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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曹操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在中国的政治、军事、文学等诸多领域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人性是复杂的，历史上的每一个人物都有多重面目与形象，而曹操这种形象的差别在吕伯奢案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但“历史形象”并不等于“历史真相”，认识吕伯奢案中曹操的多重形象，可以帮助我们全面客观地理解曹操，正确认识历史。
关键词：曹操；吕伯奢；史料使用；形象论析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33-0-02
一、曹操形象的演变
《三国志通俗演义》卷之一“曹孟德谋杀董卓”详细叙述了曹操刺杀董卓不成，于亡命东归途中误杀吕伯奢一家，后又故意杀死吕伯奢以绝后患的故事[1]，惟妙惟肖地刻画了曹操性格中“奸”的一面，尤其是“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所传达出的极端利己的形象特征，成为曹操性格的底色。从艺术创作的角度说，这一故事描写是成功的。
但是，从史实方面来看，这一描写有很大的虚构成分。《三国志》中，陈寿仅仅记载董卓欲重用曹操，曹操不愿与之共事，“乃变易姓名，间行东归”。关于曹操杀吕伯奢的相关记载直到南朝裴松之的《裴松之注三国志》中才出现，抄录如下：
《魏书》曰：“太祖以卓终必覆败，遂不就拜，逃归乡里。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手刃击杀数人。”《世语》中写道：“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孙盛的《杂记》中记载道：“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2]
再加上《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有关杀吕案的描述，便有四种有或大或小出入的记载。而这四种形象的不同，便可以看出曹操形象的演变。这四种记载有曹操确实杀了吕家人这个共同点，但也有两个不同点，一个是曹操有没有杀吕伯奢，另一个是曹操在其中展现的形象：从《魏书》中的行使自卫权被迫杀人，到《世语》中的因多疑而杀人，再到《杂记》中的多疑杀人后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最后到《三国演义》中的“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3]的极端利己主义。由此可见，曹操的负面形象在不断加深。
二、曹操形象演变的原因
曹操这一形象的演变，有其历史记载的原因。《史通》中便阐明了“为尊者讳”这一公开的原则[4]。在封建社会中皇帝至高无上，是权力的绝对中心，专制王权使这一原则成为封建社会中的史书无法避免的通病。而陈寿身处来自曹魏禅让的西晋王朝，对待王朝奠基人的曹操，必然要掩饰其丑行恶德，颂扬其文德武功， 所谓回护之辞，溢美之言， 也就在所难免。但陈寿毕竟是一个严谨的史学家，虽受种种限制，但他仍用曲笔描写了曹操的奸诈残暴，采用“互见法”在其他篇中相互映照，这便为曹操的负面形象留下了最初的史料。虽然裴松之所引的书籍多已失传，而今我们无法直接看到，但作为一个严谨的历史学家，裴松之选取的史料还是有较强的可信度的。他所引用的这些书籍的成书时间距离曹操的时代更为遥远，随着时间推移，情况变化，涉及曹操负面形象的禁锢逐渐消失，而这些书籍多为野史杂记，记载论述上相比正史便少了很多限制，又增添了一些文学色彩，便出现了关于吕伯奢案的“从无到有”和不同的多种论述。
吕伯奢案中的曹操形象，正好印证了著名文艺理论家童庆炳先生提出的“历史1、历史2、历史3”的理论。童先生在《“历史3”—历史题材文学创作的历史真实》一文中，以朱光潜先生的“物甲—物乙”说为根据，提出了历史题材文学创作中的历史1、历史2 和历史3 的概念。他认为：“历史1”是客观存在的真实历史，不掺杂一点主观因素；“历史2”则是经过历史学家主观评价过的历史知识形式，不完全是历史事实， 已经加入了历史学家的主观成分的过滤， 在自己判断的基础上，对历史材料进行褒奖、批判、隐瞒甚至编造等处理；而“历史3”是在“历史2”基础上的再创造[5]。由此可知，我们所熟知的诸如《三国志》等正史，或是《杂记》等野史皆属于“历史2”的范畴，而如《捉放曹》的各种戏曲和《三国演义》为代表的小说属于“历史3”。因此曹操在各种资料中的形象，都离不开作者主观因素的影响，有不同的作者，便有认识的主体差异性。自然产生了吕伯奢案中不同的曹操形象。
任何历史人物的形象和评价绝不是空穴来风，曹操在正史中的形象英明神武，但在野史和民间传说中却以负面形象为主，并且负面因素随着时间的流逝不断加深，这个现象背后也有其深层原因。人民是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广大人民群众对历史变化的体会无疑最深刻。除了为百姓和主流思想接受的“奸诈”性格外，《三国志》记载曹操还“其惟杀伐小为过差”， 在徐州就“凡杀男女数十万人， 鸡犬无余”[6]，残忍是普通百姓对曹操痛恨的最主要的原因。人民对曹操的残暴行径深恶痛绝，对他的评价也就逐渐向负面倾斜，在吕伯奢案中的曹操形象演变就是很好的例子。
三、如何正确认识曹操的不同形象
我们研究曹操的不同形象，不是为了歌颂他的文績武功，也不是为了丑化抹黑他，而是为了从多个形象中得到一个全面而客观的曹操形象。因而在了解曹操的负面形象的同时，也不能抹杀他的历史功绩。在政治军事方面，曹操坚持“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策略，经过官渡之战等大小几十个战役，沉重打击了豪门世族等军阀割据势力，北征乌桓，南平荆州，西定关陇，最终统一北方，客观上为后来西晋一统中国奠定基础。吴晗就认为“曹操努力统一全国的事业， ……虽然终未完成， 但是他毕竟做了不少好事， 不但安定了秩序， 也促进了生产， 繁荣了文化， 推动了时代的进步。”[7]在经济方面，曹操采用屯田制，缓解了流民荒地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产力的恢复，并为后世均田制的推行提供了借鉴。另外，曹操还采取抑制土地兼并的措施，打击豪强地主的势力，同时轻赋恤民，保护农田，照顾广大人民的利益，获得了群众的支持[8]。在人才选拔方面，曹操任人唯贤，唯才是举，采用“法家寒门路线”，广泛任用来自社会下层的士人，选拔郭嘉、荀彧等一批具备“治国用兵之术”的谋士，在形成自己的智囊团的同时，打破自东汉以来隐藏在虚行德行下的“任人唯亲”，促进了社会的上下层流动，抑制了士族势力[9]。曹操的一系列措施起到了巩固中央集权的作用，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文学方面，曹操大力网罗文学人才， 保护他们创作的积极性，而且自己身体力行，写出《短歌行》、《龟虽寿》等名篇，与他的两个儿子（曹丕和曹植）合称“三曹”，成为“建安风骨”的代表人物。 正如童炳勋先生所说，我们绝大多数时间接触到的都是“历史2”或“历史3”，而“历史1”即历史的真相往往因为时间久远等多种客观因素淹没在时间的烟尘而不为人知。每一个人的性格都是复杂的，而我们所接触的史料又不可避免地带上了主观色彩，这便要求我们在研究历史时要有严肃而客观的态度，保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多种材料出发，文史皆察，正史野史相结合，努力地接近“历史1”。
在吕伯奢案中，虽然曹操的负面形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断加深，但其实所有记载都没有脱离曹操的本质身份—“奸雄”，而对曹操的描绘还是从他本身的性格特点和实际出发，他身上既“奸”且“雄”的特点在各个不同时期的记载中普遍存在。这种不同作品的普遍性便有可能使我们接近历史人物的本来面貌，得到较为客观而全面的认识。
结语：
“越往事千年，魏武挥鞭”。对一个历史人物产生全面而客观的认识，需要我们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从人物所处的时代出发，采取客观公正的态度。对曹操来说，我们要看到他的雄才大略，他在中国政治发展史上的卓越贡献；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他的残暴和奸诈。时间是最好的见证者，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无论是谁，历史和人民最终都会给他最公正的评价。
参考文献：
[1][明]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全二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88-89.
[2][南朝]裴松之.裴松之注三国志[M].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 2..
[3][明]罗贯中. 三国演义[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38.
[4]刘知几著， 刘占召评注. 史通评注[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0： 331-344.
[5]童庆炳. “历史3”——历史题材文学创作的历史真实[J].人文杂志， 2005，5： 74-78.
[6][晉]陈寿. 三国志[M].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1： 31.
[7]吴晗.灯下集· 谈曹操[M].北京： 新知三联书店，1979：127.
[8]实厚. 谈曹操的经济政策和恤民措施[J].领导科学， 1987， 10： 40-41.
[9]赵昆生. 析曹操“破浮华交会之徒”与“唯才是举”[J].重庆师院学报， 2002，4： 69-74.
关键词：曹操；吕伯奢；史料使用；形象论析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33-0-02
一、曹操形象的演变
《三国志通俗演义》卷之一“曹孟德谋杀董卓”详细叙述了曹操刺杀董卓不成，于亡命东归途中误杀吕伯奢一家，后又故意杀死吕伯奢以绝后患的故事[1]，惟妙惟肖地刻画了曹操性格中“奸”的一面，尤其是“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所传达出的极端利己的形象特征，成为曹操性格的底色。从艺术创作的角度说，这一故事描写是成功的。
但是，从史实方面来看，这一描写有很大的虚构成分。《三国志》中，陈寿仅仅记载董卓欲重用曹操，曹操不愿与之共事，“乃变易姓名，间行东归”。关于曹操杀吕伯奢的相关记载直到南朝裴松之的《裴松之注三国志》中才出现，抄录如下：
《魏书》曰：“太祖以卓终必覆败，遂不就拜，逃归乡里。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手刃击杀数人。”《世语》中写道：“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孙盛的《杂记》中记载道：“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2]
再加上《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有关杀吕案的描述，便有四种有或大或小出入的记载。而这四种形象的不同，便可以看出曹操形象的演变。这四种记载有曹操确实杀了吕家人这个共同点，但也有两个不同点，一个是曹操有没有杀吕伯奢，另一个是曹操在其中展现的形象：从《魏书》中的行使自卫权被迫杀人，到《世语》中的因多疑而杀人，再到《杂记》中的多疑杀人后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最后到《三国演义》中的“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3]的极端利己主义。由此可见，曹操的负面形象在不断加深。
二、曹操形象演变的原因
曹操这一形象的演变，有其历史记载的原因。《史通》中便阐明了“为尊者讳”这一公开的原则[4]。在封建社会中皇帝至高无上，是权力的绝对中心，专制王权使这一原则成为封建社会中的史书无法避免的通病。而陈寿身处来自曹魏禅让的西晋王朝，对待王朝奠基人的曹操，必然要掩饰其丑行恶德，颂扬其文德武功， 所谓回护之辞，溢美之言， 也就在所难免。但陈寿毕竟是一个严谨的史学家，虽受种种限制，但他仍用曲笔描写了曹操的奸诈残暴，采用“互见法”在其他篇中相互映照，这便为曹操的负面形象留下了最初的史料。虽然裴松之所引的书籍多已失传，而今我们无法直接看到，但作为一个严谨的历史学家，裴松之选取的史料还是有较强的可信度的。他所引用的这些书籍的成书时间距离曹操的时代更为遥远，随着时间推移，情况变化，涉及曹操负面形象的禁锢逐渐消失，而这些书籍多为野史杂记，记载论述上相比正史便少了很多限制，又增添了一些文学色彩，便出现了关于吕伯奢案的“从无到有”和不同的多种论述。
吕伯奢案中的曹操形象，正好印证了著名文艺理论家童庆炳先生提出的“历史1、历史2、历史3”的理论。童先生在《“历史3”—历史题材文学创作的历史真实》一文中，以朱光潜先生的“物甲—物乙”说为根据，提出了历史题材文学创作中的历史1、历史2 和历史3 的概念。他认为：“历史1”是客观存在的真实历史，不掺杂一点主观因素；“历史2”则是经过历史学家主观评价过的历史知识形式，不完全是历史事实， 已经加入了历史学家的主观成分的过滤， 在自己判断的基础上，对历史材料进行褒奖、批判、隐瞒甚至编造等处理；而“历史3”是在“历史2”基础上的再创造[5]。由此可知，我们所熟知的诸如《三国志》等正史，或是《杂记》等野史皆属于“历史2”的范畴，而如《捉放曹》的各种戏曲和《三国演义》为代表的小说属于“历史3”。因此曹操在各种资料中的形象，都离不开作者主观因素的影响，有不同的作者，便有认识的主体差异性。自然产生了吕伯奢案中不同的曹操形象。
任何历史人物的形象和评价绝不是空穴来风，曹操在正史中的形象英明神武，但在野史和民间传说中却以负面形象为主，并且负面因素随着时间的流逝不断加深，这个现象背后也有其深层原因。人民是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广大人民群众对历史变化的体会无疑最深刻。除了为百姓和主流思想接受的“奸诈”性格外，《三国志》记载曹操还“其惟杀伐小为过差”， 在徐州就“凡杀男女数十万人， 鸡犬无余”[6]，残忍是普通百姓对曹操痛恨的最主要的原因。人民对曹操的残暴行径深恶痛绝，对他的评价也就逐渐向负面倾斜，在吕伯奢案中的曹操形象演变就是很好的例子。
三、如何正确认识曹操的不同形象
我们研究曹操的不同形象，不是为了歌颂他的文績武功，也不是为了丑化抹黑他，而是为了从多个形象中得到一个全面而客观的曹操形象。因而在了解曹操的负面形象的同时，也不能抹杀他的历史功绩。在政治军事方面，曹操坚持“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策略，经过官渡之战等大小几十个战役，沉重打击了豪门世族等军阀割据势力，北征乌桓，南平荆州，西定关陇，最终统一北方，客观上为后来西晋一统中国奠定基础。吴晗就认为“曹操努力统一全国的事业， ……虽然终未完成， 但是他毕竟做了不少好事， 不但安定了秩序， 也促进了生产， 繁荣了文化， 推动了时代的进步。”[7]在经济方面，曹操采用屯田制，缓解了流民荒地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产力的恢复，并为后世均田制的推行提供了借鉴。另外，曹操还采取抑制土地兼并的措施，打击豪强地主的势力，同时轻赋恤民，保护农田，照顾广大人民的利益，获得了群众的支持[8]。在人才选拔方面，曹操任人唯贤，唯才是举，采用“法家寒门路线”，广泛任用来自社会下层的士人，选拔郭嘉、荀彧等一批具备“治国用兵之术”的谋士，在形成自己的智囊团的同时，打破自东汉以来隐藏在虚行德行下的“任人唯亲”，促进了社会的上下层流动，抑制了士族势力[9]。曹操的一系列措施起到了巩固中央集权的作用，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文学方面，曹操大力网罗文学人才， 保护他们创作的积极性，而且自己身体力行，写出《短歌行》、《龟虽寿》等名篇，与他的两个儿子（曹丕和曹植）合称“三曹”，成为“建安风骨”的代表人物。 正如童炳勋先生所说，我们绝大多数时间接触到的都是“历史2”或“历史3”，而“历史1”即历史的真相往往因为时间久远等多种客观因素淹没在时间的烟尘而不为人知。每一个人的性格都是复杂的，而我们所接触的史料又不可避免地带上了主观色彩，这便要求我们在研究历史时要有严肃而客观的态度，保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多种材料出发，文史皆察，正史野史相结合，努力地接近“历史1”。
在吕伯奢案中，虽然曹操的负面形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断加深，但其实所有记载都没有脱离曹操的本质身份—“奸雄”，而对曹操的描绘还是从他本身的性格特点和实际出发，他身上既“奸”且“雄”的特点在各个不同时期的记载中普遍存在。这种不同作品的普遍性便有可能使我们接近历史人物的本来面貌，得到较为客观而全面的认识。
结语：
“越往事千年，魏武挥鞭”。对一个历史人物产生全面而客观的认识，需要我们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从人物所处的时代出发，采取客观公正的态度。对曹操来说，我们要看到他的雄才大略，他在中国政治发展史上的卓越贡献；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他的残暴和奸诈。时间是最好的见证者，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无论是谁，历史和人民最终都会给他最公正的评价。
参考文献：
[1][明]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全二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88-89.
[2][南朝]裴松之.裴松之注三国志[M].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 2..
[3][明]罗贯中. 三国演义[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38.
[4]刘知几著， 刘占召评注. 史通评注[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0： 331-344.
[5]童庆炳. “历史3”——历史题材文学创作的历史真实[J].人文杂志， 2005，5： 74-78.
[6][晉]陈寿. 三国志[M].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1： 31.
[7]吴晗.灯下集· 谈曹操[M].北京： 新知三联书店，1979：127.
[8]实厚. 谈曹操的经济政策和恤民措施[J].领导科学， 1987， 10： 40-41.
[9]赵昆生. 析曹操“破浮华交会之徒”与“唯才是举”[J].重庆师院学报， 2002，4： 6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