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秋冬的红四军白雀园肃反是鄂豫皖苏区史上的重大事件。关于肃反发生的原因，相关著述大致归结为两点：一、张国焘的个人野心；二、沈泽民、陈昌浩等的“左倾”教条。上述两点是完全可以成立的，但是还不够全面，当年的历史要复杂得多。
　　鄂豫皖红军的诞生和发展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它不像中央红军那样有秋收起义、南昌起义中共产党领导的正规部队，而是几乎完全由农村游击队发展而来的，带有相当浓厚的传统农民起义军的色彩。
　　1931年4月，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进入鄂豫皖苏区建立中央分局时，鄂豫皖红军主力已经由几支分散的游击队发展为红四军。军长为旷继勋（后为徐向前），政委曾中生。红四军虽然已经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在正规化建设上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仍然存在严重的纪律问题。特别让人震惊的是。存在相当多的诱奸甚至强奸妇女的行为，而且这种行为还发生在很多高级干部身上。
　　特别是皖西红军三十二、三十三师，几乎一度脱离了党的领导，上级委派担任师委书记、党代表的徐子清、徐其虚、戴亢君等三名高级干部先后被杀害。
　　红军中存在严重的纪律问题，因此必须进行整肃。在军队的整肃中，温和的批评教育往往难以取得显著成果，严厉的肃反却可能短期内彻底改变部队的组织结构和作风。
　　1931年夏天，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等进入苏区建立中央分局，实际就是要深入贯彻“党指挥枪”的原则，代表中共中央加强对鄂豫皖红军和苏区的领导。但是，他们却受到来自某些红军将领的抵制。中央分局和红四军干部之间很快在红四军的发展方向上产生了分歧。
　　1931年，红四军在第三次反“围剿”中擅自改变原定计划，中央分局对红四军进行严厉批评。9月初收到中央分局的批评信以后，红四军领导人很不服气。曾中生竟然在鸡鸣河召集了全军连指导员以上干部大会，会上“群情激愤”，通过了猛烈抨击中央分局的决议，并且把蔑视中央分局的回信散发到了皖西的地方党部和非党组织中。鸡鸣河会议是一个严重的事件，根本改变了争论的性质和范围。中央分局担心红四军抗命不回苏区，于是任命陈昌浩代替曾中生担任红四军政治委员，陈昌浩在两次乘飞机空降未果的情况下，于9月13日飞马赶到红四军驻地，接管了指挥权，“在四军干部反对昌浩同志的空气之下，昌浩同志在迅速进行肃反”。
　　事实上，以鸡鸣河会议为高潮的红四军抗上事件是导致肃反发生的最重要起因。“党指挥枪”是共产党建立革命军队最根本的原则，如果有人触犯了这一条，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必然会引起上级党组织的震怒，遭到严厉的处分，再加上当时复杂的政治形势使中央分局怀疑有敌对势力混入红军，于是直接引发了大开杀戒的肃反。
　　在鄂豫皖苏区肃反的惨烈历史中，我们约略可以看到一支成长于野蛮环境的农民队伍，在错综复杂的内外矛盾中向有纪律的革命军队的艰难痛苦的蜕变。
　　由此我们也可以联想到，1931年初六届四中全会后上台掌权的留苏派，虽然由于他们的经验不足和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很大损失，但是他们在严密党的组织纪律和加强红军的正规化建设上，还是做出了相当的努力，而组织严密的党和军队正是革命得以成功的最重要条件。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2013.1期）B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