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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沿河西大街118号
1991年冬天的一个夜晚，我和女友走在沿河西大街上。一场数年不遇的大雪包围着这幅记忆中的图画：路灯昏黄，街上岑寂无人，只有雪落在路面的沙沙声和压折樟树枝干的喀嚓声。女友的脸冻得通红，像一个孩子一样在路上蹦跳。在一个居民小区的中央花坛，我们看到了一个小雪人，不知是哪家孩子堆的，我们来了个小小的恶作劇，把小雪人移到花坛阶沿上。想像着孩子们一早醒来会多么的惊喜，我们握紧了手相视而笑。
那时离开80年代尚不太远，空气干燥，但清新。激情驱使着我们干了那么多有意思的事。那时品行高尚的人要远比现在多。我还记得沿河西大街路口的低矮房子里住着一个姓董的女孩，她中学毕业那天拿着一本漂亮封面的笔记本要我给她写几句赠言。她还嘴里含着一颗话梅要我教她如何接吻（亲爱的姑娘你那本丝绒封面的笔记本呢你美丽的黄裙子呢）。挨着她家朝西的屋子过去，依次是一个剧院，一个招待所，一个公园的大门和一幢灰色五层建筑，门牌号是118号。我记得这条街上本来还有一个消防中队，晴天，消防队员拖着长长的白色水管在街上奔跑演习，引得路人都停下来观看。每天清早，他们喊着整齐的号子，跑步转过街角。后来，街的临江的一侧砌起了花坛，把老樟树围起来，种上些剑麻、冬青、紫薇之类的植物。再后来，消防中队搬出去了，街的东边造起了一个名叫东方的商城。一个期货市场重新挂起了“三羊”这个半个多世纪前的老字号。90年代，类似于文学史家马尔科姆·考利所称的美国历史上的“爵士时代”，是轻松、快速、冒险的年代，是金钱开始显示它无所不能的力量的年代，这一切驱动着我们周围的世界飞快转变。但118号漆色剥落的大门仍是旧日模样，甚至它的守门人，好多年里也仍是那个瘦长的老头（关于这个兼作花工的老头我们下面还要说到）。一般意义上，建筑的兴起和衰落在某一时间维度上应该消长对等。西大街118号在这里超越了寻常意义上的建筑物，换句话说，权力的运行使它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精力。
也许，所有建筑的本意都是为了让人觉得自身的卑微和渺小，这幢80年代初期完工的大楼凭着体制赋予的权力给人以一种不断膨胀的错觉。它的膨胀是因为出色的消化能力。它有一个强大、粗糙的胃。在它管制的范围内，它决定着一个人的去留、升降。因为它操纵着命运，同它作对就是在同庞大巨人作战。它不明目张胆打击一个人，它同你耗着，你就玩完了。“进去的时候头还在肩上，出来头就没了”，这是七十年代阿尔巴尼亚的一部电影里一句有名的台词，那些把一生中的大半时光扔在里面的人就是这样，他们进去时踌躇满志，出来时候扛在肩上的是一颗再也不能思想的大脑。
2.灰色建筑
从座位到门口，7步，从门口到楼下，要走29阶台阶。我这告诉你的是我在这灰色建筑内部的方位。这幢建筑的格局是这样的：每一层楼隔成5个单间，每个单间都有独自进出的门。间与间挖一个可容头伸进去的洞，说是电话串连方便，实际上是为了相互监视。一个人只要让上司含意不明地看上一眼，这一天里他就会像一条虫子一样害怕被人踩扁。每一间办公室照例是3张桌子，搭成“品”字形，另外就是些大同小异的报架、文件柜、上墙制度之类的东西。你可以想象它空间的狭窄。请注意这里出现的数字都是奇数，奇数是简练的，同时也是残缺、冰冷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呈现了1997年我在这幢建筑内部的生活底色。
进入大门，是木结构的骑楼，地板松动了，有人走在上面就咯吱咯吱地响。大楼与骑楼平行，中间一块逼窄的空地就是院子，它包括一个玻璃钢瓦搭的简易车棚、一个贮藏间和一个花木房。如果你刚来，还是会发现这里的生活是庸常而知足的。办公室的前面都有长长的走廊和钢制的长窗。走廊两边是盆栽花木，都是些简单的草本，花工随季节调换。走廊尽头，隔着铁锈的栅栏（那已经是墙外了），是一个公园的入口。管门的是两个总在织毛衣的妇女，下午三点后，他们就处在了这幢大楼的阴影下。
让我们把目光返回灰色建筑的内部，里面隔离的空间看起来是自成一体的，存在着局部自由的可能，但这只是一个假象。渗透这幢建筑的集体意志在这里无孔不入，你坐在哪里，都能感觉到风从任何一个方向吹来，眼光从任何一个方向睃来，头颈总是冷嗖嗖的。这一点上这建筑很像福柯描述过的“圆形监狱”，尽管它们的外表看来是如此不同。从我第一天坐到这个位置上起，领导就告诫我这是一个重要的岗位。每一个进到这样的单位的人，领导都要谈一次话，我不知道领导对他们说的是不是跟对我说的一样。我就这样像一只钟表一样给上紧发条了，我就这样咯嚓咯嚓上路了。后来我看到，很多人走着想停也停不下来了，很多人，走着走着也就老了。
灰色建筑的底楼，是一个地方剧团的道具间（同时也是临时的排演厅）。一份1977年的清单中列有下列物品：锣、鼓、铙、钹、假山、亭台、楼阁、太师椅、官袍、蟒带、绸缎、凤佩、假须、银制的头饰、珠花、各式戏服，等等。另外还有一些练功用的器具，扶把、系着红缨的枪，最显眼的是好几面落地的大镜子。平时演员们不下乡演出的时候，这些道具像被施了魔术一般沉睡着，盖着厚厚的尘土。这些吸足了民间的露水和精气的器物，它们即便是睡着了，散布的无形的气场也会冲淡官僚主义森然的空气，使这幢建筑呈现出气质中复杂的一面来。
剧团演出回来，姑娘们银铃般的笑声和相互追打发出的尖叫声在大楼底层四处回荡，这声音多么美妙，散发着远处草坪般新鲜的气息，她们在厕所里大声唱歌。她们旁若无人地把话梅核和瓜子壳乱吐一地。她们的高跟鞋笃笃地敲击着台阶，刻板流动着的公务程序也会为之一滞。飘着长长水袖的戏服晾在过道和天井里。门卫兼作食堂的那间小屋里飘出了食物的香气。动物保护主义者、老花工老蒋的那只哈巴狗摇头摇尾围着姑娘们的脚亲热，这小子太像个多情种子引起了她们的讪笑。挂在笼子里的那只八哥见谁都要唱上一段叫不上名来的小曲。她们把布景拆开——魔术消失了——那些美丽的山峦和树木露出了烂木板的老底子。她们在天井的水龙头底下搓洗幕布，满手都是雪白的泡沫。整条走廊里挂着长可垂地的幕布，五颜六色的，风一吹来就飘动不止，像是电影《菊豆》里的大染坊。 有一天，一个吹唢呐的孩子出现在院子里。男孩头发黄黄的，豆芽菜一般细细的身子，套一件脏兮兮的棉袄。他的身边站着一个表情木讷的农民，看样子是他父亲。男孩的手指在摩挲得发亮的铜唢呐上跳跃，由于太过用力，他圆鼓鼓的腮帮几乎要像气球一样炸裂开来。他吹的是一首几年前流行的《亚洲雄风》。他吹得很卖力，几个高音都毫不费力地上去了，还带着花哨的滑音。
男孩的父亲说，他们从安徽来，听到院子里有打鼓的，有咿咿呀呀唱戏的，就进来了。他的意思是想让孩子在这里留下来，“干啥都行”，只要管饭吃就行。院子里这么一闹，局长们在讨论的年终奖金分配问题不得不提前结束。所有办公室的门都打开了，大家伸出头七嘴八舌的，花工老蒋挂在檐下的那只八哥突然来了表演的欲望，呱呱地叫着说，你好，你好。正在准备“三下乡”演出节目的姑娘们被逗得哈哈大笑起来。
3.屋顶上的小公务员
从建筑年龄来看，这幢80年代初完工的大楼已经老了。屋面的渗漏使整幢大楼的墙壁看上去像一幅斑驳的世界地图。一个下雨天，我走上大楼顶层姑娘们的房间。里面摆满了接漏水的脸盆、塑料桶和搪瓷缸，叮叮咚咚的漏水声似奏着一支什么曲子。尽管姑娘们在楼梯口走过时总会扇起一阵阵热带水果般的香气，尽管她们随便哼唱的歌声总是让人想起生活中一些美好的事情，但当我进到她们的房间里去却不由自主地皱紧了眉头。
我说不清闻到的是一股什么样的气味，但我还是分辨出了廉价脂粉的气味、过夜食物的气味、发霉衣被的气味和生涩的石灰粉的气味。这可疑的气味让我有了一种站在街头理发店里的错觉。如此污浊的空气里长出如此鲜亮的面容和笑声，我不能不想起民间那句著名的俗语，想起波德莱尔描绘过的巴黎街头的妇人。我知道这样想很对不住姑娘们，但我无法不作这样的联想。在这幢楼里，我想这些来自邻县乡下的姑娘不会梦见社会主义戏剧事业兴旺发达，她们更有理由梦见的倒是花园别墅、按摩浴缸、宝马车和一个有钱的男人。姑娘们这么想，也确实这么在做了。她们中的夜不归宿者让剧团的党支部书记伤透了脑筋。但一张张飘然而至的大红结婚请柬又像是对陈腐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嘲笑。等到她们穿上新娘礼服，平均都在五个月后骄傲地抱着儿子来上班了。
就这样，一个秋天的午后，我带着施工队站在了这幢大楼的屋顶。我站在柴油桶搭成的简易梯子上，头刚伸出上层孔，就闻到了一股烧焦的沥青的臭糊糊的气味。请来的施工队正在维修，一簇簇蓝色的火焰随着粘稠的沥青流动开来，沥青燃烧的火苗在民工们的眼里跳动。我背着手在层顶走了一圈，努力表现得像一个领导的模样。碎裂的屋面板堆在一角，等着从屋顶上运下来。上面落满了白屑屑的鸟粪，像一张张出过麻疹的脸。
头顶晴空万里，是那种让人发虚的无边无际的蓝色。远处商业大厦的幕墙玻璃下人群如蚁。相比之下，沿河西大街要冷清得多。一個垂钓的老头蹲在树荫下，往钓钩上串一条蚯蚓。一个中年男人在公园门口比划太极拳的招式，他可笑的模样就像抱着一个看不见的婴儿。几个女人站在河边闲聊，比赛一般往河里吐瓜子壳。
从她们面前流过的那条河现在是污脏的，破旧的擦布的颜色，河上漂着水草、泡沫塑料、动物的尸体和附近工厂排放的油污，河心倒映着资产阶级的大楼，有22层高。1977年夏天，河两岸插满红旗，高音喇叭里放着激动人心的《运动员进行曲》，上千人在这里举行盛大的游泳比赛，庆祝某一政治运动的终结（那年我八岁）。那时的河水还是清亮的，可以看见水底的沙石和游来游去的鱼。更早的时候，公元11世纪的一个著名的改革家（他还是一个诗人）去宁波赴任县令的途中，曾在河边吟诵过它的美丽，说它是“水如青天照眼明”，但现在，它和这世界一起变脏了。
站在屋顶上吹风——我曾在以此为题的一个短篇里写过一个乡村少年，少年生命里第一次出现的暴力、性和死亡的威胁。屋顶，这个词流泻到纸面上，有着一种非尘世的气息。就在我站在屋顶上的时候，我的眼睛获得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穿透力：
在水泥构件和燃烧的沥青下面，我突然看清了置身其中的那种生活的荒诞。它热闹嘈杂，像是一出不断爆出玩笑的滑稽剧。那些睡眼惺松的人们在楼梯口热烈握手，彼此问候，而这问候里没有一丝真实情感的流露。阴谋家在开会，告密者在串门。谣言的碎片充塞在大楼的每一个角落。从公共食堂门口跑过的老鼠一个个被喂得又肥又大。有三个会议同时在这幢大楼里面召开，它们分别是党员民主生活会、离退休干部政策学习会和迎接爱国卫生运动暨灭蟑灭鼠动员会。我还看见一个小公务员忧伤的脸。他坐在这幢建筑的二楼一个面对着门的位置（他的对面是一个业余女气功师漠然的脸，她目前的职位是文书兼档案保管员），包围着他的是一大堆报告、文件、图表、未拆封的信件和一本记事的日历。一束光透过对面的玻璃窗照在他面前的纸上。他正在起草一个要求政府有关部门补助购车经费的报告。而这时，楼底兼作剧团排演厅的那间道具仓库里，传上来一阵阵鼓乐吹打声和一群姑娘的合唱。姑娘们把长长的戏袖舞得像风车一样，她们在排演的不知是《送花楼台》还是《玉堂春》。看了好一会，我弄明白了，这个人就是我，这个出神地听着姑娘们唱歌的人就是我。
4.社会水泥
我马上就要说到那些看不见的长廊和铁栅了。
现在让我们进入公文作坊的内部：高速油印机的滚筒哗啦哗啦地转着，指示器上的数字不住跳动。这只吃纸的老虎机，它吃进去的都是最好的纸张。这些装订起来的纸张被盖上血红的印章，开始了它们在这个世界的旅行。纸张是柔软的，可以揉成任何形状，它也是锋利的，纸的边缘像一把开刃的刀子，总是把我的手指割破。盖上了印章的纸（它的正式名字叫公文）像一记鞭子悬在头顶。我写下了那么多的公文——我简直成了一个公文动物——它们正日夜赶在去档案馆的途中。想想是多么的滑稽，我像一个苦行的炼金术士花费了多少个夜晚好不容易熬成了它们，可是除了在档案馆蒙满灰尘的长架上占一个位置，没有谁再会想起。
那么活着为的又是什么呢？很多时候，我总有一种说不出的疑惧和不安。我总感到有人在窥探我。感到什么地方树着一面镜子，照着我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甚至大脑里一掠而过的念头也不能幸免。终于有一天，一个长长的冬瓜脸的女人对我说了一句话，大意是她看过我的档案，知道我的叔叔曾经蹲过两次监狱，知道我的一个姑妈离婚了而另一个姑妈在1989年春天死掉了，等等。我当时的一个念头就是抡起拳头对着她的冬瓜脸狠狠地来上一下。可是她是单位的组织人事干部啊，她这么做不仅是合法的，而且还是她的本职工作。我想我终于明白这不安和疑惧来自哪里了。那面看不见的镜子就是个人档案。 是的，个人档案，我害怕它就像一个孩子在有月亮的晚上害怕自己的影子一样。在这幢灰色大楼内部，没有一个人会太看重你本人，会注意到你今天的眼圈黑了可能在熬夜炮制公文，注意到你的鼻子塞了是不是患了感冒。他们只看你的档案里记着什么，你的身上是不是有什么让他们兴奋的污点。对他们来说，过去的就是一切。就这样，我们卖力地工作，只不过都是为了证明自己档案上的清白。就像一个妇人，不仅要在镜子里证明自己的贞洁，还要在丈夫和邻居面前证明自己的清白和贞洁。个人档案就这样成了一条递送我的个人经历、附带思想汇报和口供的隐秘的走廊。一面我永远也打不上照面的镜子，一座总也走不出的坚固的社会水泥。
长久以来，我们生活在庞大巨人的内脏。在这里会面、领取薪水、争论不休。我努力让自己缩小成一个侏儒——不，甚至只是一个影子——我放轻脚步，小声说话，竭力避免引起众人的注意。我懂得了克制和隐蔽，我知道如何让动作和服饰雷同化，让口音重复，语义含混，在道德的幽闭中该大笑的时候大笑，该恭敬的时候吐出恭敬的话语。我消极地以为，这是一个不适合我居住的世界。我向往更为广大的空间，它似乎应该更温情、更人性一些。但这是不可能的，我只能隐退到自我的天地里，就像卡夫卡在地洞里思考世界和他人的关系（我想这就是那些前卫的学问家说的“疏离”了，我曾经想把它拿来做一个小说的题目，我发觉用在这里十分合适）。
这种隐退的努力不伤害到任何人，我只是在自身的内部撕开一个口子，向着内心开掘。打一个比方，我是一只鼹鼠在一个不惹人注意的坡地上打洞。这是更有效、也更具保护色彩的对抗和逃离。隐遁的我混迹人群，老是走神。在一次例行的政治学习会议上，我盯着领导不断翕动的嘴出神，没有一个人知道我的妄想症发作了，没有一个人知道我在虚构一篇小说。“我在某天早晨醒来突然发现自己变成了……”啊这不好，这是卡夫卡的格里高利。但事实上卡夫卡式小职员的遭遇就是我当下的遭遇。冗长的公务运行影响了卡夫卡对世界的看法，也让我对这世界的虚无看得更清。看看这幢灰色建筑，从它最底层的一粒沙到大楼的顶部，看着像苍蝇一样嗡嗡着飞来飞去的公文，再联想到庞大的文官体系，一个心理正常的人能不绝望吗？
夏天无休止的会议使我得了严重的便秘。医生说是天气炎热，又长时间坐着的缘故。为了减轻这难言的痛苦，我不得不一直使用叫“便塞停”或者“开塞露”的古怪玩意儿。前者是一种黄色液体，装在一个扁扁的塑料瓶里，使用它，下腹会有一种灼人的刺痛，就像性生活过于频繁导致的一样。后来，便秘升级成了痔疮，椅子像烧红的烙铁一样让我不敢落座。领导和同志们取笑我是猴子屁股坐不住，他们哪知道一个痔疮患者的痛苦啊。每次会议的时间都很长，长久地坐在带空调的房间里，一下子走进灼人的空气，皮肤像是在燃烧，大脑里飞过絮状的黑色碎片。每次中暑都伴隨着剧烈的呕吐和腹泻。会议的中途，我不得不放下做记录的笔，一次次起身朝着厕所的方向奔跑。1997年长长的夏天里，我疾奔的影子充满了沿河西大街118号幽长的走廊。我像一阵风一样刮过每个人的眼睛。从他们吃惊的神情里，我想我这样没命飞跑的样子一定非常滑稽。
5.梦乡奇境
像任何一个患有失眠症的人一样，我开始怕做梦了。我时常被梦惊醒。梦里的街道一律湿漉漉的，有隐约的光在湿地上跳跃。有神秘的男人戴着黑色礼帽出没，就像是希区柯克电影里的场景。虽然没有圆过的梦就如同没有拆过的信，我们不知道它的真正涵义，但我想它们肯定会暗示一些什么。
我还记得这一年12月1日的那个梦：
那一夜，我像一个小偷一样，鬼鬼祟祟地游荡在这幢大楼里。凭借着手电筒微弱的光，我摸到了档案室的门。我看见了铁皮箱里那些说明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秘密档案。案卷的封面是白色的，手电的照射使它白得耀眼。我憎恶地翻开它们，里面记载着我在某时某地说过的某一句话，检讨、申请、考评和思想汇报。这里面的我被描绘成了一个恶棍、流氓、对女性不怀好意的窥探者。但我终于没有勇气拿走它们，巨大的恐惧像黑夜一样压迫着，让人透不过气来。
在12月8日的梦乡旅行中，我来到了一个叫天一阁的藏书楼。梦里的情境好像是冬日的夜间（天色有着一种暖洋洋的玫瑰红），下过雨，地上的水洼闪闪发光。青砖铺成的甬道，非常长，像清宫戏里的某个场景。旁边的屋子里，木匠在锯一根根圆木，空气里有好闻的刨花的香气。夜色中的楼阁、翘檐，好像是比墨还黑的纸剪出来的。关于这个楼，关于它的主人范钦和一个叫芸的不幸女子的故事，一个散文作家曾把它写进了文章，后来还收进了他那本行销一时的集子里。但那都是我不喜欢的东西。那为什么我还要梦见这座玫瑰色夜空下的古老建筑呢？它瑰异的外形又在向我昭示什么呢？
梦境在一夜夜地延续。
有时我是一个好色的少年，像一只狗一样跟在某个步态优雅的妇女后面走过大半个城。有时我是一个蹩脚的猎手，背着一管土制的猎枪在山谷里面转来转去。但发现猎物的时候 ——它们大多是说不出名的怪兽，状如犀牛——枪突然打不响了。
我梦见过住在山谷里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屋子围成一个柜形，都是石头砌的。他们把上古诗歌中的一些句子写成一副副对联挂在门板上——可惜我一句也记不起来了。那种墨很黑，一直黑到木头的纹理中去。就像沿河西大街118号门口木牌上的字一样。
我还梦见一个孩子在深水里游。暗蓝的水底下，他游得十分舒展和自如。就像他一直生活在这里一样。伴随着他的游动，水底下响着低沉的音乐。他游得那样轻松，但梦见他的我却感到很沉重。
我最吃惊的是我在秋天的某一个晚上遇见了玛格丽特·杜拉斯。
我醒来后还清楚地记得杜拉斯的样子。她穿着棕色的长袍，长袍一层一层地包裹着她，有着像石膏浮雕一样的皱褶。她怕冷一样抱着肩。在梦里我和她谈起了她的小说，《情人》，《痛苦》，还有她一些零碎文字的结集《物质生活》。梦里的杜拉斯是一个丑陋的老女人。
还有一次，我在乡下造了一所大房子。好像也是在夜里，星光很亮，乡下的屋子在蓝蓝的夜幕中显出了剪影。那是一幢十分高大的屋子的轮廓，但它还没有装上门，应该装门的地方还是空空荡荡。梦里我好像是在南方的一个村子，姑娘们穿着鲜艳的裙子，骑着大象从我面前走过。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她骑着大象，戴着面具，但她动作僵硬得有些像木偶。接下来的场景变成了在河边。我推着一棵树飞跑，树的底下装着滑轮车的轮子，一群孩子围着我，吃惊地张大了嘴巴……许许多多的梦，都是这样的怪异，让人感到世界的不安全。这种不安全感甚至让现实和梦幻混在了一起，或者说，现实就像梦一样荒诞。 12月18日深夜，梦醒后的我就像柯勒律治曾经做过的一样，马上坐到了写字桌前。我记下的是A的故事：
首先出现的是一个会场。坐着很多人，都是一个单位的。局长在讲话，他批评一个自称弹钢琴天下第一的人。同志要谦虚啊，谦虚是做人的美德你难道不知道吗？不要有了一点成绩就尾巴翘上天，啊？但后来他发现，那人其实是他的亲信。局长自知失了言，就说他真想批评的不是这个人，而是另一个隐藏得更深、自我保护得更好的人。这个人现在还没有跳出来，还没有暴露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眼前。所以局长要群众擦亮眼睛把这个家伙挖出来。A很不安，他感到有什么事要发生了。随后，时间倒流了上去，A在一个小学校里，一个耗费了他5年时光的小学校里。小学校长——他在梦中出现的时候集中了A讨厌的许多人的特征——在他宿舍的门上用粉笔——白的——写了一句留言，大意是让A去一下，他要和A好好谈谈。他要和自己谈些什么呢？A莫名其妙地慌乱起来。许许多多的不顺心，使女友对A彻底失望了。在一个刚刚开始的婚礼上，她坚决地离开了A，只剩A一个人站在空空的绿草坪上。A动手撕自己身上的礼服，那样子就像一只暴跳的熊。很快，他的上身就裸露出了。光着上身的A走到马路中央，流动的车子和人全都不动了，他们看着A在马路中央跳一种姿势怪异的舞蹈……
在另一个梦境中，我们的单位变成了一幢数十层高的大楼，站在底下仰头看，这幢大楼常常会让人头晕。每天，为了进入办公室，我都要走非常复杂的路线。先是上电梯到第四层。然后你跨出电梯门朝前走，就会发现来到一个黑暗的田野，闻到了植物和露水的气息。你要小心脚下的水洼，因为一不小心你的鞋子就会搞脏。十来分钟后，你重新看到了大楼，它在一百米开外的地方静静蹲伏着。黑暗的天幕下，唯独它灯火辉煌，就像一艘正在沉没的巨轮。你感到奇怪的是，本来以为一直在大楼内部打着转的，怎么一下子到了外面？你重新进入大楼，当旋转玻璃门把你卷进去后，你要一口气往下跑十四层，想想看，十四层！那要跑过多少个转角多少级台阶！但一天又一天，你就这么过来了。你甚至喜欢上了这种繁琐的上班线路并心生感谢，感谢它让你在容易生出赘肉的中年还能保持年轻人的活力。你身轻如燕，脚底抹油，跑过一个个转角，居然气也不喘。你在这种生活中会感受到集体主义的温暖，因为奔跑中你的面前会闪过一张张同事和上司的脸。
某日我正飞快地转过一个楼道，差点撞到一个人身上。这人是我多年前的一个朋友。他正排在长长的队伍中参观一个展览。那是他们单位组织的一项主题教育活动。他的两个弟弟也在，隔着一片人头我们遥遥点头致意。从前，他的两个兄弟一个在政府部门工作，一个在商业系统工作，不知道什么时候起他们在一个单位了。多年不见，我们有多少的话要说啊，但排成长龙的队伍缓缓前进着，我的朋友被一种无法操纵的力量推着，只好身不由己地往前移着脚步。我与他道别。我刚转过身来打算继续奔跑，过来一人把我抱住了。他大声哭着，如丧考妣。一个人如果不是绝望悲伤到了极致不会发出这样的哭声。我好不容易挣脱开来，才发现那是十多年未见的一个朋友，一个小学同学。他告诉我，他的一生让一个女人给毁了。因为那个女人在快要和他结婚的时候突然后悔了。他怀疑女人不爱他了，但女人却愿意和他一同去死。你敢不敢？你要敢的话我们现在就一同跳下去。女人在他们装饰一新的婚房里向他喊，眼睛像黑暗中的猫眼一样闪着疯狂而可怕的光。她变得多么的陌生，多么粗野啊。而他又不明白是什么力量造成了这些改变。我的朋友被彻底搞糊涂了，他觉得自己从来没有搞懂过这个女人，就像从来没有搞懂过生活。他希望大醉一场，如果醉酒能让他更加清醒些……然而当我明白过来，我清楚地意识到这个绝望的男人带给我的只是对一个死者的想象。晚上，我在租住的公寓楼里回想着这一天在大楼里遭遇的这些奇奇怪怪的事。和我合租这套公寓楼的是一对中年夫妻。那个男的出门了，妇人打扮停当也要出去了。我让她在出门之前帮个忙，把一盏台灯帮我递过来。不知是她心不在焉还是没听清，她递给我的却是一把电茶壶。意识到自己犯了个小小的错误，妇人笑了笑，重新去桌角拿了台灯，还特意拧亮了递给我。白亮的灯光一下子把妇人的脸照得如同浮世绘的画像，那张脸让我想到了盛开的桃花……
我习惯于从梦境的一个房间走入到另一个房间。当我在一个房间与另一个房间的转换中，肉体会有片刻的清醒。这时候我会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把我刚到过一个房间的什物记下来，还有那些咒语般的句子——它们的语气和语法结构迥异于现实世界——就像柯勒律治半夜起来记下他梦中在蒙古皇宫的游历一样。我接受过的文学传统历来赞赏这种做法。但我知道，尽管我以为自己已经醒来，但还是处于梦的余波中。如果在这时起身，那种昼与夜、梦与醒之间的断裂会把自己吓着。这种惊吓中的梦境叙述会带来灾难。因此我决意继续把笨拙的双手交给床单，把自己完全交给梦境，继续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换言之，在梦中，我需要梦的保护。现在当我坐在宽广的白昼里，在喧器的市声中回忆起黑夜的历险，好多梦的碎片再也不可俯拾，那些咒语般的句子也想不起来，但周围明亮的事物让我感到了安全。这让我确信，日光之下对梦境的叙述才不会带来惩罚。记下这些梦的碎片时我就是那个站在高处的人，看着幽暗的逝水打着漩涡远去，消失。
6.浮上来透口气
现在，我的脑袋像是支着一架水泥搅拌机，我不得不承认，在灰色建筑内部的一年，已经损坏了我的记忆力——如果我不离开，接下来失去的将是想象力、同情心和正义感。或许我还能对感到透不過气来的你说些别的记忆的残骸？譬如春天茶馆昏暗的灯光下的那些闲谈和随后发生的一些故事（“四月的茶馆，五月的情人/黑暗中的喘息像是一场大雨”）。譬如七月里，一个镇的工人因为环保问题烧掉了资本家的工厂。譬如去上海看恩斯特和夏加尔的画（“连空气都他妈是自由的”）。再譬如，一个美国的垃圾球队来到这个城市。黑白电视机换彩电。造好的楼房没有人住。新鲜的鱼在筐里跳。系白围裙带的男人脸上愚蠢的笑——他楼下的空地走着三个下岗工人，他们的妻子在大街上卖橘子。九月里的一次选美比赛——姑娘们跳舞、弹奏乐器，台下的男人挤着脸上的粉刺。为某个云一般飘浮不定的女子想写的一本书，《悬浮的时光》，或者《不忠实的爱神》——可惜那只是一个几千字的片断——“在单纯的本能和欲念的基础上，构建起细微而又复杂的情感的大厦”，那真是一段悬浮的时光……够了，如果有机会，让我在以后的故事里追忆这些时光的片断吧，现在我说出了那座代表着体制的建筑，建筑内部那些像蚁群一样生活着的人，我已把压在心里的大石头搬开了。
是的，叙述生活会给你带来继续生活的信心，不要失望，你去叙述自己的生活吧。
我想象着那一天的到来：我腾空桌子里的抽屉，把所有的纸张、信件和文件都进行一遍清理。最后在抽屉的角落我发现了一张照片，是我在春天在走廊上和驾驶员的一张合影。我想我不是要带走它。最后我两手空空走出了沿河西大街118号。门口等着的车子，已经不耐烦地按了三次喇叭。
1991年冬天的一个夜晚，我和女友走在沿河西大街上。一场数年不遇的大雪包围着这幅记忆中的图画：路灯昏黄，街上岑寂无人，只有雪落在路面的沙沙声和压折樟树枝干的喀嚓声。女友的脸冻得通红，像一个孩子一样在路上蹦跳。在一个居民小区的中央花坛，我们看到了一个小雪人，不知是哪家孩子堆的，我们来了个小小的恶作劇，把小雪人移到花坛阶沿上。想像着孩子们一早醒来会多么的惊喜，我们握紧了手相视而笑。
那时离开80年代尚不太远，空气干燥，但清新。激情驱使着我们干了那么多有意思的事。那时品行高尚的人要远比现在多。我还记得沿河西大街路口的低矮房子里住着一个姓董的女孩，她中学毕业那天拿着一本漂亮封面的笔记本要我给她写几句赠言。她还嘴里含着一颗话梅要我教她如何接吻（亲爱的姑娘你那本丝绒封面的笔记本呢你美丽的黄裙子呢）。挨着她家朝西的屋子过去，依次是一个剧院，一个招待所，一个公园的大门和一幢灰色五层建筑，门牌号是118号。我记得这条街上本来还有一个消防中队，晴天，消防队员拖着长长的白色水管在街上奔跑演习，引得路人都停下来观看。每天清早，他们喊着整齐的号子，跑步转过街角。后来，街的临江的一侧砌起了花坛，把老樟树围起来，种上些剑麻、冬青、紫薇之类的植物。再后来，消防中队搬出去了，街的东边造起了一个名叫东方的商城。一个期货市场重新挂起了“三羊”这个半个多世纪前的老字号。90年代，类似于文学史家马尔科姆·考利所称的美国历史上的“爵士时代”，是轻松、快速、冒险的年代，是金钱开始显示它无所不能的力量的年代，这一切驱动着我们周围的世界飞快转变。但118号漆色剥落的大门仍是旧日模样，甚至它的守门人，好多年里也仍是那个瘦长的老头（关于这个兼作花工的老头我们下面还要说到）。一般意义上，建筑的兴起和衰落在某一时间维度上应该消长对等。西大街118号在这里超越了寻常意义上的建筑物，换句话说，权力的运行使它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精力。
也许，所有建筑的本意都是为了让人觉得自身的卑微和渺小，这幢80年代初期完工的大楼凭着体制赋予的权力给人以一种不断膨胀的错觉。它的膨胀是因为出色的消化能力。它有一个强大、粗糙的胃。在它管制的范围内，它决定着一个人的去留、升降。因为它操纵着命运，同它作对就是在同庞大巨人作战。它不明目张胆打击一个人，它同你耗着，你就玩完了。“进去的时候头还在肩上，出来头就没了”，这是七十年代阿尔巴尼亚的一部电影里一句有名的台词，那些把一生中的大半时光扔在里面的人就是这样，他们进去时踌躇满志，出来时候扛在肩上的是一颗再也不能思想的大脑。
2.灰色建筑
从座位到门口，7步，从门口到楼下，要走29阶台阶。我这告诉你的是我在这灰色建筑内部的方位。这幢建筑的格局是这样的：每一层楼隔成5个单间，每个单间都有独自进出的门。间与间挖一个可容头伸进去的洞，说是电话串连方便，实际上是为了相互监视。一个人只要让上司含意不明地看上一眼，这一天里他就会像一条虫子一样害怕被人踩扁。每一间办公室照例是3张桌子，搭成“品”字形，另外就是些大同小异的报架、文件柜、上墙制度之类的东西。你可以想象它空间的狭窄。请注意这里出现的数字都是奇数，奇数是简练的，同时也是残缺、冰冷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呈现了1997年我在这幢建筑内部的生活底色。
进入大门，是木结构的骑楼，地板松动了，有人走在上面就咯吱咯吱地响。大楼与骑楼平行，中间一块逼窄的空地就是院子，它包括一个玻璃钢瓦搭的简易车棚、一个贮藏间和一个花木房。如果你刚来，还是会发现这里的生活是庸常而知足的。办公室的前面都有长长的走廊和钢制的长窗。走廊两边是盆栽花木，都是些简单的草本，花工随季节调换。走廊尽头，隔着铁锈的栅栏（那已经是墙外了），是一个公园的入口。管门的是两个总在织毛衣的妇女，下午三点后，他们就处在了这幢大楼的阴影下。
让我们把目光返回灰色建筑的内部，里面隔离的空间看起来是自成一体的，存在着局部自由的可能，但这只是一个假象。渗透这幢建筑的集体意志在这里无孔不入，你坐在哪里，都能感觉到风从任何一个方向吹来，眼光从任何一个方向睃来，头颈总是冷嗖嗖的。这一点上这建筑很像福柯描述过的“圆形监狱”，尽管它们的外表看来是如此不同。从我第一天坐到这个位置上起，领导就告诫我这是一个重要的岗位。每一个进到这样的单位的人，领导都要谈一次话，我不知道领导对他们说的是不是跟对我说的一样。我就这样像一只钟表一样给上紧发条了，我就这样咯嚓咯嚓上路了。后来我看到，很多人走着想停也停不下来了，很多人，走着走着也就老了。
灰色建筑的底楼，是一个地方剧团的道具间（同时也是临时的排演厅）。一份1977年的清单中列有下列物品：锣、鼓、铙、钹、假山、亭台、楼阁、太师椅、官袍、蟒带、绸缎、凤佩、假须、银制的头饰、珠花、各式戏服，等等。另外还有一些练功用的器具，扶把、系着红缨的枪，最显眼的是好几面落地的大镜子。平时演员们不下乡演出的时候，这些道具像被施了魔术一般沉睡着，盖着厚厚的尘土。这些吸足了民间的露水和精气的器物，它们即便是睡着了，散布的无形的气场也会冲淡官僚主义森然的空气，使这幢建筑呈现出气质中复杂的一面来。
剧团演出回来，姑娘们银铃般的笑声和相互追打发出的尖叫声在大楼底层四处回荡，这声音多么美妙，散发着远处草坪般新鲜的气息，她们在厕所里大声唱歌。她们旁若无人地把话梅核和瓜子壳乱吐一地。她们的高跟鞋笃笃地敲击着台阶，刻板流动着的公务程序也会为之一滞。飘着长长水袖的戏服晾在过道和天井里。门卫兼作食堂的那间小屋里飘出了食物的香气。动物保护主义者、老花工老蒋的那只哈巴狗摇头摇尾围着姑娘们的脚亲热，这小子太像个多情种子引起了她们的讪笑。挂在笼子里的那只八哥见谁都要唱上一段叫不上名来的小曲。她们把布景拆开——魔术消失了——那些美丽的山峦和树木露出了烂木板的老底子。她们在天井的水龙头底下搓洗幕布，满手都是雪白的泡沫。整条走廊里挂着长可垂地的幕布，五颜六色的，风一吹来就飘动不止，像是电影《菊豆》里的大染坊。 有一天，一个吹唢呐的孩子出现在院子里。男孩头发黄黄的，豆芽菜一般细细的身子，套一件脏兮兮的棉袄。他的身边站着一个表情木讷的农民，看样子是他父亲。男孩的手指在摩挲得发亮的铜唢呐上跳跃，由于太过用力，他圆鼓鼓的腮帮几乎要像气球一样炸裂开来。他吹的是一首几年前流行的《亚洲雄风》。他吹得很卖力，几个高音都毫不费力地上去了，还带着花哨的滑音。
男孩的父亲说，他们从安徽来，听到院子里有打鼓的，有咿咿呀呀唱戏的，就进来了。他的意思是想让孩子在这里留下来，“干啥都行”，只要管饭吃就行。院子里这么一闹，局长们在讨论的年终奖金分配问题不得不提前结束。所有办公室的门都打开了，大家伸出头七嘴八舌的，花工老蒋挂在檐下的那只八哥突然来了表演的欲望，呱呱地叫着说，你好，你好。正在准备“三下乡”演出节目的姑娘们被逗得哈哈大笑起来。
3.屋顶上的小公务员
从建筑年龄来看，这幢80年代初完工的大楼已经老了。屋面的渗漏使整幢大楼的墙壁看上去像一幅斑驳的世界地图。一个下雨天，我走上大楼顶层姑娘们的房间。里面摆满了接漏水的脸盆、塑料桶和搪瓷缸，叮叮咚咚的漏水声似奏着一支什么曲子。尽管姑娘们在楼梯口走过时总会扇起一阵阵热带水果般的香气，尽管她们随便哼唱的歌声总是让人想起生活中一些美好的事情，但当我进到她们的房间里去却不由自主地皱紧了眉头。
我说不清闻到的是一股什么样的气味，但我还是分辨出了廉价脂粉的气味、过夜食物的气味、发霉衣被的气味和生涩的石灰粉的气味。这可疑的气味让我有了一种站在街头理发店里的错觉。如此污浊的空气里长出如此鲜亮的面容和笑声，我不能不想起民间那句著名的俗语，想起波德莱尔描绘过的巴黎街头的妇人。我知道这样想很对不住姑娘们，但我无法不作这样的联想。在这幢楼里，我想这些来自邻县乡下的姑娘不会梦见社会主义戏剧事业兴旺发达，她们更有理由梦见的倒是花园别墅、按摩浴缸、宝马车和一个有钱的男人。姑娘们这么想，也确实这么在做了。她们中的夜不归宿者让剧团的党支部书记伤透了脑筋。但一张张飘然而至的大红结婚请柬又像是对陈腐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嘲笑。等到她们穿上新娘礼服，平均都在五个月后骄傲地抱着儿子来上班了。
就这样，一个秋天的午后，我带着施工队站在了这幢大楼的屋顶。我站在柴油桶搭成的简易梯子上，头刚伸出上层孔，就闻到了一股烧焦的沥青的臭糊糊的气味。请来的施工队正在维修，一簇簇蓝色的火焰随着粘稠的沥青流动开来，沥青燃烧的火苗在民工们的眼里跳动。我背着手在层顶走了一圈，努力表现得像一个领导的模样。碎裂的屋面板堆在一角，等着从屋顶上运下来。上面落满了白屑屑的鸟粪，像一张张出过麻疹的脸。
头顶晴空万里，是那种让人发虚的无边无际的蓝色。远处商业大厦的幕墙玻璃下人群如蚁。相比之下，沿河西大街要冷清得多。一個垂钓的老头蹲在树荫下，往钓钩上串一条蚯蚓。一个中年男人在公园门口比划太极拳的招式，他可笑的模样就像抱着一个看不见的婴儿。几个女人站在河边闲聊，比赛一般往河里吐瓜子壳。
从她们面前流过的那条河现在是污脏的，破旧的擦布的颜色，河上漂着水草、泡沫塑料、动物的尸体和附近工厂排放的油污，河心倒映着资产阶级的大楼，有22层高。1977年夏天，河两岸插满红旗，高音喇叭里放着激动人心的《运动员进行曲》，上千人在这里举行盛大的游泳比赛，庆祝某一政治运动的终结（那年我八岁）。那时的河水还是清亮的，可以看见水底的沙石和游来游去的鱼。更早的时候，公元11世纪的一个著名的改革家（他还是一个诗人）去宁波赴任县令的途中，曾在河边吟诵过它的美丽，说它是“水如青天照眼明”，但现在，它和这世界一起变脏了。
站在屋顶上吹风——我曾在以此为题的一个短篇里写过一个乡村少年，少年生命里第一次出现的暴力、性和死亡的威胁。屋顶，这个词流泻到纸面上，有着一种非尘世的气息。就在我站在屋顶上的时候，我的眼睛获得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穿透力：
在水泥构件和燃烧的沥青下面，我突然看清了置身其中的那种生活的荒诞。它热闹嘈杂，像是一出不断爆出玩笑的滑稽剧。那些睡眼惺松的人们在楼梯口热烈握手，彼此问候，而这问候里没有一丝真实情感的流露。阴谋家在开会，告密者在串门。谣言的碎片充塞在大楼的每一个角落。从公共食堂门口跑过的老鼠一个个被喂得又肥又大。有三个会议同时在这幢大楼里面召开，它们分别是党员民主生活会、离退休干部政策学习会和迎接爱国卫生运动暨灭蟑灭鼠动员会。我还看见一个小公务员忧伤的脸。他坐在这幢建筑的二楼一个面对着门的位置（他的对面是一个业余女气功师漠然的脸，她目前的职位是文书兼档案保管员），包围着他的是一大堆报告、文件、图表、未拆封的信件和一本记事的日历。一束光透过对面的玻璃窗照在他面前的纸上。他正在起草一个要求政府有关部门补助购车经费的报告。而这时，楼底兼作剧团排演厅的那间道具仓库里，传上来一阵阵鼓乐吹打声和一群姑娘的合唱。姑娘们把长长的戏袖舞得像风车一样，她们在排演的不知是《送花楼台》还是《玉堂春》。看了好一会，我弄明白了，这个人就是我，这个出神地听着姑娘们唱歌的人就是我。
4.社会水泥
我马上就要说到那些看不见的长廊和铁栅了。
现在让我们进入公文作坊的内部：高速油印机的滚筒哗啦哗啦地转着，指示器上的数字不住跳动。这只吃纸的老虎机，它吃进去的都是最好的纸张。这些装订起来的纸张被盖上血红的印章，开始了它们在这个世界的旅行。纸张是柔软的，可以揉成任何形状，它也是锋利的，纸的边缘像一把开刃的刀子，总是把我的手指割破。盖上了印章的纸（它的正式名字叫公文）像一记鞭子悬在头顶。我写下了那么多的公文——我简直成了一个公文动物——它们正日夜赶在去档案馆的途中。想想是多么的滑稽，我像一个苦行的炼金术士花费了多少个夜晚好不容易熬成了它们，可是除了在档案馆蒙满灰尘的长架上占一个位置，没有谁再会想起。
那么活着为的又是什么呢？很多时候，我总有一种说不出的疑惧和不安。我总感到有人在窥探我。感到什么地方树着一面镜子，照着我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甚至大脑里一掠而过的念头也不能幸免。终于有一天，一个长长的冬瓜脸的女人对我说了一句话，大意是她看过我的档案，知道我的叔叔曾经蹲过两次监狱，知道我的一个姑妈离婚了而另一个姑妈在1989年春天死掉了，等等。我当时的一个念头就是抡起拳头对着她的冬瓜脸狠狠地来上一下。可是她是单位的组织人事干部啊，她这么做不仅是合法的，而且还是她的本职工作。我想我终于明白这不安和疑惧来自哪里了。那面看不见的镜子就是个人档案。 是的，个人档案，我害怕它就像一个孩子在有月亮的晚上害怕自己的影子一样。在这幢灰色大楼内部，没有一个人会太看重你本人，会注意到你今天的眼圈黑了可能在熬夜炮制公文，注意到你的鼻子塞了是不是患了感冒。他们只看你的档案里记着什么，你的身上是不是有什么让他们兴奋的污点。对他们来说，过去的就是一切。就这样，我们卖力地工作，只不过都是为了证明自己档案上的清白。就像一个妇人，不仅要在镜子里证明自己的贞洁，还要在丈夫和邻居面前证明自己的清白和贞洁。个人档案就这样成了一条递送我的个人经历、附带思想汇报和口供的隐秘的走廊。一面我永远也打不上照面的镜子，一座总也走不出的坚固的社会水泥。
长久以来，我们生活在庞大巨人的内脏。在这里会面、领取薪水、争论不休。我努力让自己缩小成一个侏儒——不，甚至只是一个影子——我放轻脚步，小声说话，竭力避免引起众人的注意。我懂得了克制和隐蔽，我知道如何让动作和服饰雷同化，让口音重复，语义含混，在道德的幽闭中该大笑的时候大笑，该恭敬的时候吐出恭敬的话语。我消极地以为，这是一个不适合我居住的世界。我向往更为广大的空间，它似乎应该更温情、更人性一些。但这是不可能的，我只能隐退到自我的天地里，就像卡夫卡在地洞里思考世界和他人的关系（我想这就是那些前卫的学问家说的“疏离”了，我曾经想把它拿来做一个小说的题目，我发觉用在这里十分合适）。
这种隐退的努力不伤害到任何人，我只是在自身的内部撕开一个口子，向着内心开掘。打一个比方，我是一只鼹鼠在一个不惹人注意的坡地上打洞。这是更有效、也更具保护色彩的对抗和逃离。隐遁的我混迹人群，老是走神。在一次例行的政治学习会议上，我盯着领导不断翕动的嘴出神，没有一个人知道我的妄想症发作了，没有一个人知道我在虚构一篇小说。“我在某天早晨醒来突然发现自己变成了……”啊这不好，这是卡夫卡的格里高利。但事实上卡夫卡式小职员的遭遇就是我当下的遭遇。冗长的公务运行影响了卡夫卡对世界的看法，也让我对这世界的虚无看得更清。看看这幢灰色建筑，从它最底层的一粒沙到大楼的顶部，看着像苍蝇一样嗡嗡着飞来飞去的公文，再联想到庞大的文官体系，一个心理正常的人能不绝望吗？
夏天无休止的会议使我得了严重的便秘。医生说是天气炎热，又长时间坐着的缘故。为了减轻这难言的痛苦，我不得不一直使用叫“便塞停”或者“开塞露”的古怪玩意儿。前者是一种黄色液体，装在一个扁扁的塑料瓶里，使用它，下腹会有一种灼人的刺痛，就像性生活过于频繁导致的一样。后来，便秘升级成了痔疮，椅子像烧红的烙铁一样让我不敢落座。领导和同志们取笑我是猴子屁股坐不住，他们哪知道一个痔疮患者的痛苦啊。每次会议的时间都很长，长久地坐在带空调的房间里，一下子走进灼人的空气，皮肤像是在燃烧，大脑里飞过絮状的黑色碎片。每次中暑都伴隨着剧烈的呕吐和腹泻。会议的中途，我不得不放下做记录的笔，一次次起身朝着厕所的方向奔跑。1997年长长的夏天里，我疾奔的影子充满了沿河西大街118号幽长的走廊。我像一阵风一样刮过每个人的眼睛。从他们吃惊的神情里，我想我这样没命飞跑的样子一定非常滑稽。
5.梦乡奇境
像任何一个患有失眠症的人一样，我开始怕做梦了。我时常被梦惊醒。梦里的街道一律湿漉漉的，有隐约的光在湿地上跳跃。有神秘的男人戴着黑色礼帽出没，就像是希区柯克电影里的场景。虽然没有圆过的梦就如同没有拆过的信，我们不知道它的真正涵义，但我想它们肯定会暗示一些什么。
我还记得这一年12月1日的那个梦：
那一夜，我像一个小偷一样，鬼鬼祟祟地游荡在这幢大楼里。凭借着手电筒微弱的光，我摸到了档案室的门。我看见了铁皮箱里那些说明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秘密档案。案卷的封面是白色的，手电的照射使它白得耀眼。我憎恶地翻开它们，里面记载着我在某时某地说过的某一句话，检讨、申请、考评和思想汇报。这里面的我被描绘成了一个恶棍、流氓、对女性不怀好意的窥探者。但我终于没有勇气拿走它们，巨大的恐惧像黑夜一样压迫着，让人透不过气来。
在12月8日的梦乡旅行中，我来到了一个叫天一阁的藏书楼。梦里的情境好像是冬日的夜间（天色有着一种暖洋洋的玫瑰红），下过雨，地上的水洼闪闪发光。青砖铺成的甬道，非常长，像清宫戏里的某个场景。旁边的屋子里，木匠在锯一根根圆木，空气里有好闻的刨花的香气。夜色中的楼阁、翘檐，好像是比墨还黑的纸剪出来的。关于这个楼，关于它的主人范钦和一个叫芸的不幸女子的故事，一个散文作家曾把它写进了文章，后来还收进了他那本行销一时的集子里。但那都是我不喜欢的东西。那为什么我还要梦见这座玫瑰色夜空下的古老建筑呢？它瑰异的外形又在向我昭示什么呢？
梦境在一夜夜地延续。
有时我是一个好色的少年，像一只狗一样跟在某个步态优雅的妇女后面走过大半个城。有时我是一个蹩脚的猎手，背着一管土制的猎枪在山谷里面转来转去。但发现猎物的时候 ——它们大多是说不出名的怪兽，状如犀牛——枪突然打不响了。
我梦见过住在山谷里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屋子围成一个柜形，都是石头砌的。他们把上古诗歌中的一些句子写成一副副对联挂在门板上——可惜我一句也记不起来了。那种墨很黑，一直黑到木头的纹理中去。就像沿河西大街118号门口木牌上的字一样。
我还梦见一个孩子在深水里游。暗蓝的水底下，他游得十分舒展和自如。就像他一直生活在这里一样。伴随着他的游动，水底下响着低沉的音乐。他游得那样轻松，但梦见他的我却感到很沉重。
我最吃惊的是我在秋天的某一个晚上遇见了玛格丽特·杜拉斯。
我醒来后还清楚地记得杜拉斯的样子。她穿着棕色的长袍，长袍一层一层地包裹着她，有着像石膏浮雕一样的皱褶。她怕冷一样抱着肩。在梦里我和她谈起了她的小说，《情人》，《痛苦》，还有她一些零碎文字的结集《物质生活》。梦里的杜拉斯是一个丑陋的老女人。
还有一次，我在乡下造了一所大房子。好像也是在夜里，星光很亮，乡下的屋子在蓝蓝的夜幕中显出了剪影。那是一幢十分高大的屋子的轮廓，但它还没有装上门，应该装门的地方还是空空荡荡。梦里我好像是在南方的一个村子，姑娘们穿着鲜艳的裙子，骑着大象从我面前走过。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她骑着大象，戴着面具，但她动作僵硬得有些像木偶。接下来的场景变成了在河边。我推着一棵树飞跑，树的底下装着滑轮车的轮子，一群孩子围着我，吃惊地张大了嘴巴……许许多多的梦，都是这样的怪异，让人感到世界的不安全。这种不安全感甚至让现实和梦幻混在了一起，或者说，现实就像梦一样荒诞。 12月18日深夜，梦醒后的我就像柯勒律治曾经做过的一样，马上坐到了写字桌前。我记下的是A的故事：
首先出现的是一个会场。坐着很多人，都是一个单位的。局长在讲话，他批评一个自称弹钢琴天下第一的人。同志要谦虚啊，谦虚是做人的美德你难道不知道吗？不要有了一点成绩就尾巴翘上天，啊？但后来他发现，那人其实是他的亲信。局长自知失了言，就说他真想批评的不是这个人，而是另一个隐藏得更深、自我保护得更好的人。这个人现在还没有跳出来，还没有暴露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眼前。所以局长要群众擦亮眼睛把这个家伙挖出来。A很不安，他感到有什么事要发生了。随后，时间倒流了上去，A在一个小学校里，一个耗费了他5年时光的小学校里。小学校长——他在梦中出现的时候集中了A讨厌的许多人的特征——在他宿舍的门上用粉笔——白的——写了一句留言，大意是让A去一下，他要和A好好谈谈。他要和自己谈些什么呢？A莫名其妙地慌乱起来。许许多多的不顺心，使女友对A彻底失望了。在一个刚刚开始的婚礼上，她坚决地离开了A，只剩A一个人站在空空的绿草坪上。A动手撕自己身上的礼服，那样子就像一只暴跳的熊。很快，他的上身就裸露出了。光着上身的A走到马路中央，流动的车子和人全都不动了，他们看着A在马路中央跳一种姿势怪异的舞蹈……
在另一个梦境中，我们的单位变成了一幢数十层高的大楼，站在底下仰头看，这幢大楼常常会让人头晕。每天，为了进入办公室，我都要走非常复杂的路线。先是上电梯到第四层。然后你跨出电梯门朝前走，就会发现来到一个黑暗的田野，闻到了植物和露水的气息。你要小心脚下的水洼，因为一不小心你的鞋子就会搞脏。十来分钟后，你重新看到了大楼，它在一百米开外的地方静静蹲伏着。黑暗的天幕下，唯独它灯火辉煌，就像一艘正在沉没的巨轮。你感到奇怪的是，本来以为一直在大楼内部打着转的，怎么一下子到了外面？你重新进入大楼，当旋转玻璃门把你卷进去后，你要一口气往下跑十四层，想想看，十四层！那要跑过多少个转角多少级台阶！但一天又一天，你就这么过来了。你甚至喜欢上了这种繁琐的上班线路并心生感谢，感谢它让你在容易生出赘肉的中年还能保持年轻人的活力。你身轻如燕，脚底抹油，跑过一个个转角，居然气也不喘。你在这种生活中会感受到集体主义的温暖，因为奔跑中你的面前会闪过一张张同事和上司的脸。
某日我正飞快地转过一个楼道，差点撞到一个人身上。这人是我多年前的一个朋友。他正排在长长的队伍中参观一个展览。那是他们单位组织的一项主题教育活动。他的两个弟弟也在，隔着一片人头我们遥遥点头致意。从前，他的两个兄弟一个在政府部门工作，一个在商业系统工作，不知道什么时候起他们在一个单位了。多年不见，我们有多少的话要说啊，但排成长龙的队伍缓缓前进着，我的朋友被一种无法操纵的力量推着，只好身不由己地往前移着脚步。我与他道别。我刚转过身来打算继续奔跑，过来一人把我抱住了。他大声哭着，如丧考妣。一个人如果不是绝望悲伤到了极致不会发出这样的哭声。我好不容易挣脱开来，才发现那是十多年未见的一个朋友，一个小学同学。他告诉我，他的一生让一个女人给毁了。因为那个女人在快要和他结婚的时候突然后悔了。他怀疑女人不爱他了，但女人却愿意和他一同去死。你敢不敢？你要敢的话我们现在就一同跳下去。女人在他们装饰一新的婚房里向他喊，眼睛像黑暗中的猫眼一样闪着疯狂而可怕的光。她变得多么的陌生，多么粗野啊。而他又不明白是什么力量造成了这些改变。我的朋友被彻底搞糊涂了，他觉得自己从来没有搞懂过这个女人，就像从来没有搞懂过生活。他希望大醉一场，如果醉酒能让他更加清醒些……然而当我明白过来，我清楚地意识到这个绝望的男人带给我的只是对一个死者的想象。晚上，我在租住的公寓楼里回想着这一天在大楼里遭遇的这些奇奇怪怪的事。和我合租这套公寓楼的是一对中年夫妻。那个男的出门了，妇人打扮停当也要出去了。我让她在出门之前帮个忙，把一盏台灯帮我递过来。不知是她心不在焉还是没听清，她递给我的却是一把电茶壶。意识到自己犯了个小小的错误，妇人笑了笑，重新去桌角拿了台灯，还特意拧亮了递给我。白亮的灯光一下子把妇人的脸照得如同浮世绘的画像，那张脸让我想到了盛开的桃花……
我习惯于从梦境的一个房间走入到另一个房间。当我在一个房间与另一个房间的转换中，肉体会有片刻的清醒。这时候我会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把我刚到过一个房间的什物记下来，还有那些咒语般的句子——它们的语气和语法结构迥异于现实世界——就像柯勒律治半夜起来记下他梦中在蒙古皇宫的游历一样。我接受过的文学传统历来赞赏这种做法。但我知道，尽管我以为自己已经醒来，但还是处于梦的余波中。如果在这时起身，那种昼与夜、梦与醒之间的断裂会把自己吓着。这种惊吓中的梦境叙述会带来灾难。因此我决意继续把笨拙的双手交给床单，把自己完全交给梦境，继续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换言之，在梦中，我需要梦的保护。现在当我坐在宽广的白昼里，在喧器的市声中回忆起黑夜的历险，好多梦的碎片再也不可俯拾，那些咒语般的句子也想不起来，但周围明亮的事物让我感到了安全。这让我确信，日光之下对梦境的叙述才不会带来惩罚。记下这些梦的碎片时我就是那个站在高处的人，看着幽暗的逝水打着漩涡远去，消失。
6.浮上来透口气
现在，我的脑袋像是支着一架水泥搅拌机，我不得不承认，在灰色建筑内部的一年，已经损坏了我的记忆力——如果我不离开，接下来失去的将是想象力、同情心和正义感。或许我还能对感到透不過气来的你说些别的记忆的残骸？譬如春天茶馆昏暗的灯光下的那些闲谈和随后发生的一些故事（“四月的茶馆，五月的情人/黑暗中的喘息像是一场大雨”）。譬如七月里，一个镇的工人因为环保问题烧掉了资本家的工厂。譬如去上海看恩斯特和夏加尔的画（“连空气都他妈是自由的”）。再譬如，一个美国的垃圾球队来到这个城市。黑白电视机换彩电。造好的楼房没有人住。新鲜的鱼在筐里跳。系白围裙带的男人脸上愚蠢的笑——他楼下的空地走着三个下岗工人，他们的妻子在大街上卖橘子。九月里的一次选美比赛——姑娘们跳舞、弹奏乐器，台下的男人挤着脸上的粉刺。为某个云一般飘浮不定的女子想写的一本书，《悬浮的时光》，或者《不忠实的爱神》——可惜那只是一个几千字的片断——“在单纯的本能和欲念的基础上，构建起细微而又复杂的情感的大厦”，那真是一段悬浮的时光……够了，如果有机会，让我在以后的故事里追忆这些时光的片断吧，现在我说出了那座代表着体制的建筑，建筑内部那些像蚁群一样生活着的人，我已把压在心里的大石头搬开了。
是的，叙述生活会给你带来继续生活的信心，不要失望，你去叙述自己的生活吧。
我想象着那一天的到来：我腾空桌子里的抽屉，把所有的纸张、信件和文件都进行一遍清理。最后在抽屉的角落我发现了一张照片，是我在春天在走廊上和驾驶员的一张合影。我想我不是要带走它。最后我两手空空走出了沿河西大街118号。门口等着的车子，已经不耐烦地按了三次喇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