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第五屆立法會隨著選管會公佈選舉最終結果，四年一次的立法會選舉終於曲終人散，澳門人以一人一票的方式投選出了新一屆14名議員。新“出爐”的議員名單有令人意料之外，亦有令人詫異，不論是傳統勢力還是民主派，結果在意料之內與意料之外之間存在值得檢討的地方。而鄉親派大勝五個議席，更令不少人質疑，澳門的選民是否早已被蠅頭小利埋沒了理性？還是選民別有期盼？有關問題亦值得社會深思。
　　值得細味的選民心態
　　先說鄉親派的大勝，今屆合資格選民達27萬多，比上屆24萬多增加2.7萬多人，但投票率下降，而且選票異常集中。從獲得議席數來看，建制派方面，近三成在鄉族、緊追其後是得票近兩成的傳統社團、民主派，最後是公務員及有博企背景的選團。
　　今屆建制派成績屬意料之內，但鄉族勢力的爆發，特別是某一鄉會屢傳賄選疑雲，而領軍人物被外界認為政績平平卻連取兩席，再加上，一向代表基層的工聯在今屆損失近萬票，令不少人質疑是澳門選舉倒退，還是選民有金錢、物質掛帥的趨向？民主派吳國昌更直指在繁榮的鄉村裡，當選的優勢是有長期的物質利益。
　　不過，話分兩頭，另一鄉族的政綱鮮明突出，結合過去眾多庸官亂作為的狀況提出“庸官下臺”口號，配以“全民博彩基金”的噱頭和幾乎每日落區拜票的策略，再加上過往鞏固鄉族票倉之餘，一直走基層路線，以及八年來不俗的質詢數字、敢於批評政府和大廈工作突出（例如協助受國際中心爆作事件影響的大廈業主）等，最終成功吸納務實選民的選票，甚至撼動傳統社團和民主派票倉成為票王，是有其道理在。
　　當然，該領軍人搞超市，開醫療所，亦可以被認為是利誘，不可否認的是，這些“利誘”劍指當下社會問題核心，迎合了選民長期的生活需要。但“利誘”一定有效嗎？事實上某傳統社團也有開設會員超市及醫療所，該組別票源卻損失慘重。因此，只能說澳門部分選民取向是既看生活之利，也看政績，而部分則是只看利益。
　　正是這種選民心態的轉變，造就“同心”組別慘敗。隨著澳門賭權開放，行業轉向酒店、零售及博彩業為主，其次是公務員以及教師團隊。畢竟現時知識型的“打工仔”多於體力勞動型，整體待遇提升而降低他們對工會的歸屬需要，因而削弱對工會的認同感。以代表基層工人利益為依歸的工會團體的工人票源就因為行業的轉變，不知不覺在萎縮。而且，過去由工聯提供托兒、教育、醫療服務的地位亦有其他機構替代。至於一些未有追上社會發展步伐，薪酬、公司福利仍然較低的行業，工會在這方面的工作又未見突出。再加上工人爭取保障的一大武器——工會法多年都不見影蹤，工會的票自然流向他處。以上已反映在選舉結果之上。
　　至於民主派，近年多了年輕面孔參與，但其憤世嫉俗、急進、甚至言詞帶有人身攻擊等表現，以及其後不論政府、傳統社團、以至部分青年都被他們激烈批評，弄得處處樹敵，欠缺親和，遠離群眾，票源縮窄在青年人身上，變相地孤立自己，其激進行為亦令部分學社的舊有支持者感到理念有出入而放棄投票，成為今屆投票率降低的因素之一。
　　另一方面，雖然網絡上多了關心文化保育、生態環境、城市空間、社會公義的聲音，但正如吳國昌在選後給予學社新生代的一記當頭棒喝：廣大年輕人都明不公義之事，但不是叫講幾句對的口號便會得到他們追隨和支持。顯然，高傲自滿，遠離群眾，行為不能感動人的話，只能得到少數人的支持。以香港的學民思潮為例，就算有多崇高的理念，也是不論風雨，立於街頭宣導，讓群眾明白，而不是毫無建設地謾罵，這才得到廣大市民認同，並以實際行動支持。
　　再者，被民主派視為票源的首投族，從投票率下降來看，似乎由於在外地上大學又或者是如部分分析所言，政治參與感不足所致。根據教青局的統計資料顯示，2009/2010學年至今，有近1萬6千名高三畢業生，每年有四成多學生往外地留學。有近一半因身在外地而未能投票，所謂的首投族效應影響即時減半。而在澳上學的一半，除了可能被年輕選團，如“超越行動”及“自由新澳門”吸納外，剩下的便可能與沒有參與投票的13萬人一樣，因為種種理由，沒有履行公民責任。因此，除了選民有投票物質化趨向外，更可嘆的是還有近一半對社會參與的冷漠。
　　不過，當部分人奇怪青年人或首投族沒有投入令選舉結果不如人意時，誰又想過他們除了知道選舉是買票請食飯之外，對選舉內涵的認識有多少？有誰引導他們了解選舉意義？公民意識除了奉公守法、有良好品德外，更重要是對政治的認識和參與，但這種意識不是兩三天就能形成。應該投票和如何選擇候選人需要引路人，否則在漫天謠言和賄選疑雲的環境，公民幼苗就會被污染又或者對社會事務變得冷感。
　　總括而言，不論今屆選民投票取向如何改變，其實都是受地方的選舉文化影響。鄉親派的崛起，的確反映出不論是長期生活之利還是鄉會禮物，都令今屆選民比以往更傾向物質利益，也揭露了澳門對監管選舉的法律漏洞之大，已到了令人咋舌的程度，這亦間接促使今屆大量選民以物質利益作為投票取向，助長歪風，最終形成差劣的選舉文化，這一切都可以從整個選舉過程出現的狀況得以印證。
　　選舉文化揭示一直
　　千瘡百孔的道德之牆
　　早在宣傳期開始前，已不斷傳出各式各樣的的偷步宣傳、違法宣傳，先有懷疑學校提早助選，後有“同鄉抗通脹金”，以及“政治訴求”和“政治綱領”爭議等，不少選團紛紛遞信後，也只是換來選管會蒼白無力的呼籲“各組候選人請自珍自重”、像“人肉錄音機”般重申違法可能要承擔的法律責任，以及將其監管責任推卸予選民，指在民智高企的社會，選民對不正當的行為自有判斷。及後，選舉宣傳期間，宣傳品張貼爭議、抹黑之事，及疑似賄選不斷傳出。
　　可是，選舉會眼見違規之事再三出現，仍然是一副讓選民判斷的態度，不主動執法，無視情況敗壞社會風氣，貶低選舉價值，顯然是有法不依，漠視法紀。對於不時出現疑似違規行為，連檢察長何超明也明言今屆賄選之風比過往嚴重。
　　顯然，法制之不全，助長疑似賄選行為的出現。更可悲的是，執法部門的無能為力，令部分市民形成存在就是合理的心態，使道德之牆如同紙牌屋一樣開始倒塌，縱使賄選、不合理助選的情節已是公開的秘密，但市民都是敢怒不敢言，甚至默然接受。難怪近日就有評論人撰文指，很多澳門人其實都用不同方式參與著一種“與別不同”的“澳門模式”的運作，遇不妥之事時，沒有把握機會表達意見，只會私下批評，而一轉身又抱怨沒有發聲渠道，實質是對社會問題的助紂為虐。
　　強化監管與公民教育並行，
　　破選舉不良之風
　　要提升澳門整體的公民意識，令每個選民都能理性地投下神聖的一票，首要還是加強選舉的監督力，因此，選管會在選舉結束後，應吸取這次經驗，讓四年後的立法會選舉有一個清晰、完整的指引，杜絕今屆所出現的亂子及違規狀況，否則四年“輪迴”一次，不僅揭示特區政府不思進取，有損管治威信之外，亦繼續將資源浪費在完全有條件可以解決的爭議之上，令選舉工作予全澳市民不公正、不公平、不廉潔之感。
　　選管會的人員專業水平亦要提升，舉例來說就是“私人車輛”可否用作宣傳的法律問題上，有法官背景的主席都“左閃右避”、答非所問的話，難免令人質疑其專業能力。進一步而言，到底是法律存在漏洞，還是整個選管會也搞不清楚公平選舉原則含意呢？倘若如此，選管會的公信力是難以建立，試問又如何規管如此龍爭虎鬥的立法會競選呢？
　　其次，年輕人選舉參與度不高，反映出澳門公民教育存在不足的地方。社會的進步源於對社會現象、制度有反思和批判的能力，然後通過行動促使社會改變，包括讓社會注視被忽略的問題、完善法制等。正如澳大教育研究中心主任黃素君在接受某網媒訪問時指出，選舉是體現公民社會的表現之一，其實學校及老師有責任擔當“中介人”的角色，可是越來越多學校，只重視考大學排名、學生課業、校際比賽，忽視培養公民的重要性，這導致公民教育連結不到生活，刺激不到學生進一步思考和討論，使得很多認知都只流於“知道”的層面，德育培養並不理想。
　　再者，近年社會運動越益頻繁，不時出現警民衝突，選舉狀況又不斷，若“中介人”不加以指引和解讀，學生可能誤以為暴力行為是關心社會和爭取利益的唯一方法。
　　因此，作為教師、父母是有責任擔當“中介人”的角色，將選舉視為活生生的教材，向還未有投票權的學生、子女解讀民主、公民的權利和義務，以協助他們建立公民價值觀，使之行公義、好憐憫，成為帶領社會進步的領跑者。
　　最後，澳門是否全部選民被利益蒙蔽了理性？選舉中還有那1083張白票，告訴大家選舉寧缺勿濫，就算沒有可選組別，也要履行公民責任，只要想相信手中一票是重要的話，未來還是充滿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