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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地处上海一小时经济圈，中国（上海）自贸试验区（以下简称“上海自贸区”）的建设无疑是南京目前改革发展最重要的背景和前提。南京如何对接上海自贸区的制度溢出和经济辐射，克服自贸区建设带来的虹吸效应和极化效应，为南京未来构建南京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奠定基础。我们认为：从思想上认识上海自贸区为南京开放型经济发展带来的新机遇以及随之而来的严峻挑战是我们做好工作的前提。
一、上海自贸区为南京开放型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
上海自贸区为南京拓宽对外开放新领域提供了窗口。现代服务业是服务业经济时代的支柱产业，上海自贸区承担了为中国的服务经济发展探索新方式、新渠道，提升国际竞争优势的重任，是继制造业之后产业开放发展的又一窗口。而南京的服务业基础相对雄厚，已经成为推动城市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自贸区服务业开放的试验，有利于南京金融、航运、物流、教育、传媒等现代服务业市场与国际标准无缝衔接；有利于南京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领域开展多方面的深度合作；更有利于推动南京跳出外贸、外资、外经“老三外”的原宥，推进外包、外展、外机“新三外”的开展，即发展服务外包、壮大国际会展、集聚涉外服务型机构，从而提高对境外资源，特别是服务业资源开发利用的水平和能力。
上海自贸区为南京强化区域经济合作新框架搭建了平台。南京地处长三角和长江经济带的核心地区，如何将这种基于区位和硬件设施、面向国内的优势转化为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竞争优势，南京一直缺乏更有利的时机、更好的方式和更有效的促进。上海自贸区的建设，使南京较以往更易于融入以上海为龙头的内贸与外贸互相融合，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技术贸易同步发展的开放新格局，发挥好通江达海、东引西联的区域经济中心的作用；更易于利用自贸区形成的口岸货物集散中心、大宗商品交易与定价中心、境外投资服务中心、国际会展与跨国采购中心等功能构架，引进国际资源、开拓国际市场；更易于建立健全市场开放度与贸易便利化程度高，资金流、商品流、信息流、技术流、人才流等生产要素流动顺畅的运行机制，充分发挥科教研发优势、综合枢纽优势、历史文化名城优势等各方面有利因素的作用，进一步消除目前市场行政化、经济同质化的体制障碍，开拓南京服务经济、枢纽经济以及创新经济等领域的国际、国内成长空间。
上海自贸区的制度性架构为南京对外开放新体制建设提供了样本。上海自贸区的先行先试是对外开放体制的本质创新。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可复制、可推广试点经验，对客观上仍呈现“强政府、弱市场、小社会”局面的南京来说都是及时跟进、深化改革的行动指南，其制度性架构创新更为南京对外开放新体制建设提供了样本，不仅有利于推动南京的综合改革以建设服务型政府为基本导向，以简化行政审批程序为突破口，以提高政府的服务效能为目的，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更有利于营造南京良好的国际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
二、上海自贸区对南京开放型经济发展形成新挑战
上海自贸区以改革谋发展使我们面临跳出路径依赖的巨大挑战。上海自贸区以政府管理制度改革为重点，本质上既是对政府权力的制约和规范，也是对市场权力的释放和激励，预示着自贸区将因为在区域竞争中获得压倒性的制度和政策优势而再次抢占先机。对于南京而言，如若不能在涉外经济体制机制创新方面跟上时代步伐甚至抢先一步，进而推动开放型经济全面升级，将很可能在未来的区域竞争中被迫扮演制度模仿及经济追赶的角色，在区域协调发展中逐渐被边缘化。
上海自贸区的制度探索与新常态的宏观环境为新一轮发展提出挑战。相对于周边地区，上海在现有市场规模、市场增长潜力、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投资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金融服务业发达程度、行业竞争程度、外资企业盈利水平，以及市场准入限制、法律制度完善程度、中介业服务水平等方面具有整体优势，尤其有利于总部经济的发展。这意味着很大程度上，南京在吸引大型企业和跨国公司总部（区域总部）及高端服务业要素方面与上海的竞争有更大落差，在汇集众多能整合全球要素资源的大公司和跨国公司总部，形成具有全球性投资决策、产业配置、生产组织功能的经济枢纽方面面临严重挑战。
上海自贸区的先行先试使我们在国内市场就遭遇国际竞争的巨大挑战。上海自贸区的建设与上海市经济发展的战略规划是紧密联系的。上海自贸区的运作，必然会强化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以及2014年确立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战略定位，有利于加快具有国际水准的“五个中心”建设。这样的发展格局与南京“建设全国重要的科技创新中心、文化创意中心、长江航运物流中心和区域金融商务中心”的战略规划在领域上有著较大的重合，也必然在要素吸引和功能作用发挥上产生冲突，从而固化，甚至边缘化南京在区域经济中的分工角色，不利于南京整体产业结构升级及向现代服务业的进一步转型。
三、上海自贸区为南京开放型经济发展提供借鉴
1.目标取向：以开放倒逼改革而不是简单复制自贸区
上海自贸区虽以扩大开放为首要特征，本质却是以对外开放倒逼和促进国内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是试验的首要使命，即按照国际化、法治化的要求，创新政府管理方式，由注重事先审批转变为事中、事后监管。因此，对接上海自贸区也要从南京实际出发，有的放矢地推进改革，而不是简单地移植自贸区经验。
加快简政放权，全面优化企业营商环境。按照“能放尽放”原则，推动外资项目由“核准制”向“备案为主、核准为辅”的管理模式转变。除规定必须由国家、省、市核准的项目外，其余市级核准的外资项目管理权限一律下放；市级备案的外资项目管理权限一律下放。推行“一口受理、联动办理”模式，加快建立相关数据平台，实现跨部门数据共享，整合政府监管流程，健全专业化中介服务体系，建立为外资企业服务的政府部门联动机制和综合信息共享机制，切实保障企业的合法权益。
接轨国际经济规则，提升管理与服务水平。借鉴上海自贸区改革创新理念和运营管理经验，在南京综保区复制推广。将政府多部门分头管理的模式改革为一口受理、综合审核、高效运作的服务模式。探索“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推动投资管理制度改革，进一步放开投资领域，形成透明规范的投资服务体系；推动外贸管理制度改革，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实行“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并在金融、保险、租赁、电信、旅行社、人才中介、工程设计、娱乐场所、教育培训和医疗等服务业领域进一步提升管理与服务水平。 完善政策体系，推进开放型经济的提挡升级。综合运用激励型、引导型、保护型和协调型四大类政策，多角度、多领域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的规模和水平。一是通过激励型政策鼓励市场主体“走出去、引进来”，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二是通过引导型政策指导产业结构的调整，使投资者和企业明确鼓励发展领域和通达路径，知晓受限制发展领域及惩戒措施。三是通过保护型政策扶持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四是以协调型政策协调开放型经济及其他方面的关系，通过政策体系的综合作用，推动南京开放型经济的提挡升级。
2.破解难题：立足于功能拓展而不是简单资源组合
上海自贸区的建设，本质上是建设适应国际、国内经济新常态挑战的新型平台。南京主动接轨上海自贸区，不仅需要加快建设实行特殊海关监管制度的特殊经济区域——综保区，更重要的是需要大力推动现有开发区（园区）的转型升级，拓展各类园区的功能，打造促进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新平台。
破解“分散化”发展难题，提高开放平台的空间效益。多年来，南京各开发区（园区）对城市空间资源的争夺十分激烈，致使空间形成“一核多片”的布局，缺少可供成片开发利用的土地。而实际运作的“统分结合”方式更使得整合也仅仅是“统计的整合”。既造成一定区域范围内开发区（园区）空间布局结构松散、土地利用低效、空间面积不足、实体经济投资难以落地、产业链组合式发展格局难以实现，也造成了开发区（园区）功能与其他城市功能的分离。破解这一难题，一是在体制功能的聚合上做文章，突破开发区（园区）所在区域的行政限制，实施按发展需要排序的土地共享制。二是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步伐，拓展空间使用功能，以有限空间的综合利用为产业布局的合理调整提供便利。三是拓展开发区与中心城区、周边小城镇及外围区域的联系，弥补开发区的功能缺项，为开发区延长产业链提供补充。四是根据各开发区（园区）之间产业的特色定位和相互关系，用市场化方式调整园区项目，形成合理的空间布局。
破解“功能失调”瓶颈，优化开放平台的产业环境。近年来，南京各开发区（园区）作为利用外资主战场的作用并不十分明显，其原因是开放型经济载体的国际功能有待进一步提升。诸如开发园区对招商引资的支撑作用明显不如苏州，机场物流集散能力不强，南京综保区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等。要破解“功能失调”瓶颈，南京必须大力提升开放型经济平台，优化产业发展环境。一是明确城市及各开发区的产业定位，形成开发区（园区）的主导产业，杜绝招商的主观随意性。二是避免简单地以企业规模或企业性质来设置招商门槛，侧重引进南京亟须的重特大制造业项目，以及金融、物流、信息等现代服务业项目。三是围绕主导产业，构建产业链发育的生态系统，努力实现区内企业竞争与合作均衡，各生产要素供求平衡，上下游各类市场主体相辅相成的产业链良性发展。
破解“能级低”发展障碍，努力创建品牌功能示范区。开发区品牌是由于开发区自身的资源条件或其内部的相关企业及机构聚集在一起，经过一定时间的经营而逐渐形成的，区别于其他开发区产品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它有两大特征：一是区域性，开发区品牌限定在其所属区域内；二是品牌效应，开发区品牌代表着开发区的主体形象和核心竞争力，在开拓市场、整合资源、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破解“能级低”发展障碍，就要努力创建系列品牌。因此，一要强化开发区（园区）的品牌意识，从开发区精神、行政效率、服务质量、配套水平、信用度、经营理念、创新能力等多方面牢固树立服务意识，打造服务品牌。二要提高开发区（园区）管理经营的专业能力，以规划建设、招商方式、管理体制机制的创新切实提高办事效率，以就业培训、同行交流、人才工程等提高管理经营队伍的创新思维和专业能力。三要引导外资集约化发展，以外资的产业高端和组织高端为导向，促进国际一流资本和厂商实行产业链零距离配套，从理念、人才及产业组织结构等方面为品牌功能示范区的建设打下基础。
3.突出优势：以创新谋发展而不是简单路径依赖
对接上海自贸区，积极参与国际分工，突出区域比较优势，走出传统的“路径依赖”，以创新寻求新经济增长点，这是在全球化新形势下，南京开放型经济发展取得成功的关键。
创新服务贸易方式，在推进贸易便利化中谋发展。创新贸易方式就是突破传统贸易方式，特别是转变基于加工贸易的发展模式和价值链分工低端的贸易量增长，通过培育新的贸易业态，形成商业经营意义上的贸易功能而不是增大基于制造的贸易规模，创新发展服务外包，信息服务、跨境电子商务、管理与数字服务等方式。以创新的贸易方式，完善的管理体制，在为境内外企业提供高效便捷服务中谋发展。
提升结构创新优势，在新兴产业成长中谋发展。结构升级优势创新是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南京在新常态下超越传统发展模式的必备条件。结构升级优势创新就是从劳动力优势扩展到知识及创新优势，从规模优势扩展到制度优势，从传统产业优势扩展到新兴产业优势。对南京而言，就是引导外资投向战略性新兴产业、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推动南京产业向高端、高效、高质发展；大力发展软件和服务外包、电子商务、金融保险、现代物流、文化创意等现代服务业；加快引进智能电网和电力自动化、新一代信息技术、新型显示、新能源装备、生物医药等新興产业重大项目。
加快培育“走出去”优势，在国际市场中谋发展。建设开放型经济体制必须做到国内制度与国际规范的兼容性。加快培育“走出去”的新优势，一要建立境外投资“备案为主、核准为辅”的管理方式，在简化程序、明确时限等便利化水平提高上下功夫。二要培育南京本土的跨国公司，形成“走出去”的产业优势。三要加强“走出去”综合服务体系建设，既为“走出去”企业提供法律、财税等专业咨询和信息服务，也为企业搭建境外投资信息服务和交流合作的平台。
（课题组负责人、执笔人：王玉珍、邓炜；课题组成员：杨志琴、金雁、孙敏、贾伟）
责任编辑：高 莉
一、上海自贸区为南京开放型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
上海自贸区为南京拓宽对外开放新领域提供了窗口。现代服务业是服务业经济时代的支柱产业，上海自贸区承担了为中国的服务经济发展探索新方式、新渠道，提升国际竞争优势的重任，是继制造业之后产业开放发展的又一窗口。而南京的服务业基础相对雄厚，已经成为推动城市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自贸区服务业开放的试验，有利于南京金融、航运、物流、教育、传媒等现代服务业市场与国际标准无缝衔接；有利于南京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领域开展多方面的深度合作；更有利于推动南京跳出外贸、外资、外经“老三外”的原宥，推进外包、外展、外机“新三外”的开展，即发展服务外包、壮大国际会展、集聚涉外服务型机构，从而提高对境外资源，特别是服务业资源开发利用的水平和能力。
上海自贸区为南京强化区域经济合作新框架搭建了平台。南京地处长三角和长江经济带的核心地区，如何将这种基于区位和硬件设施、面向国内的优势转化为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竞争优势，南京一直缺乏更有利的时机、更好的方式和更有效的促进。上海自贸区的建设，使南京较以往更易于融入以上海为龙头的内贸与外贸互相融合，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技术贸易同步发展的开放新格局，发挥好通江达海、东引西联的区域经济中心的作用；更易于利用自贸区形成的口岸货物集散中心、大宗商品交易与定价中心、境外投资服务中心、国际会展与跨国采购中心等功能构架，引进国际资源、开拓国际市场；更易于建立健全市场开放度与贸易便利化程度高，资金流、商品流、信息流、技术流、人才流等生产要素流动顺畅的运行机制，充分发挥科教研发优势、综合枢纽优势、历史文化名城优势等各方面有利因素的作用，进一步消除目前市场行政化、经济同质化的体制障碍，开拓南京服务经济、枢纽经济以及创新经济等领域的国际、国内成长空间。
上海自贸区的制度性架构为南京对外开放新体制建设提供了样本。上海自贸区的先行先试是对外开放体制的本质创新。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可复制、可推广试点经验，对客观上仍呈现“强政府、弱市场、小社会”局面的南京来说都是及时跟进、深化改革的行动指南，其制度性架构创新更为南京对外开放新体制建设提供了样本，不仅有利于推动南京的综合改革以建设服务型政府为基本导向，以简化行政审批程序为突破口，以提高政府的服务效能为目的，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更有利于营造南京良好的国际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
二、上海自贸区对南京开放型经济发展形成新挑战
上海自贸区以改革谋发展使我们面临跳出路径依赖的巨大挑战。上海自贸区以政府管理制度改革为重点，本质上既是对政府权力的制约和规范，也是对市场权力的释放和激励，预示着自贸区将因为在区域竞争中获得压倒性的制度和政策优势而再次抢占先机。对于南京而言，如若不能在涉外经济体制机制创新方面跟上时代步伐甚至抢先一步，进而推动开放型经济全面升级，将很可能在未来的区域竞争中被迫扮演制度模仿及经济追赶的角色，在区域协调发展中逐渐被边缘化。
上海自贸区的制度探索与新常态的宏观环境为新一轮发展提出挑战。相对于周边地区，上海在现有市场规模、市场增长潜力、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投资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金融服务业发达程度、行业竞争程度、外资企业盈利水平，以及市场准入限制、法律制度完善程度、中介业服务水平等方面具有整体优势，尤其有利于总部经济的发展。这意味着很大程度上，南京在吸引大型企业和跨国公司总部（区域总部）及高端服务业要素方面与上海的竞争有更大落差，在汇集众多能整合全球要素资源的大公司和跨国公司总部，形成具有全球性投资决策、产业配置、生产组织功能的经济枢纽方面面临严重挑战。
上海自贸区的先行先试使我们在国内市场就遭遇国际竞争的巨大挑战。上海自贸区的建设与上海市经济发展的战略规划是紧密联系的。上海自贸区的运作，必然会强化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以及2014年确立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战略定位，有利于加快具有国际水准的“五个中心”建设。这样的发展格局与南京“建设全国重要的科技创新中心、文化创意中心、长江航运物流中心和区域金融商务中心”的战略规划在领域上有著较大的重合，也必然在要素吸引和功能作用发挥上产生冲突，从而固化，甚至边缘化南京在区域经济中的分工角色，不利于南京整体产业结构升级及向现代服务业的进一步转型。
三、上海自贸区为南京开放型经济发展提供借鉴
1.目标取向：以开放倒逼改革而不是简单复制自贸区
上海自贸区虽以扩大开放为首要特征，本质却是以对外开放倒逼和促进国内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是试验的首要使命，即按照国际化、法治化的要求，创新政府管理方式，由注重事先审批转变为事中、事后监管。因此，对接上海自贸区也要从南京实际出发，有的放矢地推进改革，而不是简单地移植自贸区经验。
加快简政放权，全面优化企业营商环境。按照“能放尽放”原则，推动外资项目由“核准制”向“备案为主、核准为辅”的管理模式转变。除规定必须由国家、省、市核准的项目外，其余市级核准的外资项目管理权限一律下放；市级备案的外资项目管理权限一律下放。推行“一口受理、联动办理”模式，加快建立相关数据平台，实现跨部门数据共享，整合政府监管流程，健全专业化中介服务体系，建立为外资企业服务的政府部门联动机制和综合信息共享机制，切实保障企业的合法权益。
接轨国际经济规则，提升管理与服务水平。借鉴上海自贸区改革创新理念和运营管理经验，在南京综保区复制推广。将政府多部门分头管理的模式改革为一口受理、综合审核、高效运作的服务模式。探索“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推动投资管理制度改革，进一步放开投资领域，形成透明规范的投资服务体系；推动外贸管理制度改革，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实行“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并在金融、保险、租赁、电信、旅行社、人才中介、工程设计、娱乐场所、教育培训和医疗等服务业领域进一步提升管理与服务水平。 完善政策体系，推进开放型经济的提挡升级。综合运用激励型、引导型、保护型和协调型四大类政策，多角度、多领域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的规模和水平。一是通过激励型政策鼓励市场主体“走出去、引进来”，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二是通过引导型政策指导产业结构的调整，使投资者和企业明确鼓励发展领域和通达路径，知晓受限制发展领域及惩戒措施。三是通过保护型政策扶持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四是以协调型政策协调开放型经济及其他方面的关系，通过政策体系的综合作用，推动南京开放型经济的提挡升级。
2.破解难题：立足于功能拓展而不是简单资源组合
上海自贸区的建设，本质上是建设适应国际、国内经济新常态挑战的新型平台。南京主动接轨上海自贸区，不仅需要加快建设实行特殊海关监管制度的特殊经济区域——综保区，更重要的是需要大力推动现有开发区（园区）的转型升级，拓展各类园区的功能，打造促进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新平台。
破解“分散化”发展难题，提高开放平台的空间效益。多年来，南京各开发区（园区）对城市空间资源的争夺十分激烈，致使空间形成“一核多片”的布局，缺少可供成片开发利用的土地。而实际运作的“统分结合”方式更使得整合也仅仅是“统计的整合”。既造成一定区域范围内开发区（园区）空间布局结构松散、土地利用低效、空间面积不足、实体经济投资难以落地、产业链组合式发展格局难以实现，也造成了开发区（园区）功能与其他城市功能的分离。破解这一难题，一是在体制功能的聚合上做文章，突破开发区（园区）所在区域的行政限制，实施按发展需要排序的土地共享制。二是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步伐，拓展空间使用功能，以有限空间的综合利用为产业布局的合理调整提供便利。三是拓展开发区与中心城区、周边小城镇及外围区域的联系，弥补开发区的功能缺项，为开发区延长产业链提供补充。四是根据各开发区（园区）之间产业的特色定位和相互关系，用市场化方式调整园区项目，形成合理的空间布局。
破解“功能失调”瓶颈，优化开放平台的产业环境。近年来，南京各开发区（园区）作为利用外资主战场的作用并不十分明显，其原因是开放型经济载体的国际功能有待进一步提升。诸如开发园区对招商引资的支撑作用明显不如苏州，机场物流集散能力不强，南京综保区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等。要破解“功能失调”瓶颈，南京必须大力提升开放型经济平台，优化产业发展环境。一是明确城市及各开发区的产业定位，形成开发区（园区）的主导产业，杜绝招商的主观随意性。二是避免简单地以企业规模或企业性质来设置招商门槛，侧重引进南京亟须的重特大制造业项目，以及金融、物流、信息等现代服务业项目。三是围绕主导产业，构建产业链发育的生态系统，努力实现区内企业竞争与合作均衡，各生产要素供求平衡，上下游各类市场主体相辅相成的产业链良性发展。
破解“能级低”发展障碍，努力创建品牌功能示范区。开发区品牌是由于开发区自身的资源条件或其内部的相关企业及机构聚集在一起，经过一定时间的经营而逐渐形成的，区别于其他开发区产品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它有两大特征：一是区域性，开发区品牌限定在其所属区域内；二是品牌效应，开发区品牌代表着开发区的主体形象和核心竞争力，在开拓市场、整合资源、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破解“能级低”发展障碍，就要努力创建系列品牌。因此，一要强化开发区（园区）的品牌意识，从开发区精神、行政效率、服务质量、配套水平、信用度、经营理念、创新能力等多方面牢固树立服务意识，打造服务品牌。二要提高开发区（园区）管理经营的专业能力，以规划建设、招商方式、管理体制机制的创新切实提高办事效率，以就业培训、同行交流、人才工程等提高管理经营队伍的创新思维和专业能力。三要引导外资集约化发展，以外资的产业高端和组织高端为导向，促进国际一流资本和厂商实行产业链零距离配套，从理念、人才及产业组织结构等方面为品牌功能示范区的建设打下基础。
3.突出优势：以创新谋发展而不是简单路径依赖
对接上海自贸区，积极参与国际分工，突出区域比较优势，走出传统的“路径依赖”，以创新寻求新经济增长点，这是在全球化新形势下，南京开放型经济发展取得成功的关键。
创新服务贸易方式，在推进贸易便利化中谋发展。创新贸易方式就是突破传统贸易方式，特别是转变基于加工贸易的发展模式和价值链分工低端的贸易量增长，通过培育新的贸易业态，形成商业经营意义上的贸易功能而不是增大基于制造的贸易规模，创新发展服务外包，信息服务、跨境电子商务、管理与数字服务等方式。以创新的贸易方式，完善的管理体制，在为境内外企业提供高效便捷服务中谋发展。
提升结构创新优势，在新兴产业成长中谋发展。结构升级优势创新是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南京在新常态下超越传统发展模式的必备条件。结构升级优势创新就是从劳动力优势扩展到知识及创新优势，从规模优势扩展到制度优势，从传统产业优势扩展到新兴产业优势。对南京而言，就是引导外资投向战略性新兴产业、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推动南京产业向高端、高效、高质发展；大力发展软件和服务外包、电子商务、金融保险、现代物流、文化创意等现代服务业；加快引进智能电网和电力自动化、新一代信息技术、新型显示、新能源装备、生物医药等新興产业重大项目。
加快培育“走出去”优势，在国际市场中谋发展。建设开放型经济体制必须做到国内制度与国际规范的兼容性。加快培育“走出去”的新优势，一要建立境外投资“备案为主、核准为辅”的管理方式，在简化程序、明确时限等便利化水平提高上下功夫。二要培育南京本土的跨国公司，形成“走出去”的产业优势。三要加强“走出去”综合服务体系建设，既为“走出去”企业提供法律、财税等专业咨询和信息服务，也为企业搭建境外投资信息服务和交流合作的平台。
（课题组负责人、执笔人：王玉珍、邓炜；课题组成员：杨志琴、金雁、孙敏、贾伟）
责任编辑：高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