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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国俗语义的本质属性为语言单位的民族文化附加性，国俗语义的产生一般受两个动因的影响：一个是民族文化因素；另一个是认知主体形成的认知模式和思维方式。本文分析了国俗语义在反映概念意义的基础上附加的民族文化色彩，又进一步提出了对语言单位中国俗语义的解读：一方面要依赖对民族文化的认知，另一方面要运用认知机制对语境进行认知加工。
关键词：国俗语义 文化附加性 语境 认知解读
中图分类号：H0-06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近年来，国俗语义研究成为我国语言学界一个新的热门研究课题，“国俗语义学”亦称之为“民族文化语义学”，翻译成英文为“national cultural semantics”。“国俗语义是语义民族性的一种表现，它反映使用该语言的国家或民族的历史文化和民情风俗，具有浓郁的民族文化特色，即语义在反映概念意义的基础上增添了附加的民族文化色彩，离开了民族文化背景，难以理解语言单位的含义”（王德春，1997：122）。在语言的任何层面，无论是词汇还是篇章都存在大量的有别于概念意义但又与概念意义密切相关的具有民族特色的国俗词语，我们在这里对语言单位中表达基本范畴和社会范畴的词、词组、习语和语篇所附加的国俗语义作了分类叙述，并提出国俗语义的语境认知解读机制。首先，国俗语义的民族文化属性决定了国俗语义的理解必须依据该民族的语言文化背景；其次，认知主体对异民族的语言文化的理解受其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传统文化的影响，因而对国俗语义的解读要基于认知主体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交际情景下对该语言民族文化的认知。
二国俗语义的文化附加性在语言和言语单位中的表现
人类的语言是音义结合的词汇语法体系，词汇是语言的建筑材料，词按照语法规则组成词组和句子，并由句子组成更大的语言单位——语篇。一般认为，句子以下的静态单位语素、语位、词、词组等模式，属于语言范畴；句子及其以上的动态单位句群、篇章等，属于言语范畴。国俗语义是语言单位在表达概念意义的同时所承载的民族文化内涵，因而语言单位的词、词组、习语以及言语单位的句子和语篇都有国俗语义，下面结合例子进行分析。
1国俗语义的文化附加性在语言单位的表现
（1）语素或词汇层面。词语是承载国俗语义的核心，国俗语义存在的最基本层级是词，基本范畴词和社会范畴词汇均可与其他词构成词组，具有国俗语义的词作为构词成分构成词组后，其承载的文化因子影响整个组合词语。例如：竹子在中国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竹”在中华民族传统观念中，含有“顽强坚毅的精神、不屈不挠的风骨和不畏逆境、迎难而上的禀性”等国俗语义，中华民族称誉“松、竹、梅”为“岁寒三友”；“梅、兰、竹、菊”为“花中四君子”，“竹”又被赋予“玉干、玉竹、绿玉、竹郎、竹君、君子、青士、蛇祖”等国俗美称，具有浓厚的文化内涵。竹子集色彩美、形态美、风格美于一身，其生物形态特征与中华民族的审美情趣、伦理意识相吻合，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恰到好处地表现出来，如虚心、气节、坚韧、奋进、质朴、孝顺等，形成中华民族品格、情操和美学精神的象征，散发出别具一格的“中华竹魂”，是中华民族优秀品格和情操的写照。因此，“竹”作为自由组合词或词素可以自由地与其他词搭配使用，但附加在其上的民族文化语义在搭配后构成的语言单位中不仅没有改变，并以本身附加的文化内涵影响着整个组合词或句子的整体语义内涵。
（2）词组或短语层面。有些词本身并无国俗语义，但是与其他词组成词组后可表示某一文化习俗，产生了文化转义。如基本范畴词“糖”、“豆腐”、“吃”均无附加语义，但与其他词组合后，这些词在表达概念语义的基础上被附加上文化内涵，用来表达特有的民族习俗生活，成为国俗词汇。如与“吃”组成的词组：“吃大户”谓“穷人吃富人”；“吃小灶”谓“对某人有特殊待遇”；“吃醋”谓“因男女情事而产生嫉妒”；“吃豆腐”谓“欺负软弱女子”；“吃喜糖”谓“结婚”；“吃大锅饭”谓“分配制度中的绝对平均主义”；“吃闭门羹”谓“别人不见”；“吃老本”谓“有成就不再努力”，等等。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国俗词语通常要与其它词语进行语义整合，以构成更大语言单位的语义内涵，因而国俗语义是通过概念整合机制的运作对语义作出推断的。
2国俗语义的文化附加性在言语单位的表现
（1）在交际用语中的表现。在交际文化中，各民族由于风俗习惯不同，接人待物的方式不同，因而在言语形式方面表现出较强的文化差异。例如：汉语中“便饭”指的是日常吃的饭食，英语可说成“potluck”，意思是“和主人吃一样的饭食”，汉英语言概念意义基本对应。然而，在实际跨文化交际中，汉英这对对应词语的文化涵义却有明显的差异。汉语的“请你吃顿便饭”与英语的“How about having lunch together?Just potluck”的交际含义常常会有极大的差别，在跨文化交际中会造成文化误解甚至文化冲突，如：英文化的“便饭”就是家常便饭，饭菜简单，主客在一起主要是愉快地交谈，饭菜是次要的；汉文化中请客吃饭时所说的“便饭”一般是一种谦辞，主人一定会精心准备丰盛的饭菜，让客人吃好喝好。而这在汉英跨文化交际中就难免产生文化误解：中国人会认为英语国家的人过于吝啬，不够尊重客人；英语国家的人却会感到中国人过于讲究吃喝，而且讲话不诚实：明明摆上的是一桌丰盛的饭菜，却说是“家常便饭”。他们甚至还会产生反感，以为中国人讥笑他们缺乏辨别力，识别不出饭菜的好坏。文化差异和文化冲突在此反映出的是汉英两种文化之间待客习俗的差异和冲突：主人敬献与主客共欢之别和以食为礼与以食为乐之别。这一社交规则的差别是汉英两种文化价值观念差异的体现：自谦尊人与平等互尊之别。
（2）在语篇中的表现。语篇是由词、词组或句子构成的言语单位，词、词组、习语均有附加的国俗语义，而语篇作为言语单位，也表现出鲜明的附加在整个语篇上的民族文化语义内涵。例如，杜牧的《清明》诗：“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诗中的“清明”是汉民族特有的文化习俗，人们在这个节日为逝去的亲人扫墓祭拜以寄托哀思；另外，“酒”在汉语中除了用来表达“喜庆”外，也常与“忧愁”联系在一起，如：“抽刀断水水更流，借酒消愁愁更愁”、“愁来苦酒来相伴”等。“牧童遥指”说明，逝去的人葬于野外，使人产生荒野青冢的联想。这段诗文的整体意义可从其包含的国俗语义分析而得。每种文化都有大量词语伴有附加的文化语义，无论是民族文化特有事物还是共有事物，都会因各自民族心理、民族情感而产生大量的国俗词语，国俗语义存在于语言单位的各个层面。
三国俗语义的语境认知解读
在交际中，语言使用者对语境的认识，被称为语境认知。本文主张把语境分为三种，即语篇语境、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这里选取与国俗语义理解最为相关的上下文语境、文化语境考察语境对国俗词语的推导和阐释的制约作用。
1上下文语境认知对国俗语义多义的解读
对于多义的国俗词语来说，具体的上下文语境可以使词语意义单一化、具体化。人类的语言交际是一个认知过程，交际双方是认知活动的主体，交际者总是力图使新信息与接收者相关，接收者也总是以相关为前提进行演绎推理来获取语境效果，同一层级的语言单位，交际参与者把它和不同的语言环境匹配，就会作出不同的语义推导和阐释。上下文语境可以使词语产生一种选择关系。例如：“龟”的国俗语义有“长寿”、“胆小怕事，不敢出头”、“妻子与别的男人有染”、“女婿”之义。这些语义只有与其他词或词组搭配，在具体的上下文中，才能确定其语义内涵。如“龟年”比喻长寿；“缩头乌龟”喻“胆小怕事，不敢出头”；“金龟婿”指身居高位的女婿；妓院娼家的男老板被人称作“乌龟”，女老板被人称作“龟婆”。再如，“醋”也是个具有多个文化语义义项的词。“争风吃醋”特指因男女关系而互相嫉妒争斗；“半瓶醋”喻指“对某种知识或技能一知半解/一知半解的人”。类似“龟”、“醋”这样的多义词当有了一定的上下文语境时，其语义就有了具体、精确性。因此上下文语境制约着多义国俗词语的语义选择。
2文化语境认知对国俗语义的解读
文化语境是指某一言语社团特定的社会规范和习俗，包含语言运用的社会文化背景、历史文化传统、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社会心理等，“文化语境是社会结构的产物，是整个语言系统的环境。具体的情景语境则来源于文化语境”。语言与社会文化互相依存，文化语境会影响人们言语的表达方式和词语的内涵色彩。语言形式受到文化的制约，文化对词汇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它给词语涂上了一层文化内涵色彩，王德春教授称之为“文化负载词”。由于文化背景不同，同一个词、同一种表达方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会产生不同的意义，例如：在西方的传统文化观念中的“bat（蝙蝠）”是阴谋和罪恶的象征，西方人认为蝙蝠是一种邪恶的动物，因而对bat(蝙蝠)没有好感，提起来就令人恐惧。英语中有“as blind as a bat（看不见的，像瞎子似的）”、“as crazy as a bat（像疯子一样）”、“have bats in the belfry（古里古怪，异想天开）”等消极的联想和比喻。但是蝙蝠在汉语中的形象与西方完全不同，因为“蝠”与“福”在汉语中同音，故中华民族认为蝙蝠是吉祥幸福的象征，“红蝠”与“洪福”谐音，红蝙蝠还是大吉大利的前兆。文化语义还常以名人典故、民间传说中的历史人物，乃至戏剧中的人物作为某类人物的代称，使用提喻手法起到形象生动的作用。如：“陈世美”表示负心汉；“阿Q”表示自欺欺人的小人物；“红娘”表示媒人；“关公”是忠勇的象征；“诸葛亮”表示充满智慧的人；“唐僧”成了人妖不分、是非不明、怜悯坏人、不敢斗争的象征。
对于历史事件、文学作品、神话故事的了解，不但是我们确定国俗语义的基础，而且对于国俗词语产生的语源语境的了解，更是理解目标语的重要条件。语言作为人们表达情感和相互交流的工具，自然要反映它所代表的民族与文化的特色。由于风俗习惯、心理因素、文化背景等不同，东西方人对同一事物抱有不同的感情色彩，文化语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词汇的文化内涵，了解异国文化。
四结语
国俗语义是受文化因素的影响附加在词语概念意义之外的文化附加义，是认知主体在某一语言文化下形成的认知模式对客体事物产生的联想，是在隐喻、转喻等认知机制的作用下产生的。在语言体系内部国俗语义表现为语言单位的语义附加性，即语言单位的词、词组、习语，言语单位的交际用语和语篇等均具有文化附加性。语言理解离不开语境，对语境的认知制约着国俗语义的选择。本文讨论了上下文语境对国俗语义多义的选择，文化语境对国俗语义的解读。通过对国俗语义的认知研究，我们认为还可在国俗语义的理解方面，在国俗语义经常出现的词语、语篇的常规范型方面，做进一步的探索。
参考文献：
[1] 王德春：《语言学概论》，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2] 胡壮麟、朱永生、张德录：《系统功能语法概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3] 毕继万：《汉英请客与教授礼习俗差异》，《语文建设》，1998年第1期。
[4] 王德春：《汉语国俗词典》，河海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5] 包惠南：《文化语境与语言翻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年版。
[6] 潘红：《英汉国俗词语例话》，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作者简介：马利萍，女，1970—，河南开封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高校英语教学，工作单位：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关键词：国俗语义 文化附加性 语境 认知解读
中图分类号：H0-06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近年来，国俗语义研究成为我国语言学界一个新的热门研究课题，“国俗语义学”亦称之为“民族文化语义学”，翻译成英文为“national cultural semantics”。“国俗语义是语义民族性的一种表现，它反映使用该语言的国家或民族的历史文化和民情风俗，具有浓郁的民族文化特色，即语义在反映概念意义的基础上增添了附加的民族文化色彩，离开了民族文化背景，难以理解语言单位的含义”（王德春，1997：122）。在语言的任何层面，无论是词汇还是篇章都存在大量的有别于概念意义但又与概念意义密切相关的具有民族特色的国俗词语，我们在这里对语言单位中表达基本范畴和社会范畴的词、词组、习语和语篇所附加的国俗语义作了分类叙述，并提出国俗语义的语境认知解读机制。首先，国俗语义的民族文化属性决定了国俗语义的理解必须依据该民族的语言文化背景；其次，认知主体对异民族的语言文化的理解受其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传统文化的影响，因而对国俗语义的解读要基于认知主体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交际情景下对该语言民族文化的认知。
二国俗语义的文化附加性在语言和言语单位中的表现
人类的语言是音义结合的词汇语法体系，词汇是语言的建筑材料，词按照语法规则组成词组和句子，并由句子组成更大的语言单位——语篇。一般认为，句子以下的静态单位语素、语位、词、词组等模式，属于语言范畴；句子及其以上的动态单位句群、篇章等，属于言语范畴。国俗语义是语言单位在表达概念意义的同时所承载的民族文化内涵，因而语言单位的词、词组、习语以及言语单位的句子和语篇都有国俗语义，下面结合例子进行分析。
1国俗语义的文化附加性在语言单位的表现
（1）语素或词汇层面。词语是承载国俗语义的核心，国俗语义存在的最基本层级是词，基本范畴词和社会范畴词汇均可与其他词构成词组，具有国俗语义的词作为构词成分构成词组后，其承载的文化因子影响整个组合词语。例如：竹子在中国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竹”在中华民族传统观念中，含有“顽强坚毅的精神、不屈不挠的风骨和不畏逆境、迎难而上的禀性”等国俗语义，中华民族称誉“松、竹、梅”为“岁寒三友”；“梅、兰、竹、菊”为“花中四君子”，“竹”又被赋予“玉干、玉竹、绿玉、竹郎、竹君、君子、青士、蛇祖”等国俗美称，具有浓厚的文化内涵。竹子集色彩美、形态美、风格美于一身，其生物形态特征与中华民族的审美情趣、伦理意识相吻合，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恰到好处地表现出来，如虚心、气节、坚韧、奋进、质朴、孝顺等，形成中华民族品格、情操和美学精神的象征，散发出别具一格的“中华竹魂”，是中华民族优秀品格和情操的写照。因此，“竹”作为自由组合词或词素可以自由地与其他词搭配使用，但附加在其上的民族文化语义在搭配后构成的语言单位中不仅没有改变，并以本身附加的文化内涵影响着整个组合词或句子的整体语义内涵。
（2）词组或短语层面。有些词本身并无国俗语义，但是与其他词组成词组后可表示某一文化习俗，产生了文化转义。如基本范畴词“糖”、“豆腐”、“吃”均无附加语义，但与其他词组合后，这些词在表达概念语义的基础上被附加上文化内涵，用来表达特有的民族习俗生活，成为国俗词汇。如与“吃”组成的词组：“吃大户”谓“穷人吃富人”；“吃小灶”谓“对某人有特殊待遇”；“吃醋”谓“因男女情事而产生嫉妒”；“吃豆腐”谓“欺负软弱女子”；“吃喜糖”谓“结婚”；“吃大锅饭”谓“分配制度中的绝对平均主义”；“吃闭门羹”谓“别人不见”；“吃老本”谓“有成就不再努力”，等等。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国俗词语通常要与其它词语进行语义整合，以构成更大语言单位的语义内涵，因而国俗语义是通过概念整合机制的运作对语义作出推断的。
2国俗语义的文化附加性在言语单位的表现
（1）在交际用语中的表现。在交际文化中，各民族由于风俗习惯不同，接人待物的方式不同，因而在言语形式方面表现出较强的文化差异。例如：汉语中“便饭”指的是日常吃的饭食，英语可说成“potluck”，意思是“和主人吃一样的饭食”，汉英语言概念意义基本对应。然而，在实际跨文化交际中，汉英这对对应词语的文化涵义却有明显的差异。汉语的“请你吃顿便饭”与英语的“How about having lunch together?Just potluck”的交际含义常常会有极大的差别，在跨文化交际中会造成文化误解甚至文化冲突，如：英文化的“便饭”就是家常便饭，饭菜简单，主客在一起主要是愉快地交谈，饭菜是次要的；汉文化中请客吃饭时所说的“便饭”一般是一种谦辞，主人一定会精心准备丰盛的饭菜，让客人吃好喝好。而这在汉英跨文化交际中就难免产生文化误解：中国人会认为英语国家的人过于吝啬，不够尊重客人；英语国家的人却会感到中国人过于讲究吃喝，而且讲话不诚实：明明摆上的是一桌丰盛的饭菜，却说是“家常便饭”。他们甚至还会产生反感，以为中国人讥笑他们缺乏辨别力，识别不出饭菜的好坏。文化差异和文化冲突在此反映出的是汉英两种文化之间待客习俗的差异和冲突：主人敬献与主客共欢之别和以食为礼与以食为乐之别。这一社交规则的差别是汉英两种文化价值观念差异的体现：自谦尊人与平等互尊之别。
（2）在语篇中的表现。语篇是由词、词组或句子构成的言语单位，词、词组、习语均有附加的国俗语义，而语篇作为言语单位，也表现出鲜明的附加在整个语篇上的民族文化语义内涵。例如，杜牧的《清明》诗：“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诗中的“清明”是汉民族特有的文化习俗，人们在这个节日为逝去的亲人扫墓祭拜以寄托哀思；另外，“酒”在汉语中除了用来表达“喜庆”外，也常与“忧愁”联系在一起，如：“抽刀断水水更流，借酒消愁愁更愁”、“愁来苦酒来相伴”等。“牧童遥指”说明，逝去的人葬于野外，使人产生荒野青冢的联想。这段诗文的整体意义可从其包含的国俗语义分析而得。每种文化都有大量词语伴有附加的文化语义，无论是民族文化特有事物还是共有事物，都会因各自民族心理、民族情感而产生大量的国俗词语，国俗语义存在于语言单位的各个层面。
三国俗语义的语境认知解读
在交际中，语言使用者对语境的认识，被称为语境认知。本文主张把语境分为三种，即语篇语境、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这里选取与国俗语义理解最为相关的上下文语境、文化语境考察语境对国俗词语的推导和阐释的制约作用。
1上下文语境认知对国俗语义多义的解读
对于多义的国俗词语来说，具体的上下文语境可以使词语意义单一化、具体化。人类的语言交际是一个认知过程，交际双方是认知活动的主体，交际者总是力图使新信息与接收者相关，接收者也总是以相关为前提进行演绎推理来获取语境效果，同一层级的语言单位，交际参与者把它和不同的语言环境匹配，就会作出不同的语义推导和阐释。上下文语境可以使词语产生一种选择关系。例如：“龟”的国俗语义有“长寿”、“胆小怕事，不敢出头”、“妻子与别的男人有染”、“女婿”之义。这些语义只有与其他词或词组搭配，在具体的上下文中，才能确定其语义内涵。如“龟年”比喻长寿；“缩头乌龟”喻“胆小怕事，不敢出头”；“金龟婿”指身居高位的女婿；妓院娼家的男老板被人称作“乌龟”，女老板被人称作“龟婆”。再如，“醋”也是个具有多个文化语义义项的词。“争风吃醋”特指因男女关系而互相嫉妒争斗；“半瓶醋”喻指“对某种知识或技能一知半解/一知半解的人”。类似“龟”、“醋”这样的多义词当有了一定的上下文语境时，其语义就有了具体、精确性。因此上下文语境制约着多义国俗词语的语义选择。
2文化语境认知对国俗语义的解读
文化语境是指某一言语社团特定的社会规范和习俗，包含语言运用的社会文化背景、历史文化传统、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社会心理等，“文化语境是社会结构的产物，是整个语言系统的环境。具体的情景语境则来源于文化语境”。语言与社会文化互相依存，文化语境会影响人们言语的表达方式和词语的内涵色彩。语言形式受到文化的制约，文化对词汇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它给词语涂上了一层文化内涵色彩，王德春教授称之为“文化负载词”。由于文化背景不同，同一个词、同一种表达方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会产生不同的意义，例如：在西方的传统文化观念中的“bat（蝙蝠）”是阴谋和罪恶的象征，西方人认为蝙蝠是一种邪恶的动物，因而对bat(蝙蝠)没有好感，提起来就令人恐惧。英语中有“as blind as a bat（看不见的，像瞎子似的）”、“as crazy as a bat（像疯子一样）”、“have bats in the belfry（古里古怪，异想天开）”等消极的联想和比喻。但是蝙蝠在汉语中的形象与西方完全不同，因为“蝠”与“福”在汉语中同音，故中华民族认为蝙蝠是吉祥幸福的象征，“红蝠”与“洪福”谐音，红蝙蝠还是大吉大利的前兆。文化语义还常以名人典故、民间传说中的历史人物，乃至戏剧中的人物作为某类人物的代称，使用提喻手法起到形象生动的作用。如：“陈世美”表示负心汉；“阿Q”表示自欺欺人的小人物；“红娘”表示媒人；“关公”是忠勇的象征；“诸葛亮”表示充满智慧的人；“唐僧”成了人妖不分、是非不明、怜悯坏人、不敢斗争的象征。
对于历史事件、文学作品、神话故事的了解，不但是我们确定国俗语义的基础，而且对于国俗词语产生的语源语境的了解，更是理解目标语的重要条件。语言作为人们表达情感和相互交流的工具，自然要反映它所代表的民族与文化的特色。由于风俗习惯、心理因素、文化背景等不同，东西方人对同一事物抱有不同的感情色彩，文化语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词汇的文化内涵，了解异国文化。
四结语
国俗语义是受文化因素的影响附加在词语概念意义之外的文化附加义，是认知主体在某一语言文化下形成的认知模式对客体事物产生的联想，是在隐喻、转喻等认知机制的作用下产生的。在语言体系内部国俗语义表现为语言单位的语义附加性，即语言单位的词、词组、习语，言语单位的交际用语和语篇等均具有文化附加性。语言理解离不开语境，对语境的认知制约着国俗语义的选择。本文讨论了上下文语境对国俗语义多义的选择，文化语境对国俗语义的解读。通过对国俗语义的认知研究，我们认为还可在国俗语义的理解方面，在国俗语义经常出现的词语、语篇的常规范型方面，做进一步的探索。
参考文献：
[1] 王德春：《语言学概论》，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2] 胡壮麟、朱永生、张德录：《系统功能语法概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3] 毕继万：《汉英请客与教授礼习俗差异》，《语文建设》，1998年第1期。
[4] 王德春：《汉语国俗词典》，河海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5] 包惠南：《文化语境与语言翻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年版。
[6] 潘红：《英汉国俗词语例话》，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作者简介：马利萍，女，1970—，河南开封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高校英语教学，工作单位：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