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辞书《辞源》在出版百年之际，又推出了第三版。如果说老版《辞源》在内容、注释、编排等方面为中国现代辞书的编纂开创了一种新模式的话，那么新版《辞源》的出版发行，则代表了一种文化和精神上的传承与发扬。
　　中国的辞书文化源远流长，从古代的《尔雅》《说文解字》《康熙字典》到近现代的《辞海》《辞源》，都是历代学人勤劳和智慧的结晶。作为一种特殊的图书，辞书在传承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传统等诸多方面有着其他典籍不可替代的作用，正所谓“国无辞书，无文化之可言也”。
　　许慎和《说文解字》
　　《说文解字》是我国第一部讲解文字原始形体结构及渊源的古文字学专著，用通俗的话说，就是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字典。
　　《说文解字》是东汉学者许慎编纂的，这位许老先生是汝南召陵（今河南漯河）人，生于公元58年，死于147年，活了整整九十岁，是那个时代少有的高寿者。从史料上看，许慎是一个才华出众、品德高尚的人，十七岁时就被选拔为汝南郡功曹，协助太守（一郡最高行政长官）管理全郡事务，几年后又被举为孝廉，进京任职。当时的首都是洛阳，到洛阳后的许慎眼界大开，接触到了许多原来没有见过的经书典籍，又师从经学大师贾逵钻研古文经，学业更加精湛，很快便以“性淳笃，博学经籍”之名名动京师，被誉为“五经无双许叔重（许慎字叔重）”。
　　东汉时期的学术界分为古文经学派与今文经学派，两派争论十分激烈。今文经学派认为经书是圣人之言，字字句句背后都有微言大義；而古文经学派认为应重视语言文字学，要根据字的意思来解释经书。许慎属于古文经学派，他认为先有文字而后才有五经，要理解五经就离不开文字。当时已有很多学人不了解文字的最初起源，如何让人们从根本上认识文字呢？许慎决定写一部介绍文字来历的辞书，对常用汉字的源流进行一番梳理，他将这部书定名为《说文解字》。
　　为了编撰这部《说文解字》，许慎费尽了心思，从公元100年到公元121年，经过二十多年的推敲、修改和增删，直到准确无误后才让儿子将其献给朝廷。《说文解字》全书共收汉字9353个，另有异体字1163个，许慎创立了540个部首，将这9353个汉字分别归入540个部首。这种按部首排列汉字的字典编纂法，开创了部首检字的先河，对后世中国字典的编撰影响深远。虽然以现代眼光看，其中还有一些不规范不科学的地方，但许慎发明的这种方法却一直沿用至今。
　　《说文解字》是以小篆和隶书编撰而成的，以小篆做字头，隶书做注解。我们都知道，小篆盛行于秦代，东汉时期早已使用隶书，许慎为什么要用小篆编著辞书呢？
　　据研究者考证，不外乎以下这几个原因：一是因为小篆字体是当时唯一一种被规范过的文字。秦灭六国后实行中央集权制，为了便于交流沟通而实施“书同文”的政策，第一次把汉字字形进行了规范和统一；二是因为小篆字体在汉字发展过程中处于承上启下的位置；三是许慎编撰《说文解字》的初衷是为了解读儒家思想，而当时的儒家经典多是用古文字大篆和小篆编成的——鉴于这些原因，许慎用古文字编著《说文解字》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康熙字典》背后的故事
　　《康熙字典》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用“典”命名的辞书，也是唯一一部能与《说文解字》相提并论的字典。
　　1710年，此时的康熙皇帝早已平定天下，傲视四方，但全国的读书人却还用着先朝的字典，心高气傲的康熙大帝心里当然不是个滋味，于是便命张玉书和陈廷敬等人以明《字汇》和《正字通》为蓝本编纂一部大字典。字典的编纂工作本来以张玉书为主，陈廷敬辅助，但不久张玉书病逝，陈廷敬于是继任总修官。
　　陈廷敬是山西晋城人，如今赫赫有名的旅游景区皇城相府就是他的宅邸。陈廷敬是顺治十五年（1658年）进士，原名陈敬，因同科进士中有同名者，所以顺治皇帝便给他加了一个“廷”字，从此改名陈廷敬。陈廷敬先后担任康熙帝师、吏部尚书和文渊阁大学士等职，是康熙年间的名臣。为了尽快完成《康熙字典》的编撰任务，陈廷敬付出了很大心血，不仅亲自审阅文稿、编订目录、考校典籍，还不忘招纳天下贤士共同参与，据说他的儿子陈仕履就是在“出榜招贤”的时候被聘为《康熙字典》编修的，父子共同为国家编纂字典，也算是中国辞书史上的一段佳话。
　　《康熙字典》历时六年而成，全书共收录汉字47035个，是中国收录汉字最多的古代字典。《康熙字典》以古代诗文溯其字源，又以各代用法佐证文字的变迁，自成书以来经久不衰，影响深远。但毋庸讳言，《康熙字典》也存在着一些显而易见的错误和不妥之处，几十年后，江西一名名为王锡侯的儒生利用十七年的时间编撰了一部《字贯》，将《康熙字典》作了一番全面的修订。但这部《字贯》却因没有避讳康熙、乾隆的名字而遭到朝廷封杀，王锡侯被满门抄斩，就连看过《字贯》的人也遭牵连，纯粹的学术研究最后演变成一场骇人听闻的文字狱，其中的曲曲折折令人深思。
　　关于《康熙字典》的名字顺便再说两句，根据康熙皇帝的意思，这部辞书编纂之初即定名为《字典》，这在《清史稿》及御制《康熙字典序》中都有记载。后来的“康熙”二字很可能是在流传过程中逐步加上的褒扬性、区别性文字，直到道光七年重刻后，《康熙字典》的名字才被正式固定下来。
　　《辞源》和《辞海》
　　《辞源》和《辞海》可能是每一位读书人心中的最爱，而这两部辞书也代表了中国近现代辞书编纂的最高水平。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随着新思想新思潮的涌入和社会的变迁，原有辞书已不能满足读者和社会的需求。在这种背景下，刚刚进入商务印书馆不久的陆尔奎向董事长张元济提出，中国人只有一部《康熙字典》是不行的，要适应时代变化，编撰一部能够“钻研旧学，博采新知”的新式辞书。张元济对此非常支持，专门成立了字典部，聘请陆尔奎主持。
　　陆尔奎原本以为事情很简单，没想到最后“罗书十余万卷，历八年而始竣事”。1915年12月，历时八年之久的《辞源》正式出版，共录单字1万余个，词目近10万条。《辞源》出版后，商务印书馆在报上专门刊登了这样一则广告，道出了其中的曲折艰辛：“新旧名辞，中外典故，无不详备。编辑者数十人，历时七八载。四百万字，三千余页，得此一书，胜他万卷。”


　　《辞源》第一次提出“辞书”这个概念，对此陆尔奎解释说：“凡读书而有疑问，其所指者，字也。其所问者，皆辞也。……故有字书不可无辞书，有单辞不可无复辞。”与《尔雅》《说文解字》《康熙字典》等传统辞书不同，《辞源》首创了兼有字典和词典双重功能的现代辞书模式，不仅录有传统的各类文化知识条目，还收入了现代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科学等词语，在中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年代里，《辞源》成为中国文化转型期的标志性成果。
　　但令人遗憾的是，《辞源》出版不久，陆尔奎却因积劳成疾而双目失明，后来在女儿家病逝——对于这位辞书大家的名字，每一位有良知的读书人都应该记住。
　　《辞源》出版后，中华书局的创始人陆费逵也酝酿编纂一部集字、语、词兼百科于一体的综合性大辞典，并取“海纳百川”之意，将书名定为《辞海》。客观地说，中华书局此举带有与商务竞争的意味，民国年间的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是当时影响最大的两家出版社，也是竞争的对手，双方各树一帜，互不相让。商务出《辞源》，中华书局便要出《辞海》，兼之当时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一些新成就，出现了一些新生事物，亟需一部新的辞典补充，这样就促成了《辞海》的诞生。
　　《辞海》的面世历程也非常曲折，由于种种原因，自1915年秋天项目启动后，十几年的时间没有什么进展，直到1928年陆费逵邀请了著名教育家和出版家舒新城加入，事情才有了转机。在舒新城主持下，《辞海》于1936年出版发行。
　　1949年后，随着时代的发展，《辞源》和《辞海》的内容已显陈旧。1958年前后，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相继对两书进行了修订整理，修订后的《辞源》删去了老版本中关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应用技术方面的语词，加强充实了语文性科目，使其成为一部专业的古籍阅读工具书和古典文史参考书；而《辞海》则被定为综合性辞书，内容包罗万象，包括成语、典故、人名、地名以及各个科学技术名词等等不一而足。
　　至此，《辞源》和《辞海》各负其责，成为两部性质不同的工具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