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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送我上青云》这部女性电影讲述了女主人公盛男在面对死亡时试图突破困境、寻找自我的过程，刻画了一组真实鲜活的社会人物群像。本文通过分析影片中两位极具代表性的女性形象和与女性形象非二元对立的男性形象，解读两性之间的复杂关系，并分析当下女性面临的困境及影片表达的女性意识。
关键词：女性主义;女性电影;女性意识;《送我上青云》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1）07-00-02
西方女性主义思潮传入中国以后，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焕发出新生机，“国内女性电影也在觉醒中与时代同行”[1]。“女性电影”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莫里·哈斯克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学者应宇力在《女性电影史纲》一书中将“女性电影”定义为“由女性执导、以女性话题为创作视角的并且带有明确女性意识的电影、录像、DV和多媒体实验作品”[2]。近年来，电影市场上出现了许多口碑不错的女性电影，如文晏的《嘉年华》、白雪的《过春天》、杨荔娜的《春潮》和滕丛丛的《送我上青云》等。《送我上青云》是女性导演滕丛丛的处女作，于2019年8月16在中国内地上映，这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女性电影。影片从女性世界的角度讲述主角盛男（姚晨饰演）在发现自己罹患卵巢癌后，为了赚取手术费决定赴深山老林给商人李平之父写传记，开启了一段寻求爱欲与自我的旅程，最终在困境中达成了与自我的和解。本文对盛男母女和诸多男性形象进行分析，探究影片中表现的女性在当下社会面临的困境，进一步挖掘影片传达的女性意识。
1 影片中的女性形象分析
1.1 盛男
《送我上青云》的主角盛男是一名有理想、有正义感的大龄单身女记者，影片以她为了给商人李平写一篇“救火英雄”的新闻报道，经过现场勘查后发现那是一起人为纵火事件为开篇，之后，她又因制止盗窃行为被威胁和袭击，这两个事件充分凸显了盛男充满正义感的性格特征。在盛男被检查出患有卵巢癌后，为了筹措30万元的手术费，接下了为商人李平之父写传记的任务，在完成任务期间，她遇到了以为是灵魂伴侣的刘光明，手术会导致她无法享受性爱，因此盛男大胆向刘光明表达了想法，表面儒雅风趣的刘光明在得知她的病情后落荒而逃。盛男原本是一个独立且敢于表达自我的女性，但是在影片中的男性看来，她不过是一个跑业务的剩女，路人在对话中说“只要过了27岁没结婚的一概都是大龄剩女”，李平认为盛男记者的工作就是跑业务，这些女性因为婚恋状况所受到的舆论压力和在职场中所受的歧视都印证了李银河所说的“女性在全世界范围内是一个受压迫、受歧视的等级”[3]，社会对于女性的偏见可以用西蒙娜·德·波伏娃所言的女性“第二性”和“他者”地位[4]进行解释。
1.2 梁美枝
盛男的母亲梁美枝是一个没有独立意识的女性，她原本是工厂女工，在19岁嫁给当时是厂长的盛男父亲后，便辞了工作成为家庭主妇。角色理论指出，当女性的家庭与工作双重角色发生冲突时，“女性的工作角色往往要服从于家庭角色。女性因此丧失了大量的工作和升迁的机会，致使女性干事业的动力降低”[3]。随着放弃工作、结婚生子，梁美枝成为了盛男父亲的附属品，因为没有经济能力，她在丈夫出轨女儿同学长达十年的情况下无能为力，除此之外，她也算不上一个称职的母亲，在盛男小时候生病时怪盛男浪费她的时间，在盛男10岁第一次坐飞机呕吐时嫌她丢人，甚至在得知盛男的病情时漠不关心，指责盛男不将病情和父亲出轨的事情告诉自己，这些都正如她自己所说的：“我19岁生的你，我怎么知道教育孩子啊？”
盛男母女代表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女性。盛男着装偏中性，大多数时候都素面朝天，性格极为独立，纵使到二十七八岁不结婚不被家人理解，也扛住压力只身奋斗。梁美枝则十分在意自己的外表，总是浓妝艳抹，她在自己心智尚未成熟的年纪早早结婚生子、脱离社会生活，因此没有给盛男良好的家庭环境和家庭教育，之后的几十年一直依附丈夫生活，即使在打算离家出走、寻找自我的时候还是追随着女儿。不论是有着怎样不同身份、经历与性格，作为女性的她们都在自身的困境之中挣扎着。
2 非二元对立的男性形象
尽管《送我上青云》是一部以女性为主角的电影，但其中不乏鲜明的男性角色，这些男性角色给主角盛男带来的既有苦难，也有帮助与启发，电影试图在非二元对立的两性关系中反映当下女性的困境。
2.1 盛男父亲与商人李平
盛男的父亲和商人李平都是作为伤害盛男的形象出现的。盛男的父亲在盛男的成长过程中始终处于缺席状态，在盛男长大后，他出轨盛男的同学，长期向盛男要钱以还贷款，在盛男打架受伤时只关心输赢而不关心她的伤情。商人李平自始至终都对盛男的工作不屑一顾，认为自己给了盛男一份工作就是她的衣食父母，他和四毛等其他男人一起在温泉中悠然地泡澡而让盛男等候在外的情景，可以窥见李平骨子里对女性的轻视。盛男父亲的不负责任和缺位使得盛男几乎感受不到来自原生家庭的爱，间接导致了盛男性格上的某些缺陷，而商人李平对盛男盛气凌人的态度则表现出盛男作为女性在职场中面临的歧视。
2.2 四毛、疯子与刘光明
四毛是盛男的同事，在盛男向他借手术费时，他认为日后盛男无法将钱还给他而断然拒绝，而他将写自传的工作介绍给盛男时，一方面是念及往日情谊，但更多的是为了巴结商人李平，找到获得财富的机会，正如他自己在影片中坦言的那样，他做记者并不是为了每月几千块钱的工资，而是“为了将来成为有钱人铺路”。在盛男因为担心手术后不再能获得性快感提出想与四毛发生关系时，四毛用“你还没有经历过像我这么好的，你一旦经历了，你一定会很难熬”这样的说辞拒绝盛男，转头与相识不久的女性同床共枕。尽管四毛带给了盛男诸多伤害，但他却是唯一真正向盛男伸出援手的人。疯子这个角色一共出现了两次，一次是在电影开头，盛男去往着火的山上勘察，找到了人为纵火的证据，却被疯子一脚踢下山;另一次是她被疯子一脚踢到肚子，去医院检查得知自己身患卵巢癌。在影片末尾，盛男再次登上那座山，疯子对她说了两次“我爱你”，这也使得她感受到久违的“爱”。刘光明这个角色在出现的时候，对盛男而言是白月光一般的存在，使得盛男原本如一潭死水的心泛起波澜，盛男遇见他时以为自己找到了灵魂伴侣，但后来才发现他是一个虚伪、自卑的已婚男人，这对盛男而言无疑是巨大的欺骗。 对盛男来说，四毛、疯子和刘光明并非绝对的敌人或友人，他们既给过盛男伤痛也直接或间接地给她提供过帮助，他们并不是站在盛男对立面的男性，而是与她一样在自身困境中挣扎的男人。
2.3 李平之父
李平的父亲是一个看破尘世、心无挂碍的老者，也是盛男所写自传的主人公。李平之父疾病缠身，为了多活两年在深山中辟谷，但他同时清楚地知道科学和哲学都无法解决人类对死亡的恐惧。李老告诉盛男，让她为自己写自传是为了让儿子和亲人开心，尽其所能地为亲人做点什么，他所说的“你妈妈那么年轻，她就更难了，将来几十年怎么熬过去啊？”这句话让盛男瞬间理解了母亲的处境，解开了对母亲的心结。李老遇见盛男的母亲后，原本平静的心再次“起心动念”，让儿子李平接他下山大快朵颐，正如他自己所说，“人生在世，不过食色二字”。最后他让盛男在为他而作的自传结尾写“爱欲是人的生死之门，我从哪来，还回哪去”，李老的所做所言让盛男对生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在片中，李老是一个拯救盛男的智者形象，他不动声色地让盛男与母亲、与她自己达成了和解。
3 女性困境的表现与女性意识的表达
导演滕丛丛对当下社会中的女性有着细致的观察，对女性面临的困境有着深切的同情和独到的理解，因此她想要通过电影表达的意义是丰富的，为电影设立了宏大的目标，她试图在《送我上青云》这部电影中通过盛男的经历将女性的困境进行集中表现，同时借盛男这一角色传递女性意识。
3.1 女性困境的影像化呈现
主人公盛男的名字可理解为“胜男”，这个名字看似是父母对其寄予了厚望，实则是“女性不如男性”这一观念的表现，同时“盛男”这一名字正如电影中她的着装一样，消弭了女性特征。另一部2020年上映的由杨荔钠导演的女性电影《春潮》，女主人公郭建波（郝蕾饰演）跟盛男一样是一个名字偏男性化的女记者，这两部电影对主人公名字和职业的设定都具有特殊的符号意义。地位期望理论指出“男女两性进入性别混合的目标动力群体时，由于群体对男性的期望值高于女性，就降低了女性在群体互动中的信心、威望和权力。如果某位女性向反潮流而动，群体内的两性都会反对她，敌视她。”[3]在这个对男性期望普遍高于女性的社会中，女性想要获得成功与尊重将遭遇重重阻力，盛男和郭建波为了通过努力自力更生一直在压抑自己对美的诉求，她们隐藏在男性化名字之下的女性身份更像是对“地位期望”抗争之后的无奈妥协，这正是当下职场女性常常面临的困境体现。
除此之外，盛男所承受的原生家庭之痛、社会舆论之伤也是当今社会女性普遍遭遇的困境。近年来，许多热播剧中的女性角色都遭受着原生家庭带来的伤痛，如《欢乐颂》中的樊胜美（蒋欣饰演）、《都挺好》中的苏明玉（姚晨饰演）、《安家》中的房似锦（孙俪饰演），电影《春潮》更是集中体现了中国一个三代人家庭的故事与在时代背景下的原生家庭之痛，这些影视作品对“原生家庭”这一主题的着重描写，都是为了突出当前社会中女性的生长环境之恶劣，揭示原生家庭的不幸对女性成长产生的影响。如今充斥的“剩女”言论，一方面在不断增加女性的生存焦虑，另一方面也在刺痛着那些努力追求上进的女性的内心。在社会的普遍认知中，“剩女”指的是高学历、高收入，27岁后在婚姻上没有理想归宿的一类女性，这一词条曾在2007年被收入教育部发布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的汉语新词之列。尽管在2017年“剩女”一词被《中国妇女报》列为性别歧视类禁用词，但与之相伴的女性歧视并未消失，将女性的成就与婚姻状况捆绑起来的观念在广大民众的思想中根深蒂固。《送我上青云》这一影片中的盛男是一位博士在读的女记者，但在她母亲看来，不过是一个“这么能干，怪不得找不到男朋友”的女儿，这种来自亲人和社会的舆论常常是女性获得更高成就的羁绊。
3.2 影片中的女性意識
学者乔以钢认为女性意识有其内外两方面的含义，对内指的是“以女性的眼光洞悉自我，确定自身本质、生命意义及其在社会中的地位”[5]，对外指的是“从女性的角度出发审视外部，并对其加以富于女性生命特色的理解和把握”[5]。导演滕丛丛在借盛男集中表现女性困境的同时，也在借这一角色表达女性意识，尽管盛男是一个生活在重重困境中的女性，但她却始终坚毅勇敢，面对自身的欲望，她大胆表达;她洞悉自我，清楚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健康时愿为理想奋斗，患病时也愿为获得生命的存续而做出让步;她在面对外部环境和男性时，深知自己不能以二元对立的态度去相处，在不断寻求与外部、与自己和解的方式，最后在李老的引导下，达成了这种和解。影片中包含着女性对性与爱、生命与尊严、死亡与孤独的思考，还包含着女性对自身价值的探求、对自我定义的追寻，是切切实实的女性意识表达。
4 结语
《送我上青云》这部电影以盛男这一角色为当代女性的缩影，通过展现她与母亲及多个男性角色的关系，集中呈现了当前社会中女性普遍面临的家庭、职场、疾病等问题，并通过盛男为突破困境所做出的反抗与斗争表达出独特的女性意识。影片中诸多男性角色与盛男之间的关系呈现是导演尝试发现非对立的两性关系新可能的体现，尤其是盛男最后在李老的引导下，实现了与父母、与自己的和解，预示着两性步入和谐后的理想状态。然而电影采用了很多雾与山的意象，最终设置的也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局，这都是在暗示现实中面对同样遭遇的女性未必都能冲破困境、寻找到真正的自我，女性追求自由与平等的道路仍然迷雾重重。除了对女性困境的表现，电影更想留给大家的是关于女性主义未来如何发展的问题，启发未来的女性电影更加大胆地解构与重构女性主体。
参考文献：
[1] 王春侠，蔡琦.《送我上青云》：新时期中国女性意识的银幕投射[J].电影评介，2019（22）：40-43.
[2] 应宇力.女性电影史纲[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1.
[3] 李银河.女性主义[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1，2.
[4] [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11.
[5] 乔以钢，林丹娅.女性文学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8.
作者简介：濮文曦（1996—），女，江苏常州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关键词：女性主义;女性电影;女性意识;《送我上青云》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1）07-00-02
西方女性主义思潮传入中国以后，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焕发出新生机，“国内女性电影也在觉醒中与时代同行”[1]。“女性电影”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莫里·哈斯克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学者应宇力在《女性电影史纲》一书中将“女性电影”定义为“由女性执导、以女性话题为创作视角的并且带有明确女性意识的电影、录像、DV和多媒体实验作品”[2]。近年来，电影市场上出现了许多口碑不错的女性电影，如文晏的《嘉年华》、白雪的《过春天》、杨荔娜的《春潮》和滕丛丛的《送我上青云》等。《送我上青云》是女性导演滕丛丛的处女作，于2019年8月16在中国内地上映，这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女性电影。影片从女性世界的角度讲述主角盛男（姚晨饰演）在发现自己罹患卵巢癌后，为了赚取手术费决定赴深山老林给商人李平之父写传记，开启了一段寻求爱欲与自我的旅程，最终在困境中达成了与自我的和解。本文对盛男母女和诸多男性形象进行分析，探究影片中表现的女性在当下社会面临的困境，进一步挖掘影片传达的女性意识。
1 影片中的女性形象分析
1.1 盛男
《送我上青云》的主角盛男是一名有理想、有正义感的大龄单身女记者，影片以她为了给商人李平写一篇“救火英雄”的新闻报道，经过现场勘查后发现那是一起人为纵火事件为开篇，之后，她又因制止盗窃行为被威胁和袭击，这两个事件充分凸显了盛男充满正义感的性格特征。在盛男被检查出患有卵巢癌后，为了筹措30万元的手术费，接下了为商人李平之父写传记的任务，在完成任务期间，她遇到了以为是灵魂伴侣的刘光明，手术会导致她无法享受性爱，因此盛男大胆向刘光明表达了想法，表面儒雅风趣的刘光明在得知她的病情后落荒而逃。盛男原本是一个独立且敢于表达自我的女性，但是在影片中的男性看来，她不过是一个跑业务的剩女，路人在对话中说“只要过了27岁没结婚的一概都是大龄剩女”，李平认为盛男记者的工作就是跑业务，这些女性因为婚恋状况所受到的舆论压力和在职场中所受的歧视都印证了李银河所说的“女性在全世界范围内是一个受压迫、受歧视的等级”[3]，社会对于女性的偏见可以用西蒙娜·德·波伏娃所言的女性“第二性”和“他者”地位[4]进行解释。
1.2 梁美枝
盛男的母亲梁美枝是一个没有独立意识的女性，她原本是工厂女工，在19岁嫁给当时是厂长的盛男父亲后，便辞了工作成为家庭主妇。角色理论指出，当女性的家庭与工作双重角色发生冲突时，“女性的工作角色往往要服从于家庭角色。女性因此丧失了大量的工作和升迁的机会，致使女性干事业的动力降低”[3]。随着放弃工作、结婚生子，梁美枝成为了盛男父亲的附属品，因为没有经济能力，她在丈夫出轨女儿同学长达十年的情况下无能为力，除此之外，她也算不上一个称职的母亲，在盛男小时候生病时怪盛男浪费她的时间，在盛男10岁第一次坐飞机呕吐时嫌她丢人，甚至在得知盛男的病情时漠不关心，指责盛男不将病情和父亲出轨的事情告诉自己，这些都正如她自己所说的：“我19岁生的你，我怎么知道教育孩子啊？”
盛男母女代表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女性。盛男着装偏中性，大多数时候都素面朝天，性格极为独立，纵使到二十七八岁不结婚不被家人理解，也扛住压力只身奋斗。梁美枝则十分在意自己的外表，总是浓妝艳抹，她在自己心智尚未成熟的年纪早早结婚生子、脱离社会生活，因此没有给盛男良好的家庭环境和家庭教育，之后的几十年一直依附丈夫生活，即使在打算离家出走、寻找自我的时候还是追随着女儿。不论是有着怎样不同身份、经历与性格，作为女性的她们都在自身的困境之中挣扎着。
2 非二元对立的男性形象
尽管《送我上青云》是一部以女性为主角的电影，但其中不乏鲜明的男性角色，这些男性角色给主角盛男带来的既有苦难，也有帮助与启发，电影试图在非二元对立的两性关系中反映当下女性的困境。
2.1 盛男父亲与商人李平
盛男的父亲和商人李平都是作为伤害盛男的形象出现的。盛男的父亲在盛男的成长过程中始终处于缺席状态，在盛男长大后，他出轨盛男的同学，长期向盛男要钱以还贷款，在盛男打架受伤时只关心输赢而不关心她的伤情。商人李平自始至终都对盛男的工作不屑一顾，认为自己给了盛男一份工作就是她的衣食父母，他和四毛等其他男人一起在温泉中悠然地泡澡而让盛男等候在外的情景，可以窥见李平骨子里对女性的轻视。盛男父亲的不负责任和缺位使得盛男几乎感受不到来自原生家庭的爱，间接导致了盛男性格上的某些缺陷，而商人李平对盛男盛气凌人的态度则表现出盛男作为女性在职场中面临的歧视。
2.2 四毛、疯子与刘光明
四毛是盛男的同事，在盛男向他借手术费时，他认为日后盛男无法将钱还给他而断然拒绝，而他将写自传的工作介绍给盛男时，一方面是念及往日情谊，但更多的是为了巴结商人李平，找到获得财富的机会，正如他自己在影片中坦言的那样，他做记者并不是为了每月几千块钱的工资，而是“为了将来成为有钱人铺路”。在盛男因为担心手术后不再能获得性快感提出想与四毛发生关系时，四毛用“你还没有经历过像我这么好的，你一旦经历了，你一定会很难熬”这样的说辞拒绝盛男，转头与相识不久的女性同床共枕。尽管四毛带给了盛男诸多伤害，但他却是唯一真正向盛男伸出援手的人。疯子这个角色一共出现了两次，一次是在电影开头，盛男去往着火的山上勘察，找到了人为纵火的证据，却被疯子一脚踢下山;另一次是她被疯子一脚踢到肚子，去医院检查得知自己身患卵巢癌。在影片末尾，盛男再次登上那座山，疯子对她说了两次“我爱你”，这也使得她感受到久违的“爱”。刘光明这个角色在出现的时候，对盛男而言是白月光一般的存在，使得盛男原本如一潭死水的心泛起波澜，盛男遇见他时以为自己找到了灵魂伴侣，但后来才发现他是一个虚伪、自卑的已婚男人，这对盛男而言无疑是巨大的欺骗。 对盛男来说，四毛、疯子和刘光明并非绝对的敌人或友人，他们既给过盛男伤痛也直接或间接地给她提供过帮助，他们并不是站在盛男对立面的男性，而是与她一样在自身困境中挣扎的男人。
2.3 李平之父
李平的父亲是一个看破尘世、心无挂碍的老者，也是盛男所写自传的主人公。李平之父疾病缠身，为了多活两年在深山中辟谷，但他同时清楚地知道科学和哲学都无法解决人类对死亡的恐惧。李老告诉盛男，让她为自己写自传是为了让儿子和亲人开心，尽其所能地为亲人做点什么，他所说的“你妈妈那么年轻，她就更难了，将来几十年怎么熬过去啊？”这句话让盛男瞬间理解了母亲的处境，解开了对母亲的心结。李老遇见盛男的母亲后，原本平静的心再次“起心动念”，让儿子李平接他下山大快朵颐，正如他自己所说，“人生在世，不过食色二字”。最后他让盛男在为他而作的自传结尾写“爱欲是人的生死之门，我从哪来，还回哪去”，李老的所做所言让盛男对生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在片中，李老是一个拯救盛男的智者形象，他不动声色地让盛男与母亲、与她自己达成了和解。
3 女性困境的表现与女性意识的表达
导演滕丛丛对当下社会中的女性有着细致的观察，对女性面临的困境有着深切的同情和独到的理解，因此她想要通过电影表达的意义是丰富的，为电影设立了宏大的目标，她试图在《送我上青云》这部电影中通过盛男的经历将女性的困境进行集中表现，同时借盛男这一角色传递女性意识。
3.1 女性困境的影像化呈现
主人公盛男的名字可理解为“胜男”，这个名字看似是父母对其寄予了厚望，实则是“女性不如男性”这一观念的表现，同时“盛男”这一名字正如电影中她的着装一样，消弭了女性特征。另一部2020年上映的由杨荔钠导演的女性电影《春潮》，女主人公郭建波（郝蕾饰演）跟盛男一样是一个名字偏男性化的女记者，这两部电影对主人公名字和职业的设定都具有特殊的符号意义。地位期望理论指出“男女两性进入性别混合的目标动力群体时，由于群体对男性的期望值高于女性，就降低了女性在群体互动中的信心、威望和权力。如果某位女性向反潮流而动，群体内的两性都会反对她，敌视她。”[3]在这个对男性期望普遍高于女性的社会中，女性想要获得成功与尊重将遭遇重重阻力，盛男和郭建波为了通过努力自力更生一直在压抑自己对美的诉求，她们隐藏在男性化名字之下的女性身份更像是对“地位期望”抗争之后的无奈妥协，这正是当下职场女性常常面临的困境体现。
除此之外，盛男所承受的原生家庭之痛、社会舆论之伤也是当今社会女性普遍遭遇的困境。近年来，许多热播剧中的女性角色都遭受着原生家庭带来的伤痛，如《欢乐颂》中的樊胜美（蒋欣饰演）、《都挺好》中的苏明玉（姚晨饰演）、《安家》中的房似锦（孙俪饰演），电影《春潮》更是集中体现了中国一个三代人家庭的故事与在时代背景下的原生家庭之痛，这些影视作品对“原生家庭”这一主题的着重描写，都是为了突出当前社会中女性的生长环境之恶劣，揭示原生家庭的不幸对女性成长产生的影响。如今充斥的“剩女”言论，一方面在不断增加女性的生存焦虑，另一方面也在刺痛着那些努力追求上进的女性的内心。在社会的普遍认知中，“剩女”指的是高学历、高收入，27岁后在婚姻上没有理想归宿的一类女性，这一词条曾在2007年被收入教育部发布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的汉语新词之列。尽管在2017年“剩女”一词被《中国妇女报》列为性别歧视类禁用词，但与之相伴的女性歧视并未消失，将女性的成就与婚姻状况捆绑起来的观念在广大民众的思想中根深蒂固。《送我上青云》这一影片中的盛男是一位博士在读的女记者，但在她母亲看来，不过是一个“这么能干，怪不得找不到男朋友”的女儿，这种来自亲人和社会的舆论常常是女性获得更高成就的羁绊。
3.2 影片中的女性意識
学者乔以钢认为女性意识有其内外两方面的含义，对内指的是“以女性的眼光洞悉自我，确定自身本质、生命意义及其在社会中的地位”[5]，对外指的是“从女性的角度出发审视外部，并对其加以富于女性生命特色的理解和把握”[5]。导演滕丛丛在借盛男集中表现女性困境的同时，也在借这一角色表达女性意识，尽管盛男是一个生活在重重困境中的女性，但她却始终坚毅勇敢，面对自身的欲望，她大胆表达;她洞悉自我，清楚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健康时愿为理想奋斗，患病时也愿为获得生命的存续而做出让步;她在面对外部环境和男性时，深知自己不能以二元对立的态度去相处，在不断寻求与外部、与自己和解的方式，最后在李老的引导下，达成了这种和解。影片中包含着女性对性与爱、生命与尊严、死亡与孤独的思考，还包含着女性对自身价值的探求、对自我定义的追寻，是切切实实的女性意识表达。
4 结语
《送我上青云》这部电影以盛男这一角色为当代女性的缩影，通过展现她与母亲及多个男性角色的关系，集中呈现了当前社会中女性普遍面临的家庭、职场、疾病等问题，并通过盛男为突破困境所做出的反抗与斗争表达出独特的女性意识。影片中诸多男性角色与盛男之间的关系呈现是导演尝试发现非对立的两性关系新可能的体现，尤其是盛男最后在李老的引导下，实现了与父母、与自己的和解，预示着两性步入和谐后的理想状态。然而电影采用了很多雾与山的意象，最终设置的也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局，这都是在暗示现实中面对同样遭遇的女性未必都能冲破困境、寻找到真正的自我，女性追求自由与平等的道路仍然迷雾重重。除了对女性困境的表现，电影更想留给大家的是关于女性主义未来如何发展的问题，启发未来的女性电影更加大胆地解构与重构女性主体。
参考文献：
[1] 王春侠，蔡琦.《送我上青云》：新时期中国女性意识的银幕投射[J].电影评介，2019（22）：40-43.
[2] 应宇力.女性电影史纲[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1.
[3] 李银河.女性主义[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1，2.
[4] [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11.
[5] 乔以钢，林丹娅.女性文学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8.
作者简介：濮文曦（1996—），女，江苏常州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