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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现代荷汉词典》初版发行,2003年出版修订版,2021年,2020年增订版发行。从发念编纂至今近40年,《现代荷汉词典》是中国目前最大型的荷汉双语词典,而它的编纂者是中国外交官孔泉。
孔泉,曾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外交部发言人、欧洲司司长、中国驻法国并兼驻摩纳哥公国大使等职务,现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
1973年,孔泉进入外交系统工作,18岁的他作为边学习边工作的使馆学习员,前往比利时学习弗拉芒语(比利时荷兰语的旧称)。当时中欧往来较少,欧洲小语种的语言学习工具书十分匮乏。“那时候没有荷汉词典,我只能通过荷英、荷法词典来学习。”孔泉回忆。
1976年,孔泉被正式派往中国驻比利时王国大使馆工作。当时馆员的住宅位于滑铁卢附近,距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十几公里,生活单调。孔泉产生了“何不利用这段时间编一本荷汉词典”的念头。
投入到具体工作时,孔泉才体会到其中的艰难。编纂工作繁复与枯燥、出版社主管编辑的质疑都让他感到苦恼。他将这些写信向时任商务印书馆总编辑兼总经理陈原倾诉,这位著名出版家、语言学家亲自执笔回信,表达了对孔泉的支持和鼓励,这也成为支撑孔泉完成词典编纂的动力。
20世纪80到90年代初,孔泉几乎付出了所有的业余时间,在陈原的鼓励以及王文博、高占生两位同事的帮助下,完成了词典第三稿的编纂审校工作,并于1995年正式出版。这成为中国第一部荷汉双语词典。
20世纪80到90年代,经过几次石油危机后,荷兰进入经济持续增长时期,不少中国人远赴荷兰寻求工作机会,中荷之间人员、经贸交往日益密切,对两国语言互译的需求大增。《现代荷汉词典》不仅受到学习荷兰语人士的欢迎,还被荷兰政府作为必备工具书,赠送给入籍荷兰的中国人。为满足市场需求,《现代荷汉词典》修订版于2003年出版。
“语言的活力源自不断涌现的新词汇。近10年来,通过年度修订,欧美国家的大词典都增补了数千甚至万余新词条。《现代荷汉词典》也应该与时俱进。”2020年,孔泉依据荷兰政府实施的荷兰语言文字改革,對词典全部词条的拼写和释义进行了核实更正,并参照荷兰通用的多部新版辞书,增补了8700余条新词。2020年修订版包含6.7万个词条和近10万条释义,涵盖60个行业词汇,全书达300多万字。
翻开词典,“新冠病毒流行”“抗新冠病毒疫苗”“为防范新冠病毒采取的措施规定”等新词条均被收录其中;此前已收录的“involutie”,在释义中加入了近期中国社交媒体上被广为讨论的“内卷化”……
在词典的三版编纂中,孔泉更深刻感受到了中国的开放以及与世界潮流融合互鉴的过程。例如,20世纪90年代,“海绵城市”“拼车”等概念或现象尚未在中国出现,翻译荷兰语相关词条时,孔泉只能用冗长的语句去描述。而今,中文词汇的更新也令词典的释义更加生动贴切。
2020年是中欧建交45周年。孔泉的外交工作生涯与中欧建交几乎同时起步,他亲眼见证了中欧关系的不断深化发展。欧盟成员从当年同中国建交时的9国增加至现在的27国,2020年中国成为欧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中欧双向人员交流超过800万人次,中欧交流的深度和广度都是前所未有的。
然而,2019年欧盟发布的《欧盟-中国:战略展望》报告中称,外交上中国依然是合作伙伴,但在5G等高科技关键领域中国是竞争对手,在治理模式方面,中国则是“制度性对手”。
在孔泉看来,这实际是欧盟机构的部分人士对中国持续发展认识的偏差,由此引发随后一系列对中国的投资限制,导致一些中国企业赴欧投资热情下降。对这些事关双方关系长远的问题,一方面要通过政策阐述和沟通去面对和处理,另一方面要通过人文交流进一步增进双方了解与互信,而语言正是一条重要纽带。
“相互了解是友谊的基础,相互信任是合作的保障。”孔泉表示,目前在欧洲投资的中国企业已经超过3000家,希望这些企业不仅可以对所在国纳税、提供就业,还能起到促进中欧文化交流、中欧关系发展。
荷兰驻华大使贺伟民在为词典撰写的序言中写道:“语言,是两种文化之间最具体的接触点之一,翻阅词典的同时仿佛也沉浸于文化交流之中。” 孔泉精通法语、荷兰语,也能运用英语、德语。多年的驻外工作经历,让孔泉更能体会不同语言的丰富细腻与精妙表达。
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50多种官方语言。孔泉认为,随着中国对外交往与合作的扩大,对小语种需求量的迅速增加,但中国国内对于小语种学习的资源和投入还远不足够。“要实现真正深层次的情感交流和对不同文化的欣赏,还是要通过学习掌握对方的语言来实现。”
孔泉,曾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外交部发言人、欧洲司司长、中国驻法国并兼驻摩纳哥公国大使等职务,现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第一部荷汉双语词典的诞生
1973年,孔泉进入外交系统工作,18岁的他作为边学习边工作的使馆学习员,前往比利时学习弗拉芒语(比利时荷兰语的旧称)。当时中欧往来较少,欧洲小语种的语言学习工具书十分匮乏。“那时候没有荷汉词典,我只能通过荷英、荷法词典来学习。”孔泉回忆。
1976年,孔泉被正式派往中国驻比利时王国大使馆工作。当时馆员的住宅位于滑铁卢附近,距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十几公里,生活单调。孔泉产生了“何不利用这段时间编一本荷汉词典”的念头。
投入到具体工作时,孔泉才体会到其中的艰难。编纂工作繁复与枯燥、出版社主管编辑的质疑都让他感到苦恼。他将这些写信向时任商务印书馆总编辑兼总经理陈原倾诉,这位著名出版家、语言学家亲自执笔回信,表达了对孔泉的支持和鼓励,这也成为支撑孔泉完成词典编纂的动力。
20世纪80到90年代初,孔泉几乎付出了所有的业余时间,在陈原的鼓励以及王文博、高占生两位同事的帮助下,完成了词典第三稿的编纂审校工作,并于1995年正式出版。这成为中国第一部荷汉双语词典。
与时俱进的荷汉词典
20世纪80到90年代,经过几次石油危机后,荷兰进入经济持续增长时期,不少中国人远赴荷兰寻求工作机会,中荷之间人员、经贸交往日益密切,对两国语言互译的需求大增。《现代荷汉词典》不仅受到学习荷兰语人士的欢迎,还被荷兰政府作为必备工具书,赠送给入籍荷兰的中国人。为满足市场需求,《现代荷汉词典》修订版于2003年出版。
“语言的活力源自不断涌现的新词汇。近10年来,通过年度修订,欧美国家的大词典都增补了数千甚至万余新词条。《现代荷汉词典》也应该与时俱进。”2020年,孔泉依据荷兰政府实施的荷兰语言文字改革,對词典全部词条的拼写和释义进行了核实更正,并参照荷兰通用的多部新版辞书,增补了8700余条新词。2020年修订版包含6.7万个词条和近10万条释义,涵盖60个行业词汇,全书达300多万字。
翻开词典,“新冠病毒流行”“抗新冠病毒疫苗”“为防范新冠病毒采取的措施规定”等新词条均被收录其中;此前已收录的“involutie”,在释义中加入了近期中国社交媒体上被广为讨论的“内卷化”……
在词典的三版编纂中,孔泉更深刻感受到了中国的开放以及与世界潮流融合互鉴的过程。例如,20世纪90年代,“海绵城市”“拼车”等概念或现象尚未在中国出现,翻译荷兰语相关词条时,孔泉只能用冗长的语句去描述。而今,中文词汇的更新也令词典的释义更加生动贴切。
语言是信任与合作的纽带
2020年是中欧建交45周年。孔泉的外交工作生涯与中欧建交几乎同时起步,他亲眼见证了中欧关系的不断深化发展。欧盟成员从当年同中国建交时的9国增加至现在的27国,2020年中国成为欧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中欧双向人员交流超过800万人次,中欧交流的深度和广度都是前所未有的。
然而,2019年欧盟发布的《欧盟-中国:战略展望》报告中称,外交上中国依然是合作伙伴,但在5G等高科技关键领域中国是竞争对手,在治理模式方面,中国则是“制度性对手”。
在孔泉看来,这实际是欧盟机构的部分人士对中国持续发展认识的偏差,由此引发随后一系列对中国的投资限制,导致一些中国企业赴欧投资热情下降。对这些事关双方关系长远的问题,一方面要通过政策阐述和沟通去面对和处理,另一方面要通过人文交流进一步增进双方了解与互信,而语言正是一条重要纽带。
“相互了解是友谊的基础,相互信任是合作的保障。”孔泉表示,目前在欧洲投资的中国企业已经超过3000家,希望这些企业不仅可以对所在国纳税、提供就业,还能起到促进中欧文化交流、中欧关系发展。
荷兰驻华大使贺伟民在为词典撰写的序言中写道:“语言,是两种文化之间最具体的接触点之一,翻阅词典的同时仿佛也沉浸于文化交流之中。” 孔泉精通法语、荷兰语,也能运用英语、德语。多年的驻外工作经历,让孔泉更能体会不同语言的丰富细腻与精妙表达。
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50多种官方语言。孔泉认为,随着中国对外交往与合作的扩大,对小语种需求量的迅速增加,但中国国内对于小语种学习的资源和投入还远不足够。“要实现真正深层次的情感交流和对不同文化的欣赏,还是要通过学习掌握对方的语言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