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美”只是种结果
被很多人称为“美女建筑师”创作了诸多“网红”民宿的戚山山，坚持建筑不能简单用“美”来形容。“美只是一种结果，而建筑设计需要严谨的逻辑，也要天马行空的创新，并寻找到某种恰当的平衡。”
14岁前往美国留学;带着“百年学者”称号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获得哈佛大学设计学院研究生中每年唯一入选Renzo Piano建筑事務所工作的名额;在英国Foster +Partners事务所开启职业建筑师生涯，并且涉猎包括奥斯陆阿斯楚普费恩利当代艺术馆、纽约联合国广场大厦等知名项……说实话，这份超级优秀的履历令人很难将其与一位设计了诸多民宿项目的女性建筑师联系起来。毕竟，比起那些世界知名的重要项目，近年来在中国发展得如火如茶的民宿，从体量、造价到影响力等各方面来看都是无法同日而语的。
对于他人的疑惑，戚山山这么解释：“因为我对生命的认知一直在转变。”早在上大学时，每一次假期回到杭州，她就和热爱户外摄影的父亲自驾前往西藏。旅途中充满了各种艰辛困阻，沿途壮丽的祖国风光也令她感受到自然的广阔和自己的渺小。他们迄今为止已经走遍了所有的进藏路线。“我爸把我当儿子养，我俩轮流开车，一人开一箱油。我个子小，开在路上连脑袋都露不出来，别人还以为车辆是无人驾.驶的呢！”在当年路况不好的情况下，他们几乎每天都要修车，换胎、换避震器、换离器。满法定驾驶年龄的戚山山几乎掌握了修车的所有技巧。在这样的情境下，她更感到生存的美好。‘不像现在很多人进藏是为了回避人群，我当时强烈地感到，人类需要彼此，互助才能生存。”14岁就赴美求学的经历也令她接触到不同种族和文化，对世界充满包容。在哈佛学习时，她还参与了学校组织的非洲实践工作，为当地肺结核和艾滋病患者设计医疗站，接触到当地正面临生存问题的饥寒交迫的人们。“不论在西藏还是在非洲，我意识到自己是多么幸运，从未在物质和精神上有所匮乏，享用最好的社会资源，却始终没有付出。我告诉自己，等走出校园，一定要为人类和社会奉献。”
这也解释了她为何在29岁时决定回国创业。当时她在国际知名事务所Foster t Partners工作，这意味着拥有实现世界顶尖项目的各类资源，也意味着过上了令很多人羡慕的纽约安逸的都市生活。然而，她了解到在中国有很多有待解决的问题。‘“人的时间是有限的，我希望在有限的时间里回到中国，一边教书，一边带着自己的团队，通过设计思维去解决更棘手的问题，”戚山山说道，“也让自己的能量可以最大限度地转动起来。”
戚山山对“能量”的清晰感知可能和她从小热爱运动有关。不同于很多中国女孩，身材娇小的她曾是高中排球队、垒球队的主力，如今几乎每周都离不开长跑、拳击.瑜伽等运动。运动于她是可以带来快乐的“冥想”，就连高强度的拳击在她看来都是“一项极其安静的运动”。“当身体运转到一定机能时，它就可以带动大脑，和打坐一样。”持续多年的运动习惯不仅令她具备超乎常人的体能，也令她“发力”准确。
不过，作为“开设小型事务所的年轻单身女性建筑师”，戚山山试图不去接触巨型项目，她觉得小型项目反而具有令人快乐的探索性。她在国内实现的第一个项目是位于浙江西塘古镇的民宿“饮居九舍”。戚山山并不把它当作一栋建筑， 而是将其视为古镇的延伸，把它作为一个微城市来设计。“人们怀念古镇，往往不是因为某一个建筑元素或某一栋单独建筑，而是因为整条巷子带给他们的记忆，整个邻里带给他们的生活气息，”戚山山解释道，“民宿往往集合了餐饮、住宿、艺术展览、文创商店等多种功能，它犹如一个完整的微观建筑群落，是一群房子之间所产生的微妙关系……”在这个不过1000多平方米的项目中，她植入了多重渗透的空间动态关联，展现出丰富的构成形态，有独立的个人空间、开放的庭院、连接的“廊桥”.逼仄的“巷弄”……项目建成后很快就与周边建筑及左邻右舍产生了互动，其中一户人家每天都会将杆子伸到九舍的墙上晾晒衣服。这种向社会辐射的潜力令戚山山感受到民宿项目的意义，同时也吸引来包括松赞文旅度假酒店集团的滇藏环线、宁夏中卫的“飞茑集黄河”等更多精品民宿项目的设计工作。
被很多人称为“美女建筑师”，戚山山却主张：“不去单独考虑美与丑的分界，我们才能发掘许多其他品质。”她在民宿项目中不仅实践着如何提炼当地文化基因，进行自然建造，还特别关注处理人和自然之间的状态。“空间对我来说是运动的，就如电影一样，可以把人带去不同的画面里。我希望通过空间，通过‘一连串的动作’，帮助人调节到一种最佳的状态来面对自然。”
除了建筑设计与运营事务所，戚山山特别强调教学和写作，这是她思考和前进的重要组成。她在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建筑毕业设计，并考取了知名建筑师王澍的博士研究生。“王澍老师对中国文化和山水精神有着深刻的理解，这也为我正在探索的’2.5维建筑观与自然建造’博士研究方向带来很多启发。”东西方文化在戚山山身上得到了恰到好处的融合。“我希望吸收百分之百的西方文化，但我一定是百分之百的东方人，我可以是两百吗？”她笑着反问道。
有情有味的生命本身
“我的事业和个人志趣是高度相同的，这是幸运的事情。探究《红楼梦》乃至中国文化让我越来越强大，觉得生命本身是有情有味的。它塑造I我我是跟着这种探索起成长的。”
董梅的书房隐逸在一座并不风雅的居民区里，窗外却有一片竹林。竹林是她自己种的，在这里生活的2o年来，她不仅在自家门门前种竹，亦在整个小区里种了上百棵树。她常常在讲授课程时提及中国文化精神中所蕴涵的人与自然、与植物的关系，而种树，便是她在生活中将自己放回到天地间的一种实践。
她的书房不大，看书、喝茶、弹琴的空间布置得雅致有序，尽管多年来攒下不少器物家什，但书是绝对的主角。“我是一个比较安居的人，不太愿意换地方，东西越积越多。”董梅坐在竹林前的榻榻米上对我说。书房取名“心舍”，意为心定成舍。而当我问起她是否赞同西方女性主义作家伍尔芙那句“女人一定要有属于自己的房间”时，她给了我一个极具东方意味的回答：“房間只是一个外在的居所，即使没有，也没太大关系，真正安居的地方，还是你的心。
董梅的本职工作是在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和研究中国古典文学，而公众对于她的了解，则大多始于《红楼梦》。她曾在公益课堂“私塾”开设红楼梦的专题讲座，去年也在“得到"App上开设《董梅讲透红楼梦》的课程，通过网络平台分享给更多爱好者。从年少时的爱好，到成为自己的研究方向与事业，谈起30多年来与《红楼梦》为伴的感受，她坦言：“越读越发现这本书的伟大，它的构成是丰富的，远远不止于故事层面的精彩，它是一个结构宏大而复杂的文学大厦。”
毫无疑问，《红楼梦》是中国文化中最耀眼的山峰，而作为非专业研究者，在当下这个时代去读它，它会赋予我们什么？董梅直言：“作为一部宇宙人生之书，它会提供给读者一种生命信念，帮助每个人进行人生思考、体悟和感受。”她进一步解释，“你可以从任何一个层面、角度来打开这本书。譬如从衣食住行的角度，它享有古典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成果，书里展现了最成熟、高雅的古典生活方式，也会发现取之不尽的生活美学的源泉。”
《红楼梦》自诞生以来，一直备受女性读者的喜爱，而曹雪芹在大观园里塑造的那些跨越时代与阶层的女性形象亦是瑰丽的宝藏。“大观园是有象征性的空间，它是宁国府的反面，是理想之地、乌托邦、桃花源，清净女儿在这里得到庇护，无论是丫鬟还是小姐，她们的个性都被尊重。她们的青春、美好、灵性，在这个空间里释放和发展，因为是她自己，所以有光彩。”董梅说，大观园是作者的哲学理想，即使现在看来，也是具有先锋性的，超出现实之外。
“我现在能够这样去讲《红楼梦）》，分水岭是在2009年，之前我更关注文学性与故事本身。10年前我阅读了佛学领域的典籍，开启了我从文化的角度来解读《红楼梦》。我发现作者对于中国文化，佛学、儒家、道家有着非常深人的了解，并且把他的理解都内化成对作品的构思，最终你会发现，在这本书里，儒家为它提供了深情，道家提供了灵性，佛家提供了悲悯。中国文化的全面构成是深入参与了这部作品的。’
她坦言，尽管自己是研究古典文学的，但她真正的兴趣和意愿是将文学作为一个切入点，来探究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我们作为整个族群中的个体，究竟从哪儿来的，何以区别于他者，有哪些是我们独具的特质，这都是需要在族群的文化共性里找答案的。这也是当下这个时代的共同追问，物质欲望被满足之后，心灵的归属在哪里？这是我们今天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去年，她在“美的历程美学生活学院"主持开设的《宅兹中国——中国人文美学二十讲》，从古典的建筑、文学等各个角度提供了一种体验式的探索路径。“这个课程是框架式的，帮助大家从文化和生活的多个维度建立认知的坐标，共同建构成一座知识体系大厦。”
除了研究与授课，日常中的董梅亦喝茶、弹古琴、学昆曲。她在线上线下的课程都拥有诸多“高知”女粉丝，被尊称为董梅先生。她自己极少用“女性角度”去反观自身，“做学问也好，对知识的探索也好，都是站在一种个体的角度去实践。举个例子，很多女性读者喜欢李清照，但她其实是受到传统士大夫教育培养出来的，她的词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她的诗却是‘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是复杂的人格构成，是超越性别的。”
董梅的大部分时间，都耗在书房里，虽然隔壁是她的住所，但关上门便能隔绝喧闹，沉浸在由她自己构建的文史哲大部头著作的书海里。“阅读和学习像是一把尺子，学习的对象可以反照出你的不足和你的成长。当你在山脚下的时候，肯定看不到半山腰的风景。”
活着带劲儿
刘娃是个用电光蓝百褶长裙搭配运动鞋的酷女孩，说起话来却柔和而平缓。“时间要被过掉，人们要实现些必须被实现的事情。”她说。刘娃J解世界的方式是通过做艺术，反过来，再创作出带有自我属性的东西而获得归属感。
刘娃每天尽可能地保留充足的时间与自己相处，自然的状态就是看各种书.查资料、“想”。她坦言，并没有什么灵光乍现的时刻，而是一边找感觉，一边看资料，不断推翻自己，再决定最终的方向。创作的时候，刘娃会拿着工具在客厅里做雕塑.画画，或者在电脑上进行设计，她再次幽默地形容，这一系列行为“就像一个作坊里的流水线”。并不需太苛刻的自律，刘娃的时间安排得十分妥当。“我确实不拖延，挺有效率和条理，会列一个计划表，甚至每天再多做一些。”
刘娃成长于艺术之家，但一路完成的是非常全面、系统的综合类教育。在北京四中毕业后，刘娃独自赴美求学，拿到了耶鲁大学人类学与艺术的双学位。“综合”为刘娃打下了相当牢固的知识基础和开阔的思维体系，不必给自已设限，同时，也代表着多方面的选择。“别人问我做什么艺术，我会说，我做一些雕塑，做一些装置，也做一些行为艺术，但其实并不想去归类，当代艺术可以是任何样子的。”刘娃的教育背景让她有着“艺术圈学霸”这样的称呼，但她本人对此并没有太强的认同感，所呈现出的状态也没有典型学霸气质辐射出来的压迫感。这是因为她能够意识到其中的一些限制，“比如，會背负一些包袱，会害怕失败。而我在努力克服这方面，如果一直特别顺的话，会让生命力显得有些单薄。创造这件事对我来说挺重要的，做艺术可以说是我想过、试过很多其他选择后依然坚持的事情。快乐和痛苦并存，做的时候让人活得特别带劲，我做了自己喜欢的事情，同时还能得到相应的自由度。”
事实上，做艺术同样时刻面临寻找新鲜角度、解决具体问题、获得较高完成度这样普遍的现实难题。刘娃的创作多为跨学科的，优势在于发散、拓展与联结各种新奇的可能性，但也要避免流于表面。刘娃说，“跨学科，也有跨得好与不好之分，跨得不好可能论为粗糙的噱头，跨得好则可以在两个学科之间同时打开一个有价值的角度。”所以，她在创作过程中细致研究，学习原理和方法，避免随机堆砌，“我的每个作品可能周期在半年，但这半年里我真是每一天都在研究同一个题材。
刘娃近期的作品与脑科学相关，用脑电设备捕捉情绪信号，再转化成恰当的视觉呈现。但是，具有科技含量的项目执行起来需要诸多沟通合作，过程中还会遇到很多现实的局限，比如，太商用的脑电仪器不够精确，太精确的仪器又难佩戴、难互动。“过程中其实会做很多妥协，但有的时候我会挑战一下，跳出来看看能不能找到更巧妙的想法。我的要求很细致，每次都是布展到最后时刻的，也会烦，但就是一点点一部分地去完成，然后某一刻突然发现，已经全部完成了啊！”
刘娃的创作历程从在美国上大学时已然开始，提到过去的作品，她笑了，“自我评判肯定一直是存在的，但也分阶段，可能有一阵会有点烦以前不太成熟的作品，但再过一阵回头看，又觉得挺可爱的。”刘娃指的是她2016年创作的ti/脑电互动装置她画了一本书，讲了一些个人经历，形成了一些了解自己的文字，可以说是她比较个人化的作品，“年轻艺术家不知从哪下手的时候，就从自己下手。”是的，1994年出生的刘娃的确很年轻，但她看待“年轻”的态度是一种与世界息息相关的好奇心，她的创作轨迹在不断延展，甚至不会让自己在一件作品的成就感里沉浸太久，就准备转去做下一个项目。对刘娃来说，了解世界的方式就是通过一个项目接一个项目的创作，使用一个新媒介，探索一个新话题，或者呈现一种新态度。
刘娃最近的作品是在上海没顶画廊展览的《月乳》，一个8分半钟的影像装置，影像里出现的道具同时会作为雕塑在现场。回顾着这个项目的趣事，刘娃说：“有的雕塑是很纤细的珊瑚，布展的时候就在运输的时候这掉一点、那掉一点，我就会想，为什么要做这么脆弱的东西，但我又真的很喜欢这种脆弱。”
说是走就走
很难在办公室里见到设计师潘及，尽管她的设计项目一个接一个，但她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在旅途中。她选择自己的事业和项目，也选择过一种自由自在、说走就走的生活。
对页设计师潘及在她位于上海市区的办公室里。她是IADC涞澳设计创始人兼创意总监，设计项目分布在中国许多重要城市。在她身旁是曾经陪她去到世界各地的旅行箱，几个相框定格了她旅行中的美好片段。为了能在旅行中捕获美景，潘及还特别钻研摄影，擅于使用各种拍摄和自拍设备。
本页上图每到一处，潘及都会挑选一张明信片，写上当时的心情，寄给自己，去过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后她也积攒了满满一抽屉明信片。 下图为了和办公室外的自然风光相呼应，潘及特别选择了亮绿色作为空间的主色调。捷克艺术家ukaζ Dvorak创作的黑白摄影艺术作品购自英国的画廊，小木雕是潘及10年前第一次去坦桑尼亚旅行时带回的。
尽管潘及的身形并不高大，但你很容易就能在事务所里认出她——一只要找那位身形轮廓最为健美的女性就好了。只见她穿着紧身衣、超短裙，领着鼻息咻咻的爱犬“纳豆”走过来和我们打招呼，一双宝光璀璨的眼睛自信满满，像一个无所畏惧的年轻女学生。 她带着我们来到她自己的办公室。这是事务所尽头位于转角的一个空间，拥有成片的窗户，阳光充足，窗外即是大片绿植。“不论在哪里，我都喜欢看得见景观的地方。”办公室里几乎所有的物件都来自潘及的旅行。“我把在英国购买的古董餐桌用来当办公桌，艺术杂志Visionnaire也是我从旅行中带回来的……”.
其实早在初中时，潘及的世界就在旅行箱和各种交通工具中翻滚起来，飞着、走着、游着、滑着……刻不肯停休。从埃塞俄比亚的原始部落到地球的南极点，如今，她的足迹已经遍布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2018年，潘及还开始把她的旅途所见所闻记录在自己的个人公众号“潘及玩转地球”中，读者很容易会发现这位“非专业旅游博主”一年中在旅行上度过了大半时间，更难以想象这位生活在美图美景中的女性同时还是一家数次被《安邸AD》收录人中国最具影响力建筑与设计精英榜单“AD100”的设计公司的总监。
潘及可以在双重生活中无缝切换得益于自己天生的“旅行体质”。“我从小就精力特别充沛，也很少有时差的困扰。如果旅行期间需要工作，我就划分出一整段时间回复工作消息……不容忽视的是，她十几年如一日保持着健身习惯，这也令她得以无视年龄增长，具有足够的体力说走就走，“上天人地”。在旅途中，作为设计师的潘及除了会为设计项目进行采购，也会有意识地体验当地富有特色的酒店与服务，这些无疑也启发了她的设计工作。”美，输入得多，输出就会很自然。”她解释道。
年过不惑仍然保持良好身形令很多人称潘及为“美女设计师”，对于这个如今帶有暗示设计能力不如长相的称呼，潘及显得毫不在乎，“美’本身没有错，我对自己的设计作品也很有信心”。她从不讳言自己的“爱美之心”，“无论滑雪还是潜水，可能我的初衷只是为了拍美丽的照片，但我都会坚持到最后，目的当然是挑战自己”。她的偶像是英国探险家Felicity Aston，后者凭借一己之力与自然恶劣环境对抗，拖着装备59天横穿南极大陆，这种自我挑战的勇气是潘及所向往的。
国际上将去过100个国家以上的人纳入“旅行者世纪俱乐部”，对潘及来说，这些有过相似体验的人不过都是“可爱而放纵”的人。而透过旅行，她也更理解自己和世界之间的关系。“越走越觉得世界之大和人类之渺小，做设计也就越谦虚。每一次旅途中多少都会留下遗憾，我就越想尽快再出发。”
有得必有失，潘及也毫不忌讳地告诉我们：“我对旅行的热爱让我无法将公司发展得更大，业务规模具有一定局限性。同时我也放弃了家庭生活。这是一种个人取舍，但我并不后悔没有哪一种生活是正确的，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是最重要的。”对她来说，无论结婚生子还是独自探险，无论投身事业还是说走就走，都属于女性的自我选择。她既满足于目前的生活状态，也很感谢这个愈加包容的世界。此时此刻，她已经在忙着规划2021年的旅行计划了，“自由自在，享受人生，一辈子当几辈子来活！”
生活的全景
不论女性还是母性，这些特质都可以解释为一种阅历。拥有这些阅历之后的曹斐对生活的观察和体验了一些维度，让她更愿意去承担和探索生命的“极值，也更愿意去包容和放宽自己。
与艺术家曹斐约定采访拍摄的当天，我们来到北京城中的一座电影院。这个曾经废弃多年的职工电影院经曹斐“修旧如旧”地改造，成为她的工作室，更是她创作的“HX”艺术项目的“本体”。这是一个颇为场景化、装置化的空间：1厅的镜子上张贴着红色大标语“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炬”;手绘电影海报《峨眉飞盗》《小花》《太阳雨》……悬挂在走廊的绿色墙裙上方;部分天花板与墙面的质感宛如燕子衔泥筑的巢，正是中国老电影院最为普遍的隔音营造方式。一层中厅幽暗而隐秘，摆放在地面上的激光射灯发出霓虹射线，恰巧在一片斑驳的“燕子泥”与交错的柱子间框出了一幅迷幻的虚拟银幕，静候着角色的到来。曹斐的身影先是在门厅的镜像中闪过，随后，她正式穿梭在这幅“霓虹银幕”左右，在木桌椅旁边翻着书，不时拿起听筒电话，自然地与周边超现实的氛围融合。“做影像方向作品的艺术家在一个面临拆迁的老电影院场景里既研究又创作，有点儿像考古，在工作周期内充分体验，工作完成后就撤了。”曹斐说道。
2019年，曹斐通过“HX”项目成为在蓬皮杜中心举办个展的首位中国艺术家。这座影剧院的真实史料素材、老家具组成的艺术装置，以及一部由曹斐执导的科幻电影《新星》共同交织出一个奇妙的叙事体，真实的历史、抽象的空间在展厅内构造了一道转换时空的缝隙。“艺术家的思维可以这么想.那么想，以新的逻辑、新的感受力呈现出历史的演变.城市的变迁、某种场景的荒诞，或者是具体的平凡之物，以此挖掘A与B……甚至与7之间的可能性与关联性。”曹斐说，她的一个住在附近社区的朋友在了解“HX”项目后，思维就像掉进了一个深洞里。“这里距离他家只有10分钟的路程，却让他产生了一种跨越几十年进程的体验。人们在自己日常的生活轨迹中可能意识不到这种时空的‘黑洞’，那么艺术家就挖出来展示给你看。” 曹斐的影像作品通常从客观的角度出发，以观察社会变迁、城市化为主线，但其中线索与关系交织出的复杂性恰恰是艺术家本人“主观”创作出来的。这些作品会被评论者打上各类型的标签：超现实，甚至魔幻。曹斐看待这些定义的态度则显得包容而冷静，“都是创作过程的其中一个面相”。相应地，生活中的曹斐对于贴在自己身上的一些标签也表现得很平和。以前别人说她是中国很重要、很少有的女性艺术家，她有过感觉很刻意、不舒服的时候。“但后来自己就变化了。有一次我向别人介绍许鞍华，像她那样强悍、有力量的人，我也不自觉地说了‘女导演’。女性艺术创作者所占的比例可能是52甚至更少，确实是特别的。所以我转换角色放松一些了。”曹斐意识到，过分纠结于性别差异的宏大议题，需要面临的是社会层面的一个普遍存在的矛盾，所以她后来便不过分去想这方面的问题，也并不再强调与申诉些什么。“艺术的不确定性让作为一个艺术家本就是挺不容易的事情，但坚持下来的每个独立的个体，其出发点还是认为创作是最有意思的事情，无论男女，就让作品中携带的社会信息自然地流通吧。”曹斐现在参加个展，对于她的介绍已经不太强调女性身份了，而是直呼其名，语境中的“她”已然呈现出她的面貌。
受小语种中名词词性需要进行“雌雄”分辨的启发，曹斐认为，“男、女、阴、阳”也许正是事物存在的一个客观的内核，比如，女性自带的情感化和情绪化就是可以利用的一种艺术元素。但令曹斐产生更强关联性的形容并不仅仅是女性，而是母性。母性代表一种更为宽广的概念，是全景式的，是包容与悲悯的。“我的作品前期研究性很强，与建筑、空间、环境相关，城市、社区演变的主题对观众来说是理性、宏观的，并不是太纤细的。从我早期的作品开始，性别感其实不明显，但这对我来说完全不是问题，可能这正体现了我与生俱来的性格。”但这并不意味着曹斐的作品是冷淡的，恰恰相反，在她的创作过程中，通常让动情的情感线索“潜入”，与冷静的全景式观察并存。以近期的作品为例，2018年的《监狱建筑师》表达了比狭义的男女之情更为广泛的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关系与对话;同年的《亚洲一号》展现了在高度智能化的物流车间里两个，人孤独而暖昧的关系;2019年的《新星》则探讨了父子关系。“我作品中的关系可能是冷的、对立的，或者远远不能触碰的。
生活中的曹斐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我以前也想过不结婚、不要孩子，但一切的变化都很自然，反倒是现在我听到别的女性朋友对于结婚生子抗拒的状态时，会暗暗想，反正生活是变化的，很有点儿过来人的心态。”曹斐的母亲是客家人，她很清楚贤惠的客家妇女扛住家庭重担的状态，而自己结婚以后，对于“扛”有了更切实的体会。其实当天采访开始之前，曹斐还在家里照顾发烧的儿子。“事情和压力都这么多，时间和精力又这么少，但我不会说，这几年我不搞艺术了，也不会说，这幾年我就不扛生活里的这些事情了。我曾经带着大儿子去做展览，整个行程很辛苦，一边忙工作，一边照顾孩子，但我觉得这并不是问题。”因为在曹斐看来，这是有了一定阅历后，更愿意去探索的自我“极值”。“生活里承担更多的责任，扛住是一个肉身必须经历的、客观存在的体验，它很累，强度也大，但并不带有情绪属性。”
与此同时，曹斐庆幸自已能够通过艺术的出口往前探索，继续追求自己想要的价值。谈到现实生活与艺术创作之间的必然联系，曹斐依然保持着平和与自然，“年轻的时候，我已经从大维度进行创作。现在作品中更加宏观的历史和时空具体是因为有了母性，还是时间与阅历的无形作用，并不一定就是具象的。但包容度和创作视野被拉宽，就像一个温床，会越来越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