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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给自己一些时间,来消化这些新闻,回顾所发生的一切,我的喉咙发干,到目前为止,我还是不断地咳嗽……
来来……这样是否好受点?”护士有时会用一个巨大的棉球蘸着水,顺着我的嘴边滴进去,这些水滴会滑过插管流进我的喉咙,那些小水滴是我有生以来最大的享受。“再多给我一点,再多给我一点!”我的眼睛在求他们,一到这时候乔就会被我逗得笑起来,他也学会了给我滴水喝。我有时会闭上眼睛想象着将来我会有一天能够喝上一整杯水,这在当时看来几乎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但是正是这样的想法让我顽强地活下来了。这是让我保持乐观的几件事之一,我为自己定下了一个目标,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再能亲口喝一整杯水。
我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当你躺在床上,在没人帮你的情况下,既不能起床,也不能下床,既不能翻身,也无法洗漱时,你对未来还会有什么想法吗?我并不希望人们为我哭泣,同情怜悯我,但是我也一时无法接受自己一下子从正常人变成“残疾”的现实。我无法向任何人解释由于自己什么事也不能做,内心是多么沮丧。我在内心反反复复地念叨着我的康复师鲁夫医生的话,一天早晨,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眼睛直视着我的眼睛,斩钉截铁地对我说:“吉尔,我向你保证,你一定能从这里走着出去!”
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让乔产生了一个新的想法,也许我们没有必要推迟我们的婚期,还有大概5个月的时间。对我来说,这消息让我徘徊在极度狂喜和极端恐惧之间。一天早晨,我第一次坐上了轮椅,护士们发现我一个人坐在轮椅上转呀转呀,像一个在游乐场尽情享受的孩子。可是,我有时会在半夜里被噩梦惊醒,极度恐惧,仿佛还能闻到那尘土、炸弹、烧焦皮肤和头发混合在一起的味道。不管过了多少个星期,那种味道都始终存在于我记忆的深处,无法离去。
我没有想到的是我和男朋友乔的关系在这段黑暗的日子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巩固,我们的联盟坚不可摧。我们虽然在一起共同生活了7年,但是这一次却与以往不同,我得完完全全依赖乔的帮助。我需要他,他也没有辜负我的期望。他希望能和我共同分享这样的经历,他永远都不愿意让我感受到我只是一个人独自面对这一切。我们共同建立了一个外人无法攻破的泡泡,一个当外面的世界变得让我们无法接受的时候,我们可以回归的圣地。我对乔的爱情以及他对我的责任心没有丝毫的怀疑。这起码减少了我对未来的忧虑和担忧。
当我的康复计划开始后,一个问题摆在了我的面前,我该怎么称呼我的腿呢?它们还是腿吗?对于这个问题,我并没有想太长时间,我很快就想出了答案,就好像我对这个问题已经思考了很长时间一样。“让我们就叫他们斯特平顿兄弟吧!”我对他们说道,“这是他们的英文名字。”令我自己惊奇的是,我又接下来说道:“我觉得他们是双胞胎。他们是男孩,肯定是男孩,可是,他们不是长得一模一样的双胞胎,虽然很难区分他们两个,可是对于受过训练的眼睛,比如说给我做手术的贝纳德教授的眼睛,或者我自己的眼睛,他们还是有区别的,我们能够把他们区分开来。”
我的这番话给我的康复计划定了一个基调,不仅仅是为第一个疗程,而且是为我整个的康复疗程定了基调。我的康复师马特和尼科拉戏称我为“吉尔顿”,从此以后,我们康复过程中所用的一些术语都被翻译成了类似的新名词。这听起来也许有一些小孩子气,可是对我们来说却很实用也很有效果,这是一段非常艰难的时期,我们的这些小把戏把所有人的情绪都改变了,我的康复过程变得轻松愉快起来。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接受了不少采访,结识了许多新朋友,他们永远成了我生活中的一部分。我手机里的许多新电话号码都是给我治疗的医护人员和同病相怜的幸存者的。他们每个人都有着一个不同的惊心动魄的故事,而且他们对自己的遭遇也都有不同的看法,可是我还没有遇到一个对引爆炸弹的人心怀仇恨的人,我们所有的幸存者都有一个共同的观念,那就是,一定要让我们获得的第二次生命活得更有价值。
澳洲总理霍华德和夫人来医院探望我,他们呆了半个多小时。几个月后,我固执地用假腿在英国女王召开的私人招待酒会上站了两个小时,女王亲口对我说让我坐下休息一下,可是我没有从命。查尔斯王子也邀请我参加酒会,我还在各种各样的电视节目上亮相,出尽了风头。虽然这些事都让人难以忘怀,可是,什么也比不上同伦敦交通警察艾伦·戴博纳姆的见面更令人难忘,就是他在爆炸那天在地铁里救了我。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我和乔在2005年12月10日按原计划结婚了。那天我最大的理想就是脚步稳健、丝毫不踉跄地坚持完整个婚礼。这一点我做到了。我的侄女马蒂和我的继女莉莉是我的伴娘,她们在婚礼的前一天帮我把假肢准备好,我特意定做了金色的紧身裤来遮盖假肢,另外还配上了特制的银色阿迪达斯的跑鞋。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穿跑鞋参加婚礼,可是跑鞋确实是最好的选择,因为穿跑鞋站得稳,容易保持平衡。乔特意为我的假肢照了像,他们骄傲地站在那里,两条金银腿。
我身体恢复过程中的种种里程碑和各种各样的胜利总是让我欣喜若狂,我对自己身体所取得的这一切成就十分惊奇。我们的身体真是一部神奇的机器,他不但自己恢复了活力,而且还适应了失去双腿的生活。我吃惊得无话可说。对普通人来说再简单不过的事,对我来说确是非同小可,战胜这些小小的挑战,我认为不亚于攀登喜马拉雅山。你无法想像第一次拿着一杯热茶走上楼梯的感受,是多么令人身心鼓舞,思绪万千。
我的康复师不断地鼓励我,他们让我相信我能像正常人一样,什么都能干。比如说,我可以不用两眼盯着地面,寻找能让我摔跤的坑坑洼洼,完全可以大步流星地向前走。我有时还是会被想象中的脚心瘙痒所惊醒,每当这时,我就提醒自己说这是有脚人的一种感受,这种记忆非常美好,值得永远保存。
新的生活,新的思维,对我来说,我在设计协会的工作也不像以前那么重要了。我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想要完成自己没完成的事业,我把一堆标有“急件”的文件扔进了废纸篓,8个月过去了,没有任何人来过问这些紧急的公务,可是,这个世界并没有因此而停止运转。这些急件现在什么用都没有了。
从炸弹爆炸那天开始,我就一直在无数次地问自己,人仅仅活着是不是就够了?或者我们的工作是不是就是我们的生活全部呢?没有一天我不是在希望7月7日的爆炸事件永远不会发生。如果我能够让时钟倒转的话,那么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去阻止这件事情的发生,可是,我知道,我对所发生的一切无法选择,那天早晨,我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恐怖分子在引爆炸弹之前并没有问问我是否是他的敌人,他把我的选择权利毫无理由地剥夺了,因为他认为我们都是他的敌人。
虽然在那个时候我无法选择,可是,在爆炸案发生后,我觉得我自己有了很多选择的机会,我可以选择仇恨,对这件事,对这个人,这种仇恨可以把我的整个身心都消耗干净。我也可以选择蜷曲在床上,大哭大闹,不断地问道:“为什么会是我?为什么会是我呢?”我也可以有其他很多的选择,我有权利这样或那样进行选择,可是我没有这样做。从我得到了可以选择新生的那天起,我就暗暗发誓:如果我能活下来的话,我一定要过一种完美的、充实的生活。我发誓我一定不会对我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想当然了,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每一天是多么宝贵。
来来……这样是否好受点?”护士有时会用一个巨大的棉球蘸着水,顺着我的嘴边滴进去,这些水滴会滑过插管流进我的喉咙,那些小水滴是我有生以来最大的享受。“再多给我一点,再多给我一点!”我的眼睛在求他们,一到这时候乔就会被我逗得笑起来,他也学会了给我滴水喝。我有时会闭上眼睛想象着将来我会有一天能够喝上一整杯水,这在当时看来几乎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但是正是这样的想法让我顽强地活下来了。这是让我保持乐观的几件事之一,我为自己定下了一个目标,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再能亲口喝一整杯水。
我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当你躺在床上,在没人帮你的情况下,既不能起床,也不能下床,既不能翻身,也无法洗漱时,你对未来还会有什么想法吗?我并不希望人们为我哭泣,同情怜悯我,但是我也一时无法接受自己一下子从正常人变成“残疾”的现实。我无法向任何人解释由于自己什么事也不能做,内心是多么沮丧。我在内心反反复复地念叨着我的康复师鲁夫医生的话,一天早晨,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眼睛直视着我的眼睛,斩钉截铁地对我说:“吉尔,我向你保证,你一定能从这里走着出去!”
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让乔产生了一个新的想法,也许我们没有必要推迟我们的婚期,还有大概5个月的时间。对我来说,这消息让我徘徊在极度狂喜和极端恐惧之间。一天早晨,我第一次坐上了轮椅,护士们发现我一个人坐在轮椅上转呀转呀,像一个在游乐场尽情享受的孩子。可是,我有时会在半夜里被噩梦惊醒,极度恐惧,仿佛还能闻到那尘土、炸弹、烧焦皮肤和头发混合在一起的味道。不管过了多少个星期,那种味道都始终存在于我记忆的深处,无法离去。
我没有想到的是我和男朋友乔的关系在这段黑暗的日子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巩固,我们的联盟坚不可摧。我们虽然在一起共同生活了7年,但是这一次却与以往不同,我得完完全全依赖乔的帮助。我需要他,他也没有辜负我的期望。他希望能和我共同分享这样的经历,他永远都不愿意让我感受到我只是一个人独自面对这一切。我们共同建立了一个外人无法攻破的泡泡,一个当外面的世界变得让我们无法接受的时候,我们可以回归的圣地。我对乔的爱情以及他对我的责任心没有丝毫的怀疑。这起码减少了我对未来的忧虑和担忧。
当我的康复计划开始后,一个问题摆在了我的面前,我该怎么称呼我的腿呢?它们还是腿吗?对于这个问题,我并没有想太长时间,我很快就想出了答案,就好像我对这个问题已经思考了很长时间一样。“让我们就叫他们斯特平顿兄弟吧!”我对他们说道,“这是他们的英文名字。”令我自己惊奇的是,我又接下来说道:“我觉得他们是双胞胎。他们是男孩,肯定是男孩,可是,他们不是长得一模一样的双胞胎,虽然很难区分他们两个,可是对于受过训练的眼睛,比如说给我做手术的贝纳德教授的眼睛,或者我自己的眼睛,他们还是有区别的,我们能够把他们区分开来。”
我的这番话给我的康复计划定了一个基调,不仅仅是为第一个疗程,而且是为我整个的康复疗程定了基调。我的康复师马特和尼科拉戏称我为“吉尔顿”,从此以后,我们康复过程中所用的一些术语都被翻译成了类似的新名词。这听起来也许有一些小孩子气,可是对我们来说却很实用也很有效果,这是一段非常艰难的时期,我们的这些小把戏把所有人的情绪都改变了,我的康复过程变得轻松愉快起来。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接受了不少采访,结识了许多新朋友,他们永远成了我生活中的一部分。我手机里的许多新电话号码都是给我治疗的医护人员和同病相怜的幸存者的。他们每个人都有着一个不同的惊心动魄的故事,而且他们对自己的遭遇也都有不同的看法,可是我还没有遇到一个对引爆炸弹的人心怀仇恨的人,我们所有的幸存者都有一个共同的观念,那就是,一定要让我们获得的第二次生命活得更有价值。
澳洲总理霍华德和夫人来医院探望我,他们呆了半个多小时。几个月后,我固执地用假腿在英国女王召开的私人招待酒会上站了两个小时,女王亲口对我说让我坐下休息一下,可是我没有从命。查尔斯王子也邀请我参加酒会,我还在各种各样的电视节目上亮相,出尽了风头。虽然这些事都让人难以忘怀,可是,什么也比不上同伦敦交通警察艾伦·戴博纳姆的见面更令人难忘,就是他在爆炸那天在地铁里救了我。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我和乔在2005年12月10日按原计划结婚了。那天我最大的理想就是脚步稳健、丝毫不踉跄地坚持完整个婚礼。这一点我做到了。我的侄女马蒂和我的继女莉莉是我的伴娘,她们在婚礼的前一天帮我把假肢准备好,我特意定做了金色的紧身裤来遮盖假肢,另外还配上了特制的银色阿迪达斯的跑鞋。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穿跑鞋参加婚礼,可是跑鞋确实是最好的选择,因为穿跑鞋站得稳,容易保持平衡。乔特意为我的假肢照了像,他们骄傲地站在那里,两条金银腿。
我身体恢复过程中的种种里程碑和各种各样的胜利总是让我欣喜若狂,我对自己身体所取得的这一切成就十分惊奇。我们的身体真是一部神奇的机器,他不但自己恢复了活力,而且还适应了失去双腿的生活。我吃惊得无话可说。对普通人来说再简单不过的事,对我来说确是非同小可,战胜这些小小的挑战,我认为不亚于攀登喜马拉雅山。你无法想像第一次拿着一杯热茶走上楼梯的感受,是多么令人身心鼓舞,思绪万千。
我的康复师不断地鼓励我,他们让我相信我能像正常人一样,什么都能干。比如说,我可以不用两眼盯着地面,寻找能让我摔跤的坑坑洼洼,完全可以大步流星地向前走。我有时还是会被想象中的脚心瘙痒所惊醒,每当这时,我就提醒自己说这是有脚人的一种感受,这种记忆非常美好,值得永远保存。
新的生活,新的思维,对我来说,我在设计协会的工作也不像以前那么重要了。我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想要完成自己没完成的事业,我把一堆标有“急件”的文件扔进了废纸篓,8个月过去了,没有任何人来过问这些紧急的公务,可是,这个世界并没有因此而停止运转。这些急件现在什么用都没有了。
从炸弹爆炸那天开始,我就一直在无数次地问自己,人仅仅活着是不是就够了?或者我们的工作是不是就是我们的生活全部呢?没有一天我不是在希望7月7日的爆炸事件永远不会发生。如果我能够让时钟倒转的话,那么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去阻止这件事情的发生,可是,我知道,我对所发生的一切无法选择,那天早晨,我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恐怖分子在引爆炸弹之前并没有问问我是否是他的敌人,他把我的选择权利毫无理由地剥夺了,因为他认为我们都是他的敌人。
虽然在那个时候我无法选择,可是,在爆炸案发生后,我觉得我自己有了很多选择的机会,我可以选择仇恨,对这件事,对这个人,这种仇恨可以把我的整个身心都消耗干净。我也可以选择蜷曲在床上,大哭大闹,不断地问道:“为什么会是我?为什么会是我呢?”我也可以有其他很多的选择,我有权利这样或那样进行选择,可是我没有这样做。从我得到了可以选择新生的那天起,我就暗暗发誓:如果我能活下来的话,我一定要过一种完美的、充实的生活。我发誓我一定不会对我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想当然了,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每一天是多么宝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