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正面临着失去大量发展机遇的危机。全球注意力都转向了东亚，并且新兴大国最终会撼动我们昏沉的内心。美国已经将这些国家视作未来的象征，并据此调整了他们基于地缘政治的战略部署。欧洲也需要勇敢的地缘战略家和发展规划来给自己重新定位——现在的世界拥有多个中心，而不再只围着欧洲转了。
　　当前关注点的转移不应再引起什么惊讶。澳大利亚的学生已经在学习汉语和印度语。他们的国家在中国、印度、越南和印尼都有投资，并利用这些亚洲新兴经济体给外国投资者提供的各种机会。无数的中国学生漂洋过海到世界各地学习深造，特别是美国。中国和东亚已经成长为全球经济热点，其中部分原因是欧洲跨国集团的大型投资。作为企业家们，忽视这块区域，就意味着失去在成长型市场中投资的机会。
　　西方和西方以外的世界
　　在美国和欧洲，经济增长已经放缓，甚至下降。在过去的几年内，我们的注意力都放在应对经济危机上，而与此同时，中国和印度之类的新兴大国——包括印尼、马来西亚、越南、哈萨克斯坦和智利——都在追求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它们的生产力增长超越了全球平均水平；它们的出口更多地集中于科技产品；它们在教育领域的投入催生了一大批科技精英。这些国家新近涌现出的中产阶层，也已经准备好享用开明政策和稳定发展带来的成果。
　　特别是中国，已经受惠于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有超过50%的中国人居住在城市里。20年后，这个数字将达到70%。它的社会比例正在发生实质性的和结构性的变化，并会带动一系列次级市场的发展。这也正是世界看待中国不同于印度和巴西的原因。后两个国家都有一些重大的缺陷：它们有着数量众多却相对贫困的人口。巴西仍然依靠原材料和自然资源出口（不同于南非、哈萨克斯坦和印尼）。印度虽然一直在努力减少贫困，但它的人民还要继续承受恶劣的基础结构和教育体系。印度的工业还没有形成全球性的竞争能力（至少目前还没有）。
　　并且，所有以上提到的那些国家都利用经济发展带来的辐射效应提高了其国际影响力。而西方世界正品尝着在外部世界中经济操纵能力受限的滋味。
　　但经济增长停滞并不是西方世界面临的唯一问题。更重要的是，它不再被落后国家奉为模仿对象。中国取代了西方国家的角色，成为了备选模型。中国和其他那些国家之所以能取得成功，是因为它们采用了超越目光短浅的华盛顿共识的政策。例如，它们寻求模仿韩国在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所采用的工业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同西方教科书中的观点相反，中国及其他国家成功于政府对经济政策的大量介入。它们的政策工具与很多西方国家采用的非常不同，例如严格的市场干预、汇率操控和广泛应用的补贴。这些国家的很多企业都是国有的：他们索取补贴、获得政府合同、排斥外国竞争者。
　　欧洲已经失衡，只能尽量缓和问题。欧洲大陆的矛头已经向内调转了：聚焦于内部讨论和协商。当新兴大国超越欧洲的时候，看看这些欧洲国家的样子就知道，未来的问题都有哪些。这些新兴大国赢得了经济竞赛，并且在国际组织内不断提升他们的影响力，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G20或联合国。
　　经济实用主义才是王道
　　新的全球权利驱动力要求西方世界采用新的西方思维和快速发展的新策略。虽然我们的影响力确实下降了，但新兴大国还没有在这个多极化的世界秩序中形成可靠的发展模式。即便它们现在取得了成功，它们仍需面对自己内部的问题——这大多是由转型带来的——并且其收入水平也不会持续线性增长。有证据表明，它们中的大部分国家（除去中国）都要致力于大量增加人口数量。
　　由于这些内部动因的存在，新兴大国们在国际环境中的灵活性要受到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多的限制。中国和巴西政府已经意识到了它们的这种局限性，所以经常在国际舞台上提出合作性方案。且不仅在国际贸易领域，在气候变化、减少贫困等其他国际关系中，也一并存在。
　　此外，新兴大国间虽然也有诸如BRICS（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和IBSA（印度、巴西、南非）等组织形态，其行动远未实现一致。它们之间还存在着巨大的政治和文化差异。
　　事实就是这样的：这个世界正变得越来越网络化。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它变得更加富有，更加脆弱，也更加互相依赖。这就需要其中所有成员共同为其注入一剂兼具实用性和灵活性的良药。欧洲，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共同体，绝不能袖手旁观。
　　外面的世界期待欧洲给出一个更具建设性的承诺。政治家们一定不要再各扫门前雪了，必须面向外部，去预测新的发展，去解决全球性的问题，去不断强化欧洲的核心观念——民主、市场经济以及持续性发展。
　　（本文选自《欧洲人》杂志。译者：玻璃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