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以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构成的二十国集团(G20)第二次峰会将于2009年4月2日在伦敦举行。随着会议日期的临近，重建全球金融体系和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金融机构的呼声再起。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会议召开前夕，美国总统奥巴马一面为美国此前的经济政策辩护，宣称“自由市场并未失败”，一面又意有所指地对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此前提出的创立一种长远可取代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的建议进行了回应，认为目前没有这个必要。颇有在会议召开之前，为美国已经动摇的全球经济霸主地位划定“止损点”的意味。
尽管，改革当前金融体系以使之适应当前国际经济形势的要求，是华盛顿峰会所取得的共识，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诉求。但在如何进行改革，尤其是具体到如何加强金融监管、国际金融机构的决策机制改革，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的本位制改革等问题上，一些国家间还存在较大分歧。欧、美之间在G20金融峰会之前的“隔空火拼”就是这一分歧最有利的佐证。
事实上，此次金融危机虽然动摇了美国全球经济霸主地位，但在当下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却远没有出现“二战”之后那样一个由欣欣向荣的美国，与疲弱不堪的欧洲形成明显强弱对比的局面。金融危机虽然给美国带来巨大冲击，但美国的军事、经济霸主地位并未触及根基。相应地，强势美元的地位尽管暂时受挫，却远远还没到由欧元、日元或某种多元货币体系替代的时候。对于欧洲、日本及中国等国家而言，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之下，立足于本国经济发展，积极稳健地介入国际金融新秩序建设，无疑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最现实的收获。
众所周知，一切国际贸易与金融活动都必须在一定的国际金融秩序下运行，金融秩序的不同影响活动效率的高低。因為，一个有效的国际金融秩序能够有利贸易与资本流动的顺利进行，可以促使贸易利益能够在各国之间均衡地分享、国际收支能够顺利调整、汇率能够维持稳定。而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就在于现行的国际金融市场规则缺失，最终导致全球贸易国之间的利益关系失衡、汇率波动、金融市场流动性缺乏及市场信心丧失。因此，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说，重建国际金融市场秩序是必要的，但还有一个时机的问题。
那么，重建国际金融秩序最为核心的内容是什么？我们又需要建立一个怎样的国际金融新秩序呢？其实，这不仅在于形成一个新的国际组织或根本上改革一个国际组织，关键还在于要改变20世纪以来由发达国家甚至是美国主导整个国际金融市场的现行规则——即让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到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对话和谈判中来，并一起来制定国际金融市场新秩序的游戏规则。只有让绝大多数国家都参与国际金融市场新秩序建立的对话与谈判，参与其游戏规则的制定，才能达到相应利益关系平衡，才是彻底改革现有游戏规则的最好时机。毫不夸张地说，这就是目前建立国际金融市场新秩序最关键的核心。
尽管奥巴马政府曾多次高调宣称：“全球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都应传达采取行动解决全球经济萎缩的决心，单独由几个经济最为强盛的国家采取经济刺激计划，尚不足以拉动全球经济脱离衰退，更多国家需要加入到行动者的行列中来。”但时至今日，一些国际性金融组织在谁手里控制是不言自明的，美政府另外的意图也是路人皆知的。
此次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是房地产泡沫，但在没有一系列所谓的金融产品创新下，把房地产泡沫风险无限放大，次贷危机要想造成对全球市场的动摇性破坏力是不可能的。而这些金融创新把风险无限放大，又在于现行的金融监管制度滞后。也就是说，次贷危机的金融创新早就超出现有金融监管的制度框架。同理，当前国际金融市场许多重大炒作及危机，汇率的巨大波动，无不是所谓金融创新的结果。比如，国际原油及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的大起大落，哪里没有严重炒作的身影？特别是美国的国际金融市场炒作者，借助于其货币霸权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有恃无恐，更是问题所在。因此，国际金融新秩序的确立，不仅在于制定合理有效的金融监管标准、预警系统和风险防范体系，更应把重点放在对发达国家的金融监管体系重新塑造上。
一般来说，国际金融市场秩序作为一种便利国际间贸易与金融活动的游戏规则，多元化的汇率制度及国际资产准备都是它的重要内容。在当前的情况下，各国经济实力不同，适应国际金融市场环境能力也不一样，因此，要允许不同的国家采取不同的汇率制度及政策，而不是经济实力强的国家要求其他国家在汇率制度及汇率改革上做什么或不做什么。特别是一些国家要求另一些国家的货币升值或贬值，这些都是极其荒唐的事情。否则，不同国家的货币是难以在国际货币体系中起到相应作用的。对国际资产准备问题，在当前的条件下，无法重返金本位制度。尽管在布雷顿森体系崩溃之后，美元不再是国际官方认定的价值标准与价值储藏工具，但是由于美国经济自我修正、自我调整的能力以及美元稳定对国际金融市场汇率稳定的重要性依然不可低估，至少在某一阶段美元仍是未来国际货币制度中最为重要的硬通货币。
当然，任何经济繁荣都是建立在实体经济繁荣基础上的，而不仅仅是金融市场。汇率不稳定或国际金融市场不稳定，往往都是实体经济运行不良的结果。因此，如果各国不能很好地控制物价水平、利率及财政预算赤字，从而把自己国内实体经济搞好，那么，国际金融问题就会应运而生。也就是说，各国政府更应努力放在发展国内实体经济上，它是国际金融市场新秩序得以正常运行的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会议召开前夕，美国总统奥巴马一面为美国此前的经济政策辩护，宣称“自由市场并未失败”，一面又意有所指地对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此前提出的创立一种长远可取代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的建议进行了回应，认为目前没有这个必要。颇有在会议召开之前，为美国已经动摇的全球经济霸主地位划定“止损点”的意味。
尽管，改革当前金融体系以使之适应当前国际经济形势的要求，是华盛顿峰会所取得的共识，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诉求。但在如何进行改革，尤其是具体到如何加强金融监管、国际金融机构的决策机制改革，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的本位制改革等问题上，一些国家间还存在较大分歧。欧、美之间在G20金融峰会之前的“隔空火拼”就是这一分歧最有利的佐证。
事实上，此次金融危机虽然动摇了美国全球经济霸主地位，但在当下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却远没有出现“二战”之后那样一个由欣欣向荣的美国，与疲弱不堪的欧洲形成明显强弱对比的局面。金融危机虽然给美国带来巨大冲击，但美国的军事、经济霸主地位并未触及根基。相应地，强势美元的地位尽管暂时受挫，却远远还没到由欧元、日元或某种多元货币体系替代的时候。对于欧洲、日本及中国等国家而言，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之下，立足于本国经济发展，积极稳健地介入国际金融新秩序建设，无疑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最现实的收获。
众所周知，一切国际贸易与金融活动都必须在一定的国际金融秩序下运行，金融秩序的不同影响活动效率的高低。因為，一个有效的国际金融秩序能够有利贸易与资本流动的顺利进行，可以促使贸易利益能够在各国之间均衡地分享、国际收支能够顺利调整、汇率能够维持稳定。而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就在于现行的国际金融市场规则缺失，最终导致全球贸易国之间的利益关系失衡、汇率波动、金融市场流动性缺乏及市场信心丧失。因此，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说，重建国际金融市场秩序是必要的，但还有一个时机的问题。
那么，重建国际金融秩序最为核心的内容是什么？我们又需要建立一个怎样的国际金融新秩序呢？其实，这不仅在于形成一个新的国际组织或根本上改革一个国际组织，关键还在于要改变20世纪以来由发达国家甚至是美国主导整个国际金融市场的现行规则——即让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到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对话和谈判中来，并一起来制定国际金融市场新秩序的游戏规则。只有让绝大多数国家都参与国际金融市场新秩序建立的对话与谈判，参与其游戏规则的制定，才能达到相应利益关系平衡，才是彻底改革现有游戏规则的最好时机。毫不夸张地说，这就是目前建立国际金融市场新秩序最关键的核心。
尽管奥巴马政府曾多次高调宣称：“全球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都应传达采取行动解决全球经济萎缩的决心，单独由几个经济最为强盛的国家采取经济刺激计划，尚不足以拉动全球经济脱离衰退，更多国家需要加入到行动者的行列中来。”但时至今日，一些国际性金融组织在谁手里控制是不言自明的，美政府另外的意图也是路人皆知的。
此次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是房地产泡沫，但在没有一系列所谓的金融产品创新下，把房地产泡沫风险无限放大，次贷危机要想造成对全球市场的动摇性破坏力是不可能的。而这些金融创新把风险无限放大，又在于现行的金融监管制度滞后。也就是说，次贷危机的金融创新早就超出现有金融监管的制度框架。同理，当前国际金融市场许多重大炒作及危机，汇率的巨大波动，无不是所谓金融创新的结果。比如，国际原油及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的大起大落，哪里没有严重炒作的身影？特别是美国的国际金融市场炒作者，借助于其货币霸权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有恃无恐，更是问题所在。因此，国际金融新秩序的确立，不仅在于制定合理有效的金融监管标准、预警系统和风险防范体系，更应把重点放在对发达国家的金融监管体系重新塑造上。
一般来说，国际金融市场秩序作为一种便利国际间贸易与金融活动的游戏规则，多元化的汇率制度及国际资产准备都是它的重要内容。在当前的情况下，各国经济实力不同，适应国际金融市场环境能力也不一样，因此，要允许不同的国家采取不同的汇率制度及政策，而不是经济实力强的国家要求其他国家在汇率制度及汇率改革上做什么或不做什么。特别是一些国家要求另一些国家的货币升值或贬值，这些都是极其荒唐的事情。否则，不同国家的货币是难以在国际货币体系中起到相应作用的。对国际资产准备问题，在当前的条件下，无法重返金本位制度。尽管在布雷顿森体系崩溃之后，美元不再是国际官方认定的价值标准与价值储藏工具，但是由于美国经济自我修正、自我调整的能力以及美元稳定对国际金融市场汇率稳定的重要性依然不可低估，至少在某一阶段美元仍是未来国际货币制度中最为重要的硬通货币。
当然，任何经济繁荣都是建立在实体经济繁荣基础上的，而不仅仅是金融市场。汇率不稳定或国际金融市场不稳定，往往都是实体经济运行不良的结果。因此，如果各国不能很好地控制物价水平、利率及财政预算赤字，从而把自己国内实体经济搞好，那么，国际金融问题就会应运而生。也就是说，各国政府更应努力放在发展国内实体经济上，它是国际金融市场新秩序得以正常运行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