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复杂的地下斗争岁月，一批革命书刊常常以伪装封面的巧妙形式进行出版和流通。通常做法是采取封面伪装、不断变化书刊名称、委托别的出版社名号等。上海市档案馆珍藏有一批伪装封面的革命书刊，见证了革命者的智慧和勇气。
　　伪装本，又称“托名本”“伪装书”，是将封面書名写成伪装书名，以掩盖其真实内容的书籍。在复杂的地下斗争岁月，一批革命书刊常常以伪装封面的巧妙形式进行出版和流通。通常做法是采取封面伪装、不断变化书刊名称、委托别的出版社名号等。
　　如何变成伪装本
　　上海市档案馆珍藏有一批伪装封面的革命书刊，这些书刊犹如一柄柄火炬，给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带来光明和希望，也见证了革命者的智慧和勇气，为后人留下丰富的精神和人文遗产。
　　1929年1月1日，中共中央在上海编辑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秘密刊物《党的生活》创刊。第5期出版后曾停刊一年。1930年4月1日，继续出版第6期，改为半月刊。该刊曾以《小学前期国语读本》《知难行易浅说》《社会建设浅说》的化名伪装出版。
　　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国民党当局采取各种手段对革命书刊进行查禁与封销，致使沦陷区与国统区的人民很难听到中国共产党的声音，更难了解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主张、方针与政策。为了打破这种局面，中国共产党领导及其影响下的出版机构，将宣传共产主义的书籍、中共领导人的著作、党的文件、时事评论以及重要事件真相以封面伪装、变换书名及伪托出版社等伪装书形式在沦陷区与国统区进行出版发行。
　　这类进步书刊的伪装书在伪装名称上，多采用当时流行书籍的名称，或用谐音编造出一个极为普通的书名，有时甚至会套用国民党军政要员著述的书名或是使用一个十分庸俗的名称。在伪装形态上，有的仅伪装封面，有的还会将书中的部分内容也进行伪装。
　　《论持久战》的伪装本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内表现出两种不合时宜的情绪：先是以“亡国论”为代表的悲观情绪;不久又滋生出一种“速胜论”的急躁情绪。中国共产党内部也有一些人寄希望于国民党正规军的抗战，而轻视游击战争。在这种危急情况下，毛泽东在1938年5月，用了不到10天的时间，完成了5万余字的军事理论著作《论持久战》。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演讲了《论持久战》的基本内容。演讲稿经过毛泽东的整理修改后，在延安进行油印。1938年7月1日，《论持久战》一文在延安《解放》第43、44期合刊上正式发表。
　　当时，中共中央决定先行在党内印发《论持久战》，但油印的数量有限，仍有许多干部无法看到，特别是无法满足前线干部的学习需要。为此，中共中央决定将《论持久战》印制成书，在各抗日根据地与国统区公开发行，以便在更大范围起到宣传作用。与此同时，为了向敌占区秘密发行《论持久战》，还印制了该书的伪装本，这大大加快了《论持久战》的传播速度。国家博物馆藏的《论持久战》伪装书，封面假托题名《文史通义》，白色封面、封底，1册40页，32开，竖排。
　　此版本均为铅印线装，在封面左部印有长方形书签，签内竖向印有书名与出版者“上海广益书局印行”。书名页中部竖向印有书名“文史通义”，右上角印“甲申年重梓”，左下角竖印 “古愚署耑”，此页背面附“山阴旧史氏”题记。正文篇名《论持久战》，旁印“论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与最后胜利为什么是中国的、及怎样进行持久战与怎样争取最后胜利。一九三八年七月”。在书口处，有“文史通义内篇之一”字样。据曾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工作的老同志回忆，这种以《文史通义》作题名的伪装书，是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印制的。
　　伪装书特殊的思想宣传武器
　　1943年3月15日，中共中央北方局针对山东的工作作出指示：对敌占区的宣传工作方面，要特别注意质量，印发《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两书，到敌占区、游击区广泛散发，并用一切办法保证送到觉悟知识分子及敌军、敌组织的上层分子手里。中共晋察冀中央分局党委也作出决定，将《新民主主义论》等毛泽东著作的单行本采取改换封面书名的办法伪装，由晋察冀日报社印刷厂印刷，通过地下渠道在敌占区秘密发行。据时任晋察冀日报社印刷厂厂长的周明回忆：“1943年、1944年、1945年我们先后印刷装订过伪装封面的，有毛泽东著作《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和朱德著的《论解放区战场》等书。其中以《论持久战》和《新民主主义论》印得最多。”
　　在革命战争年代，伪装书作为特殊的思想宣传武器，在传播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路线、纲领和政策，教育干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等方面，均发挥了巨大的号召作用。其中，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重要著作为主体的伪装书籍，在沦陷区与国统区的发行与传播，更具有重要意义，既坚定了军民抗战胜利的信心与决心，又保卫了与反动势力在意识形态战场上激烈对战的最终胜果。
　　（《档案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