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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二○○八年起，作为“草台班”的成员，我开始接触并参与到由日本导演大桥宏创办的“亚洲相遇”项目。每年夏末来自亚洲各地的参与者都会相聚日本，用一周多的时间创作及演出，讲述许多相似乃至共通的历史和现实困境。这样的剧场演出没有剧本、角色和对话，没有复杂的道具、华美的舞台和灯光。当观众近在咫尺时，这些外表略显不同的人，用各异的身体语言，让观众看到真挚生命的绽放和政治历史的印刻在他们身上的痕迹。用大桥的话说就是，“每个人，每个人都必须要去面对这狭路相逢的瞬间”。近几年，由这样的创作方式带动的作品不仅在日本，还巡演至亚洲各地。
——引文
九月的日本大半是艳阳天，从高田马场地铁口出来到Proto剧场要走十多分钟的路程。一路上的各色饮食铺子很多年没啥变化，但总觉得橱窗上标示的价格较往年便宜很多，不知是日本经济不好，还是上海急速提升的物价拉高了我的消费指数。这个位于早稻田大学附近的小剧场真的很小，只能容纳六十位左右的观众，可已经存在三十多年。演出或者排练结束，剧场的主人大桥宏总是适时地制止大伙的喧闹，怕会吵到住在楼上的房东一家。
这次到东京，是参与名为“亚洲相遇”的剧场项目。来自台北、香港、班加罗尔、上海、釜山、东京等九个地区的不同职业、不同背景的成员将在此生活一个月，共同创作一出名为NOWHERE的肢体戏剧，并在日本、印度和印尼演出。而演员在舞台上要做一件最基本的事——搬石头。
对石头不陌生。连着好几年演戏都要用到石头，带着上路太沉，只能到当地现找。久而久之寻出些经验来，像德国、台湾、香港这些秩序井然之处，找石头不容易。反之，在印度，那些长了皱纹、裂了口子的大小街道，石头随便挑。日本是个有其特定规矩的地方，在马路上找个垃圾桶都很难，石头就更不谈了。可就在我们剧场周围的居民区内，在屋前、院后开辟出来的那种方寸大小的花园里，植物被打理得郁郁葱葱，屋主人一般都会搭配一两块或朴实或长满青苔的石头，主人的喜好和趣味在此展露。对此，我们当然不忍顺手牵羊，只有感叹造物主的公平。
剧场内裸露的水泥地面上堆了一溜各色石头，我们每天的工作就是去触摸它们，感知它们，带着它们移动，或者由它们带着我们行动。演员在此出戏里谁也不是主角，石头才是。慢慢地，我似乎真的能够用手、用肘、用肩膀、用腰背等不同的肌肉去感受石头的重量；感受因为质感、颜色、形状等因素而带出的不同石头的性格；感受石头的快乐和愤怒，感受它想要站立或移动的动力——被微风轻抚的石头，被狂风裹挟的石头，被溪流卷动的石头，从高处落下的石头，在地震中翻滚破裂的石头，在海啸中被淹没的石头。
毕竟每天搬的是真石头，没两天整个人腰背手臂的肌肉就都好像是别人的了。每回挑选的石头也越来越小，似乎再也没有力气去支撑住它。然而吊诡的是，你选择的石头越小，你越感受不到石头的重量，想要表现出各种不同的石头运动的轨迹就越难，需要调动更多身体能量和肌肉的力量才能够做到。此时已极度疲惫的肉体，在坚强意志和专注力的逼迫下撑起了一种迥异的身体状态。真的是石头在告诉我说它要翻滚吗？还是我先石头一步已在翻滚？到底是身体带动意识，还是意识带动身体？我和石头的交流、与场上其他演员的交流比往常更顺畅，身体动作与大脑意识似乎已浑然一体。好几年的剧场训练，在那刻似乎有了一种终极体验。这样的感触是我以往不曾有过的，那样的特殊、玄妙，在此后的演出排练中也不是刻意想要找，就能找到的。突然想起，一起演出的日本舞踏演员原田拓已，他通常会在演出前做很长时间的暖身。也听说过日本暗黑舞踏鼻祖土方巽等人，会在演出前几天或演出当天禁食的例子。这样的行为或方法，似乎都是为了在演出前消耗完身体的能量，达成一个空的、不平常的敏感身体，为之后意志的注入、灵与肉的完美结合打好基础。
平时，我和上海同去的伙伴玲娜住在一间超迷你的自助式公寓里。为了方便，我经常去剧场附近买既便宜又好吃的鱼生饭，在那儿也会经常遇到其他演员，大家相视而笑，如同寻获了对方的秘密煞是高兴。但因为实在便宜，也被人告诫要小心，不知这些鱼的捕获地是否会来自或者逼近日本核辐射泄漏区域。一天清晨，大约七点光景，我被突如其来的强烈晃动给唤醒，恍惚意识到是地震。玲娜也醒了，她需要确认身体的摇晃来自现实还是梦境。突然间紧张的气氛呼啦一下冒出头来，大家睡意全消。但还好是有惊无险，到剧场，我们这些外国人带着小兴奋讲述各自感受到的晃动，而日本成员大都客气浅笑，见怪不怪吧。当晚排练，原田拓已赤裸上身在一个水桶里浸洗自己的头发，突然间他转换身体动态，使尽全部力量用毛巾开始抽打，水滴四溅，地面发出惨烈的叫声。我没有问原田，但他似乎在用如此日常、美丽又残酷的方式让我重新理解地震、海啸和日本的关系——不惧毁灭，甚至能从容地欣赏毁灭。而我们手中的石头，我们脚下的石头，我们熟视无睹的石头，却成为亿万年生来死往的见证。
“石头，是一个死去世界的骨骸，我们无法承受的梦想的碎片。石头吞啮时间，却无法被空间消化。它以沉默接受一切，又以自身的重量抗拒一切。几百万年间，它们观看、聆听、感受宇宙的膨胀。它们的身体，紧紧贴近它们的心灵。……”场场演出玲娜都会嘶吼着，用尽全部力气读她写的这段中文独白。不知台下的日本观众是否能从这种声音及身体状态里感受到一些什么。而我，每当此时总会感到很多人的生命和历史正随着这些石头延展开来，进入另一个时空纬度。
我们行程的第二站班加罗尔是印度南部的一座大城市，此地位于近一千米海拔的丘陵脊顶上，气温舒适并常年有雨水滋润。这里也因为高科技产业的兴盛，被誉为“印度硅谷”。但这里绝对不是你想象中的美国硅谷或者上海的张江高科的样貌。每天出租车载我们经过嘈杂的街道，时间长了，屁股颠得生疼，鼻腔里溢满了来自尘土的气息。到处是废墟，到处是被大石板圈起但野草肆虐的空地，到处是庙宇集会，到处是牛、乌鸦和狗在吃着垃圾，到处是混乱的建设工地。那些建筑工地上甚至会晾晒妇女的纱丽，赤膊的小孩在扬起的沙土中乱跑。这和我们在日本看到的如搭建房模般的造楼的方法简直就是两个秩序的极端。虽说如此的脏乱差，但我倒不像同伴眼光中的绝望，总觉得这种热闹里，这种人、神、畜共处的景象伴有一种生趣。 这次到印度非常幸运，朋友塔说有人可以到他母亲家住，我当然求之不得，盼着可以打入基层，去早点认识这个复杂的地方。当晚，塔妈妈就开着小车豪放地在各种形态的路上狂驶，把舟车劳顿的一车人颠睡着又颠醒。揉着惺忪的眼睛，才发现她的家在一条泥泞小路的尽头，是一大片荒地边长出的一处高档小区，车库、电梯、健身房、游泳池、游乐园等设施俱全。塔妈妈年近花甲，但精力旺盛，人也热心。闲时帮忙带带儿孙，但她的主职是在一所学校当绘画老师。每天上午，她会给我们安排各项活动：参观小区的种植；给我们讲她怎么用水果皮、烂蔬菜积肥；也教我们烙各种各样的印度米饼、面饼；给我们讲解印度石窟；带我们走访她的学校；她还让我们教她写中文。塔妈妈告诉我们，她是在四十多岁时才继续修完了大学课程“佛教故事从印度到中国的传播”，真是个好奇心重又惹人喜爱的老妈妈。
往后的日子，我们几乎每天都这样颠进颠出。有一回玲娜说，班加罗尔的亚热带植被让她想起昆明，甚至这种野蛮的建设也有某些相似之处。在一旁的香港友人马上用夹杂着广东腔的普通话插道，“印度跟大陆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一样，你们以前也是这样乱哄哄的吧。路到处都不平，乱七八糟的……”我没吱声，却不怎么认同她的这番带着优越感的论调。她把滞后等同于落后，并且只要是落后，就一定存在着相同的表象和本质。在我的记忆里，小时候的日子虽不如现在富裕，但路归路，桥归桥，到处都是整洁干净的，人和这个世界的相处之道和现在完全不同，有一种不同于现代都市的潜在道德感在平衡着这些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和眼前印度的复杂情形并不是用时间差就可以比较的。在印度这个贫富差距悬殊的国家里，你可以前一步迈进高档剧院，下一脚踩入贫民窟的边缘。曾听印度朋友讲，其实以目前的经济水平，很多人完全是有能力开豪车住公寓的。他们白天穿西装打领带去公司上班，放工后却愿意住在桥洞里，或在一个破旧的铁皮房子里，吃素食，过简朴的生活。简单来讲，其中有我们不那么容易看透的生活哲学。这样用一辈子的时间去完成对自己的一种约定，和某些人选择周末或者假期去耕地、吃有机蔬菜，选择天然的化妆品、偶尔瑜伽素食排毒这样的中产阶级雅痞生活还是有区别的。
我们此次表演的地方距班加罗尔市区大约一小时的车程，是一个质朴的供身体和心理修行的居所，也提供给外来者举办讲座和活动。原想选在户外表演，但当地人说这里连着很多天的傍晚都下大雨，我们只能挑了一个半封闭的室内环境。只因去年已领教过印度人民的印度时间，知道其中厉害，这次很多时间安排上会提前，或预留一些等待空间。但现实情况总是更糟糕，白天的排练，总会因为设备或者技术的原因让全体成员等待。正式演出的开场时间，也总是要等待姗姗来迟的印度观众。如果你问：“到底还要多久？”大多数的印度人不会说一个具体的数字，而会答，“一会儿就好，很快就开始”，给一个让你很期待的答案，但实情却总不是这样。有天晚上，我们耐足性子等了三小时，预订的出租车依旧没有出现。
第二天，有些生气地和印度朋友讨论他们的时间观念。他左右晃动着脑袋说，“等不是比什么都快乐的事情吗？如果按时到了，那各种想象之类的快乐不就没有了吗？事物运行的逻辑如果这样就可以解决的话，何必再谈别的呢？所以，等这件事本身确实是非常好的事情。”想想似乎真是这样，在那个夜晚，下着惊人的大雨，我在那个狭小并四面漏着风的门房见识了印度人燃烧椰子壳驱蚊的方法，虽然也被熏得够呛。在等待的那几个小时里，我们诸位焦虑得一言不发，而一句英语不通的那个印度门房却热情地给我们让座，一会儿一条浑身湿透的大狗跑了进来，青蛙和癞蛤蟆也来了，壁虎、小虫子也都进来躲雨。他也总是和颜悦色地对待它们。如果你问我记忆中的美好夜晚，我觉得这绝对算是一个。
如果看过印度人做事，你马上会明白，他们具有完全不同的时间观。记得在印度正式演出的前一天，有人来通知，明早有一个仪式在我们租用的空间举行，大伙一脸愕然，对方给出的理由是仪式都是在那儿举行的。一早，我们就看到这家修行所的很多年轻女性都精心打扮过，统一的纱丽，头发上插了串花。她们还用各色花朵在地上摆了漂亮的图案。可已经接近中午十二点，仪式还是没有开始的迹象。因为担心演出前的排练，大家只好分头去问何时开始何时结束，以便于安排剩下的时间，但却是无功而返。“哦，呵呵！该开始的时候，你们就知道了。”我问的那位黑脸大叔说完这句颇具哲理的话，就继续干他的活了。剩下我们，只能看着他们慢悠悠地忙东忙西。我眼前的这些人真的没有时间观念吗？还是他们不喜欢现代世界的这种计时方式？恒河所象征的所谓更悠久的时间观念，对印度人的影响到底有多深远？
记起塔妈妈曾告诉我，她喜欢植物，为了退休后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几乎花了全部积蓄在离家五十公里外的地方买了一块田，希望退休后可以来此耕种。然而那块地缺水，也留不住水。她已花了一两年时间每周都去打理，却甚少收获。但她却坚信自己今后的幸福就在那里。对于这事，塔妈妈说，“其实印度哲学是特别以个人为中心的，把自己和宇宙的问题置于同一中心之中，这样，所谓的计时的时间并不具有任何价值。我们的生活或者行为，都不仅仅是为了一小时后或者一年后，这些现实的效应。”而遵守时间和按时赴约，在印度也会被视为不成熟的表现。在日常会话中，印度人说的“明天”，你根本不知道是一个月后、一年后、十年后，还是永久的事。“明天”意味着无限的未来。过去是千年，五千年，甚至更悠久。和他们相比，我们不就像是被时间追赶的奴隶或者目光短浅之人吗？
我们一行十多人辗转行程一个月，几乎整天在一个个黑匣子或者半封闭的空间里工作。到了夜晚，当导演拉掉舞台上的最后一盏灯，那个被营造出来的气泡就此幻灭，多少让人感到有些落寞。而每天始终不变并乐此不疲的余兴节目就是喝酒。要喝得高兴，跳起各种怪舞。要喝得舒服，疲劳不再。要喝得晕乎乎，方能安睡。韩国人、日本人、印度人、中国人、伊拉克人，此时已无语言障碍，酒精卸掉了面具，也暂时融化了印刻在脑袋里时钟的脚步。有人说，小剧场是个易于疗伤的地方，很多有“伤”之人都愿意聚集在此，通过语言、肢体动作等行为把心头积压的负能量释放宣泄出来。我更愿意把这些人看成是比较敏感的人，借由身体把自己和这个真实世界碰撞出的喜怒呈现给大家。所以在这样的剧场里，导演和演员间的关系就比商业关系要复杂得多。参与者肯定不仅仅是为了顺利地完成某导演的作品、某导演的愿望。我们一起工作是基于对一些事情的基本认识和信任，并努力去完成。偶尔如有人偷懒，导演也会厉声道，“你们清楚的，做这样的演出不是为我，而是为你们自己。”
在印尼日惹最后的演出前，艺术总监大桥宏突然问大家，石头到底是什么？来自伊拉克的阿里答日生活，台湾的行为艺术家瓦旦说是星星，来自日本的现代舞舞者说是历史……而最吸引我的一点，是去体会石头的时间感，慢慢地试着用石头的方式去思考，用石头的视角去观看我们的这个几乎静止的、又躁动不安变化万千的世界。用石头的眼光感受这个世界，这种永恒和毁灭，我们的生命和未来感在此延伸出不同的触角。石头真的在说话吗？石头真的会说话吗？石头为什么要说话？我们只是在体会石头的过程中，体会自己的存在感。大桥宏又问，既然你们认为石头是人生、是历史……你真的准备好在舞台上把这么厚重丰富的质感和问题扔给观众了吗？为什么现在的艺术不行，因为艺术家并没有像生意人那样花真正的能量、力气去同这个世界搏斗。你们真的做好这种准备了吗？
——引文
九月的日本大半是艳阳天，从高田马场地铁口出来到Proto剧场要走十多分钟的路程。一路上的各色饮食铺子很多年没啥变化，但总觉得橱窗上标示的价格较往年便宜很多，不知是日本经济不好，还是上海急速提升的物价拉高了我的消费指数。这个位于早稻田大学附近的小剧场真的很小，只能容纳六十位左右的观众，可已经存在三十多年。演出或者排练结束，剧场的主人大桥宏总是适时地制止大伙的喧闹，怕会吵到住在楼上的房东一家。
这次到东京，是参与名为“亚洲相遇”的剧场项目。来自台北、香港、班加罗尔、上海、釜山、东京等九个地区的不同职业、不同背景的成员将在此生活一个月，共同创作一出名为NOWHERE的肢体戏剧，并在日本、印度和印尼演出。而演员在舞台上要做一件最基本的事——搬石头。
对石头不陌生。连着好几年演戏都要用到石头，带着上路太沉，只能到当地现找。久而久之寻出些经验来，像德国、台湾、香港这些秩序井然之处，找石头不容易。反之，在印度，那些长了皱纹、裂了口子的大小街道，石头随便挑。日本是个有其特定规矩的地方，在马路上找个垃圾桶都很难，石头就更不谈了。可就在我们剧场周围的居民区内，在屋前、院后开辟出来的那种方寸大小的花园里，植物被打理得郁郁葱葱，屋主人一般都会搭配一两块或朴实或长满青苔的石头，主人的喜好和趣味在此展露。对此，我们当然不忍顺手牵羊，只有感叹造物主的公平。
剧场内裸露的水泥地面上堆了一溜各色石头，我们每天的工作就是去触摸它们，感知它们，带着它们移动，或者由它们带着我们行动。演员在此出戏里谁也不是主角，石头才是。慢慢地，我似乎真的能够用手、用肘、用肩膀、用腰背等不同的肌肉去感受石头的重量；感受因为质感、颜色、形状等因素而带出的不同石头的性格；感受石头的快乐和愤怒，感受它想要站立或移动的动力——被微风轻抚的石头，被狂风裹挟的石头，被溪流卷动的石头，从高处落下的石头，在地震中翻滚破裂的石头，在海啸中被淹没的石头。
毕竟每天搬的是真石头，没两天整个人腰背手臂的肌肉就都好像是别人的了。每回挑选的石头也越来越小，似乎再也没有力气去支撑住它。然而吊诡的是，你选择的石头越小，你越感受不到石头的重量，想要表现出各种不同的石头运动的轨迹就越难，需要调动更多身体能量和肌肉的力量才能够做到。此时已极度疲惫的肉体，在坚强意志和专注力的逼迫下撑起了一种迥异的身体状态。真的是石头在告诉我说它要翻滚吗？还是我先石头一步已在翻滚？到底是身体带动意识，还是意识带动身体？我和石头的交流、与场上其他演员的交流比往常更顺畅，身体动作与大脑意识似乎已浑然一体。好几年的剧场训练，在那刻似乎有了一种终极体验。这样的感触是我以往不曾有过的，那样的特殊、玄妙，在此后的演出排练中也不是刻意想要找，就能找到的。突然想起，一起演出的日本舞踏演员原田拓已，他通常会在演出前做很长时间的暖身。也听说过日本暗黑舞踏鼻祖土方巽等人，会在演出前几天或演出当天禁食的例子。这样的行为或方法，似乎都是为了在演出前消耗完身体的能量，达成一个空的、不平常的敏感身体，为之后意志的注入、灵与肉的完美结合打好基础。
平时，我和上海同去的伙伴玲娜住在一间超迷你的自助式公寓里。为了方便，我经常去剧场附近买既便宜又好吃的鱼生饭，在那儿也会经常遇到其他演员，大家相视而笑，如同寻获了对方的秘密煞是高兴。但因为实在便宜，也被人告诫要小心，不知这些鱼的捕获地是否会来自或者逼近日本核辐射泄漏区域。一天清晨，大约七点光景，我被突如其来的强烈晃动给唤醒，恍惚意识到是地震。玲娜也醒了，她需要确认身体的摇晃来自现实还是梦境。突然间紧张的气氛呼啦一下冒出头来，大家睡意全消。但还好是有惊无险，到剧场，我们这些外国人带着小兴奋讲述各自感受到的晃动，而日本成员大都客气浅笑，见怪不怪吧。当晚排练，原田拓已赤裸上身在一个水桶里浸洗自己的头发，突然间他转换身体动态，使尽全部力量用毛巾开始抽打，水滴四溅，地面发出惨烈的叫声。我没有问原田，但他似乎在用如此日常、美丽又残酷的方式让我重新理解地震、海啸和日本的关系——不惧毁灭，甚至能从容地欣赏毁灭。而我们手中的石头，我们脚下的石头，我们熟视无睹的石头，却成为亿万年生来死往的见证。
“石头，是一个死去世界的骨骸，我们无法承受的梦想的碎片。石头吞啮时间，却无法被空间消化。它以沉默接受一切，又以自身的重量抗拒一切。几百万年间，它们观看、聆听、感受宇宙的膨胀。它们的身体，紧紧贴近它们的心灵。……”场场演出玲娜都会嘶吼着，用尽全部力气读她写的这段中文独白。不知台下的日本观众是否能从这种声音及身体状态里感受到一些什么。而我，每当此时总会感到很多人的生命和历史正随着这些石头延展开来，进入另一个时空纬度。
我们行程的第二站班加罗尔是印度南部的一座大城市，此地位于近一千米海拔的丘陵脊顶上，气温舒适并常年有雨水滋润。这里也因为高科技产业的兴盛，被誉为“印度硅谷”。但这里绝对不是你想象中的美国硅谷或者上海的张江高科的样貌。每天出租车载我们经过嘈杂的街道，时间长了，屁股颠得生疼，鼻腔里溢满了来自尘土的气息。到处是废墟，到处是被大石板圈起但野草肆虐的空地，到处是庙宇集会，到处是牛、乌鸦和狗在吃着垃圾，到处是混乱的建设工地。那些建筑工地上甚至会晾晒妇女的纱丽，赤膊的小孩在扬起的沙土中乱跑。这和我们在日本看到的如搭建房模般的造楼的方法简直就是两个秩序的极端。虽说如此的脏乱差，但我倒不像同伴眼光中的绝望，总觉得这种热闹里，这种人、神、畜共处的景象伴有一种生趣。 这次到印度非常幸运，朋友塔说有人可以到他母亲家住，我当然求之不得，盼着可以打入基层，去早点认识这个复杂的地方。当晚，塔妈妈就开着小车豪放地在各种形态的路上狂驶，把舟车劳顿的一车人颠睡着又颠醒。揉着惺忪的眼睛，才发现她的家在一条泥泞小路的尽头，是一大片荒地边长出的一处高档小区，车库、电梯、健身房、游泳池、游乐园等设施俱全。塔妈妈年近花甲，但精力旺盛，人也热心。闲时帮忙带带儿孙，但她的主职是在一所学校当绘画老师。每天上午，她会给我们安排各项活动：参观小区的种植；给我们讲她怎么用水果皮、烂蔬菜积肥；也教我们烙各种各样的印度米饼、面饼；给我们讲解印度石窟；带我们走访她的学校；她还让我们教她写中文。塔妈妈告诉我们，她是在四十多岁时才继续修完了大学课程“佛教故事从印度到中国的传播”，真是个好奇心重又惹人喜爱的老妈妈。
往后的日子，我们几乎每天都这样颠进颠出。有一回玲娜说，班加罗尔的亚热带植被让她想起昆明，甚至这种野蛮的建设也有某些相似之处。在一旁的香港友人马上用夹杂着广东腔的普通话插道，“印度跟大陆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一样，你们以前也是这样乱哄哄的吧。路到处都不平，乱七八糟的……”我没吱声，却不怎么认同她的这番带着优越感的论调。她把滞后等同于落后，并且只要是落后，就一定存在着相同的表象和本质。在我的记忆里，小时候的日子虽不如现在富裕，但路归路，桥归桥，到处都是整洁干净的，人和这个世界的相处之道和现在完全不同，有一种不同于现代都市的潜在道德感在平衡着这些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和眼前印度的复杂情形并不是用时间差就可以比较的。在印度这个贫富差距悬殊的国家里，你可以前一步迈进高档剧院，下一脚踩入贫民窟的边缘。曾听印度朋友讲，其实以目前的经济水平，很多人完全是有能力开豪车住公寓的。他们白天穿西装打领带去公司上班，放工后却愿意住在桥洞里，或在一个破旧的铁皮房子里，吃素食，过简朴的生活。简单来讲，其中有我们不那么容易看透的生活哲学。这样用一辈子的时间去完成对自己的一种约定，和某些人选择周末或者假期去耕地、吃有机蔬菜，选择天然的化妆品、偶尔瑜伽素食排毒这样的中产阶级雅痞生活还是有区别的。
我们此次表演的地方距班加罗尔市区大约一小时的车程，是一个质朴的供身体和心理修行的居所，也提供给外来者举办讲座和活动。原想选在户外表演，但当地人说这里连着很多天的傍晚都下大雨，我们只能挑了一个半封闭的室内环境。只因去年已领教过印度人民的印度时间，知道其中厉害，这次很多时间安排上会提前，或预留一些等待空间。但现实情况总是更糟糕，白天的排练，总会因为设备或者技术的原因让全体成员等待。正式演出的开场时间，也总是要等待姗姗来迟的印度观众。如果你问：“到底还要多久？”大多数的印度人不会说一个具体的数字，而会答，“一会儿就好，很快就开始”，给一个让你很期待的答案，但实情却总不是这样。有天晚上，我们耐足性子等了三小时，预订的出租车依旧没有出现。
第二天，有些生气地和印度朋友讨论他们的时间观念。他左右晃动着脑袋说，“等不是比什么都快乐的事情吗？如果按时到了，那各种想象之类的快乐不就没有了吗？事物运行的逻辑如果这样就可以解决的话，何必再谈别的呢？所以，等这件事本身确实是非常好的事情。”想想似乎真是这样，在那个夜晚，下着惊人的大雨，我在那个狭小并四面漏着风的门房见识了印度人燃烧椰子壳驱蚊的方法，虽然也被熏得够呛。在等待的那几个小时里，我们诸位焦虑得一言不发，而一句英语不通的那个印度门房却热情地给我们让座，一会儿一条浑身湿透的大狗跑了进来，青蛙和癞蛤蟆也来了，壁虎、小虫子也都进来躲雨。他也总是和颜悦色地对待它们。如果你问我记忆中的美好夜晚，我觉得这绝对算是一个。
如果看过印度人做事，你马上会明白，他们具有完全不同的时间观。记得在印度正式演出的前一天，有人来通知，明早有一个仪式在我们租用的空间举行，大伙一脸愕然，对方给出的理由是仪式都是在那儿举行的。一早，我们就看到这家修行所的很多年轻女性都精心打扮过，统一的纱丽，头发上插了串花。她们还用各色花朵在地上摆了漂亮的图案。可已经接近中午十二点，仪式还是没有开始的迹象。因为担心演出前的排练，大家只好分头去问何时开始何时结束，以便于安排剩下的时间，但却是无功而返。“哦，呵呵！该开始的时候，你们就知道了。”我问的那位黑脸大叔说完这句颇具哲理的话，就继续干他的活了。剩下我们，只能看着他们慢悠悠地忙东忙西。我眼前的这些人真的没有时间观念吗？还是他们不喜欢现代世界的这种计时方式？恒河所象征的所谓更悠久的时间观念，对印度人的影响到底有多深远？
记起塔妈妈曾告诉我，她喜欢植物，为了退休后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几乎花了全部积蓄在离家五十公里外的地方买了一块田，希望退休后可以来此耕种。然而那块地缺水，也留不住水。她已花了一两年时间每周都去打理，却甚少收获。但她却坚信自己今后的幸福就在那里。对于这事，塔妈妈说，“其实印度哲学是特别以个人为中心的，把自己和宇宙的问题置于同一中心之中，这样，所谓的计时的时间并不具有任何价值。我们的生活或者行为，都不仅仅是为了一小时后或者一年后，这些现实的效应。”而遵守时间和按时赴约，在印度也会被视为不成熟的表现。在日常会话中，印度人说的“明天”，你根本不知道是一个月后、一年后、十年后，还是永久的事。“明天”意味着无限的未来。过去是千年，五千年，甚至更悠久。和他们相比，我们不就像是被时间追赶的奴隶或者目光短浅之人吗？
我们一行十多人辗转行程一个月，几乎整天在一个个黑匣子或者半封闭的空间里工作。到了夜晚，当导演拉掉舞台上的最后一盏灯，那个被营造出来的气泡就此幻灭，多少让人感到有些落寞。而每天始终不变并乐此不疲的余兴节目就是喝酒。要喝得高兴，跳起各种怪舞。要喝得舒服，疲劳不再。要喝得晕乎乎，方能安睡。韩国人、日本人、印度人、中国人、伊拉克人，此时已无语言障碍，酒精卸掉了面具，也暂时融化了印刻在脑袋里时钟的脚步。有人说，小剧场是个易于疗伤的地方，很多有“伤”之人都愿意聚集在此，通过语言、肢体动作等行为把心头积压的负能量释放宣泄出来。我更愿意把这些人看成是比较敏感的人，借由身体把自己和这个真实世界碰撞出的喜怒呈现给大家。所以在这样的剧场里，导演和演员间的关系就比商业关系要复杂得多。参与者肯定不仅仅是为了顺利地完成某导演的作品、某导演的愿望。我们一起工作是基于对一些事情的基本认识和信任，并努力去完成。偶尔如有人偷懒，导演也会厉声道，“你们清楚的，做这样的演出不是为我，而是为你们自己。”
在印尼日惹最后的演出前，艺术总监大桥宏突然问大家，石头到底是什么？来自伊拉克的阿里答日生活，台湾的行为艺术家瓦旦说是星星，来自日本的现代舞舞者说是历史……而最吸引我的一点，是去体会石头的时间感，慢慢地试着用石头的方式去思考，用石头的视角去观看我们的这个几乎静止的、又躁动不安变化万千的世界。用石头的眼光感受这个世界，这种永恒和毁灭，我们的生命和未来感在此延伸出不同的触角。石头真的在说话吗？石头真的会说话吗？石头为什么要说话？我们只是在体会石头的过程中，体会自己的存在感。大桥宏又问，既然你们认为石头是人生、是历史……你真的准备好在舞台上把这么厚重丰富的质感和问题扔给观众了吗？为什么现在的艺术不行，因为艺术家并没有像生意人那样花真正的能量、力气去同这个世界搏斗。你们真的做好这种准备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