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版本学虽然是一门古老的学问，但是有关的知识都渗透在各种目录、题跋、叙录和笔记之中，系统的论著出现很晚，直到近代才形成专门之学。第一本内容丰富的版本学专著是清末民国初叶德辉的《书林清话》，之后虽然出过不少书史和图录，但是没有系统地总结古往今来版本学知识的专著，这是个不小的阙典。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古籍整理的开展，版本学专著纷纷出版，《古籍版本学》（黄永年著）和《古书版本鉴定》（李致忠著），就是这个领域的杰出代表。二书系统整理并总结版本学研究成果，代表了当代版本学的整体水平，在版本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实践经验的传递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二书体系完整、史料丰富、实用性强，堪当后学入门津梁。
　　关键词：《古籍版本学》；《古书版本鉴定》；比较
　　古籍版本学作为文献学专业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学习文献学者必须掌握的一门知识。但是，由于古籍版本学自身的特点，要掌握古籍版本学有一定的难度，《古籍版本学》和《古书版本鉴定》二书是版本学领域的高水平著作，对于我们学习版本学大有裨益，两者配合使用，效果更佳。二书观点鲜明，内容翔实，作者所讲多是结合前人研究成果的实践经验，实用性很强，但也都存在一些不足，本文主要通过对二书进行对比，做出客观的综合性评价，且笔者不揣冒昧对二书进行指瑕，以期有益于读者。
　　1 内容丰富，结构有特色，同中有异，各有千秋
　　黄著的内容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包括绪论、版本史和版本鉴别、版本目录，三大部分各自独立成章，其中，版本史和版本鉴别是全书的核心，几乎占到全书篇幅的百分之九十多，是作者用力最勤之处，也是最能体现作者水平之处。绪论讲版本学的研究对象、版本和善本以及研究角度和用途；版本史和版本鉴别，按书册制度、雕版印刷的和非雕版印刷的书籍顺序进行论述，在叙述版本史的过程中进行版本鉴别，并贯穿基本知识的讲解；版本目录讲研究一部书有哪些版本的研究方法和可供参考的书籍，引导读者自学。李著较黄著更加详细具体，内容更为丰富，可谓面面俱到，但也有不全面的地方，（对于版本学研究的具体内容，时永乐教授在《古籍版本学的研究内容》中有详细论述）。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编，分别为史证编、版本编、鉴定编。脉络清晰，易于读者掌握。史证编讲书史，交代与书籍本身有关的历史知识，为版本的鉴定做源头铺垫。版本编旨在交代有关版本方面的知识，为版本鉴定做知识基础。鉴定编是本书的主题，围绕中国古书的雕版印刷、活字排版印刷、抄写复制等不同生产方式，以及由这些生产方式所赋予书籍的不同特点等，展开叙述。按作者所说，“不过既是谈书籍的版本鉴定，对书籍的有关知识、历史演变、承继关系、发展脉络等，似乎也应有所了解。否则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版本鉴定也很难做到准确、科学和深入，是为史证编”，与黄著相比，这部分是此著所特有的，很好地避免了“……鉴定时见到一些现象盲无所知，就会使时代特征、考订证据失之交臂，鉴定也会说不出根脉”的弊端，发前书所未发，是先生独具慧眼之处，读者对这部分内容应细细体味并加以把握，才可进一步谈学好这门学问。黄著的“版本史和版本鉴定”和李著的“史证编”体现了二位的匠心独运。在讲版本鉴定时，二位有极大不同，黄著将版本史和版本鉴别结合起来讲，系统性强，然李著将鉴定作为独立一编来讲，与黄著相比，仅就系统性上来说，黄著自明显胜于李著。再细细对比二书内容，可发现二书在内容上大同小异，除了在各章节的一些具体内容和切入点等方面有所不同外，都是从版本学中的基本概念入手重点讲版本鉴定，思路明晰，指导性强。读者在阅读时，两本书可互相参照，做到内容上的互补。
　　2 同是侧重版本鉴别的研究，内容却不尽相同
　　黄著中“版本史和版本鉴别”这一章是全书的侧重点，作者曾在“古籍版本学的用途”一框中，对图书馆、博物馆以及其他藏有旧本古籍的地方在采购、编目时弄错版本的现象十分痛心，并以本是清刻本的《武功县志》误为明正德原刻本为例，提出提高版本鉴定水平的迫切性，所以根据现实需要，作者把版本史和版本鉴定作为全书重中之重来加以研究，同时，版本史的讲述是为版本鉴别做准备的。然黄著的版本鉴别全为目鉴法，仅注重从外在形式上鉴别，指出“而且别的有时还好作假，唯独字体假不了，所以这个标尺还是最主要而且最可靠的标尺”，把字体当作最重要的鉴别标尺，显然，作者的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实际上，我们都知道从内容上鉴别是最可靠的，然而作者偏偏一味注重形式上的鉴别而忽视内容的鉴别，实为一憾。然虽是如此，鉴别中也不乏论述精辟、见解独到之处。例如，在“宋蜀本”一框中，指出今天所流传的眉山七史当是用入浙存杭州国子监刷印的眉山七史原版重刻版刷印的，“因而字体都作欧体，因为它已是浙本不再是蜀本”。这对于读者认清眉山七史的版本源流大有裨益。此外，更难能可贵的是，黄著对不同时代的版本采取不同讲法，构建了一个合理的体系。首先，因为宋、元刻本呈现出明显的地域特点，所以，以地域为主来讲。将宋辽金时期的刻本按地域分成宋浙本和浙本系统、宋建本、宋蜀本、辽本和金平水本，将元代刻本分为元浙本、元建本和元平水本。而明、清刻本由于较宋、元已远，地域性特点几乎消失，作者另辟新路从分期上来讲述，并且在清刻本中，对于几类有特色且有影响而之间又无因袭演变关系的本子单独讲述，使得版本鉴定的理论体系完整、合理的建立起来。而在这个理论框架下，每种版本的特点、鉴定、研究都条理有致，清晰可鉴，十分利于初学者掌握版本鉴定的基本理论，为版本鉴定打下基础。
　　李著同样侧重版本鉴定，按作者所说“鉴定编是本书的主题，也是古书版本鉴定的落脚点”，与黄著相比，在全书的行文上体现得更为明显，版本鉴定不仅要结合经验，而且需要具备丰富的理论知识，史证编和版本编都是围绕鉴定编做理论知识上的准备，使读者不感到突兀和盲目，且能知其根脉。且较之黄著更显优势的地方在于，作者不局限于版本外在形式特征上的鉴别，而是注重从形式和内容两大途径来鉴别，这就更具可靠性和信服力，分列具体方法，佐以详赡史料，一一做系统论述，使读者获得系统的鉴定方法。此外，此编中所体现出的作者深刻见解和宝贵经验也随处可见，最明显的体现在作者将元代及明代各时期的刻书特征用几个字概括，简明扼要，便于读者把握。例如，元代刻书特点归纳为八个字：黑口、赵字、无讳、多简。但作者的讲述又不仅限于此，后文指出“历代刻书风格特点一定得知晓……不能把主观经验型的技能当作灵丹妙药，必须是谨慎从事，科学运用，才会于鉴定版本有所补益……妄下结论”，这种时时提醒读者注意的地方在鉴定编中多处可见，可以警示读者。 　　总体观之，黄著将版本鉴定与版本史结合着讲，条理清晰，系统性强，是李著所不及的，然李著在注重目鉴法的同时，更强调理攻法，内容全面，方法可靠。读者可将两者互相参照，以资学习。
　　3 材料翔实，各具特色
　　黄著引用材料翔实，对于史料征引丰富，如在说明福建建阳的麻沙本多数没有经过认真的校勘时，引用北宋末朱彧《萍州可谈》中的文献记载并且指出南宋陆游《老学庵笔记》中也有相同记载。同时注意利用高水平学术著作，如叶德辉的《书林清话》、赵万里的《中国版刻图录》、张秀民的《中国印刷史》等，如在“宋浙本和浙本系统的刻本”一框中，作者指出是根据在这部分编得最精彩，考订也比较细密的《中国版刻图录》来讲官刻本的。其中尤以对《书林清话》引用较多，虽也不乏对书中的谬误进行批驳指正，但还是能够看出《书林清话》作为第一部版本学的专著在此领域内的地位和水平。此外，是作者的丰富经验，作者利用亲眼所见的善本实物来介绍他的实践经验，十分宝贵，如在说明“用已经印成的明清刻本来伪造成宋本，则把刻书题识或牌记剜掉裁掉”的情况时，指出自己所见的王延喆刻《史记三家注》的牌记和袁褧刻《世说新语》的题识就常被剜掉裁掉，极具说服力和可信性。
　　李著旁征博引，凡事必引，引用必详，在论述过程中从不作空泛的议论，而是择取典型事例作透彻的分析，使本书的立论有了坚实的基础，较为全面系统的总结了前人关于版本学的知识，并且有所选择地汲取材料和观点的精华，并时时参入己见。其材料的来源大体有三类：一是来自史料，《明史》《后汉书》等，如在说明刘向也十分注重各种传本时，引用《汉书·艺文志》的记载；一是采用他人成果，包括他人的版本学教材，近些年的研究论文、出土文物报告，如在“书籍的生产资料”这一小节中，作者引用潘吉星的《中国造纸技术史稿》中的对其检验过的23件敦煌石室写经造的一张明细表中关于纸的质料的研究成果，还有一些来自他人的诗话、笔记、目录，如钱曾的《读书敏求记》。更为可贵的是，每一条引文作者都注明了出处，方便读者查找、核对、利用，带有一种资料索引的性质，若在书后附上索引则更方便读者取资；一是来自自身经验，作者充分运用所见善本实物，在“旋风装”样式问题上，提出所见故宫博物院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作为十分难得、绝无仅有的实物资料，解决了学术界一直争论的问题。罗列如此丰富的材料，可见作者用功之勤，但材料过多过细，也难免有烦琐之弊。
　　《古籍版本学》和《古书版本鉴定》代表了当代版本学的整体水平，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实用性，读者学习版本学可将二书结合起来学习，吸取各自的精华，定会收获不小。
　　参考文献：
　　[1] 黄永年.古籍版本学[M].江苏：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
　　[2] 李致忠.古书版本鉴定[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