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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资本的增长是以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为代价的。市场是资本的前提，运行机制健康有序的市场经济有利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国要利用资本，建立由社会主义力量主导的资本多元化的市场经济体制，在资本运行和发展的全过程中限制与消灭剥削，实施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关键词】］生态；资本；市场；科学发展观
［中图分类号］F014.3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848（2011）03-0035-08
［作者简介］吴宁(1966—)，女，安徽桐城人，哲学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湖北武汉430073）
［基金项目］2008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日常生活批判与中国民生问题”阶段性成果（08CZX009）。
Title: On Capitals and Markets in the Vision of Ecology
Author: WU Ning
Abstract: While capitals could be grown by incurring the destruction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e market is a prerequisite for capitals and operating a healthy and well-ordered market economic mechanism is beneficial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harmonious societ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hina should take full advantage of capitals to form the diversified market economic system led by socialist forces, restrict and abolish exploitations in the whole course of capital operations, and implement the man-oriented scientific development concept.
Key words: ecology; capitals; markets; scientific development concept
一、资本和市场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无限扩张的逻辑既与劳动者的生活逻辑相对抗，又与自然发展的逻辑相违背。资本具有的内在的无限扩张的本性和自然界发展的有限性严重冲突。自然界中动植物的生长都有一定的周期，然而资本对动植物生长所需要的时间和漫长的周期没有耐心，为了追求资本的快速增值势必会造成对自然界的破坏。资本同样以剥削人的方式剥削、掠夺自然。自然只不过是资本实现自身增值的、没有任何感性区别的原材料，失去了感性和丰富性的自然界完全可以用一堆抽象的货币（抽象劳动）来交换。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人对自然的支配为前提，资本不断地借助科学技术和机器大工业生产来强化自身的扩张能力，从而增强对自然资源的控制力。工人与资本家的斗争某种意义上就是为了获得对自然资源的占有和使用的权利而战。工人之所以被剥削，是因为他们与包括自然资源在内的生产资料相互分离。相反，资本家占有了生产资料，占有了自然资源，获得了剥削工人的权利。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本积累的规律必然引发人与人的不平等、非均衡、片面的发展，带来人的异化和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同以往社会相比有了巨大的历史进步性，但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积累和生产，受到资本主义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两极分化以及劳动阶级有效消费不足的限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必然会不断地被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所打断。资本家以牺牲劳工的健康和闲暇，降低劳工的工作条件和生存条件等手段，实现不变资本的节约；以损害环境为代价，实现可变资本的节约和利润最大化。因此，资本主义私有制是过去和当今世界社会危机与生态危机的根源。
资本局限性的表现之一，是它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对抗。人类的文明植根于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过程中，“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一旦确立之后，当代人面临的全球性环境问题就不可逆转地随着资本关系的世界性扩张而愈演愈烈，它实际上成为资本关系统治下的“资本生产逻辑”普遍化并扩展到全球的结果和表征。“本世纪环境破坏是由基于市场原理的产业主义，即以追求利润为最高目的资本的逻辑所引起的”（岩佐茂，1997：3）。资本局限性的表现之二，是人对物的依赖和人与物关系的颠倒，它造成人的物性化、片面化发展。资本局限性的表现之三，是人与人之间的两级分化和社会关系的对抗。遵循利益最大化原则的资本，其最核心的概念是市场竞争和资本积累。残酷竞争和资本积累的“马太效应”，使强者愈强、弱者愈弱，且不断循环反馈而日益加剧，导致生产和分配无限地倾向于资本占有者一方，最终造成社会的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
在市场经济中，资本与官本相互勾结而共同压制和消解人本。资本逻辑是造成人的异化的根源，是现代社会各种弊病最深层的病灶。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批判资本主义使人非自然化、割裂人与自然的联系，应使劳动与资本从传统的对立关系转向合作共赢的关系，从而保证生产者、生产和产品的统一，保证人同自然界、社会、自身的和谐，既利用资本发展壮大自己，又防止和制止因资本无限制追求利润最大化所产生的社会弊端，重视发挥生产资本的作用，又顺应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突出知识资本、人力资本的价值，学习资本主义又超越资本主义，从而为资本发挥作用创造更好的社会环境。
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就揭示出自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现实本质，指出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本原则（马克思、恩格斯，2002卷3：141、194）。由此，必然的后果是，任何一个对象，只有当我们拥有它时，也就是说，当它对我们说来作为资本而存在时，它才是我们的（马克思、恩格斯，2002卷3：303）。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单面化为一种有用的“物性”。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单面化为一种效用关系，不论是作为生产资料还是消费品，自然都完全服从于人的需要，其神秘性和诗意完全在淹没于冰冷的利己主义之中。在资本的普遍中介下，人本身都只是作为商品存在，人与人之间变成赤裸裸的现金交易，人的尊严变成交换价值（马克思、恩格斯，1995卷1：275）。只要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关系没有被扬弃，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就得不到彻底的解放，自然也就不可能在与人单面化的对象性关系中全面复活，所谓确立自然权力的本体论地位来批判生态危机只能是思辨的抽象，最多是一种观念的革新。只有当物按人的方式同人发生关系时，人才能在实践上按人的方式同物发生关系。只有人的需要和享受失去了自己的利己主义性质，自然界才会失去自己的纯粹的有用性（马克思、恩格斯，2002卷3：304）。
马克思以资本为突破口，对资本和资本主义当头棒喝，把资本作为自然和人类的共同敌人，真正触动了资本主义的软肋。马克思认识到市场向计划的转化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且包括私有或公有财产的法律及政治问题，他将经济问题置于社会科学、法律和哲学的宏大背景之中来加以考量。市场产生资本主义，计划和组织产生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为公共自由提供理想的天地。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是由市场的“事后的”平衡系统向计划的“预先的”秩序过渡。马克思认识到自然环境问题的资本根源，资本造成人类与自然界的矛盾。在资本的支配下，快速发展的科学技术不断走向异化，科技进步反而使得人的生命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造成人类不断地丧失精神家园和生态家园。资本的增长以对生态环境的破环为代价的，成为生态问题的主要原因。资本具有反生态性，“资本需要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内回收，并且确保要有足够的利润抵消风险，并证明好于其他投资机会。……这样一来，资本主义投资商在投资决策中短期行为的痼疾便成为影响环境的致命因素”（约翰·贝拉米·福斯特，2006：3-4）。马克思指出资本没有劳动比劳动没有资本要活动得更长久些。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有其自身的逻辑和规律，有对利润的追求和对劳动的统治地位，包括在政治领域中对政治权利的擭取和控制，在意识形态领域中通过对传媒的占有而对思想进行控制。
市场是资本的前提，而资本设定了市场并使之现实化、普遍化，普遍化的市场和资本结合成一个体系。不但经济活动中会发生市场失灵，在涉及全体人们利益的经济和政治活动中更容易发生市场失灵。在经济学中考虑市场的作用时，不能脱离科技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完善市场经济，并不是把整个社会生活市场化，而是终结市场的统治，市场只是作为一种有限的工具理性出现，其核心作用是在民主管理的基础上维护生态系统的完整性。
二、交换价值的存在使资本积累成为生态危机的主要原因
正是资本的求利性积累造成与生态原则相冲突的生态危机，而资本积累的前提条件就是资本主义市场上劳动力的商品化，劳动与劳动产品、劳动与生产资料的分离使资本主义商品的交换价值得以实现。在交换价值作用下，资本通过不断扩大生产和消费使资本积累得以实现。要使使用价值从资本主义的交换价值解放出来，就必须使劳动从资本中解放出来；要使人类所居住的地球的生态系统实现其使用价值或内在价值，就必须推翻资本，消灭交换价值，从而使劳动得到解放，最终通过联合劳动实现使用价值，在人与生态系统之间建立全新的关系。只有克服了劳动与劳动产品的分离、劳动与生产资料的分离，使用价值才能够从交换价值中解放出来，劳动才能从资本的锁链中解脱出来。
市场是一种令人满意的，生产基本物质资料的最好、最有效率的组织方式，市场组织是现代社会物质生产水平所必需的。市场的充分运作建立在个人自由权利最大化的基础之上，然而这也伴随着一个无法回避的悖论，即一方面市场的运作需要个人自由及其对财产的处置权，需要获取他人的劳动和财产权的自由；另一方面市场的运作及其规则（包括财产权）无法离开金融、法律和其他社会制度的保障，离不开个人对于政治权威的服从，“自我调节的市场”是一个神话，因为它从来没有离开过国家或其他垄断权利的保护。这种悖论导致市场的不足：其一，对经济总量的平衡、宏观经济结构的调整、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等无能为力；其二，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容易造成经济失衡和周期波动，导致资源浪费；其三，市场规律的作用会扩大贫富差距和出现两极分化，违背公平原则。资本主义与市场之间有根本的区别：市场是联系生产和消费的纽带，而资本主义只关心交换价值；市场以竞争为主宰，其交换是平等的，而资本主义则通过制造和利用其垄断地位造成交换的不平等。
资本主义纯粹工具性地把自然（内在的和外在的）视为资源库（从原料到遗传信息）或垃圾场，使自然资本化而非人化。“自然资本化”就是将整个自然界及其组成部分视为“自然资本”，将整个地球纳入资产负债表作为资本库，库存整理为可以在市场上买卖的财产，在市场中内化外部成本，把自然转变成为商品交换体系和资本的一部分。“环境危机与其说是市场的失灵，不如说是我们的会计系统的失灵，因为会计系统不承认资本已经包含了所有存在的事物”（约翰·贝拉米·福斯特，2006：27）。根据经济供求法则，自然并不是在市场上出售的商品，也不是根据消费者个人喜好规则组建起来的市场，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它也不能成为私有财产（约翰·贝拉米·福斯特，2006：22-23）。“把自然资本融入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体系——即使真的这样做了——其主要结果也只是使自然进一步从属于商品交换的需要”（约翰·贝拉米·福斯特，2006：28）。因此，“环境资源商品化”和“自然资本化”是荒诞的“简化主义”手段，因为自然并不是商品，如果人与自然的关系被简化为单纯的金钱关系，那么市场在保护自然方面的作用是荒谬的，而且是对自然的极尽掠夺。
按照市场—商品原则对待自然将导致以下三个相互交织的矛盾。一是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降格为纯粹的个体占有关系，发展了一种与世界单方面的、利己主义的关系，导致自然从社会中异化出去，加剧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把人和自然的关系变成利益化的商品关系，不能促进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发展。二是使市场价值主导一切的拜金主义价值观更为盛行，挤压理想主义层面价值观的有限存在空间。自然界中并不是每件东西都可以标出价格的，金钱也不是所有价值的最高体现，在大多数人的观念里自然也不可能分割为碎片纳入价格体系中，环境不可能完全纳入市场经济的循环之中，自然的内在价值不可能简化成市场价值，自我调节的市场体系无法估量如此规模的自然，把自然看作商品和让自然从属于自我调节市场规律的做法都是非理性的。三是市场经济的动力是一味追求扩大它的影响范围而不考虑对生物圈的负面作用。生态系统面临威胁不是由于环境资源未能成功地纳入市场体系，而是由于商品体系本身的“自然”运行及其目标的极端狭隘。如森林被纳入商品的范围，被商品体系的“自然”运行和目的的盈利性所支配，市场把森林看作是有价格的木材商品而不是一个生态系统，极快地把大自然的礼物变为有价格的商品，并用工业化育林取而代之，在短短几十年里造出大片品种单一、树龄统一的人工林木，这种人工林木却已不再是森林，因此，把森林纳入市场体系并没有保护森林生态系统，反而导致森林退化和简化。
“自然资本化”是一种市场乌托邦观点，忽视了资本是一个自我扩张的价值体系，由于剩余价值的积累植根于掠夺性的开发和竞争法则赋予的力量，它必然要在越来越大的规模上进行（约翰·贝拉米·福斯特，2006：29），而地球的有限性是显而易见的。资本不接受自身以外的任何阻碍，只一味追求扩张、进行积累，在维持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和维护无休止的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矛盾和冲突。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上，通过“自然资本化”的路径化解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都很困难，寄希望于自然资本化来解决环境问题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环境问题的真正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反自然本性，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同整个生态系统之间根深蒂固的矛盾，以及人与自然的严重异化，都必然引发生态危机。在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没有办法解决不断加剧的生态危机，也无法实现生态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
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以后，人们不再为自己的消费而是为市场而生产。经济理性从计算和核算开始，计算和核算成了合理化的典型形式，它考虑的是单位产品所包含的劳动量而不管劳动带给人愉快与否，不考虑人的爱好或兴趣，不顾及劳动和劳动主体之间的关系。劳动的性质取决于由计算和核算所决定的劳动效率，在经济理性的支配下生态危机永远得不到解除。“把环境质量问题归属于无所不包的经济核算问题就会成为落入陷阱的牺牲品。按照这种思路，结果是完全把自然的一切置于为了满足人的需要的纯粹对象的地位”（莱斯，1993序言：3）。上述方法只能在短时期内使问题缓解，最终还是会加剧所有矛盾，既破坏生活条件，也破坏生产条件。在资本主义自由市场中，资源保护、再循环和污染的控制由于提高生产率和使剩余价值最大化的动力而受到阻碍，因为这些将大大提高成本。要使利润最大化就要使成本最小化，资源保护、再循环和污染控制这些耗费成本的事情，资本家是不会做的，而是把这些成本转嫁给社会，让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支付，或者将由于开采资源而对环境造成的破坏转嫁给未来的子孙后代，让后代为他们今天的破坏付出代价，即所谓的成本外在化。
资本竞争和积累既是生态危机的制造者，同时又依赖生态危机而存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大量产业是依靠生态危机而生存的。市场经济规则以逐利为目的，必然与生态和谐的规则相冲突，按照市场原则将自然资源作为解决生态危机的手段是行不通的。因为一方面自然界的部分环境物品所具备的内在价值如空气质量、风景等是无法用市场价格来衡量的；另一方面市场会把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归结为一种占有关系，导致一种为了服从利己主义的价值观而把自然从社会中异化出去的行为。资本主义生产不是为了满足人们的使用价值和基本需要，而是为了实现市场交换和利润，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既是消费主义价值观存在和盛行的客观基础，也是当代生态危机的内在根源。“越来越多的资本必须能够投资而有利可图，而这又要求消费越来越多的商品和商业性服务。因此必需诱使整个人口去通过最大量消费而满足其需要，必须创造出对商品消费的最大量需要。但是，许多需要可以通过更好、更耐用数量更小的产品供应而得到满足，消费者也可以通过更轻松、更乐天的生活方式而减少商品需要，从而给自己留有更多时间。只要我们换一种消费方式，可以消费得比现在少而生活和工作得比现在好。这样的话，技术、社会关系、我们的消费模式或我们与自然的关系，就不可能维持不变”（Gorz，1994：94）。
三、资本主义市场的存在使生态危机从国内扩张到全球
马克思指出，资本按照自己的发展趋势，克服了人们对自然的神化和崇拜，克服了地方性发展的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摧毁了一切阻碍资本发展的限制，把自然的力量和精神的力量都用来利用和交换了，“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马克思、恩格斯，1995卷1：276）。资本所到之处，不仅带给当地先进的生产力和管理理念，随之而来的还有资产阶级国家的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资本是全球化的逻辑起点，同时又是全球化的有力杠杆。资本的本性是追求无限的经济增长，必然不断地进行自我扩张；但自然界本身是无法进行自我扩张的，其运行的周期和节奏也不可能跟上资本自我扩张的速度，这就意味着追求无限增长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必然会受到生态制约，体现为自然环境的破坏和生态危机。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即使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本国的生态危机，但是对落后国家的生态掠夺从未停止过。在资本主义强大的资本市场面前，发展中国家为了生存，不得不牺牲本国的环境和资源，生态环境日益恶劣。为了获取高附加值的工业产品和提高本国的经济水平，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不得不承受与发达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不平等交易，向发达国家出售廉价的生产资料和能源等，而廉价的生产资料和能源降低了资本积累的成本，使资本积累加快，加速了对自然资源的开采速度，形成恶性循环。资本积累及其对自然资源和能源的开发，造成全球化不平衡发展中发达国家和地区对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剥削。伴随世界市场的开辟和市场疆域的不断拓展，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为了扩大利润，资本主义利用自身的经济优势、技术优势、文化优势、军事优势进行全球扩张，最大限度地占有人类有限的、稀缺的资源，尤其是掠夺第三世界的资源，实行生态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扩张到哪里，生态危机就蔓延到哪里，进而演变成全球性危机。当前全球严重的生态问题，是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节制的生产和无节制的消费造成的。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成本外在化”也获得了全球向度，在将第三世界国家卷入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的同时将生态危机转嫁给它们。
资本主义是通过市场来调节各种内部矛盾的，但是资本主义与自然条件之间的矛盾却超出了资本主义市场的能力范围。在资本对自然的全面抽象中，自然界仅仅成了劳动的资料库，自然在资本不停的循环中被攫取以及资本的扩张是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同时资本的扩张不具备解决生态危机的逻辑基础。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在，资本主义市场调节的是私人利益而不是公共利益，是局部利益而不是全局利益，是眼前利益而不是长远利益。资本主义市场对自然环境和自然条件调节的失灵，形成各种各样的生态环境问题，市场调节不仅解决不了最紧迫的生态环境问题，反而随着自身的发展，使这个问题进一步恶化。发达资本主义通过资本主义市场实行生态殖民主义，通过世界市场掠夺全球资源和输出污染，使本国的生态环境有所改观，但是，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却在迅速恶化，整个地球的生态环境也在加速恶化。资本和资本积累是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核心问题，资本在剩余价值和利润的刺激下导致资源和能源的衰竭以及对自然环境的污染。在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积累主要不是通过马克思的绝对剩余价值而是通过相对剩余价值来实现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使私人资本在保持一定数量的雇佣劳动的情况下加工更多的原材料，使原材料的支出在不变资本中占有更大的比例。为了实现资本的更多积累，私人资本必然会将剩余价值和利润中的更多部分用于购买生产原材料，增加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力度。私人资本必须通过对生态环境等公共资源的侵占与耗费，来实现扩张而生产剩余价值。而这个过程实质上是资本对社会大众所拥有的公共资源（生态环境）的剥削。
生态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的财富逻辑，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危机又都与生态问题有关，或者说都源自于生态危机。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所有文化都在盘剥自然和更改生命圈”，“生态因素在当今的经济危机中起着决定性和咄咄逼人的作用”，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危机“均被生态危机所激化”，资本主义的危机本质上是生态危机（Gorz，1980：21）。资本社会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关系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与全面性。利润动机同生态环境相冲突是必然的，利润最大化驱使人们破坏生态环境，把降低成本看得比保护生态环境更加重要是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资本主义积累导致一定程度的生态危机，生态危机可能会引发经济危机，同时生态危机所导致的生态运动有可能加重经济危机。
“资本主义制度以其无限度地将人类生产性能源、土地、定型的环境和地球本身建立的生态予以商品化的倾向，进一步加强了全球资本主义的主要权力关系”（约翰·贝拉米·福斯特，2006：97-98），因此，必须使自然社会化，改变现行的生产方式。当今主要的趋向是自然私有化，自然私有化的一维性不能对自身进行修复，具有巨大的破坏性。因为个体逐利的偏狭性是以个体的自足与发展为前提的，当自然资源被人为地占有为少数个人或集团的私有物时，在追逐利润的目的下势必要被沦为赚取利润的手段——被资本化，或者说成为资本的外部储备。我们除了采用自然社会化外再也没有其他可能的选择。自然是人类共同的家园，只有在资本主义那种不和谐的生产制度下才出现畸形的私有，因此对资本和政府暧昧关系的束缚使自然社会化成为可能，自然成为人类真正共同拥有的，通过真正平等的民主决策才能使大多数人对如何利用共有的资源具有发言权。自然社会化代表了一种民主的反资本主义策略，代表了一种与社会主义直接相关的策略，这一切都要求有公有制，在可持续利用的原则指导下，共同开发自然资源。只有对全球的生产和自然进行民主的、有组织的社会管理，才能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反对和破除以谋取资本利润为目的的滥用自然的行为，反对资本对人与自然的剥削，以提升整个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地位，“使自然与人类社会高于资本积累，公平与公正高于个体贪婪，民主制度高于市场经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2006：76）。
我们应按自然的本性和规律性去合理利用和开发自然，既要按经济规律办事，也要按自然规律办事，彻底转变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方式，坚持经济建设与生态环境建设同步进行。科技进步不仅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而且也是改善生态环境的基本手段，我们必须依靠科技进步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
四、社会主义应对市场、资本扩张形成的生态悖论的策略
资本作为投入到生产系统中的剩余劳动，具有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强大动力，然而资本作为追求增值的剩余价值，在实现增值的过程中，必然否定自己，产生出阻碍自身增值扩张的因素，资本的扩张必然产生出自身的对立面，即“资本扩张悖论”。资本扩张面临三个层面的悖论。一是资本扩张以最大限度地制约社会消费为前提，由此限制了它自身扩张的市场空间，形成资本扩张的“经济悖论”。二是资本扩张必然大量吸收和消耗自然资源，必然导致资源枯竭与环境恶化，逐步丧失资本扩张的自然空间，形成资本扩张的“生态悖论”。三是资本扩张不可避免地产生社会的两极分化，带来社会动荡，使资本扩张失去其社会条件，形成资本扩张的“社会悖论”。资本力量总是力图利用货币替代权力的过程中的体制漏洞，通过各种手段收买政治权力进入市场，从而使某些社会资源通过非市场规则注入到自己手中并转化资本。这种资本生成途径称为“资本的原始积累”，因为它们不是由资本的自我繁殖所产生。企业改制、土地拍卖等过程中的非市场暗箱操作是资本原始积累的常见形式，一些资本通过行贿手段来降低其在环境保护、公共税收等方面应当承担的成本，以增强自己的增值能力。这些行为能够使某些人的资本力量得到壮大，然而却是以破坏资本运行的市场规则为前提，由此产生社会经济秩序与道德秩序的混乱，导致市场的逆向淘汰，反而使一些遵循市场规则的优质资本力量受到排挤。资本对资源进行掠夺性开采、破坏生态环境等一系列侵害公共资源的活动来追求其迅速扩张，从而减少了扩张空间。我国是农业劳动力严重过剩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资本部门的工资只要稍高于农业部门，劳动力的供给弹性大，这就给资本压低与拖欠劳动者工资创造了机会。这不仅会产生两极分化而导致社会不安定，而且也会大幅度压低社会的总有效需求，缩小产品市场空间，导致供给过剩，进而产生失业，致使劳动者收入进一步减少，由此产生恶性循环。而资源与环境的破坏必将缩小资本扩张的自然生态空间，最终导致资本无处可投而扩张无门。资本力量的相互串谋会利用信息不对称而形成操纵股市、房市（将来有可能包括汇市）的力量，破坏社会投资环境。通过建立资本市场把民间闲散资金集中起来，以形成巨额资本。然而，由于资本市场本来就具有的信息不对称性，由于中国资本市场秩序正处在形成过程中，由于缺乏法治传统的关系本位的文化环境，中国资本市场的监管机制存在许多漏洞，导致某些资本可以通过串谋而操纵市场，掠夺大众手中的剩余价值。
资本扩张悖论在中国必须靠制度来自我消化，中国必须坚持并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用社会主义价值观来制约与引导资本。打破“资本的逻辑”必须从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入手。当一个社会越来越多的人改变了价值观，不再信奉物质主义、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时，人们的非营利性活动和交往会多起来，“资本的逻辑”便会受到限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用社会主义力量制约与引导资本力量的经济体制，越是搞市场经济，越是要利用资本力量，就越要坚持社会主义。正是因为我们要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我们必须充分利用国内外资本力量；也正因为我们利用国内外资本力量必然产生资本扩张悖论，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既用资本与市场发展生产力，又用社会主义引导与制约资本。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力量对资本力量的制约与引导，贯穿于在资本运行的各类市场（如劳动市场、资本市场、土地市场，等等）和各类领域（如生产领域、公共资源领域等等）中，即用社会主义力量对资本运行的全过程进行全方位的规范化约束与利益引导，将其纳入有利于社会公共利益的轨道。社会主义力量与资本力量的冲突，已经不是简单地表现为一部分人与另一部分人之间的冲突，而是深入地表现在各个经济领域中两种力量的冲突，甚至深入地表现在具有各种不同角色身份的同一社会成员身上。
因此，在当代中国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途径是：第一，放弃阶级斗争，坚持公共资本（公有制资本）为主体，发展资本的多种形态，使人民大众成为资本拥有者，用“法治”代替“人治”与“治人”，用体现社会主义力量的规范与制度来制约与引导资本扩张。第二，用社会主义力量制约与引导资本扩张的根本前提是实施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发达国家在战后推行种种福利政策，将其内部的“蛋糕做大”，从而使其国内各阶级与阶层的矛盾得到缓和，然而这要求发展中国家为其付出成本。发达国家廉价地消耗发展中国家的资源与环境，加重资本力量在发展中国家的剥削，由此导致发展中国家内部的两极分化等重重矛盾。在这种压力下，发展中国家也不得不继续把“蛋糕做大”以缓和其矛盾，于是人类社会内部矛盾最终被推到了不能再后推的边界——自然界，不断开发自然资源与污染环境来满足资本扩张与人类利益分配的需要，使自然界所承受的人类社会压力超出其承受极限。这不可避免地遭到自然界的报复，人类社会面临资源枯竭与环境恶化的生存危机，这种危机又会重新挑起人类社会的内部矛盾。当今中国正生存于全球资本扩张所处的环境中，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被国际资本视为其扩张的最重要领域，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矛盾必然在中国得到最集中的表现。但是，中国不可能也不应当将这个矛盾转嫁给国际社会，中国要不断利用资本扩张动力把蛋糕做大。然而，当资本不断把蛋糕做大之时，必然会消耗越来越多的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从而极大地限制了自己的扩张空间。靠牺牲自身资源环境来获得市场，不仅使自己的发展不可持续，而且造成对国际市场的冲击。因此，当代中国面临的人与自然的矛盾，集中了由资本扩张带来的全部社会矛盾。而人与自然的矛盾如果不能得到解决，最终将使人类自身利益受到侵害——失去自身生存的自然条件。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对资本力量的最终扩张边界的制约与引导，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发展道路的必然要求，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根本前提。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不仅带来人与自然界的和谐，而且集中体现了整个民族乃至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因而具有最强大的制约力量，迫使国际资本与国内民间资本服从科学发展观的需要，建立新的市场规范与法则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限制了传统投资路径的资本容量，迫使资本必须寻求新的扩张路径，必将催生出可持续发展的、新的产业部门和产业结构，给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新的空间，从而实现社会经济体系与自然生态体系的和谐。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开辟了资本扩张的新路径，不仅投资于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的生产，而且投资于资源与环境的再生产。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规定了资本扩张不可逾越的最后边界，从而使各种社会力量必须在这个边界以内来解决彼此间利益冲突，原来通过向自然界扩张而不断维持下去的各种不合理的和非正义的社会关系必须得到调整：在国际上，驱使我国努力争取国际经济空间，努力建构和谐的国际关系秩序；在国内，驱使各级政府建立公平的和谐的政治经济制度。
总之，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逻辑上包括三个重要方面。一是发展资本的多种形态，促进资本多元化与人们社会角色的多重化，使社会主义力量通过公共资本与大众资本来引领全社会的经济建设。二是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方位地制约与引导各个领域的资本扩张行为，限制与消灭剥削。三是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确立资本扩张底线，通过建立人与自然界的和谐来建立新的产业结构以及和谐的社会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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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俊
［关键词】］生态；资本；市场；科学发展观
［中图分类号］F014.3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848（2011）03-0035-08
［作者简介］吴宁(1966—)，女，安徽桐城人，哲学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湖北武汉430073）
［基金项目］2008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日常生活批判与中国民生问题”阶段性成果（08CZX009）。
Title: On Capitals and Markets in the Vision of Ecology
Author: WU Ning
Abstract: While capitals could be grown by incurring the destruction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e market is a prerequisite for capitals and operating a healthy and well-ordered market economic mechanism is beneficial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harmonious societ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hina should take full advantage of capitals to form the diversified market economic system led by socialist forces, restrict and abolish exploitations in the whole course of capital operations, and implement the man-oriented scientific development concept.
Key words: ecology; capitals; markets; scientific development concept
一、资本和市场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无限扩张的逻辑既与劳动者的生活逻辑相对抗，又与自然发展的逻辑相违背。资本具有的内在的无限扩张的本性和自然界发展的有限性严重冲突。自然界中动植物的生长都有一定的周期，然而资本对动植物生长所需要的时间和漫长的周期没有耐心，为了追求资本的快速增值势必会造成对自然界的破坏。资本同样以剥削人的方式剥削、掠夺自然。自然只不过是资本实现自身增值的、没有任何感性区别的原材料，失去了感性和丰富性的自然界完全可以用一堆抽象的货币（抽象劳动）来交换。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人对自然的支配为前提，资本不断地借助科学技术和机器大工业生产来强化自身的扩张能力，从而增强对自然资源的控制力。工人与资本家的斗争某种意义上就是为了获得对自然资源的占有和使用的权利而战。工人之所以被剥削，是因为他们与包括自然资源在内的生产资料相互分离。相反，资本家占有了生产资料，占有了自然资源，获得了剥削工人的权利。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本积累的规律必然引发人与人的不平等、非均衡、片面的发展，带来人的异化和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同以往社会相比有了巨大的历史进步性，但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积累和生产，受到资本主义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两极分化以及劳动阶级有效消费不足的限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必然会不断地被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所打断。资本家以牺牲劳工的健康和闲暇，降低劳工的工作条件和生存条件等手段，实现不变资本的节约；以损害环境为代价，实现可变资本的节约和利润最大化。因此，资本主义私有制是过去和当今世界社会危机与生态危机的根源。
资本局限性的表现之一，是它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对抗。人类的文明植根于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过程中，“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一旦确立之后，当代人面临的全球性环境问题就不可逆转地随着资本关系的世界性扩张而愈演愈烈，它实际上成为资本关系统治下的“资本生产逻辑”普遍化并扩展到全球的结果和表征。“本世纪环境破坏是由基于市场原理的产业主义，即以追求利润为最高目的资本的逻辑所引起的”（岩佐茂，1997：3）。资本局限性的表现之二，是人对物的依赖和人与物关系的颠倒，它造成人的物性化、片面化发展。资本局限性的表现之三，是人与人之间的两级分化和社会关系的对抗。遵循利益最大化原则的资本，其最核心的概念是市场竞争和资本积累。残酷竞争和资本积累的“马太效应”，使强者愈强、弱者愈弱，且不断循环反馈而日益加剧，导致生产和分配无限地倾向于资本占有者一方，最终造成社会的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
在市场经济中，资本与官本相互勾结而共同压制和消解人本。资本逻辑是造成人的异化的根源，是现代社会各种弊病最深层的病灶。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批判资本主义使人非自然化、割裂人与自然的联系，应使劳动与资本从传统的对立关系转向合作共赢的关系，从而保证生产者、生产和产品的统一，保证人同自然界、社会、自身的和谐，既利用资本发展壮大自己，又防止和制止因资本无限制追求利润最大化所产生的社会弊端，重视发挥生产资本的作用，又顺应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突出知识资本、人力资本的价值，学习资本主义又超越资本主义，从而为资本发挥作用创造更好的社会环境。
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就揭示出自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现实本质，指出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本原则（马克思、恩格斯，2002卷3：141、194）。由此，必然的后果是，任何一个对象，只有当我们拥有它时，也就是说，当它对我们说来作为资本而存在时，它才是我们的（马克思、恩格斯，2002卷3：303）。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单面化为一种有用的“物性”。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单面化为一种效用关系，不论是作为生产资料还是消费品，自然都完全服从于人的需要，其神秘性和诗意完全在淹没于冰冷的利己主义之中。在资本的普遍中介下，人本身都只是作为商品存在，人与人之间变成赤裸裸的现金交易，人的尊严变成交换价值（马克思、恩格斯，1995卷1：275）。只要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关系没有被扬弃，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就得不到彻底的解放，自然也就不可能在与人单面化的对象性关系中全面复活，所谓确立自然权力的本体论地位来批判生态危机只能是思辨的抽象，最多是一种观念的革新。只有当物按人的方式同人发生关系时，人才能在实践上按人的方式同物发生关系。只有人的需要和享受失去了自己的利己主义性质，自然界才会失去自己的纯粹的有用性（马克思、恩格斯，2002卷3：304）。
马克思以资本为突破口，对资本和资本主义当头棒喝，把资本作为自然和人类的共同敌人，真正触动了资本主义的软肋。马克思认识到市场向计划的转化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且包括私有或公有财产的法律及政治问题，他将经济问题置于社会科学、法律和哲学的宏大背景之中来加以考量。市场产生资本主义，计划和组织产生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为公共自由提供理想的天地。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是由市场的“事后的”平衡系统向计划的“预先的”秩序过渡。马克思认识到自然环境问题的资本根源，资本造成人类与自然界的矛盾。在资本的支配下，快速发展的科学技术不断走向异化，科技进步反而使得人的生命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造成人类不断地丧失精神家园和生态家园。资本的增长以对生态环境的破环为代价的，成为生态问题的主要原因。资本具有反生态性，“资本需要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内回收，并且确保要有足够的利润抵消风险，并证明好于其他投资机会。……这样一来，资本主义投资商在投资决策中短期行为的痼疾便成为影响环境的致命因素”（约翰·贝拉米·福斯特，2006：3-4）。马克思指出资本没有劳动比劳动没有资本要活动得更长久些。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有其自身的逻辑和规律，有对利润的追求和对劳动的统治地位，包括在政治领域中对政治权利的擭取和控制，在意识形态领域中通过对传媒的占有而对思想进行控制。
市场是资本的前提，而资本设定了市场并使之现实化、普遍化，普遍化的市场和资本结合成一个体系。不但经济活动中会发生市场失灵，在涉及全体人们利益的经济和政治活动中更容易发生市场失灵。在经济学中考虑市场的作用时，不能脱离科技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完善市场经济，并不是把整个社会生活市场化，而是终结市场的统治，市场只是作为一种有限的工具理性出现，其核心作用是在民主管理的基础上维护生态系统的完整性。
二、交换价值的存在使资本积累成为生态危机的主要原因
正是资本的求利性积累造成与生态原则相冲突的生态危机，而资本积累的前提条件就是资本主义市场上劳动力的商品化，劳动与劳动产品、劳动与生产资料的分离使资本主义商品的交换价值得以实现。在交换价值作用下，资本通过不断扩大生产和消费使资本积累得以实现。要使使用价值从资本主义的交换价值解放出来，就必须使劳动从资本中解放出来；要使人类所居住的地球的生态系统实现其使用价值或内在价值，就必须推翻资本，消灭交换价值，从而使劳动得到解放，最终通过联合劳动实现使用价值，在人与生态系统之间建立全新的关系。只有克服了劳动与劳动产品的分离、劳动与生产资料的分离，使用价值才能够从交换价值中解放出来，劳动才能从资本的锁链中解脱出来。
市场是一种令人满意的，生产基本物质资料的最好、最有效率的组织方式，市场组织是现代社会物质生产水平所必需的。市场的充分运作建立在个人自由权利最大化的基础之上，然而这也伴随着一个无法回避的悖论，即一方面市场的运作需要个人自由及其对财产的处置权，需要获取他人的劳动和财产权的自由；另一方面市场的运作及其规则（包括财产权）无法离开金融、法律和其他社会制度的保障，离不开个人对于政治权威的服从，“自我调节的市场”是一个神话，因为它从来没有离开过国家或其他垄断权利的保护。这种悖论导致市场的不足：其一，对经济总量的平衡、宏观经济结构的调整、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等无能为力；其二，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容易造成经济失衡和周期波动，导致资源浪费；其三，市场规律的作用会扩大贫富差距和出现两极分化，违背公平原则。资本主义与市场之间有根本的区别：市场是联系生产和消费的纽带，而资本主义只关心交换价值；市场以竞争为主宰，其交换是平等的，而资本主义则通过制造和利用其垄断地位造成交换的不平等。
资本主义纯粹工具性地把自然（内在的和外在的）视为资源库（从原料到遗传信息）或垃圾场，使自然资本化而非人化。“自然资本化”就是将整个自然界及其组成部分视为“自然资本”，将整个地球纳入资产负债表作为资本库，库存整理为可以在市场上买卖的财产，在市场中内化外部成本，把自然转变成为商品交换体系和资本的一部分。“环境危机与其说是市场的失灵，不如说是我们的会计系统的失灵，因为会计系统不承认资本已经包含了所有存在的事物”（约翰·贝拉米·福斯特，2006：27）。根据经济供求法则，自然并不是在市场上出售的商品，也不是根据消费者个人喜好规则组建起来的市场，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它也不能成为私有财产（约翰·贝拉米·福斯特，2006：22-23）。“把自然资本融入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体系——即使真的这样做了——其主要结果也只是使自然进一步从属于商品交换的需要”（约翰·贝拉米·福斯特，2006：28）。因此，“环境资源商品化”和“自然资本化”是荒诞的“简化主义”手段，因为自然并不是商品，如果人与自然的关系被简化为单纯的金钱关系，那么市场在保护自然方面的作用是荒谬的，而且是对自然的极尽掠夺。
按照市场—商品原则对待自然将导致以下三个相互交织的矛盾。一是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降格为纯粹的个体占有关系，发展了一种与世界单方面的、利己主义的关系，导致自然从社会中异化出去，加剧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把人和自然的关系变成利益化的商品关系，不能促进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发展。二是使市场价值主导一切的拜金主义价值观更为盛行，挤压理想主义层面价值观的有限存在空间。自然界中并不是每件东西都可以标出价格的，金钱也不是所有价值的最高体现，在大多数人的观念里自然也不可能分割为碎片纳入价格体系中，环境不可能完全纳入市场经济的循环之中，自然的内在价值不可能简化成市场价值，自我调节的市场体系无法估量如此规模的自然，把自然看作商品和让自然从属于自我调节市场规律的做法都是非理性的。三是市场经济的动力是一味追求扩大它的影响范围而不考虑对生物圈的负面作用。生态系统面临威胁不是由于环境资源未能成功地纳入市场体系，而是由于商品体系本身的“自然”运行及其目标的极端狭隘。如森林被纳入商品的范围，被商品体系的“自然”运行和目的的盈利性所支配，市场把森林看作是有价格的木材商品而不是一个生态系统，极快地把大自然的礼物变为有价格的商品，并用工业化育林取而代之，在短短几十年里造出大片品种单一、树龄统一的人工林木，这种人工林木却已不再是森林，因此，把森林纳入市场体系并没有保护森林生态系统，反而导致森林退化和简化。
“自然资本化”是一种市场乌托邦观点，忽视了资本是一个自我扩张的价值体系，由于剩余价值的积累植根于掠夺性的开发和竞争法则赋予的力量，它必然要在越来越大的规模上进行（约翰·贝拉米·福斯特，2006：29），而地球的有限性是显而易见的。资本不接受自身以外的任何阻碍，只一味追求扩张、进行积累，在维持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和维护无休止的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矛盾和冲突。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上，通过“自然资本化”的路径化解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都很困难，寄希望于自然资本化来解决环境问题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环境问题的真正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反自然本性，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同整个生态系统之间根深蒂固的矛盾，以及人与自然的严重异化，都必然引发生态危机。在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没有办法解决不断加剧的生态危机，也无法实现生态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
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以后，人们不再为自己的消费而是为市场而生产。经济理性从计算和核算开始，计算和核算成了合理化的典型形式，它考虑的是单位产品所包含的劳动量而不管劳动带给人愉快与否，不考虑人的爱好或兴趣，不顾及劳动和劳动主体之间的关系。劳动的性质取决于由计算和核算所决定的劳动效率，在经济理性的支配下生态危机永远得不到解除。“把环境质量问题归属于无所不包的经济核算问题就会成为落入陷阱的牺牲品。按照这种思路，结果是完全把自然的一切置于为了满足人的需要的纯粹对象的地位”（莱斯，1993序言：3）。上述方法只能在短时期内使问题缓解，最终还是会加剧所有矛盾，既破坏生活条件，也破坏生产条件。在资本主义自由市场中，资源保护、再循环和污染的控制由于提高生产率和使剩余价值最大化的动力而受到阻碍，因为这些将大大提高成本。要使利润最大化就要使成本最小化，资源保护、再循环和污染控制这些耗费成本的事情，资本家是不会做的，而是把这些成本转嫁给社会，让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支付，或者将由于开采资源而对环境造成的破坏转嫁给未来的子孙后代，让后代为他们今天的破坏付出代价，即所谓的成本外在化。
资本竞争和积累既是生态危机的制造者，同时又依赖生态危机而存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大量产业是依靠生态危机而生存的。市场经济规则以逐利为目的，必然与生态和谐的规则相冲突，按照市场原则将自然资源作为解决生态危机的手段是行不通的。因为一方面自然界的部分环境物品所具备的内在价值如空气质量、风景等是无法用市场价格来衡量的；另一方面市场会把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归结为一种占有关系，导致一种为了服从利己主义的价值观而把自然从社会中异化出去的行为。资本主义生产不是为了满足人们的使用价值和基本需要，而是为了实现市场交换和利润，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既是消费主义价值观存在和盛行的客观基础，也是当代生态危机的内在根源。“越来越多的资本必须能够投资而有利可图，而这又要求消费越来越多的商品和商业性服务。因此必需诱使整个人口去通过最大量消费而满足其需要，必须创造出对商品消费的最大量需要。但是，许多需要可以通过更好、更耐用数量更小的产品供应而得到满足，消费者也可以通过更轻松、更乐天的生活方式而减少商品需要，从而给自己留有更多时间。只要我们换一种消费方式，可以消费得比现在少而生活和工作得比现在好。这样的话，技术、社会关系、我们的消费模式或我们与自然的关系，就不可能维持不变”（Gorz，1994：94）。
三、资本主义市场的存在使生态危机从国内扩张到全球
马克思指出，资本按照自己的发展趋势，克服了人们对自然的神化和崇拜，克服了地方性发展的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摧毁了一切阻碍资本发展的限制，把自然的力量和精神的力量都用来利用和交换了，“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马克思、恩格斯，1995卷1：276）。资本所到之处，不仅带给当地先进的生产力和管理理念，随之而来的还有资产阶级国家的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资本是全球化的逻辑起点，同时又是全球化的有力杠杆。资本的本性是追求无限的经济增长，必然不断地进行自我扩张；但自然界本身是无法进行自我扩张的，其运行的周期和节奏也不可能跟上资本自我扩张的速度，这就意味着追求无限增长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必然会受到生态制约，体现为自然环境的破坏和生态危机。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即使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本国的生态危机，但是对落后国家的生态掠夺从未停止过。在资本主义强大的资本市场面前，发展中国家为了生存，不得不牺牲本国的环境和资源，生态环境日益恶劣。为了获取高附加值的工业产品和提高本国的经济水平，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不得不承受与发达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不平等交易，向发达国家出售廉价的生产资料和能源等，而廉价的生产资料和能源降低了资本积累的成本，使资本积累加快，加速了对自然资源的开采速度，形成恶性循环。资本积累及其对自然资源和能源的开发，造成全球化不平衡发展中发达国家和地区对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剥削。伴随世界市场的开辟和市场疆域的不断拓展，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为了扩大利润，资本主义利用自身的经济优势、技术优势、文化优势、军事优势进行全球扩张，最大限度地占有人类有限的、稀缺的资源，尤其是掠夺第三世界的资源，实行生态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扩张到哪里，生态危机就蔓延到哪里，进而演变成全球性危机。当前全球严重的生态问题，是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节制的生产和无节制的消费造成的。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成本外在化”也获得了全球向度，在将第三世界国家卷入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的同时将生态危机转嫁给它们。
资本主义是通过市场来调节各种内部矛盾的，但是资本主义与自然条件之间的矛盾却超出了资本主义市场的能力范围。在资本对自然的全面抽象中，自然界仅仅成了劳动的资料库，自然在资本不停的循环中被攫取以及资本的扩张是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同时资本的扩张不具备解决生态危机的逻辑基础。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在，资本主义市场调节的是私人利益而不是公共利益，是局部利益而不是全局利益，是眼前利益而不是长远利益。资本主义市场对自然环境和自然条件调节的失灵，形成各种各样的生态环境问题，市场调节不仅解决不了最紧迫的生态环境问题，反而随着自身的发展，使这个问题进一步恶化。发达资本主义通过资本主义市场实行生态殖民主义，通过世界市场掠夺全球资源和输出污染，使本国的生态环境有所改观，但是，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却在迅速恶化，整个地球的生态环境也在加速恶化。资本和资本积累是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核心问题，资本在剩余价值和利润的刺激下导致资源和能源的衰竭以及对自然环境的污染。在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积累主要不是通过马克思的绝对剩余价值而是通过相对剩余价值来实现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使私人资本在保持一定数量的雇佣劳动的情况下加工更多的原材料，使原材料的支出在不变资本中占有更大的比例。为了实现资本的更多积累，私人资本必然会将剩余价值和利润中的更多部分用于购买生产原材料，增加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力度。私人资本必须通过对生态环境等公共资源的侵占与耗费，来实现扩张而生产剩余价值。而这个过程实质上是资本对社会大众所拥有的公共资源（生态环境）的剥削。
生态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的财富逻辑，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危机又都与生态问题有关，或者说都源自于生态危机。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所有文化都在盘剥自然和更改生命圈”，“生态因素在当今的经济危机中起着决定性和咄咄逼人的作用”，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危机“均被生态危机所激化”，资本主义的危机本质上是生态危机（Gorz，1980：21）。资本社会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关系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与全面性。利润动机同生态环境相冲突是必然的，利润最大化驱使人们破坏生态环境，把降低成本看得比保护生态环境更加重要是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资本主义积累导致一定程度的生态危机，生态危机可能会引发经济危机，同时生态危机所导致的生态运动有可能加重经济危机。
“资本主义制度以其无限度地将人类生产性能源、土地、定型的环境和地球本身建立的生态予以商品化的倾向，进一步加强了全球资本主义的主要权力关系”（约翰·贝拉米·福斯特，2006：97-98），因此，必须使自然社会化，改变现行的生产方式。当今主要的趋向是自然私有化，自然私有化的一维性不能对自身进行修复，具有巨大的破坏性。因为个体逐利的偏狭性是以个体的自足与发展为前提的，当自然资源被人为地占有为少数个人或集团的私有物时，在追逐利润的目的下势必要被沦为赚取利润的手段——被资本化，或者说成为资本的外部储备。我们除了采用自然社会化外再也没有其他可能的选择。自然是人类共同的家园，只有在资本主义那种不和谐的生产制度下才出现畸形的私有，因此对资本和政府暧昧关系的束缚使自然社会化成为可能，自然成为人类真正共同拥有的，通过真正平等的民主决策才能使大多数人对如何利用共有的资源具有发言权。自然社会化代表了一种民主的反资本主义策略，代表了一种与社会主义直接相关的策略，这一切都要求有公有制，在可持续利用的原则指导下，共同开发自然资源。只有对全球的生产和自然进行民主的、有组织的社会管理，才能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反对和破除以谋取资本利润为目的的滥用自然的行为，反对资本对人与自然的剥削，以提升整个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地位，“使自然与人类社会高于资本积累，公平与公正高于个体贪婪，民主制度高于市场经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2006：76）。
我们应按自然的本性和规律性去合理利用和开发自然，既要按经济规律办事，也要按自然规律办事，彻底转变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方式，坚持经济建设与生态环境建设同步进行。科技进步不仅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而且也是改善生态环境的基本手段，我们必须依靠科技进步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
四、社会主义应对市场、资本扩张形成的生态悖论的策略
资本作为投入到生产系统中的剩余劳动，具有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强大动力，然而资本作为追求增值的剩余价值，在实现增值的过程中，必然否定自己，产生出阻碍自身增值扩张的因素，资本的扩张必然产生出自身的对立面，即“资本扩张悖论”。资本扩张面临三个层面的悖论。一是资本扩张以最大限度地制约社会消费为前提，由此限制了它自身扩张的市场空间，形成资本扩张的“经济悖论”。二是资本扩张必然大量吸收和消耗自然资源，必然导致资源枯竭与环境恶化，逐步丧失资本扩张的自然空间，形成资本扩张的“生态悖论”。三是资本扩张不可避免地产生社会的两极分化，带来社会动荡，使资本扩张失去其社会条件，形成资本扩张的“社会悖论”。资本力量总是力图利用货币替代权力的过程中的体制漏洞，通过各种手段收买政治权力进入市场，从而使某些社会资源通过非市场规则注入到自己手中并转化资本。这种资本生成途径称为“资本的原始积累”，因为它们不是由资本的自我繁殖所产生。企业改制、土地拍卖等过程中的非市场暗箱操作是资本原始积累的常见形式，一些资本通过行贿手段来降低其在环境保护、公共税收等方面应当承担的成本，以增强自己的增值能力。这些行为能够使某些人的资本力量得到壮大，然而却是以破坏资本运行的市场规则为前提，由此产生社会经济秩序与道德秩序的混乱，导致市场的逆向淘汰，反而使一些遵循市场规则的优质资本力量受到排挤。资本对资源进行掠夺性开采、破坏生态环境等一系列侵害公共资源的活动来追求其迅速扩张，从而减少了扩张空间。我国是农业劳动力严重过剩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资本部门的工资只要稍高于农业部门，劳动力的供给弹性大，这就给资本压低与拖欠劳动者工资创造了机会。这不仅会产生两极分化而导致社会不安定，而且也会大幅度压低社会的总有效需求，缩小产品市场空间，导致供给过剩，进而产生失业，致使劳动者收入进一步减少，由此产生恶性循环。而资源与环境的破坏必将缩小资本扩张的自然生态空间，最终导致资本无处可投而扩张无门。资本力量的相互串谋会利用信息不对称而形成操纵股市、房市（将来有可能包括汇市）的力量，破坏社会投资环境。通过建立资本市场把民间闲散资金集中起来，以形成巨额资本。然而，由于资本市场本来就具有的信息不对称性，由于中国资本市场秩序正处在形成过程中，由于缺乏法治传统的关系本位的文化环境，中国资本市场的监管机制存在许多漏洞，导致某些资本可以通过串谋而操纵市场，掠夺大众手中的剩余价值。
资本扩张悖论在中国必须靠制度来自我消化，中国必须坚持并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用社会主义价值观来制约与引导资本。打破“资本的逻辑”必须从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入手。当一个社会越来越多的人改变了价值观，不再信奉物质主义、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时，人们的非营利性活动和交往会多起来，“资本的逻辑”便会受到限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用社会主义力量制约与引导资本力量的经济体制，越是搞市场经济，越是要利用资本力量，就越要坚持社会主义。正是因为我们要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我们必须充分利用国内外资本力量；也正因为我们利用国内外资本力量必然产生资本扩张悖论，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既用资本与市场发展生产力，又用社会主义引导与制约资本。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力量对资本力量的制约与引导，贯穿于在资本运行的各类市场（如劳动市场、资本市场、土地市场，等等）和各类领域（如生产领域、公共资源领域等等）中，即用社会主义力量对资本运行的全过程进行全方位的规范化约束与利益引导，将其纳入有利于社会公共利益的轨道。社会主义力量与资本力量的冲突，已经不是简单地表现为一部分人与另一部分人之间的冲突，而是深入地表现在各个经济领域中两种力量的冲突，甚至深入地表现在具有各种不同角色身份的同一社会成员身上。
因此，在当代中国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途径是：第一，放弃阶级斗争，坚持公共资本（公有制资本）为主体，发展资本的多种形态，使人民大众成为资本拥有者，用“法治”代替“人治”与“治人”，用体现社会主义力量的规范与制度来制约与引导资本扩张。第二，用社会主义力量制约与引导资本扩张的根本前提是实施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发达国家在战后推行种种福利政策，将其内部的“蛋糕做大”，从而使其国内各阶级与阶层的矛盾得到缓和，然而这要求发展中国家为其付出成本。发达国家廉价地消耗发展中国家的资源与环境，加重资本力量在发展中国家的剥削，由此导致发展中国家内部的两极分化等重重矛盾。在这种压力下，发展中国家也不得不继续把“蛋糕做大”以缓和其矛盾，于是人类社会内部矛盾最终被推到了不能再后推的边界——自然界，不断开发自然资源与污染环境来满足资本扩张与人类利益分配的需要，使自然界所承受的人类社会压力超出其承受极限。这不可避免地遭到自然界的报复，人类社会面临资源枯竭与环境恶化的生存危机，这种危机又会重新挑起人类社会的内部矛盾。当今中国正生存于全球资本扩张所处的环境中，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被国际资本视为其扩张的最重要领域，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矛盾必然在中国得到最集中的表现。但是，中国不可能也不应当将这个矛盾转嫁给国际社会，中国要不断利用资本扩张动力把蛋糕做大。然而，当资本不断把蛋糕做大之时，必然会消耗越来越多的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从而极大地限制了自己的扩张空间。靠牺牲自身资源环境来获得市场，不仅使自己的发展不可持续，而且造成对国际市场的冲击。因此，当代中国面临的人与自然的矛盾，集中了由资本扩张带来的全部社会矛盾。而人与自然的矛盾如果不能得到解决，最终将使人类自身利益受到侵害——失去自身生存的自然条件。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对资本力量的最终扩张边界的制约与引导，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发展道路的必然要求，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根本前提。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不仅带来人与自然界的和谐，而且集中体现了整个民族乃至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因而具有最强大的制约力量，迫使国际资本与国内民间资本服从科学发展观的需要，建立新的市场规范与法则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限制了传统投资路径的资本容量，迫使资本必须寻求新的扩张路径，必将催生出可持续发展的、新的产业部门和产业结构，给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新的空间，从而实现社会经济体系与自然生态体系的和谐。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开辟了资本扩张的新路径，不仅投资于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的生产，而且投资于资源与环境的再生产。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规定了资本扩张不可逾越的最后边界，从而使各种社会力量必须在这个边界以内来解决彼此间利益冲突，原来通过向自然界扩张而不断维持下去的各种不合理的和非正义的社会关系必须得到调整：在国际上，驱使我国努力争取国际经济空间，努力建构和谐的国际关系秩序；在国内，驱使各级政府建立公平的和谐的政治经济制度。
总之，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逻辑上包括三个重要方面。一是发展资本的多种形态，促进资本多元化与人们社会角色的多重化，使社会主义力量通过公共资本与大众资本来引领全社会的经济建设。二是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方位地制约与引导各个领域的资本扩张行为，限制与消灭剥削。三是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确立资本扩张底线，通过建立人与自然界的和谐来建立新的产业结构以及和谐的社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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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