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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农民工”的身份,第二代农民工和城市居民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区别。然而,他们主动“抛弃”了农村,却因为隔膜和歧视,又被城市所拒绝,从而成为“无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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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日,上海火车站,来自安徽阜阳的女孩王婷正在嘈杂拥挤的候车室里等候上车回老家。王婷染着金黄色头发,提着一款新式箱包,充满着阳光时尚的青春气息。王婷说,时尚并不仅仅属于城里人,她虽然生在农村,可现在有钱了,同样可以像城市姑娘一样打扮自己。
像王婷这样年轻的进城务工人员在上海火车站随处可见。他们身上已经没有了东张西望、土里土气的老一代农民工的影子。注重个人物质和精神生活享受,追求时髦的服装、体面的工作以及时尚的休闲方式,使他们明显区别于老一代民工。
这些20岁上下的进城务工者,多是上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出生的。他们被称为“新生代农民工”。
在1月31日新华社播发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出要“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统筹研究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后城乡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这是中央文件中第一次使用“新生代农民工”这个词。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主任李国祥表示,一号文件单独提“新生代农民工”,因为这个群体是中国农民工群体的一部分。据统计,中国有1.5亿外出农民工,其中“新生代农民工”——80后、90后的农民工有近1亿人,约占农民工总数的60%。
李国祥说,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大量农民工失业,老一代农民工可以回家种田,但“新生代农民工”却不愿意回家务农,因为他们基本生在城市,已经适应了城市的生活和环境,对农村陌生,对农业不熟悉。
除了“农民工”的身份,第二代农民工和城市居民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区别。
第二代农民工呈现新特征
现在的年轻一代农民工,他们大多没有干过农活,吃苦意识较差,不像上辈对工种不挑不选、脏活累活都能干;他们穿着考究,不像上辈节衣缩食,消费从俭,只想赚钱不讲享受;他们注重自我发展,不像上辈打工只是为了赚钱⋯⋯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王春光用更为“学术”的语言对他们进行了描述:新生代农民工有76%未婚;基本上没有务农的经历,很多是从学校毕业后就直接外出的,甚至连基本的农业常识都缺乏;从动机上看,他们基本上不是基于“生存理性”外出,而是更多地将流动视为改变生活方式和寻求更好发展的契机。
2007年,共青团广东省委发布的《广东省第二代农民工调查报告》(下称“《报告》”)显示,广东第二代农民工呈现“务工发展和改变命运的愿望更强烈”等新特征。
共青团广东省委发布的《报告》显示,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第二代农民工”与第一代相比,更多是为改变生活方式和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他们看重人情味,希望融入城市主流社会的愿望特别强烈,更渴望被尊重和认可。
据调查,“有自己的事业”成为第二代农民工中不少人的最高理想。多挣钱仅仅是他们外出务工的动机,其目的是为将来自己创业积累资金。他们对于技术的需求也比第一代农民工更强烈。他们最希望掌握的知识是与工作相关的知识、计算机和经营管理知识,大多希望有一技之长,并以此改变自己的命运。
在选择工作时,第二代农民工首先看重工作环境,其次才是工作待遇。这与第一代农民工只要有工作,什么都肯干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
调查中,62.1%的第二代农民工认为人生最应该珍惜的是健康,期望能像城里人一样生活。他们还认为挣钱再多都比不上人身安全重要。在“人生最应该珍惜的事物”8个选项中,选择比例最高的前三项分别是:“健康”、
“生命”、“亲情”,其余依次是:
“友情”、“爱情”、“机会”、“金钱”、“其他”。
调查同时显示,第二代农民工在接受城市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受到一些不良风气和固有陋习的影响。例如,一些农民工出现了勤俭节约品格淡化的情况。第二代农民工的家庭经济责任已大大减轻,许多人的收入只是家庭经济的补充,甚至自己能养活自己就行。他们的消费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不少人主张消费至上。
城市和农村的边缘人
2月1日,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在《人民日报》上撰文表示,目前需要前瞻性地研究“90后”农民工大量增加带来的新问题以及应当采取的新对策,让“90后”农民工有序成为城里人。
长期在农业领域工作的韩长赋回忆称,其亲见、亲历了三代农民工。第一代农民工是上世纪80年代农村政策放活以后出来打工的农民,大部分人已回到农村。第二代农民工大多是上世纪80年代成长起来的农民,这部分人是目前农民工中数量最多的,他们一般都有10年左右的打工经历,大多在建筑业、加工业、纺织业、出口企业打工。而近几年,农民工队伍中出现了一个新群体,即上世纪90年代后出生的农民工,总数估计有4000万人左右。
韩长赋分析,“90后” 农民工有别于前两代农民工的主要特点是:第一,他们从来没有种过地,对土地没有父辈那样的感情,对农村没有父辈那样的依恋。简而言之,他们出来打工,根本就不想再回农村。第二,这批人都念过书,具有初中文化,其中相当一部分还具有高中文化,城市文明对他们有巨大的吸引力。第三,他们中的很多人是独生子女,主要在服务业就业。第四,他们心理平衡度较差,难以接受“被歧视”。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曾经针对北京市流动人口子女做了一项调查。其中有这样一个问题:你是哪里人?答案有两个,一是老家人,二是北京人。在最后收上来的问卷中,不少孩子在问题旁边画了一杠,另写道:中国人。这个结果令组织调查的专家们心酸。
“他们在城市生活,却不能成为城市中的一分子,或许应该称他们为‘城市新市民’。”有专家认为。但迄今为止,还很难把他们的生活状态和“市民”两个字联系起来,事实上,他们依然在延续着父辈的孤岛化生活。
但与上一代不同的是,第二代农民工已经不满足于被当作城市的外来者。他们很难作出和父辈一样的决定:待不下去就回老家。北京某报的一份调查反映出了这一强烈趋势:对于将来想留在城里还是回到农村,将近80%的人表示想留下来。
事实上,他们也不可能回到家乡了。他们对家乡的认同更多是包含着对亲人的感情,而其他方面的依恋却在减少。“我不敢去那里,虫子特别多,吓死我了。我心里直哆嗦,生怕掉下去。”“新生代农民工”蕾蕾说,有一次她回老家,硬是不肯上那里的厕所,最后还是跑到田地里解决了。
然而,城市并没有给他们提供公平的机会,他们生活在小圈子里——随着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他们无法向上提升自己,只能生活在迷茫与彷徨中。“他们遭遇到城市难以改变的偏见和排斥,工作收入低且不稳定,权益受侵害的现象比较严重。由于处在城市社会的文化边缘,又面临着较大的文化冲突。”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吴鲁平说。
生活在一系列尖锐又集中的差距中,自卑、自尊、差别、迷惘逐渐在他们心里根植,在人生最为美好的阶段里,他们经历着其他同龄人不曾经历的压力和挣扎。
“既不能融入城市社会,又难以回归农村社会。这会造成对自己身份的不明,我是谁?”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春光说,在这种情况下,社会认同就会趋向游民化,他们会意识到自己被主流社会排斥在外,而这种边缘化的感觉和意识,反过来又会阻碍他们重回主流社会的步伐。
“漂泊者”的犯罪倾向
“成长时期是社会化的关键时期,如果无法认定自己,他们就是漂泊的人,何为漂泊?就是自律性降低,无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面对陌生的环境,人们之间的关系变得松散、冷漠,学校、家庭的约束鞭长莫及,心理上的不适、浓厚的团伙意识使一些农民工“第二代”选择不正当的手段甚至犯罪来满足自己对利益的渴求。
2005年7月8日,在广东潮阳一家织带厂打工的阿星,由于旷工一天而被工厂主管开除。一怒之下,他用刀砍死了主管,而后逃亡到深圳,打电话给曾经采访过他的报社记者,要求在记者的陪同下投案自首。
阿星来自广西天等县上映乡温江村,一个3000多人的小山村,却多达上百人流窜于深圳等地,采用砍手、砍脚等作案手段抢劫,被深圳人称为“砍手党”。阿星却始终在与“宿命”搏斗。他曾经为“砍手党”烧饭,看过老乡砍人、抢钱,却始终不愿与之同流合污。后来,阿星进入工厂里打工,一天干12小时以上,每月只有300元钱。
20多年来,中国的GDP增幅年均高达9.4%。如今,中国一跃而成为在世界排名前三位的经济体。但是,在工厂里打工的外来务工人员的工资十多年来一直没有得到提高。中国的崛起之路,在相当程度上是以牺牲一代两代中国工人特别是外来务工人员的血泪汗水乃至生命为代价的。
从阿星的毁灭之路可以看到,作为一个国民,在教育权利上,他和他的许多老乡都没能够享有应有的国家义务教育;在工资收入上,虽然他一天工作12小时以上,却还在当地最低生活保障线之下;在工作保障方面,他4个月没有休息过一天,旷工一天,等着他的却是被开除的命运;在国民待遇上,他不能够在自己的国度自由呼吸,因为没有身份证,他经常被收容带走、被罚款;在日常生活中,他甚至感觉不到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尊严所在。他说,在城里人面前,“我觉得城里人就是那个高楼,高到天上去了,我们在下面仰望,看得帽子都掉下来了,都看不到人家”。
类似阿星的案例近年来不胜枚举。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工“第二代”选择以犯罪的极端方式来改变自身的弱势地位。
一组数据显示,2000年上海市与外省市户籍的未成年犯人数比大致在6:4,到2005年的比例已经达到3:7,即10个少年犯中有3个上海籍、7个外省籍的。经调查发现,这群特殊的少年多数是农民工子女,要么学习差,无心读书,要么干脆早早离开了学校。
单纯的户籍改革难以解决户籍制度的问题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认为,农民工是中国户籍制度的产物。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户口制度在中国的历史上并不存在。历史上,尽管中国是个农业社会,但人口具有高度的流动性。这里不仅仅是人口的区域流动性,更重要的是社会分层意义上的流动。
中国传统没有西方那样的阶级概念,更没有印度那样的身份等级概念,个人可以依靠自己的能力和努力往上流动。今天的户口制度是1949年建国之后特定历史的产物,是政策的产物。
郑永年认为,这段历史已经过去了,很难也没有必要再去追究谁的政策责任了。但这个制度未来如何发展,则是一个必须加以严肃考量的问题。很多年来,农民工问题给中国政府带来无穷的经济和社会甚至是政治上的压力。金融危机之后,这种压力变得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具体。这同时也说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政治紧迫性。
有专家表示,与父辈相比,农民工“第二代”这一群体中的许多人已经意识到,城乡二元分割制度特别是户籍制度对自己是不公平的,因此,他们对城市市民有一种天然的抵触感。而城市由于多年来对农民工存在偏见,甚至对他们一味排斥和歧视,这样双方都容易产生对立情绪。
对此,有很多人认为只要取消农业户口,出台一部统一的户籍法,相关问题就可迎刃而解。然而,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太元却认为,“有些人想当然地以为靠一部户籍法就能解决所有与户籍有关的社会问题,这是不可能的。”他说,只有先解决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公平、发展、稳定等社会问题,才能水到渠成地出台一部统一的户籍法。
2月1日,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唐仁健在国新办发布会上建议,可采取有效措施推进城镇化,特别是让符合条件的农民工进城。
至于符合什么条件的农民才能转为市民,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当天的发布会上表示,具体条件还需专门研究。不过他认为将会从农民工进城的就业年限;有比较稳定的就业岗位;有比较稳定的住处等方面考虑。他还认为,在中国各地、各个城市具体条件差别很大的情况下,中央政府一般不会做统一的规定,要由各个城市自己去研究制定这样一些具体的措施。
新任农业部部长韩长赋亦建议,关注“90后”农民工,应该放开中小城市的户籍,中小城市和县城,将成为农民工城市生活的新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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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日,上海火车站,来自安徽阜阳的女孩王婷正在嘈杂拥挤的候车室里等候上车回老家。王婷染着金黄色头发,提着一款新式箱包,充满着阳光时尚的青春气息。王婷说,时尚并不仅仅属于城里人,她虽然生在农村,可现在有钱了,同样可以像城市姑娘一样打扮自己。
像王婷这样年轻的进城务工人员在上海火车站随处可见。他们身上已经没有了东张西望、土里土气的老一代农民工的影子。注重个人物质和精神生活享受,追求时髦的服装、体面的工作以及时尚的休闲方式,使他们明显区别于老一代民工。
这些20岁上下的进城务工者,多是上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出生的。他们被称为“新生代农民工”。
在1月31日新华社播发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出要“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统筹研究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后城乡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这是中央文件中第一次使用“新生代农民工”这个词。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主任李国祥表示,一号文件单独提“新生代农民工”,因为这个群体是中国农民工群体的一部分。据统计,中国有1.5亿外出农民工,其中“新生代农民工”——80后、90后的农民工有近1亿人,约占农民工总数的60%。
李国祥说,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大量农民工失业,老一代农民工可以回家种田,但“新生代农民工”却不愿意回家务农,因为他们基本生在城市,已经适应了城市的生活和环境,对农村陌生,对农业不熟悉。
除了“农民工”的身份,第二代农民工和城市居民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区别。
第二代农民工呈现新特征
现在的年轻一代农民工,他们大多没有干过农活,吃苦意识较差,不像上辈对工种不挑不选、脏活累活都能干;他们穿着考究,不像上辈节衣缩食,消费从俭,只想赚钱不讲享受;他们注重自我发展,不像上辈打工只是为了赚钱⋯⋯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王春光用更为“学术”的语言对他们进行了描述:新生代农民工有76%未婚;基本上没有务农的经历,很多是从学校毕业后就直接外出的,甚至连基本的农业常识都缺乏;从动机上看,他们基本上不是基于“生存理性”外出,而是更多地将流动视为改变生活方式和寻求更好发展的契机。
2007年,共青团广东省委发布的《广东省第二代农民工调查报告》(下称“《报告》”)显示,广东第二代农民工呈现“务工发展和改变命运的愿望更强烈”等新特征。
共青团广东省委发布的《报告》显示,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第二代农民工”与第一代相比,更多是为改变生活方式和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他们看重人情味,希望融入城市主流社会的愿望特别强烈,更渴望被尊重和认可。
据调查,“有自己的事业”成为第二代农民工中不少人的最高理想。多挣钱仅仅是他们外出务工的动机,其目的是为将来自己创业积累资金。他们对于技术的需求也比第一代农民工更强烈。他们最希望掌握的知识是与工作相关的知识、计算机和经营管理知识,大多希望有一技之长,并以此改变自己的命运。
在选择工作时,第二代农民工首先看重工作环境,其次才是工作待遇。这与第一代农民工只要有工作,什么都肯干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
调查中,62.1%的第二代农民工认为人生最应该珍惜的是健康,期望能像城里人一样生活。他们还认为挣钱再多都比不上人身安全重要。在“人生最应该珍惜的事物”8个选项中,选择比例最高的前三项分别是:“健康”、
“生命”、“亲情”,其余依次是:
“友情”、“爱情”、“机会”、“金钱”、“其他”。
调查同时显示,第二代农民工在接受城市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受到一些不良风气和固有陋习的影响。例如,一些农民工出现了勤俭节约品格淡化的情况。第二代农民工的家庭经济责任已大大减轻,许多人的收入只是家庭经济的补充,甚至自己能养活自己就行。他们的消费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不少人主张消费至上。
城市和农村的边缘人
2月1日,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在《人民日报》上撰文表示,目前需要前瞻性地研究“90后”农民工大量增加带来的新问题以及应当采取的新对策,让“90后”农民工有序成为城里人。
长期在农业领域工作的韩长赋回忆称,其亲见、亲历了三代农民工。第一代农民工是上世纪80年代农村政策放活以后出来打工的农民,大部分人已回到农村。第二代农民工大多是上世纪80年代成长起来的农民,这部分人是目前农民工中数量最多的,他们一般都有10年左右的打工经历,大多在建筑业、加工业、纺织业、出口企业打工。而近几年,农民工队伍中出现了一个新群体,即上世纪90年代后出生的农民工,总数估计有4000万人左右。
韩长赋分析,“90后” 农民工有别于前两代农民工的主要特点是:第一,他们从来没有种过地,对土地没有父辈那样的感情,对农村没有父辈那样的依恋。简而言之,他们出来打工,根本就不想再回农村。第二,这批人都念过书,具有初中文化,其中相当一部分还具有高中文化,城市文明对他们有巨大的吸引力。第三,他们中的很多人是独生子女,主要在服务业就业。第四,他们心理平衡度较差,难以接受“被歧视”。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曾经针对北京市流动人口子女做了一项调查。其中有这样一个问题:你是哪里人?答案有两个,一是老家人,二是北京人。在最后收上来的问卷中,不少孩子在问题旁边画了一杠,另写道:中国人。这个结果令组织调查的专家们心酸。
“他们在城市生活,却不能成为城市中的一分子,或许应该称他们为‘城市新市民’。”有专家认为。但迄今为止,还很难把他们的生活状态和“市民”两个字联系起来,事实上,他们依然在延续着父辈的孤岛化生活。
但与上一代不同的是,第二代农民工已经不满足于被当作城市的外来者。他们很难作出和父辈一样的决定:待不下去就回老家。北京某报的一份调查反映出了这一强烈趋势:对于将来想留在城里还是回到农村,将近80%的人表示想留下来。
事实上,他们也不可能回到家乡了。他们对家乡的认同更多是包含着对亲人的感情,而其他方面的依恋却在减少。“我不敢去那里,虫子特别多,吓死我了。我心里直哆嗦,生怕掉下去。”“新生代农民工”蕾蕾说,有一次她回老家,硬是不肯上那里的厕所,最后还是跑到田地里解决了。
然而,城市并没有给他们提供公平的机会,他们生活在小圈子里——随着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他们无法向上提升自己,只能生活在迷茫与彷徨中。“他们遭遇到城市难以改变的偏见和排斥,工作收入低且不稳定,权益受侵害的现象比较严重。由于处在城市社会的文化边缘,又面临着较大的文化冲突。”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吴鲁平说。
生活在一系列尖锐又集中的差距中,自卑、自尊、差别、迷惘逐渐在他们心里根植,在人生最为美好的阶段里,他们经历着其他同龄人不曾经历的压力和挣扎。
“既不能融入城市社会,又难以回归农村社会。这会造成对自己身份的不明,我是谁?”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春光说,在这种情况下,社会认同就会趋向游民化,他们会意识到自己被主流社会排斥在外,而这种边缘化的感觉和意识,反过来又会阻碍他们重回主流社会的步伐。
“漂泊者”的犯罪倾向
“成长时期是社会化的关键时期,如果无法认定自己,他们就是漂泊的人,何为漂泊?就是自律性降低,无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面对陌生的环境,人们之间的关系变得松散、冷漠,学校、家庭的约束鞭长莫及,心理上的不适、浓厚的团伙意识使一些农民工“第二代”选择不正当的手段甚至犯罪来满足自己对利益的渴求。
2005年7月8日,在广东潮阳一家织带厂打工的阿星,由于旷工一天而被工厂主管开除。一怒之下,他用刀砍死了主管,而后逃亡到深圳,打电话给曾经采访过他的报社记者,要求在记者的陪同下投案自首。
阿星来自广西天等县上映乡温江村,一个3000多人的小山村,却多达上百人流窜于深圳等地,采用砍手、砍脚等作案手段抢劫,被深圳人称为“砍手党”。阿星却始终在与“宿命”搏斗。他曾经为“砍手党”烧饭,看过老乡砍人、抢钱,却始终不愿与之同流合污。后来,阿星进入工厂里打工,一天干12小时以上,每月只有300元钱。
20多年来,中国的GDP增幅年均高达9.4%。如今,中国一跃而成为在世界排名前三位的经济体。但是,在工厂里打工的外来务工人员的工资十多年来一直没有得到提高。中国的崛起之路,在相当程度上是以牺牲一代两代中国工人特别是外来务工人员的血泪汗水乃至生命为代价的。
从阿星的毁灭之路可以看到,作为一个国民,在教育权利上,他和他的许多老乡都没能够享有应有的国家义务教育;在工资收入上,虽然他一天工作12小时以上,却还在当地最低生活保障线之下;在工作保障方面,他4个月没有休息过一天,旷工一天,等着他的却是被开除的命运;在国民待遇上,他不能够在自己的国度自由呼吸,因为没有身份证,他经常被收容带走、被罚款;在日常生活中,他甚至感觉不到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尊严所在。他说,在城里人面前,“我觉得城里人就是那个高楼,高到天上去了,我们在下面仰望,看得帽子都掉下来了,都看不到人家”。
类似阿星的案例近年来不胜枚举。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工“第二代”选择以犯罪的极端方式来改变自身的弱势地位。
一组数据显示,2000年上海市与外省市户籍的未成年犯人数比大致在6:4,到2005年的比例已经达到3:7,即10个少年犯中有3个上海籍、7个外省籍的。经调查发现,这群特殊的少年多数是农民工子女,要么学习差,无心读书,要么干脆早早离开了学校。
单纯的户籍改革难以解决户籍制度的问题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认为,农民工是中国户籍制度的产物。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户口制度在中国的历史上并不存在。历史上,尽管中国是个农业社会,但人口具有高度的流动性。这里不仅仅是人口的区域流动性,更重要的是社会分层意义上的流动。
中国传统没有西方那样的阶级概念,更没有印度那样的身份等级概念,个人可以依靠自己的能力和努力往上流动。今天的户口制度是1949年建国之后特定历史的产物,是政策的产物。
郑永年认为,这段历史已经过去了,很难也没有必要再去追究谁的政策责任了。但这个制度未来如何发展,则是一个必须加以严肃考量的问题。很多年来,农民工问题给中国政府带来无穷的经济和社会甚至是政治上的压力。金融危机之后,这种压力变得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具体。这同时也说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政治紧迫性。
有专家表示,与父辈相比,农民工“第二代”这一群体中的许多人已经意识到,城乡二元分割制度特别是户籍制度对自己是不公平的,因此,他们对城市市民有一种天然的抵触感。而城市由于多年来对农民工存在偏见,甚至对他们一味排斥和歧视,这样双方都容易产生对立情绪。
对此,有很多人认为只要取消农业户口,出台一部统一的户籍法,相关问题就可迎刃而解。然而,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太元却认为,“有些人想当然地以为靠一部户籍法就能解决所有与户籍有关的社会问题,这是不可能的。”他说,只有先解决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公平、发展、稳定等社会问题,才能水到渠成地出台一部统一的户籍法。
2月1日,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唐仁健在国新办发布会上建议,可采取有效措施推进城镇化,特别是让符合条件的农民工进城。
至于符合什么条件的农民才能转为市民,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当天的发布会上表示,具体条件还需专门研究。不过他认为将会从农民工进城的就业年限;有比较稳定的就业岗位;有比较稳定的住处等方面考虑。他还认为,在中国各地、各个城市具体条件差别很大的情况下,中央政府一般不会做统一的规定,要由各个城市自己去研究制定这样一些具体的措施。
新任农业部部长韩长赋亦建议,关注“90后”农民工,应该放开中小城市的户籍,中小城市和县城,将成为农民工城市生活的新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