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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近年来在历史政区的研究中，特别是在明清民国的政区研究中，对于政区变动过程及原因探讨的成果大为可观。本文在结合读书过程中的思考，尝试对这一研究范式进行一番梳理，对其产生的渊源、特点和原因进行简要分析。
关键词：历史政区 谭其骧 政区调整 微观与宏观
本文选题缘起于2015年10月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上读到一篇名为《武则天设置北都时间及其背景考辨》的文章（下称“齐文”），该文在阐明背景以辨析设置北都时间的两种说法之时，作者谈到：（武则天）“援引周王朝畿存千里之制，以神都洛阳为中心，进行了王畿之地的构建，把洛阳周围的临近诸州都纳入了王畿的范围之内……形成了以河南为中心的一个非常广阔的地域范围。”同时“武则天对原来李唐的关中京畿之地进行了强力分割与削弱，与构建武周王畿之地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1]在读到此文章之前，由于刚做了有唐一代雍州与洛州辖县沿革的梳理工作。故而在读到此处之时，颇能领会其意，同时亦解答了我在此梳理工作中的一些困惑。在做此项工作时便发现，雍州在天授二年时，突然分出鼎、稷、鸿、宜四州17县，常态为辖县20多个的雍州，此时仅领有7县。而几乎于此同时，东边洛州的情况却恰恰相反。由于当时入学不久，见识皆浅，在梳理工作时多注重的是一州一县的析置省并的考证，至于“为什么”的问题还未能入手。故而在遇到此一问题时亦未能跟进以解决自己的这一困惑，亦未曾将其至于整个武周革命的大背景中加以考虑。但上述的这一变化却是在做完此番梳理工作后印象较深的，自此之后，方才切实的体会到政区类的文章像这样去写或更为着实有趣。在简单的沿革复原后，多问一些为什么，做一些变化背后动因的研究。本文尝试结合读书过程的思考，稍微梳理这一研究取向的来源及原因。
一.研究范式的文献综述
由于齐文论题所限或是由于唐代史料相对较少，关于这一问题虽有如面春风之感，但仍觉意犹未尽。之后便去搜罗了一些诸如此类探讨政区省并背后动因以及中央与地方关系互动过程的文章来，读到的第一篇文章便是乔素玲的《基层政区设置中的地方权力因素——基于广东花县建县过程的考察》[2]（下文简称“乔文”）。以往的政区地理对于行政建制的研究，多注意其结果而很少注意到变化过程。广东花县原为数县交界地带，从明中期开始，当地不断出现要求建立新政区的呼声。方案有建直隶州、建镇、建县三种，历经150年直至康熙时才最终建县。乔文分明中叶、明末、清初、最终建县4个阶段讨论了国家与乡绅对政区建制的分歧，说明乡绅意志最终通过政区设立得到体现，以此花县一例反映出了地方权势对国家决策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而后又拜读了徐建平的《互动：政府意志与民众意愿——以民国时期婺源回皖运动为例》[3]一文，徐文从政治地理的角度，利用大量地方志及档案资料，生动的复原了婺源县改隶江西省的全过程，展现了县级政区变动过程中自然、行政、文化、经济等各类区域之间的相互关系。此外还有张伟然的《归属、表达、调整：小尺度区域的政治命運——以“南湾事件”为例》[4]一文，该文以南湾乡为例探讨小尺度区域在政治隶属关系变化过程中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个人等多种因素的相互影响。谢湜的《清代江南苏松常三府的分县和并县研究》一文考察了从清初至民初苏松常三府由分县到并县的政区变动与地域交融过程，指出了政区不是虚空的王朝经野符号，而是真切的地域社会要素，在历史进程中以不同形式填充着地理空间和社会空间[5]。诸如此类以政区诸要素为平台，研究区域社会史的论著还有很多，如胡英泽的《河道变动与界的表达——以清代至民国的山、陕滩案为中心》、冯贤亮的《明清中国地方政府的疆界管理——以苏南、浙西地域社会的讨论为中心》、杨伟兵的《清代前中期云贵地区政治地理与社会环境》等，此不备述。
二.谭其骧先生的首倡
然而在读大量此类文章之时，又有这么一个问题引起了我的兴趣，即这一研究思路源自于谁？这样的研究理路不失为较好的历史政治地理研究方向，正如周振鹤所倡导的做政区变动背后“所以然”问题的探讨亦即将政区地理的研究上升至政治地理的高度。然而在排除周先生后，又是哪位大家境有如此的灵感呢。当读到胡恒的《关于清代县的裁撤的考察——以山西四县为中心》一文时，这一疑惑才得以释然。胡文在梳理清代山西裁撤清源、平顺、马邑、乐平四县的行政运作过程之前，在回顾这一研究思路的学术史时，明确说道：“政区地理研究较多注意新县设置与地区开发之间的紧密联系，谭其骧始发其说而最具概括意义，‘一地方至于创建县治，大致即可以表示该地开发已臻于成熟；而其设县以前所隶属之县，又大致即可为开发此县动力所自来。故研求各县之设治时代及其析置所自，骤视之似为一琐碎乏味的工作，但就全国或某一区域内各县作一综合的观察，则不啻为一部简要的地方开发史’。”[6]胡文所引谭其骧先生语出自谭先生的《浙江省历代行政区域——兼论浙江各地区的开发过程》[7]一文。至此这一源头方才找到，诸如此类研究，其研究方法多少都得益于谭其骧先生。张伟然在评论谭先生的这篇文章时说道：“（该文）首次发掘出政区变迁的内在含义。创造性地提出：‘一地方至于创建县治，大致即可以表示该地开发已臻成熟；而其设县以前所隶属之县，又大致即为开发此县动力所自来。’我很奇怪何以谭先生在《长水集》自序中述及这一时期有分量的作品时不提此篇，在我看来，此文所表现出的智慧简直匪夷所思。从枯燥的沿革地理中竟能演绎出一部活生生的地方开发史，真不知他的灵感怎么来的。用现代地理学的术语来讲，这就是最简单、直接、有效的替代指标发。”[8]同时也正是谭先生的这一写作灵感使引着我去探求这一研究范式的缘起。
关于谭其骧先生，本文想交代的只是他首倡的这一研究思路。前文所涉及的文章都可谓是谭先生这一灵感的继承和发展者。以上部分写出来后确倒像是一次学术史的回顾，然而写作的思路和酝酿产生过程中的思路肯定是有偏差的，写出来的相对于想的可能是倒叙，然于文章而言写作应当是顺叙，思考酝酿的过程可是倒叙了。以上部分即是本人在读书的过程中对这一研究取向的思考与得知的过程。 三.资料的限制与两种视角
当然在读完这些文章，弄清这一研究思路的流变后，还是有一些问题仍需思考的。这类文章大都有一个共同点——即时间上的共性，这类研究的在时段上多集中于明清民国时期。究其原因当是因为研究资料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分布的差异。明清民国大量方志档案可以利用，再近些的甚至可以进行采访访问。像张伟然的《归属、表达、调整：小尺度区域的政治命运——以“南湾事件”为例》[9]一文便是主要利用采访资料，正因为资料的丰富，乃至可以写到乡镇调整运作过程中的政治地理学。集中于这一时段内的研究，或许可以概括为历史政治地理学的微观研究。
然而时代再往前一些（明清以前），这样类似的微观工作似乎没法做，资料的限制使得中古及以前的政区地理只能做大区域的政治地理学工作，这样的工作可以概括为历史政治地理学的宏观研究，然而其背后“所以然”的阐述看似却也都有些猜想的成分在内，并不像明清时段内的微观研究利用丰富资料做的一些更为实证的工作。就如同在复原唐代政区过程中，想了解一个县一个州调整背后的原因，那恐怕是妄想，这样的工作也只能从更高的角度，从国家大政方针方面做些推测罢了，如前文所述齐子通的文章便是。另外宋代的资料相对于唐来说可谓是丰富的多，然而这样的工作做起来似乎也很困难，如王旭的《宋代江南西路基层区划——乡的调整及相关问题研究》[10]一文，作者在宋代大量的方志、总志、碑刻、文集资料的爬梳后尝试对宋代江南西路乡级区划的调整做一些归纳性的研究，然而由于资料的问题似乎也只能用举例的方式对宋代江西路下乡的不同调整方式进行一番概括。
要之，在研究时间段上因资料分布的差异，使得这一研究范式也出现了研究时段上的宏观和微观的两种不同的研究视角。
四.结语
目前大家似乎都在做周振鹤所提倡的所谓“知其所以然”的政治地理学的工作，这样的研究也多蜂拥至明清民国时期。如此看来，所谓的政治地理学的工作再往前就做不了了么？当然从理论上来说，任何时代都是可以的，只是由于资料的限制而使得深入的程度以及方向有所不同罢了。那么再往前的政治地理学除了前文所论及的宏观视角的研究又该如何去做呢？目前所做的这些“所以然”的以往见今的工作就是周先生所谓的政治地理学的话，那么政治地理学的工作又仅限于周先生所谓的做“所以然”的研究么？或者说，往前的政治地理在资料的限制下应当如何去做呢。周振鹤先生在其著《历史政治地理十六讲》[11]及一些文章中对此已有相关论述，历史政治地理可做的方向仍有很多，大有可為。总之，书是要多读，更是要多思考的。对于一些问题的思考也是随着不断的读书与研究而有所更新的。文至此处，将至收尾，有些认识和想法在日后的学习中可能也会不断的更新，此为阶段性的真实思考记录而已。然而在这一读书过程的记录之中，也稍微梳理了这一研究取向的渊源。
注 释
[1]齐子通：《武则天设置北都的时间及其背景考辨》，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5年第4期。
[2]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0年第1期。
[3]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第1期。后收入其著《政治地理视角下的省界变迁——以民国时期安徽省为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4]载《历史地理》第21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5]载《历史地理》第二十二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11-139页；
[6]胡恒：《关于清代县的裁撤的考察——以山西四县为中心》，载《清史研究》，2011年第2期。
[7]该文原载杭州《东南日报》（1947年10月4日），《云涛》副刊第5期，后收入其著《长水集》（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98-416页。
[8]张伟然：《谭其骧先生的五星级文章及学术活性》，《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3期。
[9]载《历史地理》第21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10]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6年第1期。
[11]周振鹤：《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十六讲》，中华书局，2013年，第4-22页。
关键词：历史政区 谭其骧 政区调整 微观与宏观
本文选题缘起于2015年10月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上读到一篇名为《武则天设置北都时间及其背景考辨》的文章（下称“齐文”），该文在阐明背景以辨析设置北都时间的两种说法之时，作者谈到：（武则天）“援引周王朝畿存千里之制，以神都洛阳为中心，进行了王畿之地的构建，把洛阳周围的临近诸州都纳入了王畿的范围之内……形成了以河南为中心的一个非常广阔的地域范围。”同时“武则天对原来李唐的关中京畿之地进行了强力分割与削弱，与构建武周王畿之地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1]在读到此文章之前，由于刚做了有唐一代雍州与洛州辖县沿革的梳理工作。故而在读到此处之时，颇能领会其意，同时亦解答了我在此梳理工作中的一些困惑。在做此项工作时便发现，雍州在天授二年时，突然分出鼎、稷、鸿、宜四州17县，常态为辖县20多个的雍州，此时仅领有7县。而几乎于此同时，东边洛州的情况却恰恰相反。由于当时入学不久，见识皆浅，在梳理工作时多注重的是一州一县的析置省并的考证，至于“为什么”的问题还未能入手。故而在遇到此一问题时亦未能跟进以解决自己的这一困惑，亦未曾将其至于整个武周革命的大背景中加以考虑。但上述的这一变化却是在做完此番梳理工作后印象较深的，自此之后，方才切实的体会到政区类的文章像这样去写或更为着实有趣。在简单的沿革复原后，多问一些为什么，做一些变化背后动因的研究。本文尝试结合读书过程的思考，稍微梳理这一研究取向的来源及原因。
一.研究范式的文献综述
由于齐文论题所限或是由于唐代史料相对较少，关于这一问题虽有如面春风之感，但仍觉意犹未尽。之后便去搜罗了一些诸如此类探讨政区省并背后动因以及中央与地方关系互动过程的文章来，读到的第一篇文章便是乔素玲的《基层政区设置中的地方权力因素——基于广东花县建县过程的考察》[2]（下文简称“乔文”）。以往的政区地理对于行政建制的研究，多注意其结果而很少注意到变化过程。广东花县原为数县交界地带，从明中期开始，当地不断出现要求建立新政区的呼声。方案有建直隶州、建镇、建县三种，历经150年直至康熙时才最终建县。乔文分明中叶、明末、清初、最终建县4个阶段讨论了国家与乡绅对政区建制的分歧，说明乡绅意志最终通过政区设立得到体现，以此花县一例反映出了地方权势对国家决策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而后又拜读了徐建平的《互动：政府意志与民众意愿——以民国时期婺源回皖运动为例》[3]一文，徐文从政治地理的角度，利用大量地方志及档案资料，生动的复原了婺源县改隶江西省的全过程，展现了县级政区变动过程中自然、行政、文化、经济等各类区域之间的相互关系。此外还有张伟然的《归属、表达、调整：小尺度区域的政治命運——以“南湾事件”为例》[4]一文，该文以南湾乡为例探讨小尺度区域在政治隶属关系变化过程中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个人等多种因素的相互影响。谢湜的《清代江南苏松常三府的分县和并县研究》一文考察了从清初至民初苏松常三府由分县到并县的政区变动与地域交融过程，指出了政区不是虚空的王朝经野符号，而是真切的地域社会要素，在历史进程中以不同形式填充着地理空间和社会空间[5]。诸如此类以政区诸要素为平台，研究区域社会史的论著还有很多，如胡英泽的《河道变动与界的表达——以清代至民国的山、陕滩案为中心》、冯贤亮的《明清中国地方政府的疆界管理——以苏南、浙西地域社会的讨论为中心》、杨伟兵的《清代前中期云贵地区政治地理与社会环境》等，此不备述。
二.谭其骧先生的首倡
然而在读大量此类文章之时，又有这么一个问题引起了我的兴趣，即这一研究思路源自于谁？这样的研究理路不失为较好的历史政治地理研究方向，正如周振鹤所倡导的做政区变动背后“所以然”问题的探讨亦即将政区地理的研究上升至政治地理的高度。然而在排除周先生后，又是哪位大家境有如此的灵感呢。当读到胡恒的《关于清代县的裁撤的考察——以山西四县为中心》一文时，这一疑惑才得以释然。胡文在梳理清代山西裁撤清源、平顺、马邑、乐平四县的行政运作过程之前，在回顾这一研究思路的学术史时，明确说道：“政区地理研究较多注意新县设置与地区开发之间的紧密联系，谭其骧始发其说而最具概括意义，‘一地方至于创建县治，大致即可以表示该地开发已臻于成熟；而其设县以前所隶属之县，又大致即可为开发此县动力所自来。故研求各县之设治时代及其析置所自，骤视之似为一琐碎乏味的工作，但就全国或某一区域内各县作一综合的观察，则不啻为一部简要的地方开发史’。”[6]胡文所引谭其骧先生语出自谭先生的《浙江省历代行政区域——兼论浙江各地区的开发过程》[7]一文。至此这一源头方才找到，诸如此类研究，其研究方法多少都得益于谭其骧先生。张伟然在评论谭先生的这篇文章时说道：“（该文）首次发掘出政区变迁的内在含义。创造性地提出：‘一地方至于创建县治，大致即可以表示该地开发已臻成熟；而其设县以前所隶属之县，又大致即为开发此县动力所自来。’我很奇怪何以谭先生在《长水集》自序中述及这一时期有分量的作品时不提此篇，在我看来，此文所表现出的智慧简直匪夷所思。从枯燥的沿革地理中竟能演绎出一部活生生的地方开发史，真不知他的灵感怎么来的。用现代地理学的术语来讲，这就是最简单、直接、有效的替代指标发。”[8]同时也正是谭先生的这一写作灵感使引着我去探求这一研究范式的缘起。
关于谭其骧先生，本文想交代的只是他首倡的这一研究思路。前文所涉及的文章都可谓是谭先生这一灵感的继承和发展者。以上部分写出来后确倒像是一次学术史的回顾，然而写作的思路和酝酿产生过程中的思路肯定是有偏差的，写出来的相对于想的可能是倒叙，然于文章而言写作应当是顺叙，思考酝酿的过程可是倒叙了。以上部分即是本人在读书的过程中对这一研究取向的思考与得知的过程。 三.资料的限制与两种视角
当然在读完这些文章，弄清这一研究思路的流变后，还是有一些问题仍需思考的。这类文章大都有一个共同点——即时间上的共性，这类研究的在时段上多集中于明清民国时期。究其原因当是因为研究资料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分布的差异。明清民国大量方志档案可以利用，再近些的甚至可以进行采访访问。像张伟然的《归属、表达、调整：小尺度区域的政治命运——以“南湾事件”为例》[9]一文便是主要利用采访资料，正因为资料的丰富，乃至可以写到乡镇调整运作过程中的政治地理学。集中于这一时段内的研究，或许可以概括为历史政治地理学的微观研究。
然而时代再往前一些（明清以前），这样类似的微观工作似乎没法做，资料的限制使得中古及以前的政区地理只能做大区域的政治地理学工作，这样的工作可以概括为历史政治地理学的宏观研究，然而其背后“所以然”的阐述看似却也都有些猜想的成分在内，并不像明清时段内的微观研究利用丰富资料做的一些更为实证的工作。就如同在复原唐代政区过程中，想了解一个县一个州调整背后的原因，那恐怕是妄想，这样的工作也只能从更高的角度，从国家大政方针方面做些推测罢了，如前文所述齐子通的文章便是。另外宋代的资料相对于唐来说可谓是丰富的多，然而这样的工作做起来似乎也很困难，如王旭的《宋代江南西路基层区划——乡的调整及相关问题研究》[10]一文，作者在宋代大量的方志、总志、碑刻、文集资料的爬梳后尝试对宋代江南西路乡级区划的调整做一些归纳性的研究，然而由于资料的问题似乎也只能用举例的方式对宋代江西路下乡的不同调整方式进行一番概括。
要之，在研究时间段上因资料分布的差异，使得这一研究范式也出现了研究时段上的宏观和微观的两种不同的研究视角。
四.结语
目前大家似乎都在做周振鹤所提倡的所谓“知其所以然”的政治地理学的工作，这样的研究也多蜂拥至明清民国时期。如此看来，所谓的政治地理学的工作再往前就做不了了么？当然从理论上来说，任何时代都是可以的，只是由于资料的限制而使得深入的程度以及方向有所不同罢了。那么再往前的政治地理学除了前文所论及的宏观视角的研究又该如何去做呢？目前所做的这些“所以然”的以往见今的工作就是周先生所谓的政治地理学的话，那么政治地理学的工作又仅限于周先生所谓的做“所以然”的研究么？或者说，往前的政治地理在资料的限制下应当如何去做呢。周振鹤先生在其著《历史政治地理十六讲》[11]及一些文章中对此已有相关论述，历史政治地理可做的方向仍有很多，大有可為。总之，书是要多读，更是要多思考的。对于一些问题的思考也是随着不断的读书与研究而有所更新的。文至此处，将至收尾，有些认识和想法在日后的学习中可能也会不断的更新，此为阶段性的真实思考记录而已。然而在这一读书过程的记录之中，也稍微梳理了这一研究取向的渊源。
注 释
[1]齐子通：《武则天设置北都的时间及其背景考辨》，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5年第4期。
[2]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0年第1期。
[3]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第1期。后收入其著《政治地理视角下的省界变迁——以民国时期安徽省为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4]载《历史地理》第21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5]载《历史地理》第二十二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11-139页；
[6]胡恒：《关于清代县的裁撤的考察——以山西四县为中心》，载《清史研究》，2011年第2期。
[7]该文原载杭州《东南日报》（1947年10月4日），《云涛》副刊第5期，后收入其著《长水集》（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98-416页。
[8]张伟然：《谭其骧先生的五星级文章及学术活性》，《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3期。
[9]载《历史地理》第21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10]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6年第1期。
[11]周振鹤：《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十六讲》，中华书局，2013年，第4-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