要出门还能受到家服务。工作与生活方式的改变令许多人每天不需要朝九晚五的打卡上班，也不需要应付各种交际场合，于是服装与首饰等失去了观赏价值，出行也变得不是非需不可，甚至对食物的要求也没有从前那样讲究。这部分群体中的许多人虽然不能称为“穷人”，但对待价格敏感性以及物品实用性表现出的态度，却有着如同“穷人”一样的高度，自然也就构成了托起“穷人经济”的一方力量。
　　因此，对于企业而言，不妨借鉴与学习一下拼多多与海底捞，移位到因“穷”而变和据“穷”而思的新商业赛道之上。必须明确，这个折叠的世界上，低收入阶层或者穷人永远会多于高收入阶层与富人群体，而且经济学早已告诉我们，“穷人”对非耐用性与弹性系数低的生活品需求在边际上只会增强而不会削弱，同时众多消费者对价格都会保持着持续性和一致性的高敏感度，因此企业必须在细分市场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分产品，有针对性地调整与优化生产与销售准星，同时通过商业并购、品牌连锁以及股权合作等方式打通供求产业链，锻造与取得开发低价质优产品的成本优势，并最终惠及自己，诚如松下幸之助所言：“我们要把人民群众喜欢的商品做得像自来水一样便宜，越便宜它就对企业的发展更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