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哈罗德·布鲁姆来说，莎士比亚是他一生的神祇。五六岁的时候，被问及长大后想做什么，他说，“我只想继续读莎士比亚和诗歌。”两年前与记者谈论在哈佛开设的课程时，他计划在今年“重回对莎士比亚全集的讲解”。2019年10月14日，布鲁姆死于家中，享年89岁，也许当时他还在重温莎士比亚。
　　布鲁姆生于一个移民美国的犹太人家庭，早年在康奈尔大学跟随M·H·艾布拉姆斯学习，那是一位浪漫主义的权威学者。后来布鲁姆去耶鲁大学读文学博士，耶鲁新批评派盛行，贬低浪漫主义。为了维护文学的想象，他创作了一系列浪漫主义诗歌批评，如《雪莱的神话创造》。

　　真正令他享誉文坛的是随后的“对抗式批评”，即“影响四部曲”——《影响的焦虑》《误读图示》《卡巴拉与批评》《竞争——走向一种修正理论》。他吸收尼采的对抗论和弗洛伊德的防御论，将诗人与诗人之间的关系比喻为父亲和儿子之间无休止的斗争，“一个诗人促使另一个诗人成长”这样温和的迭代在布鲁姆那里被否定，他认为后来的诗人在面对前代巨擘时都会产生焦虑，天才的诗人就在焦虑下对前辈进行有意的、创造性的误读，在诗人之间的相互对抗中诞生自己的作品，如华兹华斯对弥尔顿、雪莱对华兹华斯那样。
　　晚年时他发起对正典的捍卫，誓要做西方传统最后的继承者，出版了《西方正典》《如何读、为什么读》等经典普及著作。在《西方正典》中，他以莎士比亚为向度，选出26位西方文学大师进行分析，从影响过莎氏的蒙田、乔叟，到他所影响的弥尔顿、塞缪尔·约翰逊、乔伊斯，还有反对莎氏的托尔斯泰，堪称“散文化了的莎士比亚”的弗洛伊德等等。他认为，“莎士比亚就是文学经典。他设立了文学的标准和限度。”
　　在对经典作品的批评上，布鲁姆的态度异常坚决，只守著艺术和审美这一个维度。他认为文学的经典性不源自其他的什么，只在于它本身强有力的文学原创性，和因而表现出来的惊世骇俗的陌生性，“伟大的文学即使面对最有意义的事业也会坚守其自足性。”文学的意义也不在于任何功利性的价值，“研读经典不会使人变好或变坏，也不会使公民变得更有用或更有害……西方经典的全部意义在于使人善用自己的孤独，这一孤独的最终形式是一个人和自己死亡的相遇。”
　　因此，他将政治、伦理、宗教、道德等拒于文学的门外，试图从这些社会学角度对作品进行文化研究的人被他评为“旨在消除莎士比亚的独特性，以展示他们的文化唯物主义”，例如女性主义者、非洲中心论者、马克思主义者、受福柯影响的新历史主义者或解构主义者等，他用一顶“憎恨学派”的帽子将他们一齐扣下。与异见者的论战也使他收获了“最臭名昭著的文学批评家”的头衔。
　　“所谓的美学价值来自阶级斗争，这条原则太笼统，无法完全驳斥。逃避美学的结果是把美学变成意识形态或者形而上学，人们再也不能把一首诗当成诗歌来读，因为它首先是社会文件。对于这种方法，我坚决抵制，敦促尽可能全面地、纯洁地保护诗歌。……如果我们阅读西方正典的目的是为了构建我们的社会、政治和个人道德的各种价值，我坚信我们会变成自私自利、剥削他人的魔鬼。”
　　布鲁姆相信维柯在《新科学》中提出的神权时代-贵族时代-混乱时代循环理论：每个新的神权时代会在一场大混乱后最终出现。他对此不甚乐观，“也许阅读的年代，如贵族时代、民主时代和混乱时代，都已经到了尽头，再生的神权时代会充斥着声像文化。”但布鲁姆依然孤独地守候在纯文学的净土上，期待会有一个逆转的时刻：“旅鼠们不会再成群结队地自坠山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