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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匡民先生（1920—2016）②是我国著名的传统音乐理论家、教育家。他横跨大半个世纪的教学生涯，以“教书育人”的宗旨和敏锐的前瞻性目光、呕心沥血终生付出，终得“绿野堂开占物华”，为我国的音乐事业培养了一大批栋梁之才。当今活跃在中外乐坛的音乐学者就有蒲亨强、周耘、宫宏宇、刘红、李幼平……而我，并非他体制内“绿野堂”培养出来而占尽“物华”的学生，却是他“堂”前另加精心浇灌培育之“花”。今天堂前“小花”能与堂内之“百花”一起为音乐学坛添彩，却不见了付出太多的“园丁”，“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怀其源”③，不禁泪失沾巾！籍杨匡民先生二周年祭忆写此文，以先生培育我这“编外”学生之苦心而见老一辈师恩之浩荡，弥望杨先生师德传播久远！
一、风云际会时运少，得遇杨师天地恩④
20世纪七八十年代，虽然在福建省文化部门邀请的武汉音乐学院杨匡民老师讲座上，两次聆听过对于当时音乐界可谓脑洞大开的“色彩区”与“三声腔”理论，但由于涉世未深，尚未理解致用。1980年春夏之交，杨先生第二次来讲学后的某一天，母亲说有位杨老师来家找我了，我赶忙到他下榻的西湖宾馆拜见。原来他听说我参加台湾少数民族歌舞乐《杵乐》的乐器制作且正在排练，准备9月参加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遂想深入了解个究竟。杨老师是闽南同安籍，缅甸归国华侨，乡音一对上号，自然侃侃而谈。杨老师知道了我于福建师大音专毕业后在省文化部门从事群众音乐文化工作，尤其在福建民间音乐专家刘春曙先生手下编《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福建卷》，并对高鸣先生负责搜集的台湾少数民族民歌音响情有独钟，虽专业不精却也能写能编会唱会跳会弹。他说现在国家已在开编音乐集成，国家很需要音乐编辑和音乐学理论人才，就冲着你是闽南人和这畲族姓氏，将来闽台及少数民族音乐研究需要你的参与，我要培养你！看着杨先生一副认真劲儿，我张着嘴巴说不出话！我只觉得这是哪辈子修来的福，让我遇见了这样一个要当我老师的人！
“文革”结束后，我被分配到省文化部门搞群众艺术，经常下乡接触民间音乐、评价“审查”各种会演节目。虽也到书店买回了所有能买到的音乐书籍自学，京沪专家来闽每次讲座必听，但是学海无涯，站在书海之边还不知怎么下海，怎么结合实践游向知识的彼岸！这回天上掉下了个杨先生，我要拜他为师！杨先生回信说：“从头一次见面以及后来车边告别，你给我留下了很难忘的纯朴思想的形象。所以当你提出要‘拜我为师’之时，我感动得一夜合不拢眼睛。我想，去了一趟福建，得了一个学生，这是我教学生活中的幸福与难忘。”⑤
自此，我成了先生虽是编外却是真正的学生！几十年来，他不但找机会辅导我，引领我参加各种学术活动，给我邮寄各种音乐学资料——有昂贵的《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民族卷，有整箱的《中国传统音乐资料精选》、零散的古琴、编钟、少数民族民歌音响资料，有用复写纸写下来再用针线缝制的抄件，更有长年不断的精心面授、“函授”，敦促我报考且完成硕士、博士学位，给我最新的多学科交叉研究理念。
二、新竹出枝，全凭老干为扶持⑥
杨先生翘盼“老干出新枝”，他对我的培养可谓呕心沥血，总是“不客气地多为你考虑一些事”。
1. 墨未浓时催书成⑦
杨先生认为要让学生有开阔的视野、看得到的路标，最好的方式是“参加一些会议（哪怕旁听也好），总会比我所教的强多了”。80年代我还只是刚刚入门的怯怯者，且面临着女性学者共有的很多困难，杨先生则几次敦促我參加研讨会：一次是希望我以台湾少数民族《联臂相看笑踏歌》一文报名参加1984年7月份在贵阳召开的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音乐研讨会，命令我“非去不可”;一次是借他被《中国民歌集成》总部借调到北京参加河北、山东两省卷的定稿会议并讨论江苏、湖南、上海卷之机，希望我去京，可以与云南来的六七位集成人见面谈谈并旁听多省卷审稿会议汲取编辑《福建卷》经验……然而，由于家庭拖累我均无法成行，杨先生十分失望，他说：“没想到家庭问题竟然牵制了你，使你无法出席这两个会议。……因为你是从事民族音乐工作与探讨的，有可造就的中青年工作者，在目前这样大好形势下，需要发挥作用的时候，却有什么东西把你束缚了。……雪霏，你要坚强一些！你有经济困难吗？来信告诉我，我可以帮你解决。”他甚至提出要请他贵州、福州的朋友协助我带孩子。1985年2月5日他不得不来信感叹：“如果像我们这样每人有百元收入，也不至于请不到好保姆看小孩儿，失掉好几次参加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像去年五、六、七、八月间有五次会议，你至少可以参加三次，这样的机会是难逢的。当我一听说连北戴河那次会议也不能参加时，我的难过是无处可说的！”
老师何以为学生不能去开会难过至此？杨先生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我有这样的学生，我是很高兴的……我六十有三了，老年教师，对自己的学生，他的爱生思想与感情，不会少于对自己的子女的。”而我从杨先生的难过中读出了老师的殷切期望，深知失去多次聆听老一辈音乐学者演讲的机会将无可弥补，之后便尽一切努力将孩子四处托付然后抽身开会、调查，母亲、兄姐、孩子乃至亲朋均与我一起长期承受了学术工作的付出。⑧
2. 春雨润物细无声⑨
1987年5月中旬，亚太民族音乐研讨会在京召开，他让我到场聆听了黄翔鹏、苗晶等音乐学界名家的报告之后，在他北京的侄儿家对我进行集中授课。⑩因为我是《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福建卷》的骨干，其授课内容便从我的实际工作需要开始，而后再进入音乐学及相关学科的理论训练。
以杨先生为主编的《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湖北卷》作为全国民歌集成编撰的典范于1988年在全国率先出版，其中贯穿了杨先生先进的编辑理念和文本创新。杨先生认为“欲出书先育人”，{11}“专家要多些，不是太少，而是太太少了！”他希望籍此“培养一些人，搞一些田野的钻探工作。要有历史紧迫感，要给子孙后代东西——民族遗产、考古的。不能片面强调推陈出新，应研究好历史、传统文化”。他身体力行，为湖北和南方兄弟省卷培养了一大批民间音乐研究家。他谨记时任中国音协主席吕骥和党组书记冯光钰请杨先生要多关心“福建卷”“台湾卷”的嘱托，正好收了我这个“骨干学生”，于是他就倾其所有教我。他先给我介绍民歌集成“湖北卷”的编辑思想及版本规格，然后规划“福建卷”的编辑体例，从设计描画福建的方言声调图、歌种分布图入手，教我写《福建民歌概述》要先讲历史地理环境再讲民族、讲东西南北中不同色彩区的方言、声调，共同特征与不同之处：歌词体裁，代表性民歌——从体裁形式、歌种、曲体结构、腔调、音列、调式、节奏，顺序排列、固定化，纲目不乱;写“歌种释文”每个歌种都要像字典一样：第一级体裁、形式、名称，第二级指歌种;第三级具体品种。如号子·划船号子·摇橹（起帆……）、山歌、田歌（薅草锣鼓·穿歌子·喇叭调）、渔歌、小调……释文内容要包括各歌种的名称及来源、为什么歌唱、何人、何时、何地、怎样唱，而且歌种风格相近要排在一起，如号子、号子山歌。其中尤其注重语言学知识教授。他将与语言攸关的民歌旋律分成语调旋律、韵调旋律、腔调旋律、调子、腔等诸种层次，指出前三种是地方上古老而特有的调式的基本音;指出要用中国自己的话语系统来分析解释——用属音、下属音来分析主音、骨干音就不通，如6、1、2之“2”是上四度而非下五度;三声腔可停于任何一音，也可以转换到另一不同音程关系的三声腔;四声音阶以上的音结构，前半段三个骨干音，后半段另有三个骨干音，也是一种调转移，其色彩变换自如，不必有过渡;两三个音列混合，最后一句才出现尾音，属于终止离调等等。他认为曲式要与词式一起分析，体裁形式必然与唱腔、句法、节奏等发生关系，提出同一个地方的同一个歌种为何会出现不同调式的问题。他希望畲族的文字部分要充实，告诫我“将来的成果就在于调查。从理论到理论、资料到资料，要成为一个民族音乐研究家是不可能的”。他给我“辨调例字”教我如何调查方言做好集成的方言声调标注并寄来湖北宜昌方言表与泉州方言表供我参考。他力推研读王力《古汉语》《诗经今译》《楚辞今译》，希望我搞清什么叫中州音韵、中原音韵及汉语变迁情况，指出若能熟悉中原乃至全国的语言声调、音调，或能解决古曲的出处、解决福建方言的源流与民歌旋律形成的奥秘。他还提出了闽台民歌诸如漳州距离龙岩很近而其语言、音乐却差别很大，而漳台间隔着海峡语言音乐却一样;闽南人迁台几代人了，民歌应有所改变;闽南人与客家人有没有关系;客家采茶调很多地方都有，但为何不一样等等问题供我思考。他认定“南方地域性文化的开发，将来在全国是后起之秀，包括荆楚文化、楚文化、越文化、吴文化……” 3. 力挺“天公”造人才{12}
音乐学的研究工作1966年之前基本上都是由京、沪等高校、科研单位为龙头展开。“文革”期间教育、科研全面停滞，直到1982年中国音乐研究所才培养出第一批硕士12人。杨先生自1987年培养出第一名硕士蒲亨强，其手下尽管有多名在读硕士，但他着急中国音乐学的人才培养赶不上民间音乐集成后的实践与国外民族音乐学理论的激荡、碰撞与拓展，希望“天公”能够“不拘一格降人才”。我是“工农兵学员”，他鼓励我“基础好，水平不低，请你记着。”他开列了一批书目推着我准备报考硕士研究生，“希望你在这问题上要果断、要有不怕考0分的思想”。1987年12月15日，他给厦大艺术教育学院音乐系招生办公室寄“专家推荐书”。经我恳切申请，厦大研究生处也为我这“工农兵学员”报考硕士的特例即时报告教育部终获得特别批准。当他得知我考出来的分数，说：“你能考出这样的分数，使我感动，读信时，眼前仿佛不是分数的数字，而是可怜学生、可怜孩子坎坷道路的里程。”当我报告杨先生夫妇我考上了厦大音乐系，他来信：“我俩为你高兴得鼓掌大笑，久久嘴都没有合拢。”“为你考上学校，几天来我都感到高兴而心情不能平静，像福建老人常说的一样：‘可怜的孩子，要出头了。’”4月25日，他接到厦大音乐系周畅主任来信，说方妙英老师招的“是您推荐的蓝雪菲，以后请您来授课”，他筹划着作为厦大兼职教授，“愿意义务带（教）你一段时间，帮解决闽南音乐、南音、方言的教学问题”，“看来你这个闽南‘宝贝’，也用得着我来带着走一段路了。”
杨先生以音乐为核心的多学科交叉理念曾让他的硕士们大受其益。他不仅让蒲亨强上民歌、中音史、律学等音乐课，还密切关注《光明日报》上重要的学术信息，他曾拿着剪报对刘红说，你看，各个学科都还在不断地完善自己，我们音乐学科也要迎头赶上！“楚人一定要了解楚文化史！”于是湖北社科院张正明的《楚史》等楚文化研究成果成了杨先生指令硕士生必读的书目。他还要求学生们一定要到武汉大学学习其他文化课程，于是刘红前往选修了宗教学、李幼平选修了考古学，周耘潜心于楚文化，后来他们都成了国内优秀的音乐学学者。”入学之后，我正是循着杨先生的先进理念，利用厦门大学综合学科的优势，独自到中文系、哲学系、人类学系选择适合自己上的课程，再回系里征得导师同意和系办公室批准，上了《方言学》《音韵学》《古汉语》《文化哲学》《美学》《人类学》等等课程，为厦大音乐系的研究生课程选修开了个先例。杨先生为配合我的方言学习，又给我寄来亲手描绘的泉州方言七声字调录音谱表，每一行字调上方还剪贴了低音谱号让我填上相对对应的音高，并用铅笔写上“用泉州话念：‘多山、多人、多酒……’”;二是转引自罗常培《汉语音乐学导论》中的《辨调例字表》，要求“用泉州话念（慢慢念）”;三是复印了一份“语助词故事《北风及日头》（厦语）”，用铅笔字标上“用泉州话讲”。他同意我将研究重点放在闽台民歌的“流变”之上，“首先是两地人流动的查考，然后才能谈到流传之间的变异与原型以及其规律。比较民歌调式的百分比、音调、歌词内容及其结构形式、衬字、唱法、反应的社会伦理、道德的异同……”，他对我寄去的论文初稿“当即阅读”，不厌其烦地详细标注修改意见，特别是提醒我论文的价值性问题：现在“已经都不怀疑两岸民歌源在大陆古代，那么你今天考它做什么？两地的差异在哪里？差异程度有多大？对今天有何启示？”
他还寄来他对与闽台福佬系民歌相关的45首台湾客家民歌的终止音及音调结构的研究成果，问这些为何与闽台福佬系民歌不同？而后又源源不断挂号寄来《百越民族史論集》《台湾史略》《中国人口地理》等参考书，寄来他买给学生人手一册的武汉大学出版的《学术论文写作指导》，说毕业论文“不应放在后期，应开始就设此课，到后期才讨论毕业论文，来不及了”。他说“有机会派你来我这儿学习，你一定要来，孩子可带来住咱们家……”，“希望你寒假期间最好来一趟，以便面谈。因为我是你校聘的兼职教师，你进厦大也有我与舒老师的名义借用你系才能招收硕士生的，因为我俩都是正教授。……更重要的是你自从要求我作为教师培养你起，一直接受我的通讯指导，我是够上你‘通讯导师’的，故有‘名义指导’之义务。”他说：“因为我是厦大发聘的兼职教授，所以指导你的论文写作是应该的（义务兼职），兼职教授不指导学生那要干什么！”
硕士毕业后，他继续鞭策我“九二年来得快，不觉得是二月中了，三月将到，四月又会多久？这一年，你准备怎样‘用’它？”他说他和研究生结成研究荆楚、巴楚与土家族的伙伴，“我们已经小结了过去，我们也展望未来……我们已经将研究与编写土家族音乐史作为今年主要任务之一……你的畲族研究开展了没有？越快越好！”
1994年福建师大音乐系为了申请博士点，出资让我报考中央音乐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当他“即刻细读”了我的学术成果的“业务自传”说：“令人赞叹与感动。读后也给老舒读，她也很感动，连说几句‘强人！强人！’于是我就动笔写‘推荐书’，第二天，把‘推荐书’与‘业务自传’拿到街上找打印的给打字复印。校对后复印，复印后没有字的要加字，又发现错字的又加改正，搞了一天，再过一天的早上，就将两份材料以快件寄给中央音乐学院袁静芳教授。……等你考上博士后，由我再直接寄给福建省的人事局、科技干部局、厦大教育学院人事部门……我们刘红考上了博士，我就将他‘业务简历’寄给省里管人才部门（人才库）。”
杨先生鼓励我考博不要有消极念头，“英语课本若不好找，来电告知，我给你设法去找”，说“你有何事要我做的尽管来信告知，趁我还能出门骑自行车，还能做点事”。当我将录取的喜讯告诉他，他给福建省有关单位写的推荐书说：“令人高兴的是她被录取了，这不仅是福建人的光荣，畲族人也光荣，就连我这个在外地工作的福建人也感到高兴”。
1998年6月，由于慈母病逝我推迟了一年后以《畲族音乐文化研究》顺利通过博士答辩，{13}杨先生夫妇立即发来贺信说：“这是你人生的新起点。你是少有的中国畲族博士。希望你为中国民族音乐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他们还同时电贺我的导师袁静芳教授，感谢她“培养了畲族音乐研究的杰出人才”。他把我的博士照“放在桌子上，有人来我就介绍，以你的刻苦求学做学问来鼓励我院学生与青年教师”。 杨先生出于民族音乐研究之大义一步一步地在引领着我走上研究之路，每当我回看杨先生一封封用满腔热忱写成的来信，怎能不落泪！
三、春蚕吐丝成丽锦
一、风云际会时运少，得遇杨师天地恩④
20世纪七八十年代，虽然在福建省文化部门邀请的武汉音乐学院杨匡民老师讲座上，两次聆听过对于当时音乐界可谓脑洞大开的“色彩区”与“三声腔”理论，但由于涉世未深，尚未理解致用。1980年春夏之交，杨先生第二次来讲学后的某一天，母亲说有位杨老师来家找我了，我赶忙到他下榻的西湖宾馆拜见。原来他听说我参加台湾少数民族歌舞乐《杵乐》的乐器制作且正在排练，准备9月参加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遂想深入了解个究竟。杨老师是闽南同安籍，缅甸归国华侨，乡音一对上号，自然侃侃而谈。杨老师知道了我于福建师大音专毕业后在省文化部门从事群众音乐文化工作，尤其在福建民间音乐专家刘春曙先生手下编《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福建卷》，并对高鸣先生负责搜集的台湾少数民族民歌音响情有独钟，虽专业不精却也能写能编会唱会跳会弹。他说现在国家已在开编音乐集成，国家很需要音乐编辑和音乐学理论人才，就冲着你是闽南人和这畲族姓氏，将来闽台及少数民族音乐研究需要你的参与，我要培养你！看着杨先生一副认真劲儿，我张着嘴巴说不出话！我只觉得这是哪辈子修来的福，让我遇见了这样一个要当我老师的人！
“文革”结束后，我被分配到省文化部门搞群众艺术，经常下乡接触民间音乐、评价“审查”各种会演节目。虽也到书店买回了所有能买到的音乐书籍自学，京沪专家来闽每次讲座必听，但是学海无涯，站在书海之边还不知怎么下海，怎么结合实践游向知识的彼岸！这回天上掉下了个杨先生，我要拜他为师！杨先生回信说：“从头一次见面以及后来车边告别，你给我留下了很难忘的纯朴思想的形象。所以当你提出要‘拜我为师’之时，我感动得一夜合不拢眼睛。我想，去了一趟福建，得了一个学生，这是我教学生活中的幸福与难忘。”⑤
自此，我成了先生虽是编外却是真正的学生！几十年来，他不但找机会辅导我，引领我参加各种学术活动，给我邮寄各种音乐学资料——有昂贵的《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民族卷，有整箱的《中国传统音乐资料精选》、零散的古琴、编钟、少数民族民歌音响资料，有用复写纸写下来再用针线缝制的抄件，更有长年不断的精心面授、“函授”，敦促我报考且完成硕士、博士学位，给我最新的多学科交叉研究理念。
二、新竹出枝，全凭老干为扶持⑥
杨先生翘盼“老干出新枝”，他对我的培养可谓呕心沥血，总是“不客气地多为你考虑一些事”。
1. 墨未浓时催书成⑦
杨先生认为要让学生有开阔的视野、看得到的路标，最好的方式是“参加一些会议（哪怕旁听也好），总会比我所教的强多了”。80年代我还只是刚刚入门的怯怯者，且面临着女性学者共有的很多困难，杨先生则几次敦促我參加研讨会：一次是希望我以台湾少数民族《联臂相看笑踏歌》一文报名参加1984年7月份在贵阳召开的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音乐研讨会，命令我“非去不可”;一次是借他被《中国民歌集成》总部借调到北京参加河北、山东两省卷的定稿会议并讨论江苏、湖南、上海卷之机，希望我去京，可以与云南来的六七位集成人见面谈谈并旁听多省卷审稿会议汲取编辑《福建卷》经验……然而，由于家庭拖累我均无法成行，杨先生十分失望，他说：“没想到家庭问题竟然牵制了你，使你无法出席这两个会议。……因为你是从事民族音乐工作与探讨的，有可造就的中青年工作者，在目前这样大好形势下，需要发挥作用的时候，却有什么东西把你束缚了。……雪霏，你要坚强一些！你有经济困难吗？来信告诉我，我可以帮你解决。”他甚至提出要请他贵州、福州的朋友协助我带孩子。1985年2月5日他不得不来信感叹：“如果像我们这样每人有百元收入，也不至于请不到好保姆看小孩儿，失掉好几次参加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像去年五、六、七、八月间有五次会议，你至少可以参加三次，这样的机会是难逢的。当我一听说连北戴河那次会议也不能参加时，我的难过是无处可说的！”
老师何以为学生不能去开会难过至此？杨先生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我有这样的学生，我是很高兴的……我六十有三了，老年教师，对自己的学生，他的爱生思想与感情，不会少于对自己的子女的。”而我从杨先生的难过中读出了老师的殷切期望，深知失去多次聆听老一辈音乐学者演讲的机会将无可弥补，之后便尽一切努力将孩子四处托付然后抽身开会、调查，母亲、兄姐、孩子乃至亲朋均与我一起长期承受了学术工作的付出。⑧
2. 春雨润物细无声⑨
1987年5月中旬，亚太民族音乐研讨会在京召开，他让我到场聆听了黄翔鹏、苗晶等音乐学界名家的报告之后，在他北京的侄儿家对我进行集中授课。⑩因为我是《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福建卷》的骨干，其授课内容便从我的实际工作需要开始，而后再进入音乐学及相关学科的理论训练。
以杨先生为主编的《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湖北卷》作为全国民歌集成编撰的典范于1988年在全国率先出版，其中贯穿了杨先生先进的编辑理念和文本创新。杨先生认为“欲出书先育人”，{11}“专家要多些，不是太少，而是太太少了！”他希望籍此“培养一些人，搞一些田野的钻探工作。要有历史紧迫感，要给子孙后代东西——民族遗产、考古的。不能片面强调推陈出新，应研究好历史、传统文化”。他身体力行，为湖北和南方兄弟省卷培养了一大批民间音乐研究家。他谨记时任中国音协主席吕骥和党组书记冯光钰请杨先生要多关心“福建卷”“台湾卷”的嘱托，正好收了我这个“骨干学生”，于是他就倾其所有教我。他先给我介绍民歌集成“湖北卷”的编辑思想及版本规格，然后规划“福建卷”的编辑体例，从设计描画福建的方言声调图、歌种分布图入手，教我写《福建民歌概述》要先讲历史地理环境再讲民族、讲东西南北中不同色彩区的方言、声调，共同特征与不同之处：歌词体裁，代表性民歌——从体裁形式、歌种、曲体结构、腔调、音列、调式、节奏，顺序排列、固定化，纲目不乱;写“歌种释文”每个歌种都要像字典一样：第一级体裁、形式、名称，第二级指歌种;第三级具体品种。如号子·划船号子·摇橹（起帆……）、山歌、田歌（薅草锣鼓·穿歌子·喇叭调）、渔歌、小调……释文内容要包括各歌种的名称及来源、为什么歌唱、何人、何时、何地、怎样唱，而且歌种风格相近要排在一起，如号子、号子山歌。其中尤其注重语言学知识教授。他将与语言攸关的民歌旋律分成语调旋律、韵调旋律、腔调旋律、调子、腔等诸种层次，指出前三种是地方上古老而特有的调式的基本音;指出要用中国自己的话语系统来分析解释——用属音、下属音来分析主音、骨干音就不通，如6、1、2之“2”是上四度而非下五度;三声腔可停于任何一音，也可以转换到另一不同音程关系的三声腔;四声音阶以上的音结构，前半段三个骨干音，后半段另有三个骨干音，也是一种调转移，其色彩变换自如，不必有过渡;两三个音列混合，最后一句才出现尾音，属于终止离调等等。他认为曲式要与词式一起分析，体裁形式必然与唱腔、句法、节奏等发生关系，提出同一个地方的同一个歌种为何会出现不同调式的问题。他希望畲族的文字部分要充实，告诫我“将来的成果就在于调查。从理论到理论、资料到资料，要成为一个民族音乐研究家是不可能的”。他给我“辨调例字”教我如何调查方言做好集成的方言声调标注并寄来湖北宜昌方言表与泉州方言表供我参考。他力推研读王力《古汉语》《诗经今译》《楚辞今译》，希望我搞清什么叫中州音韵、中原音韵及汉语变迁情况，指出若能熟悉中原乃至全国的语言声调、音调，或能解决古曲的出处、解决福建方言的源流与民歌旋律形成的奥秘。他还提出了闽台民歌诸如漳州距离龙岩很近而其语言、音乐却差别很大，而漳台间隔着海峡语言音乐却一样;闽南人迁台几代人了，民歌应有所改变;闽南人与客家人有没有关系;客家采茶调很多地方都有，但为何不一样等等问题供我思考。他认定“南方地域性文化的开发，将来在全国是后起之秀，包括荆楚文化、楚文化、越文化、吴文化……” 3. 力挺“天公”造人才{12}
音乐学的研究工作1966年之前基本上都是由京、沪等高校、科研单位为龙头展开。“文革”期间教育、科研全面停滞，直到1982年中国音乐研究所才培养出第一批硕士12人。杨先生自1987年培养出第一名硕士蒲亨强，其手下尽管有多名在读硕士，但他着急中国音乐学的人才培养赶不上民间音乐集成后的实践与国外民族音乐学理论的激荡、碰撞与拓展，希望“天公”能够“不拘一格降人才”。我是“工农兵学员”，他鼓励我“基础好，水平不低，请你记着。”他开列了一批书目推着我准备报考硕士研究生，“希望你在这问题上要果断、要有不怕考0分的思想”。1987年12月15日，他给厦大艺术教育学院音乐系招生办公室寄“专家推荐书”。经我恳切申请，厦大研究生处也为我这“工农兵学员”报考硕士的特例即时报告教育部终获得特别批准。当他得知我考出来的分数，说：“你能考出这样的分数，使我感动，读信时，眼前仿佛不是分数的数字，而是可怜学生、可怜孩子坎坷道路的里程。”当我报告杨先生夫妇我考上了厦大音乐系，他来信：“我俩为你高兴得鼓掌大笑，久久嘴都没有合拢。”“为你考上学校，几天来我都感到高兴而心情不能平静，像福建老人常说的一样：‘可怜的孩子，要出头了。’”4月25日，他接到厦大音乐系周畅主任来信，说方妙英老师招的“是您推荐的蓝雪菲，以后请您来授课”，他筹划着作为厦大兼职教授，“愿意义务带（教）你一段时间，帮解决闽南音乐、南音、方言的教学问题”，“看来你这个闽南‘宝贝’，也用得着我来带着走一段路了。”
杨先生以音乐为核心的多学科交叉理念曾让他的硕士们大受其益。他不仅让蒲亨强上民歌、中音史、律学等音乐课，还密切关注《光明日报》上重要的学术信息，他曾拿着剪报对刘红说，你看，各个学科都还在不断地完善自己，我们音乐学科也要迎头赶上！“楚人一定要了解楚文化史！”于是湖北社科院张正明的《楚史》等楚文化研究成果成了杨先生指令硕士生必读的书目。他还要求学生们一定要到武汉大学学习其他文化课程，于是刘红前往选修了宗教学、李幼平选修了考古学，周耘潜心于楚文化，后来他们都成了国内优秀的音乐学学者。”入学之后，我正是循着杨先生的先进理念，利用厦门大学综合学科的优势，独自到中文系、哲学系、人类学系选择适合自己上的课程，再回系里征得导师同意和系办公室批准，上了《方言学》《音韵学》《古汉语》《文化哲学》《美学》《人类学》等等课程，为厦大音乐系的研究生课程选修开了个先例。杨先生为配合我的方言学习，又给我寄来亲手描绘的泉州方言七声字调录音谱表，每一行字调上方还剪贴了低音谱号让我填上相对对应的音高，并用铅笔写上“用泉州话念：‘多山、多人、多酒……’”;二是转引自罗常培《汉语音乐学导论》中的《辨调例字表》，要求“用泉州话念（慢慢念）”;三是复印了一份“语助词故事《北风及日头》（厦语）”，用铅笔字标上“用泉州话讲”。他同意我将研究重点放在闽台民歌的“流变”之上，“首先是两地人流动的查考，然后才能谈到流传之间的变异与原型以及其规律。比较民歌调式的百分比、音调、歌词内容及其结构形式、衬字、唱法、反应的社会伦理、道德的异同……”，他对我寄去的论文初稿“当即阅读”，不厌其烦地详细标注修改意见，特别是提醒我论文的价值性问题：现在“已经都不怀疑两岸民歌源在大陆古代，那么你今天考它做什么？两地的差异在哪里？差异程度有多大？对今天有何启示？”
他还寄来他对与闽台福佬系民歌相关的45首台湾客家民歌的终止音及音调结构的研究成果，问这些为何与闽台福佬系民歌不同？而后又源源不断挂号寄来《百越民族史論集》《台湾史略》《中国人口地理》等参考书，寄来他买给学生人手一册的武汉大学出版的《学术论文写作指导》，说毕业论文“不应放在后期，应开始就设此课，到后期才讨论毕业论文，来不及了”。他说“有机会派你来我这儿学习，你一定要来，孩子可带来住咱们家……”，“希望你寒假期间最好来一趟，以便面谈。因为我是你校聘的兼职教师，你进厦大也有我与舒老师的名义借用你系才能招收硕士生的，因为我俩都是正教授。……更重要的是你自从要求我作为教师培养你起，一直接受我的通讯指导，我是够上你‘通讯导师’的，故有‘名义指导’之义务。”他说：“因为我是厦大发聘的兼职教授，所以指导你的论文写作是应该的（义务兼职），兼职教授不指导学生那要干什么！”
硕士毕业后，他继续鞭策我“九二年来得快，不觉得是二月中了，三月将到，四月又会多久？这一年，你准备怎样‘用’它？”他说他和研究生结成研究荆楚、巴楚与土家族的伙伴，“我们已经小结了过去，我们也展望未来……我们已经将研究与编写土家族音乐史作为今年主要任务之一……你的畲族研究开展了没有？越快越好！”
1994年福建师大音乐系为了申请博士点，出资让我报考中央音乐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当他“即刻细读”了我的学术成果的“业务自传”说：“令人赞叹与感动。读后也给老舒读，她也很感动，连说几句‘强人！强人！’于是我就动笔写‘推荐书’，第二天，把‘推荐书’与‘业务自传’拿到街上找打印的给打字复印。校对后复印，复印后没有字的要加字，又发现错字的又加改正，搞了一天，再过一天的早上，就将两份材料以快件寄给中央音乐学院袁静芳教授。……等你考上博士后，由我再直接寄给福建省的人事局、科技干部局、厦大教育学院人事部门……我们刘红考上了博士，我就将他‘业务简历’寄给省里管人才部门（人才库）。”
杨先生鼓励我考博不要有消极念头，“英语课本若不好找，来电告知，我给你设法去找”，说“你有何事要我做的尽管来信告知，趁我还能出门骑自行车，还能做点事”。当我将录取的喜讯告诉他，他给福建省有关单位写的推荐书说：“令人高兴的是她被录取了，这不仅是福建人的光荣，畲族人也光荣，就连我这个在外地工作的福建人也感到高兴”。
1998年6月，由于慈母病逝我推迟了一年后以《畲族音乐文化研究》顺利通过博士答辩，{13}杨先生夫妇立即发来贺信说：“这是你人生的新起点。你是少有的中国畲族博士。希望你为中国民族音乐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他们还同时电贺我的导师袁静芳教授，感谢她“培养了畲族音乐研究的杰出人才”。他把我的博士照“放在桌子上，有人来我就介绍，以你的刻苦求学做学问来鼓励我院学生与青年教师”。 杨先生出于民族音乐研究之大义一步一步地在引领着我走上研究之路，每当我回看杨先生一封封用满腔热忱写成的来信，怎能不落泪！
三、春蚕吐丝成丽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