闭关锁国是长期贴在大清帝国身上的标签，其实大明王朝
　　在对外关系上更具封闭性，然而这一点往往为郑和下西洋
　　昙花一现的辉煌所掩盖
　　日本三位学者合著的《紫禁城的荣光：明清全史》旨在将元明清三朝共计近500年的历史视为一个整体，并以紫禁城为机杼串联起来。因为在他们看来，北京城处于联结汉人本部板块与共同形成中国的外围板块的关键地带，并且也是欧亚大陆诸多商路的起始点。
　　这种将中国分为中原本部和内亚两个板块、并将中国近代版图的形成置于欧亚大陆整体近代史中加以观照的学术范式和研究路径，在近年来的欧美学术界可谓蔚为大观，不过其首开先河者还是日本学术界，此书即可谓充分展示了这种范式和路径。
　　此外比较让人耳目一新的是，从元明交替之际说起的《紫禁城的荣光》认为明朝是一个“失败的继承者”，也即明帝国欲继承元朝的世界级帝国而不得，因此不得不从进攻转入防守。万里长城即为此种保守性的明证，而此前人们习惯于认为明朝并没有成就世界帝国的企图心，而更倾向于从捍卫中华文明的“纯洁性”出发来加以解读。
　　因继承世界级帝国而不得所引发的“保守性”已然是一个别开生面的解读方式，而此书关于明朝因这种保守性引发的对贸易的拒斥，以及因这种拒斥给明帝国自己带来的伤害的阐述，则更令读者印象深刻。而由此视角回头再来看给有明一代带来极大困扰的“南倭北虏”挑战，则视野更为明晰。
　　闭关锁国是长期贴在大清帝国身上的标签，其实大明王朝在对外关系上更具封闭性，然而这一点往往为郑和下西洋昙花一现的辉煌所掩盖。在人们的印象中，明朝一如北宋，经常面临来自北方草原力量的侵扰而疲于应付。其实，困扰有明一代的前期来自蒙古、后期来自女真的挑战，究其根源都与明朝中央政府对于开放贸易的排斥有着极大关系。
　　这种拒斥除了源自继承元代世界级帝国未遂带来的挫败感外，还因明朝自身的南方属性而加强。在魏晋南北朝以后由汉人建立的全国性政权中，隋唐宋都是由北部汉人集团携“胡人之力”卷击南方而一统天下的，因此一开始对于来自北方草原的威胁并没有那么深的心防。胡风甚重的大唐帝国一度对游牧势力驾驭有术，孱弱的宋朝因屡战屡败才埋下夷夏之防的心结。
　　南方汉人集团从所谓北虏手中光复北国而建立的明朝，是本书中所谓南北对立语境中由南方占据上风的罕有特例，加之兴于宋朝而被明朝尊为国学的朱子学对夷夏之防的推崇，导致有明一代对于维护华夏一统格外敏感，对于来自蒙古的威胁也格外警惕，包括互市贸易在内的任何可能导致边关守备松动的举措都会被拒绝。
　　结果事与愿违，有着天然贸易需求的蒙汉双方边民都成为受害者，蒙元势力也因此屡屡犯边以取得为游牧民族所必需而又无法从和平贸易中得到的物资。历史资料显示，凡是来自蒙古的边境贸易请求能够得到满足、双方互开边市较为制度化的时候，明蒙双边关系便迎来较为和平顺利的阶段。而一旦边境贸易阻绝，则不免战火重启。因此，不是战争中断了贸易，而是贸易的中断挑起了战争。努尔哈赤决意建国，并与明朝公然为敌，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其靠山、辽东主政者李成梁失势后，建州女真与明朝的贸易无法像以往那样顺利推进。
　　至于来自倭寇的挑战，更是与明朝的海禁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倭寇的大多数组成人员其实是汉人走私集团，后来海禁开放后倭患迅速敉平即从反面证明了明朝贸易政策的失败。
　　严防政策令明朝自身也不堪重负，除了战争和战备的持续压力和损耗，还要防备因生活所迫而孤注一掷出关谋生的汉民们。事实上，此一汉人集团在后来满清入关大业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明朝严苛的边境政策实际上起到了为渊驱鱼的作用。
　　海禁的开放给晚明带来了一段回观返照般的盛世之景，然而此时來自东北的威胁已日甚一日。明朝终于要为自己保守的贸易政策和严防死守的心态付出沉重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