允许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又称为“市政债”，应当是中国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中央应该尽快放行地方政府债券，以点带面促进中国财税体制改革、释放制度红利、推进经济发展。
　　当前，中央政府尚不允许地方政府自主发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亦受到严格管制，这使得地方政府的正规融资渠道受到很大限制。然而，由于地方政府从事基础设施建设等需求非常强烈，信托、理财、担保公司等所谓的“金融创新”层出不穷。
　　地方政府原本可以通过自行发债来直接融资，由市场进行约束，但现在却不得不“兜一个大圈子”，把几乎所有金融机构都框了进来，这种所谓的“金融创新”其实毫无意义，只会给金融系统的稳定带来巨大隐患。如果将银行、保险、信托等各类机构分开来看，似乎各自的风险都在可控范围之内，但由于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单体金融机构的风险可能引发整个系统性的危机，甚至是财政风险与金融风险的交叉传染。
　　目前，间接融资方式是地方政府融资的主要形式。当前的间接融资，借助不同的融资渠道，通过时间交换，将风险后移，最大的问题是信息不透明、隐性化，将来出问题时就是大问题。而债券市场相比银行贷款的好处之一是，一有“风吹草动”市场就会产生震荡，从而将信息披露出去，风险随之释放。
　　现有体制还存在着融资成本过高的问题。国外成熟的做法是地方政府借钱后转贷给企业，因为有政府的信用做后盾融资成本会比较低，但我们现在是打着企业的旗号给政府融资，不仅成本上去了，而且风险也上去了。
　　改革地方政府融资机制，允许地方政府自行发债已经迫在眉睫。
　　地方政府如果要到资本市场去进行直接融资，就要做到财政透明、就要编制资产负债表、就要规范财政、披露项目的相关信息，这些都会影响投资者购买债券的决策，这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可以说是一种正向激励。谁做得规范，谁到资本市场融到的资金就多。投资者也会甄别投资项目的优劣，一些没有效益的投资项目将很难融资，这就是市场约束。
　　当然，允许地方政府发债需要政策配套，并会带来后续一系列的改革，概括起来，就是“四位一体”的财税体制改革。
　　从地方政府资金来源的角度看，第一件事要做的是税制改革。“营改增”改革以后，会出现“中央拿走一块，给企业减掉一块，经济趋缓再减少一块”，导致地方政府自主财源进一步减少的局面。现在地方财政本来就拮据，地方税收下降后将更加捉襟见肘。所以，目前的税制肯定要改，要给地方政府足够的税收来源，增加其自主税源。但是光这样还不够，仍然会有缺口。
　　这个缺口要靠转移支付。但是现在的转移支付制度，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专项转移支付太多，一般转移支付太少。而专项转移支付的特点就是锁定用途，决策权在中央部门，导致地方政府缺乏自主权。因此，要改革转移支付制度，给地方更多的自主权，同时，增强透明度，这是第二个。
　　但是，即使上面两项都做了，还会有资金缺口，这就需要给地方政府自主举债权。通过让地方政府自行发债，规范地方政府的举债融资行为。这是第三件事。
　　解决了这三件事以后，仍然还有一个间接融资的问题，就是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强化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自我约束机制。

　　促进地方政府自行发债，还要想办法化解地方政府的存量债务。在这方面的机制设计上，可以考虑由中央政府建立偿债基金，并设计出构成正向激励的机制。如果地方政府把资产负债表编制好了，中央政府就可以用这笔基金抵销地方一部分债务，使其能去资本市场融资。谁做得规范就允许谁先去市场自行发债，而不是说谁嗓门大给谁。这项改革要趁着中央财政还好的时候赶紧去做。
　　财税改革更深层次的问题必然会涉及到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单一制”国家，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就好像是总公司和分公司的关系。总公司管着分公司的人事、财权，就必然要对“分公司”的债务进行兜底。所以说，“单一制”的风险就在这里，地方政府因为道德风险可以搞出很多债务，最后让中央政府兜不起！
　　相比之下，“联邦制”的好处在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有一种相对隔离的机制。比如说美国有50多个州，就好比一条大船有50个船舱，即使十几个进水整个大船也不一定会下沉。而单一制国家，上下舱都是通着的，一旦底下的船舱进水，整个大船就会迅速沉没，这是联邦制与单一制之间最大的区别。这也是为什么世界上的大国，尤其是人口大国、国土大国大都要搞联邦制，即使不是联邦制的大国，也都要搞地方自治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说，中国财税体制改革未来必将涉及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重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