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胡适海外学成归来，二十七八岁就被聘为北大教授，而且他的课大受欢迎。那时，傅斯年20岁出头，师从黄侃、刘师培这样的国学大师。傅斯年等一伙高才生对于胡适的本领抱有怀疑，于是推荐傅斯年去一探虚实。傅斯年不只是听，还频频发问，弄得台上的胡适心里直发毛。后来，胡适回忆说，当时傅斯年这类学生的国学功底跟自己难分伯仲，弄得他每次上课都提心吊胆。在这种压力下，他只好加倍用功，而傅斯年从此就成了胡适的学生，并保持了终身的师友关系。
　　好的学人，不但学问要好，还要有气节。
　　1944年，傅斯年在参政会上（差不多相当于今天的“全国政协大会” ），向前任行政院院长（相当于今天的政治局常委、总理）孔祥熙发难，怒斥他在发行美金公债中贪污舞弊：“抗战以来，大官每即是大商，专门发国难财。我们本是势力国而非法治国，利益之到手全不管一切法律，既经到手则又借法律名词如‘信用’‘契约’等以保护之，这里面实在没有公平。”他还大声疾呼：“惩罚贪污要从大官做起！”骂完孔祥熙他还捎上了蒋介石，说蒋在训斥国民党的中央委员时，还在说孔祥熙根本不贪污，真是叫人丧气啊！
　　1947年，傅斯年又连续发表文章，历数行政院院长、蒋介石的小舅子宋子文的贪腐和无能，迫使他黯然下台。他在《这样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一文中开篇写道：“古今中外有一个公例，凡是一个朝代，一个政权，要垮台，并不由于革命的势力，而由于他自己的崩溃！有时是自身的矛盾、分裂，有时是有些人专心致力，加速自蚀运动，唯恐其不乱。如秦朝‘指鹿为马’的赵高，明朝的魏忠贤，真好比一个人身体中的寄生虫，加紧繁殖，使这个人的身体迅速死掉。”想来他这样的历史总结被蒋家王朝的灭亡再一次证明。
　　1947年，蒋介石改组政府，拉傅斯年从政，被他拒绝。蒋又托他说服胡适入阁从政，结果傅斯年却反其道而行之。他在给胡适的信中写道：“蒋表面上要改革政治，实则缺乏起码的改革诚意。借重先生您，全为大粪堆上插朵花！只要先生您坚持不可，非任何人能够勉强。您三十年之盛名，不可毁于一旦，令亲者痛，北大瓦解。我们自己要有办法，一入政府即全无办法。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我们是要奋斗的，唯其如此，应永远在野，盖一入政府，无法奋斗也。”
　　抗战结束时，很多人推荐傅斯年任北大校长，他却力挺远在海外的胡适任北大校长，同时又非要在胡适回国前先代理一下校长，目的是狠狠清除学校的汉奸教授，就连曾有恩于他的师长周作人也不放过。他担心温和宽容的胡适上台后当老好人，对汉奸们高抬贵手。
　　傅斯年与胡适虽然性格迥异，但他们对于历史前瞻性的认识都是一流的。这不仅要依靠敏锐的洞察力，也离不开对于历史规律性的把握，而理性，又是这一切的灵魂。
　　傅斯年身体肥胖，50多岁死于台湾。他有两个侄子，似乎都继承了傅家的“学术基因”。侄子傅乐成随傅斯年到了台湾，在台大历史学系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上世纪70年代出版了《中国通史》。另一个侄子傅乐焕是英国伦敦大学的博士，1951年从英国回到中国大陆，1966年5月23日，在“文化大革命”中自杀身亡。
　　胡适曾评价傅斯年：“他的感情是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功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
　　（编辑·麻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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