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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目的与方法：基于2004-2016年30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从全国层面和区域层面上进一步辨析土地财政规模和依赖对城市扩张的影响。研究结果：在全国层面和土地财政高依赖地区，土地财政规模正向影响城市扩张;而在低依赖区域，二者均不对城市扩张造成显著影响。研究结论：摊大饼式发展更可能是基于地方政府在中国社会治理体制中扮演的“经济人”角色。无论土地财政在地方财政收入中的重要程度如何，如果增量土地收入能带来巨大利益，地方政府都会最大限度地追求，从而不断扩张城市土地，忽视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土地财政规模;土地财政依赖度;城市扩张
地方政府在分税制改革后面临巨大的财政负担[1]，官员考核体制又造成其对GDP的追求，而随着1998年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实行[2]、住房制度改革和2003年的土地招拍挂制度的出台，地方政府围绕土地开始进行一系列基础设施融资方式转变，土地财政成为其填补财政缺口的一种方案和官员考核体制下重要的竞争策略[3]，成为中国近二十年的一个特殊现象。然而土地财政的不断获取终究要依靠土地要素供给，特别是在存量土地交易费用较高[4]的情况下，增量土地成为地方政府关注的重点，其凭借城市用地的垄断供给者身份，形成以低价地支撑高速工业化、土地资本化支撑快速城市化的模式[5]进一步促使了城市扩张。
但不可忽视的是，近年来土地财政规模不断增加，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也越发严重。全国层面上，土地财政占预算内财政总收入的比重从2000年的22.35%增长到2009年的75.59%，9年时间增长近4倍;与此同时，城市扩张造成的土地规模扩张速度过快[6]、耕地流失严重[7]等诸多问题也愈演愈烈。显然，忽略城市化可持续发展的“冒进式”策略[8]无法实现地区发展的“精明增长”，保持城市有序和可持续扩张才是必然道路[9]，将城市土地规模扩张控制在合理范围内，有必要从土地财政方面制定相关政策。
需要强调的是，土地财政包含土地财政规模和土地财政依赖两种角度，二者本质上有所差别。现有不少研究从两个角度分别验证各自对城市扩张的影响，却极少将二者放在同一框架下进行对比分析，提出更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本文将运用全国30个省（市、区）的2004-2016年面板数据对此进行分析和讨论。
一、文献回顾
土地财政规模是土地财政的绝对收入，土地财政依赖度反映了土地财政收入对地方政府财政总收入的重要性，即相对收入。现有研究表明，二者对城市扩张均产生一定正向影响。
土地财政规模方面，章新峰[10]研究发现土地财政规模是驱动城市无序扩张的重要原因之一，且土地财政规模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存在不均衡性，主要来源于东部地区;杜坤和田莉[11]以长江三角区为研究对象，发现长三角推进城镇化和工业化过程中，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开发区是发展的重要载体，地方政府通过低价供应土地推进工业化进程，导致建设用地快速扩张;刘琼和欧名豪等人[12]分析得出土地出让金收入显著推动城市空间扩张，但现有征税体制不完善使得土地税收没有发挥遏制城市土地扩张的作用。
土地财政依赖度方面，Ye和Wu[13]研究发现对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度越高，建成区的扩张速度越快;杜金华和陈治国[14]研究认为土地财政依赖在全国层面促进了城市扩张，而且率先发展的东部随着自身市场经济的完善降低了土地财政依赖度，但较为落后的中西部开始模仿相同模式，于是呈现出“东低西高”现象。
但现有研究多只将土地出让金纳入土地财政的研究范围，忽略了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等其他部分对土地财政发挥的作用，同时研究区域差异也一般以东部、中部和西部这一经济地理区划来划分，虽然区划间的发展水平有明显差别，但划区内部可能也并非总是一致的。更重要的是，土地财政规模与土地财政依赖度是两种角度，前者是土地收益的大小，反映土地使用权价格高低的问题，后者是土地收益对地方财政的重要程度，反映了地方政府在财政运转的结构分配问题，学界极少将二者放在同一框架下进行对比分析，提出减缓城市扩张的更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本文基于此，通过全国30个省（市、区）的2004-2016年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同时考虑到本研究的目的和土地财政依赖度在各省份间有较好的可比性，依据土地财政依赖度的在全国范围的水平划分为高依赖度区域和低依赖度区域，探究土地财政规模和依赖对城市扩张产生怎样的影响，以期剖析现阶段城市用地规模扩张的驱动机制，为抑制无序扩张提出针对性建议。
二、数据與方法
（一）变量设定
城市扩张指城市地域向外扩张，城市用地规模扩大的过程[15]，主要表现为城市建成区面积增多[9]，因此，用城市建成区面积在城区面积中的占比情况来作为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土地财政规模和土地财政依赖度为解释变量，分别用土地财政收入和土地财政收入占地方财政预算收入的比重来衡量。综合考虑数据的可搜集以及结果的准确性，本研究选取土地出让收入和五项税收之和（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耕地占用税和契税）作为土地财政收入。在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作用下，GDP增长和经济结构变化[16]、人口增长[17-19]等对城市扩张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因此控制变量为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将人均GDP作为经济水平的衡量指标，城市人口密度作为社会因素的衡量指标。
（二）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全国30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除港澳台和西藏自治区）2004-2016年的面板数据，除了从全国层面进行考量，还根据各省在13年内土地财政依赖度的均值水平，划分为高于总体均值和低于总体均值两部分，考察土地财政规模和依赖对城市土地扩张影响的区域差异。土地出让收入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城区面积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地方政府本级收入决算数、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耕地占用税、契税、人均GDP、城市人口密度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三）模型與方法
1、模型设定
为进一步探究土地财政规模和土地财政依赖度与城市扩张的关系，本研究建立以下模型：
2、统计检验方法
由于本文数据为短面板，无法准确检验是否存在异方差和序列相关，为控制潜在异方差和序列相关，对所有回归系数的标准误都在省份层面上进行cluster处理。同时本文根据全国、高依赖度区域和低依赖度区域三个层面建立三个模型，通过F检验和豪斯曼检验进一步确定采用随机效应。
三、实证检验
（一）描述统计
表1为390个样本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土地财政依赖度和城市扩张水平总体偏低，三个主要变量的较大极差表明我国土地财政规模、依赖度和城市土地规模扩张水平在省份层面上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
图1为土地财政依赖度分布情况，中部和东部地区主要为高依赖区域;西部地区主要为低依赖区域。这可能是因为辽宁、吉林、黑龙江省的第一、第三产业在地区总产值的占比较低使得产业结构单一，急需转型，但辽宁省和吉林省可依托地理优势，承接经济发达和开发密度高地区的产业、资本和技术，在土地财政作为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始资本，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成为土地财依高赖度地区。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城镇化进程迅速，大批人口向城市转移，能够发挥经济价值与公共服务价值的土地财政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支撑，因而部分地区成为土地财政高依赖地区;但北京、上海、广东的经济相对更发达，市场经济相对更完善，有足够的能力升级并摆脱以土地出让收入和税收为主的财政运转模式，因而土地财政依赖度低于均值;西部地区人口密度小，经济相对落后，第三产业不发达，因而土地财政依赖度相对较低，但四川省和重庆市既属于西南、华南部分省区经济区，又是长江三角洲及沿江经济带的一部分，其独特的区位优势和雄厚的经济实力使得城镇土地产出弹性相比西部其他省份更大，土地财政能够为其创造竞争力，进而提升了土地财政依赖度。
（二）回归分析
本文对模型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问题进行检验，各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均小于10，表明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首先对30个省进行总体分析（模型1），控制城市人口密度和人均GDP的社会经济因素后，城市土地财政规模与城市扩张在0.001水平下显著正相关，土地财政依赖度与城市扩张无显著关系。模型2为高于全国土地财政依赖度均值的省份，数据显示城市土地财政规模依然与城市扩张在0.001水平下显著正相关，而土地财政依赖度与城市扩张无显著关系。模型3为低于全国土地财政依赖度均值的省份，数据显示城市土地财政规模和土地财政依赖度均不对城市扩张产生显著影响。
在三个模型中，城市人口密度始终与城市扩张在0.001水平下显著正相关，而人均GDP则不与之显著，这说明相对于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口的增加才是城市扩张的决定性因素。并且全国总体层面和高依赖区域中，地方政府是否扩张城市土地规模考虑的是土地使用权价格的高低，而非土地收益对地方财政的重要程度，但在低依赖区域中，城市是否扩张不由土地财政的规模和依赖度所决定，而是看重社会发展的需求。
四、结语：
本文采用中国30个省份2004-2016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土地财政规模和依赖度二者对城市扩张水平的影响。研究显示，在全国范围和高依赖区域中，土地财政规模影响了城市扩张水平，而在低依赖区域中，二者均不对城市扩张造成显著影响。这可能表明，地方政府在中国社会治理体制中扮演着“经济人”的角色，无论土地财政在地方财政收入中的重要程度如何，如果土地收入能带来巨大利益，地方政府都会最大限度地追求。对于高度依赖土地财政的城市来说，土地财政规模的作用更加凸显，那么便会为了最大限度地追求土地收益，不断获取可交易的土地，而因为增量土地获取难度不大，且较于存量土地具有更高利润，所以便通过不断增加新的建设用地来获得土地财政的源头，进而造成城市扩张。对于土地财政低依赖地区来说，地方财政的运转更依靠其他产业，土地财政规模没有明显优势，因而地方政府不会过度追求土地财政而对城市无序扩张。
因此，若要从土地财政角度合理控制城市扩张，需要减少土地增量的高收益，降低地方政府对增量土地的追求，同时增加存量土地的利润并减少成本，从而控制城市土地规模扩张，加强存量土地的节约集约利用：一是完善土地征收制度和产权体系，弱化城市政府的垄断地位和改变农村土地产权弱势地位，增加增量土地收益的获取难度;二是完善土地财政的监管机制，增加土地扩张的违法成本;三是建立土地财政基金，分期支取，减小增量收益的可使用部分;四是建立存量土地开发利用的配套措施，在税费等相关方面制订优惠政策，减少盘活存量的成本。
本文在以下方面需要加以改进：一是虽然发现全国范围内各区域有差异性，但还需要在此基础上深入研究同一省份内各城市间的差异性，探索土地财政规模和依赖对不同的城市扩张模式的影响;二是随着“一带一路”、“新型城镇化”等发展战略的实行，如今土地财政规模和依赖与城市扩张的关系必然会有新的走向，但受搜集渠道所限，数据无法反映近几年的情况;三是城市扩张受多种因素影响，因此还需要综合考虑，细化相应的测量指标，探讨各变量间的相互关系。在今后的研究中，将继续完善以上不足，结合新形势新政策深入挖掘土地财政规模和依赖对城市扩张的作用机制。
参考文献：
[1] 李郇，洪国志，黄亮雄.中国土地财政增长之谜——分税制改革、土地财政增长的策略性[J].经济学（季刊），2013，12（04）：1141-1160.
[2] 赵燕菁.是“土地金融”还是“土地财政”？——改革的增长逻辑与新时期的转型风险[J].文化纵横，2019（02）：68-79.
[3] 刘佳，吴建南，马亮.地方政府官员晋升与土地财政——基于中国地市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公共管理学报，2012，9（02）：11-23. [4] 张炳信.中国城市用地扩张与土地财政关系检验——基于省际面板数据实证[J].吉林工商学院学报，2016，32（02）：8-13.
[5] 张耀宇，陈利根，宋璐怡.中国城市用地扩张驱动机制的差异性研究[J].资源科学，2016，38（1）：30-40.
[6] 姚士谋，张平宇，余成，等.中国新型城镇化理论与实践问题[J].地理科学，2014，34（06）：641-647.
[7] 谈明洪，吕昌河.城市用地扩展与耕地保护[J].自然资源学报，2005（01）：52-58.
[8] 陆大道，姚士谋，李国平，等.基于我国国情的城镇化过程综合分析[J].经济地理，2007，27（6）：883-887.
[9] 陈丹玲.经济均衡程度视角下城市土地扩张特征及驱动机制研究——浙江省与湖北省的对比[D].华中科技大学土地资源管理，2017.
[10]章新峰.我国城市土地财政转型研究[D].浙江大学;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土地资源管理，2010.
[11]杜坤，田莉.土地财政驱动下的城乡建设用地扩张——以长三角为例的研究[J].城市发展研究，2017，24（08）：91-99.
[12]刘琼，欧名豪，盛业旭，等.不同类型土地财政收入与城市扩张关系分析——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协整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24（12）：32-37.
[13] Ye Lin， Wu Alfred M. Urbanization， Land Development， and Land Financing： Evidence from Chinese Cities[J]. Journal of Urban Affairs， 2016，36（sup1）：354-368.
[14]杜金華，陈治国.土地财政依赖对城市扩张的影响[J].财经科学，2018（05）：79-89.
[15]胡珊珊.武汉城市建设用地扩张模式研究[D].武汉理工大学，2017.86.
[16] Deng Xiangzheng， Huang Jikun， Rozelle Scott.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Expansion of Urban Land in China[J]. Urban Studies， 2010，47（4）：813-843.
[17]彭淑贞，程鹏，张伟，等.1979—2006年泰安市建成区扩展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J].资源开发与市场，2011，27（06）：507-510.
[18]谈明洪，李秀彬，吕昌河.我国城市用地扩张的驱动力分析[J].经济地理，2003，23（5）：635-639.
[19]姜海，曲福田.不同发展阶段建设用地扩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与响应[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9，19（01）：70-75.
关键词：土地财政规模;土地财政依赖度;城市扩张
地方政府在分税制改革后面临巨大的财政负担[1]，官员考核体制又造成其对GDP的追求，而随着1998年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实行[2]、住房制度改革和2003年的土地招拍挂制度的出台，地方政府围绕土地开始进行一系列基础设施融资方式转变，土地财政成为其填补财政缺口的一种方案和官员考核体制下重要的竞争策略[3]，成为中国近二十年的一个特殊现象。然而土地财政的不断获取终究要依靠土地要素供给，特别是在存量土地交易费用较高[4]的情况下，增量土地成为地方政府关注的重点，其凭借城市用地的垄断供给者身份，形成以低价地支撑高速工业化、土地资本化支撑快速城市化的模式[5]进一步促使了城市扩张。
但不可忽视的是，近年来土地财政规模不断增加，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也越发严重。全国层面上，土地财政占预算内财政总收入的比重从2000年的22.35%增长到2009年的75.59%，9年时间增长近4倍;与此同时，城市扩张造成的土地规模扩张速度过快[6]、耕地流失严重[7]等诸多问题也愈演愈烈。显然，忽略城市化可持续发展的“冒进式”策略[8]无法实现地区发展的“精明增长”，保持城市有序和可持续扩张才是必然道路[9]，将城市土地规模扩张控制在合理范围内，有必要从土地财政方面制定相关政策。
需要强调的是，土地财政包含土地财政规模和土地财政依赖两种角度，二者本质上有所差别。现有不少研究从两个角度分别验证各自对城市扩张的影响，却极少将二者放在同一框架下进行对比分析，提出更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本文将运用全国30个省（市、区）的2004-2016年面板数据对此进行分析和讨论。
一、文献回顾
土地财政规模是土地财政的绝对收入，土地财政依赖度反映了土地财政收入对地方政府财政总收入的重要性，即相对收入。现有研究表明，二者对城市扩张均产生一定正向影响。
土地财政规模方面，章新峰[10]研究发现土地财政规模是驱动城市无序扩张的重要原因之一，且土地财政规模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存在不均衡性，主要来源于东部地区;杜坤和田莉[11]以长江三角区为研究对象，发现长三角推进城镇化和工业化过程中，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开发区是发展的重要载体，地方政府通过低价供应土地推进工业化进程，导致建设用地快速扩张;刘琼和欧名豪等人[12]分析得出土地出让金收入显著推动城市空间扩张，但现有征税体制不完善使得土地税收没有发挥遏制城市土地扩张的作用。
土地财政依赖度方面，Ye和Wu[13]研究发现对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度越高，建成区的扩张速度越快;杜金华和陈治国[14]研究认为土地财政依赖在全国层面促进了城市扩张，而且率先发展的东部随着自身市场经济的完善降低了土地财政依赖度，但较为落后的中西部开始模仿相同模式，于是呈现出“东低西高”现象。
但现有研究多只将土地出让金纳入土地财政的研究范围，忽略了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等其他部分对土地财政发挥的作用，同时研究区域差异也一般以东部、中部和西部这一经济地理区划来划分，虽然区划间的发展水平有明显差别，但划区内部可能也并非总是一致的。更重要的是，土地财政规模与土地财政依赖度是两种角度，前者是土地收益的大小，反映土地使用权价格高低的问题，后者是土地收益对地方财政的重要程度，反映了地方政府在财政运转的结构分配问题，学界极少将二者放在同一框架下进行对比分析，提出减缓城市扩张的更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本文基于此，通过全国30个省（市、区）的2004-2016年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同时考虑到本研究的目的和土地财政依赖度在各省份间有较好的可比性，依据土地财政依赖度的在全国范围的水平划分为高依赖度区域和低依赖度区域，探究土地财政规模和依赖对城市扩张产生怎样的影响，以期剖析现阶段城市用地规模扩张的驱动机制，为抑制无序扩张提出针对性建议。
二、数据與方法
（一）变量设定
城市扩张指城市地域向外扩张，城市用地规模扩大的过程[15]，主要表现为城市建成区面积增多[9]，因此，用城市建成区面积在城区面积中的占比情况来作为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土地财政规模和土地财政依赖度为解释变量，分别用土地财政收入和土地财政收入占地方财政预算收入的比重来衡量。综合考虑数据的可搜集以及结果的准确性，本研究选取土地出让收入和五项税收之和（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耕地占用税和契税）作为土地财政收入。在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作用下，GDP增长和经济结构变化[16]、人口增长[17-19]等对城市扩张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因此控制变量为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将人均GDP作为经济水平的衡量指标，城市人口密度作为社会因素的衡量指标。
（二）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全国30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除港澳台和西藏自治区）2004-2016年的面板数据，除了从全国层面进行考量，还根据各省在13年内土地财政依赖度的均值水平，划分为高于总体均值和低于总体均值两部分，考察土地财政规模和依赖对城市土地扩张影响的区域差异。土地出让收入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城区面积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地方政府本级收入决算数、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耕地占用税、契税、人均GDP、城市人口密度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三）模型與方法
1、模型设定
为进一步探究土地财政规模和土地财政依赖度与城市扩张的关系，本研究建立以下模型：
2、统计检验方法
由于本文数据为短面板，无法准确检验是否存在异方差和序列相关，为控制潜在异方差和序列相关，对所有回归系数的标准误都在省份层面上进行cluster处理。同时本文根据全国、高依赖度区域和低依赖度区域三个层面建立三个模型，通过F检验和豪斯曼检验进一步确定采用随机效应。
三、实证检验
（一）描述统计
表1为390个样本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土地财政依赖度和城市扩张水平总体偏低，三个主要变量的较大极差表明我国土地财政规模、依赖度和城市土地规模扩张水平在省份层面上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
图1为土地财政依赖度分布情况，中部和东部地区主要为高依赖区域;西部地区主要为低依赖区域。这可能是因为辽宁、吉林、黑龙江省的第一、第三产业在地区总产值的占比较低使得产业结构单一，急需转型，但辽宁省和吉林省可依托地理优势，承接经济发达和开发密度高地区的产业、资本和技术，在土地财政作为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始资本，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成为土地财依高赖度地区。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城镇化进程迅速，大批人口向城市转移，能够发挥经济价值与公共服务价值的土地财政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支撑，因而部分地区成为土地财政高依赖地区;但北京、上海、广东的经济相对更发达，市场经济相对更完善，有足够的能力升级并摆脱以土地出让收入和税收为主的财政运转模式，因而土地财政依赖度低于均值;西部地区人口密度小，经济相对落后，第三产业不发达，因而土地财政依赖度相对较低，但四川省和重庆市既属于西南、华南部分省区经济区，又是长江三角洲及沿江经济带的一部分，其独特的区位优势和雄厚的经济实力使得城镇土地产出弹性相比西部其他省份更大，土地财政能够为其创造竞争力，进而提升了土地财政依赖度。
（二）回归分析
本文对模型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问题进行检验，各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均小于10，表明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首先对30个省进行总体分析（模型1），控制城市人口密度和人均GDP的社会经济因素后，城市土地财政规模与城市扩张在0.001水平下显著正相关，土地财政依赖度与城市扩张无显著关系。模型2为高于全国土地财政依赖度均值的省份，数据显示城市土地财政规模依然与城市扩张在0.001水平下显著正相关，而土地财政依赖度与城市扩张无显著关系。模型3为低于全国土地财政依赖度均值的省份，数据显示城市土地财政规模和土地财政依赖度均不对城市扩张产生显著影响。
在三个模型中，城市人口密度始终与城市扩张在0.001水平下显著正相关，而人均GDP则不与之显著，这说明相对于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口的增加才是城市扩张的决定性因素。并且全国总体层面和高依赖区域中，地方政府是否扩张城市土地规模考虑的是土地使用权价格的高低，而非土地收益对地方财政的重要程度，但在低依赖区域中，城市是否扩张不由土地财政的规模和依赖度所决定，而是看重社会发展的需求。
四、结语：
本文采用中国30个省份2004-2016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土地财政规模和依赖度二者对城市扩张水平的影响。研究显示，在全国范围和高依赖区域中，土地财政规模影响了城市扩张水平，而在低依赖区域中，二者均不对城市扩张造成显著影响。这可能表明，地方政府在中国社会治理体制中扮演着“经济人”的角色，无论土地财政在地方财政收入中的重要程度如何，如果土地收入能带来巨大利益，地方政府都会最大限度地追求。对于高度依赖土地财政的城市来说，土地财政规模的作用更加凸显，那么便会为了最大限度地追求土地收益，不断获取可交易的土地，而因为增量土地获取难度不大，且较于存量土地具有更高利润，所以便通过不断增加新的建设用地来获得土地财政的源头，进而造成城市扩张。对于土地财政低依赖地区来说，地方财政的运转更依靠其他产业，土地财政规模没有明显优势，因而地方政府不会过度追求土地财政而对城市无序扩张。
因此，若要从土地财政角度合理控制城市扩张，需要减少土地增量的高收益，降低地方政府对增量土地的追求，同时增加存量土地的利润并减少成本，从而控制城市土地规模扩张，加强存量土地的节约集约利用：一是完善土地征收制度和产权体系，弱化城市政府的垄断地位和改变农村土地产权弱势地位，增加增量土地收益的获取难度;二是完善土地财政的监管机制，增加土地扩张的违法成本;三是建立土地财政基金，分期支取，减小增量收益的可使用部分;四是建立存量土地开发利用的配套措施，在税费等相关方面制订优惠政策，减少盘活存量的成本。
本文在以下方面需要加以改进：一是虽然发现全国范围内各区域有差异性，但还需要在此基础上深入研究同一省份内各城市间的差异性，探索土地财政规模和依赖对不同的城市扩张模式的影响;二是随着“一带一路”、“新型城镇化”等发展战略的实行，如今土地财政规模和依赖与城市扩张的关系必然会有新的走向，但受搜集渠道所限，数据无法反映近几年的情况;三是城市扩张受多种因素影响，因此还需要综合考虑，细化相应的测量指标，探讨各变量间的相互关系。在今后的研究中，将继续完善以上不足，结合新形势新政策深入挖掘土地财政规模和依赖对城市扩张的作用机制。
参考文献：
[1] 李郇，洪国志，黄亮雄.中国土地财政增长之谜——分税制改革、土地财政增长的策略性[J].经济学（季刊），2013，12（04）：1141-1160.
[2] 赵燕菁.是“土地金融”还是“土地财政”？——改革的增长逻辑与新时期的转型风险[J].文化纵横，2019（02）：68-79.
[3] 刘佳，吴建南，马亮.地方政府官员晋升与土地财政——基于中国地市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公共管理学报，2012，9（02）：11-23. [4] 张炳信.中国城市用地扩张与土地财政关系检验——基于省际面板数据实证[J].吉林工商学院学报，2016，32（02）：8-13.
[5] 张耀宇，陈利根，宋璐怡.中国城市用地扩张驱动机制的差异性研究[J].资源科学，2016，38（1）：30-40.
[6] 姚士谋，张平宇，余成，等.中国新型城镇化理论与实践问题[J].地理科学，2014，34（06）：641-647.
[7] 谈明洪，吕昌河.城市用地扩展与耕地保护[J].自然资源学报，2005（01）：52-58.
[8] 陆大道，姚士谋，李国平，等.基于我国国情的城镇化过程综合分析[J].经济地理，2007，27（6）：883-887.
[9] 陈丹玲.经济均衡程度视角下城市土地扩张特征及驱动机制研究——浙江省与湖北省的对比[D].华中科技大学土地资源管理，2017.
[10]章新峰.我国城市土地财政转型研究[D].浙江大学;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土地资源管理，2010.
[11]杜坤，田莉.土地财政驱动下的城乡建设用地扩张——以长三角为例的研究[J].城市发展研究，2017，24（08）：91-99.
[12]刘琼，欧名豪，盛业旭，等.不同类型土地财政收入与城市扩张关系分析——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协整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24（12）：32-37.
[13] Ye Lin， Wu Alfred M. Urbanization， Land Development， and Land Financing： Evidence from Chinese Cities[J]. Journal of Urban Affairs， 2016，36（sup1）：354-368.
[14]杜金華，陈治国.土地财政依赖对城市扩张的影响[J].财经科学，2018（05）：79-89.
[15]胡珊珊.武汉城市建设用地扩张模式研究[D].武汉理工大学，2017.86.
[16] Deng Xiangzheng， Huang Jikun， Rozelle Scott.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Expansion of Urban Land in China[J]. Urban Studies， 2010，47（4）：813-843.
[17]彭淑贞，程鹏，张伟，等.1979—2006年泰安市建成区扩展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J].资源开发与市场，2011，27（06）：507-510.
[18]谈明洪，李秀彬，吕昌河.我国城市用地扩张的驱动力分析[J].经济地理，2003，23（5）：635-639.
[19]姜海，曲福田.不同发展阶段建设用地扩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与响应[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9，19（01）：70-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