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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 广东广州 510060
摘要：广州20世纪初修建的越秀公园至人民公园的近代传统城市轴线是旧城区非常重要的绿地，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有不可取代的地位。本文考察其作为生态廊道的生态效应，对其宽度、连接度、构成等作了分析。证实该传统城市轴线绿地的生态效应非常可观并且可贵。本文还对其目前存在的问题提出初步建议。
关键词：城市轴线；生态廊道；生态斑块
广州近代传统城市轴线作为广州老城区市民的重要休憩绿地，同时也作为广州市建城两千年来一直延续的城市主要区域和轴线，其价值不言而喻。城市在飞速发展的今天，也需要绿地和生态廊道保护日益恶化的环境，为我们人类创造一个适宜居住并愉快生活的家园。
1.生态廊道的定义
1.1定义
美国保护管理协会（Conservation Management Institute，USA）从生物保护的角度出发，将生态廊道定义为“供野生动物使用的狭带状植被，通常能促进两地间生物因素的运动”。
城市生态廊道，特指城市中的生态廊道，它有许多城市特有的制约。例如城市中已经不存在除人类以外较大体量的哺乳类动物，一般多为昆虫、鸟类及龋齿类动物；另外城市中人类的行为活动极大地影响和干扰生态群落，有些破坏是不可恢复的。因此我们需要对城市生态廊道进行特定的考察和研究。
1.2生态廊道的描述
一般我们在考察一个生态廊道时，会研究其宽度、连接度、构成、关键点等。
宽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产生边缘效应（edge effect）的地区，进而影响廊道中物种的分布和迁移。边缘效应主要通过小气候效应（如边缘光照、风、干燥等因素）的变化引起边缘植被组成和机会边缘种进入生境深度的变化。太窄的廊道会对敏感物种不利，同时降低廊道过滤污染物等功能。
下表根据相关研究成果归纳的生物保护廊道适宜宽度：
由此可看出，要取得一定的生态效应，宽度一般需达到12m以上才能显现。
连接度，是指生态廊道上各点的联接程度，对于野生动物来说，连接度会根据不同物种的需要发生变化。道路通常是影响生态廊道连接度的重要因素，道路交通对生态阻断的影响，除了直接造成动植物死亡外，也因为道路阻隔形成小型哺乳类动物、两栖类及昆虫等的迁移障碍。同时，廊道上退化或受到破坏的片段也是降低连接度的因素。
构成，是指生态廊道的各组成要素及其配置。廊道的功能的发挥与其构成要素有着重要关系。构成可以分为物种、生境两个层次。生态廊道不仅应该由乡土物种组成，而且通常应该具有层次丰富的群落结构。
关键点，包括廊道中过去受到人类干扰以及将来的人类活动可能会对自然系统产生重大破坏的地点。当点的面积在所研究尺度上变得足够大时，就成了关键区。从某种意义上讲，关键点（区）也是生态廊道构成的一部分，只不过这些点（区）在廊道中占有更加重要的地位。
2.广州近代传统城市轴线的形成
广州近代传统城市轴线是在继承古代城市轴线的基础上建设而成，包括越秀山——中山纪念堂——市政合署——中央公园——维新路，其形成于1919年。这一年，辛亥革命爆发，广州作为中国近现代革命的发源地和各种思想汇聚的大本营，成为向西方城市学习的前沿。市政工所成立，随即拆除城墙、修筑马路。
1918年市政工所改造原官府花园为中央公园，成为广州首个普罗大众可以休闲娱乐的公共场所，当年引起极大的轰动。
1929年中山纪念碑落成，1931年建成中山纪念堂，1934年市府合署大楼兴建。这样城市逐渐形成了以越秀山中山纪念堂一中山纪念碑一市府合署一中央公园一维新路（今为起义路）这样新的城市轴线。
3.广州近代传统城市轴线生态廊道组成
3.1 越秀公园
越秀山早在西汉南越国时，就是广州市民登临游憩胜地，自元朝以来均入历朝的“羊城八景”之列。当时越秀山处于城市的边缘郊区，与北部的白云山连绵相连，构成完整的生态廊道。越秀公园则于1921年12月在孙中山先生的倡议下成立。
公园目前是广州市最大的综合性文化休闲公园，海拔约70 m，面积62.8hm2，其中水体面积约5hm2，园区绿化覆盖率达84%。部分次生性植被保护较好，郁闭度高，植物种类丰富，据2003年广州市园林局调查，植物种类有453种，已初步形成带有浓厚山林野趣特色和优美生态景观的城市公园。通过对越秀公园的景观格局分析，得出其景观多样性较高，密林和水体景观大于其他景观因素[2]。
同时越秀公园还实施了“引鸟计划”，公园着重选不同季节开花、结果的植物，如红椎、白椎、榕树和构树等，以确保为鸟类提供食物；同时注意林木的种植尤其是小灌木、地被植物的配置，给鸟类提供栖息的场所。为了有效招徕鸟类，他们还放置了很多人工鸟笼和鸟窝，为鸟类提供适宜的繁殖、居住条件，从而招引益鸟，实施招鸟措施。目前公园里的鸟类品种从原先的27种上升到43种。国家Ⅱ级保护动物2种，占4·65%，分别是松雀鹰和褐翅鸦鹃，及有益、有经济价值及有科学研究价值的“三有”鸟类夜鹭、白鹭、珠颈斑鸠等14种，以及濒危动物扁颅蝠等。其中在国内城市较为少见的是，来自南美洲的候鸟品种白胸苦恶鸟[3]。研究人员根据地貌、植物类型及人为影响等将全园划分为6种生境：
（1）南秀山树林：主要有南洋杉、朴树、小叶榕、台湾相思、桂花等树种，观察面积有1.3 hm2。
（2）南秀湖：在湖的周围是高大的乔木和一些灌木，观察面积是1.02 hm2。
（3）南秀湖草坪：是公园内最大的一块草地，观察面积约有1.24hm2。
（4）金印游乐场树林：主要有大叶紫薇、台湾相思、朴树、山指甲等树种，观察面积有1.5 hm2。 （5）竹林：竹林有稀少的台湾相思、桉树等乔木及灌木，观察面积1.05hm2。
（6）环市路旁树林：公园北门进入的一条小路，30 m外是环市路，噪音较大，观察面积是0·98 hm2。
以上生境中，金印游乐场树林中的鸟类数目和品种最多，环市路旁树林最少。
由越秀山鸟类品种及数量的调查研究得出，越秀公园北部沿环市路交界的范围是该绿地的边缘，生态环境显著下降。
3.2 中山纪念堂
1931年落成的中山纪念堂总用地面积6.3万m2，其中建筑面积4000m2，其以建筑和中山纪念碑为主体，绿地主要起衬托作用。
纪念堂用地范围内中央绿地以大面积草坪为主，烘托纪念碑和建筑，形成良好的前景和背景，而四周种植高大乔木，这些高大乔木具有深厚的历史意义、景观意义和生态意义。在这些乔木中，有80余年的白兰树，150余年的小叶榕，还有树龄超过300年的木棉树，这些古树经过岁月的磨练，长成千奇百怪的形态，有些流传为神奇的民间故事。
由于纪念堂内大树参天，且浆果乔木繁茂，因此也是引鸟的良好场地。树下灌木、地被植物布置较为丰富，能成为鸟类的栖息地。中国鸟类记录中心在此专门设点观察鸟类的活动、迁徙、繁殖等状态。
中山纪念堂鸟瞰 中山纪念堂林下空间
3.3中央公园（人民公园）
公园始建于1918年，由留法工程师刘锡宗设计，采用了罗马式的对称布局公园南北长230m，东西宽190～210m，总占地面积48 400m2。目前公园为全开放式，四面以草地和矮灌木为边界，东边利用地形较大的高差形成了草坡。公园里古木参天，主要以近百年的榕树为主，还有白兰、枫香、凤凰木、棕榈等，树高一般超过20m，树冠下的空间高10多米，古榕树的树冠半径达10m，形成了一把天然的大绿伞，炎热的夏天，公园里的温度一般比其他室外低5℃～8℃。
树下以草坪为主，部分林下种植多层次灌木，如蒲葵搭配黄叶假连翘，紫薇搭配鸢尾等，营造较为丰富的林下灌木群。
4.生态廊道现状
4.1 斑块间的连接度
对于考察的广州近代传统城市轴线生态廊道中，有较大的几个生态斑块，分别是越秀公园、中山纪念堂和人民公园。它们的面积分别是62.8 hm2，63000 m2，48400 m2，而其中生物群落丰富度最高的是越秀公园。
一般来说，斑块之间的连接有两种形式：
1）斑块间由狭窄乔木、灌木带连接。这种情况下，只有龋齿类动物和鸟类可以通过。仅仅适宜边缘种的迁徙而不利于内部种。
2）斑块间由更宽更长的廊道连接，使内部种和边缘种可以作昼夜或季节性或永久的移动。
而在该考察对象中，斑块间被道路分割。越秀公园与中山纪念堂间被一条城市支路分割，因道路较窄，斑块间上层乔木基本相连，因此对鸟类的迁徙影响较少。但仍然对小型哺乳类动物、两栖类及昆虫等的迁徙造成影响。中山纪念堂与人民公园间被红线宽度为50m的东风路所分隔，生物迁移基本隔绝。
4.2 生态廊道的构成
三个斑块中，乡土植物占统治地位。其中榕树、白兰、木棉等树种许多为古树名木，长势良好，在数十年乃至数百年的岁月中经历战火、台风等依旧完好，证明乡土树种适应本地气候的良好习性。其中越秀公园具有极高的生物多样性，次生林保护良好。
5.思考
5.1需要在越秀公园北部重新建立与白云山之间的生态廊道，同时打通与珠江边的生态廊道，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绿地生态系统。在促进生物迁徙移动、增强生物多样性的同时在视觉上创造优美的景观。
5.2增加廊道内部斑块关联度。如斑块间被道路切割，则应注重营造良好的道路绿化，选择冠大荫浓的行道树，尽量使两侧树木距离较近，同时营造丰富多层的林下灌木。城市是人工活动最大化的智慧结晶，因此城市中的生态廊道不能像野外生态廊道那样不受人工的干扰。因此我们只能在已经破坏的前提下尽可能把损失减到最小。
5.3增加各独立斑块周边的关联绿地，或相连，或分散，把该斑块良好的生态效应向周边辐射，提升区域整体生态环境。可以社区公园、口袋公园、街头绿地，办公楼前广场等形式见缝插针，构成网状生态绿地。我们不仅要把每一个绿地斑块建设好，而且要把这些绿地的优势带到城市的各个角落，真正成为宜居城市。
参考文献：
[1]朱强，俞孔坚，李迪华.景观规划中的生态廊道宽度[J].生态学报，2005（9），2406-2412.
[2]王瑛，陈北光，张璐.广州越秀公园景观格局分析[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2008（1），68-72.
[3]吴毅，李燕梅，甘颖霞，朱瑞燕，何妙珍，董玉萍.广州市越秀公园鸟类种类与数量的初步研究[J].广州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5（10），398-402.
摘要：广州20世纪初修建的越秀公园至人民公园的近代传统城市轴线是旧城区非常重要的绿地，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有不可取代的地位。本文考察其作为生态廊道的生态效应，对其宽度、连接度、构成等作了分析。证实该传统城市轴线绿地的生态效应非常可观并且可贵。本文还对其目前存在的问题提出初步建议。
关键词：城市轴线；生态廊道；生态斑块
广州近代传统城市轴线作为广州老城区市民的重要休憩绿地，同时也作为广州市建城两千年来一直延续的城市主要区域和轴线，其价值不言而喻。城市在飞速发展的今天，也需要绿地和生态廊道保护日益恶化的环境，为我们人类创造一个适宜居住并愉快生活的家园。
1.生态廊道的定义
1.1定义
美国保护管理协会（Conservation Management Institute，USA）从生物保护的角度出发，将生态廊道定义为“供野生动物使用的狭带状植被，通常能促进两地间生物因素的运动”。
城市生态廊道，特指城市中的生态廊道，它有许多城市特有的制约。例如城市中已经不存在除人类以外较大体量的哺乳类动物，一般多为昆虫、鸟类及龋齿类动物；另外城市中人类的行为活动极大地影响和干扰生态群落，有些破坏是不可恢复的。因此我们需要对城市生态廊道进行特定的考察和研究。
1.2生态廊道的描述
一般我们在考察一个生态廊道时，会研究其宽度、连接度、构成、关键点等。
宽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产生边缘效应（edge effect）的地区，进而影响廊道中物种的分布和迁移。边缘效应主要通过小气候效应（如边缘光照、风、干燥等因素）的变化引起边缘植被组成和机会边缘种进入生境深度的变化。太窄的廊道会对敏感物种不利，同时降低廊道过滤污染物等功能。
下表根据相关研究成果归纳的生物保护廊道适宜宽度：
由此可看出，要取得一定的生态效应，宽度一般需达到12m以上才能显现。
连接度，是指生态廊道上各点的联接程度，对于野生动物来说，连接度会根据不同物种的需要发生变化。道路通常是影响生态廊道连接度的重要因素，道路交通对生态阻断的影响，除了直接造成动植物死亡外，也因为道路阻隔形成小型哺乳类动物、两栖类及昆虫等的迁移障碍。同时，廊道上退化或受到破坏的片段也是降低连接度的因素。
构成，是指生态廊道的各组成要素及其配置。廊道的功能的发挥与其构成要素有着重要关系。构成可以分为物种、生境两个层次。生态廊道不仅应该由乡土物种组成，而且通常应该具有层次丰富的群落结构。
关键点，包括廊道中过去受到人类干扰以及将来的人类活动可能会对自然系统产生重大破坏的地点。当点的面积在所研究尺度上变得足够大时，就成了关键区。从某种意义上讲，关键点（区）也是生态廊道构成的一部分，只不过这些点（区）在廊道中占有更加重要的地位。
2.广州近代传统城市轴线的形成
广州近代传统城市轴线是在继承古代城市轴线的基础上建设而成，包括越秀山——中山纪念堂——市政合署——中央公园——维新路，其形成于1919年。这一年，辛亥革命爆发，广州作为中国近现代革命的发源地和各种思想汇聚的大本营，成为向西方城市学习的前沿。市政工所成立，随即拆除城墙、修筑马路。
1918年市政工所改造原官府花园为中央公园，成为广州首个普罗大众可以休闲娱乐的公共场所，当年引起极大的轰动。
1929年中山纪念碑落成，1931年建成中山纪念堂，1934年市府合署大楼兴建。这样城市逐渐形成了以越秀山中山纪念堂一中山纪念碑一市府合署一中央公园一维新路（今为起义路）这样新的城市轴线。
3.广州近代传统城市轴线生态廊道组成
3.1 越秀公园
越秀山早在西汉南越国时，就是广州市民登临游憩胜地，自元朝以来均入历朝的“羊城八景”之列。当时越秀山处于城市的边缘郊区，与北部的白云山连绵相连，构成完整的生态廊道。越秀公园则于1921年12月在孙中山先生的倡议下成立。
公园目前是广州市最大的综合性文化休闲公园，海拔约70 m，面积62.8hm2，其中水体面积约5hm2，园区绿化覆盖率达84%。部分次生性植被保护较好，郁闭度高，植物种类丰富，据2003年广州市园林局调查，植物种类有453种，已初步形成带有浓厚山林野趣特色和优美生态景观的城市公园。通过对越秀公园的景观格局分析，得出其景观多样性较高，密林和水体景观大于其他景观因素[2]。
同时越秀公园还实施了“引鸟计划”，公园着重选不同季节开花、结果的植物，如红椎、白椎、榕树和构树等，以确保为鸟类提供食物；同时注意林木的种植尤其是小灌木、地被植物的配置，给鸟类提供栖息的场所。为了有效招徕鸟类，他们还放置了很多人工鸟笼和鸟窝，为鸟类提供适宜的繁殖、居住条件，从而招引益鸟，实施招鸟措施。目前公园里的鸟类品种从原先的27种上升到43种。国家Ⅱ级保护动物2种，占4·65%，分别是松雀鹰和褐翅鸦鹃，及有益、有经济价值及有科学研究价值的“三有”鸟类夜鹭、白鹭、珠颈斑鸠等14种，以及濒危动物扁颅蝠等。其中在国内城市较为少见的是，来自南美洲的候鸟品种白胸苦恶鸟[3]。研究人员根据地貌、植物类型及人为影响等将全园划分为6种生境：
（1）南秀山树林：主要有南洋杉、朴树、小叶榕、台湾相思、桂花等树种，观察面积有1.3 hm2。
（2）南秀湖：在湖的周围是高大的乔木和一些灌木，观察面积是1.02 hm2。
（3）南秀湖草坪：是公园内最大的一块草地，观察面积约有1.24hm2。
（4）金印游乐场树林：主要有大叶紫薇、台湾相思、朴树、山指甲等树种，观察面积有1.5 hm2。 （5）竹林：竹林有稀少的台湾相思、桉树等乔木及灌木，观察面积1.05hm2。
（6）环市路旁树林：公园北门进入的一条小路，30 m外是环市路，噪音较大，观察面积是0·98 hm2。
以上生境中，金印游乐场树林中的鸟类数目和品种最多，环市路旁树林最少。
由越秀山鸟类品种及数量的调查研究得出，越秀公园北部沿环市路交界的范围是该绿地的边缘，生态环境显著下降。
3.2 中山纪念堂
1931年落成的中山纪念堂总用地面积6.3万m2，其中建筑面积4000m2，其以建筑和中山纪念碑为主体，绿地主要起衬托作用。
纪念堂用地范围内中央绿地以大面积草坪为主，烘托纪念碑和建筑，形成良好的前景和背景，而四周种植高大乔木，这些高大乔木具有深厚的历史意义、景观意义和生态意义。在这些乔木中，有80余年的白兰树，150余年的小叶榕，还有树龄超过300年的木棉树，这些古树经过岁月的磨练，长成千奇百怪的形态，有些流传为神奇的民间故事。
由于纪念堂内大树参天，且浆果乔木繁茂，因此也是引鸟的良好场地。树下灌木、地被植物布置较为丰富，能成为鸟类的栖息地。中国鸟类记录中心在此专门设点观察鸟类的活动、迁徙、繁殖等状态。
中山纪念堂鸟瞰 中山纪念堂林下空间
3.3中央公园（人民公园）
公园始建于1918年，由留法工程师刘锡宗设计，采用了罗马式的对称布局公园南北长230m，东西宽190～210m，总占地面积48 400m2。目前公园为全开放式，四面以草地和矮灌木为边界，东边利用地形较大的高差形成了草坡。公园里古木参天，主要以近百年的榕树为主，还有白兰、枫香、凤凰木、棕榈等，树高一般超过20m，树冠下的空间高10多米，古榕树的树冠半径达10m，形成了一把天然的大绿伞，炎热的夏天，公园里的温度一般比其他室外低5℃～8℃。
树下以草坪为主，部分林下种植多层次灌木，如蒲葵搭配黄叶假连翘，紫薇搭配鸢尾等，营造较为丰富的林下灌木群。
4.生态廊道现状
4.1 斑块间的连接度
对于考察的广州近代传统城市轴线生态廊道中，有较大的几个生态斑块，分别是越秀公园、中山纪念堂和人民公园。它们的面积分别是62.8 hm2，63000 m2，48400 m2，而其中生物群落丰富度最高的是越秀公园。
一般来说，斑块之间的连接有两种形式：
1）斑块间由狭窄乔木、灌木带连接。这种情况下，只有龋齿类动物和鸟类可以通过。仅仅适宜边缘种的迁徙而不利于内部种。
2）斑块间由更宽更长的廊道连接，使内部种和边缘种可以作昼夜或季节性或永久的移动。
而在该考察对象中，斑块间被道路分割。越秀公园与中山纪念堂间被一条城市支路分割，因道路较窄，斑块间上层乔木基本相连，因此对鸟类的迁徙影响较少。但仍然对小型哺乳类动物、两栖类及昆虫等的迁徙造成影响。中山纪念堂与人民公园间被红线宽度为50m的东风路所分隔，生物迁移基本隔绝。
4.2 生态廊道的构成
三个斑块中，乡土植物占统治地位。其中榕树、白兰、木棉等树种许多为古树名木，长势良好，在数十年乃至数百年的岁月中经历战火、台风等依旧完好，证明乡土树种适应本地气候的良好习性。其中越秀公园具有极高的生物多样性，次生林保护良好。
5.思考
5.1需要在越秀公园北部重新建立与白云山之间的生态廊道，同时打通与珠江边的生态廊道，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绿地生态系统。在促进生物迁徙移动、增强生物多样性的同时在视觉上创造优美的景观。
5.2增加廊道内部斑块关联度。如斑块间被道路切割，则应注重营造良好的道路绿化，选择冠大荫浓的行道树，尽量使两侧树木距离较近，同时营造丰富多层的林下灌木。城市是人工活动最大化的智慧结晶，因此城市中的生态廊道不能像野外生态廊道那样不受人工的干扰。因此我们只能在已经破坏的前提下尽可能把损失减到最小。
5.3增加各独立斑块周边的关联绿地，或相连，或分散，把该斑块良好的生态效应向周边辐射，提升区域整体生态环境。可以社区公园、口袋公园、街头绿地，办公楼前广场等形式见缝插针，构成网状生态绿地。我们不仅要把每一个绿地斑块建设好，而且要把这些绿地的优势带到城市的各个角落，真正成为宜居城市。
参考文献：
[1]朱强，俞孔坚，李迪华.景观规划中的生态廊道宽度[J].生态学报，2005（9），2406-2412.
[2]王瑛，陈北光，张璐.广州越秀公园景观格局分析[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2008（1），68-72.
[3]吴毅，李燕梅，甘颖霞，朱瑞燕，何妙珍，董玉萍.广州市越秀公园鸟类种类与数量的初步研究[J].广州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5（10），398-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