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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寡母抚孤”是中国的优良传统,它是“夫死从子”的礼教要求,是“母以子贵”的良好愿望,也是“寡母情结”的内在需要。鲁迅少年失怙,“寡母”伟大而盲目的爱成为了这个深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影响的“孤子”无法承受又无法逃避的负担。这种心理负担与焦虑,在现实生活中无法言说,无处释放,最终通过变相手段,借助“求同作用”与“投射作用”而获得释放。鲁迅小说中“寡母形象”的塑造,就有这样的一种创作心理的存在。
关键词:寡母形象 寡母情结 求同作用 投射作用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鲁迅小说中的人物关系有点特别。就亲情关系来说,很少有父子关系、母女关系的存在;在鲁迅小说中,与母女关系相对应是的母子关系,而母亲大都是“寡母”,如《药》中的夏四奶奶,《祝福》中的祥林嫂,《明天》中的单四嫂子。小说中的这种人物关系与“寡母抚子”的人生经历有着必然的联系,或者说,鲁迅在铺陈故事情节和塑造人物形象时,有意无意地融入了自己深层的心理要素。所以,我们在探讨鲁迅笔下的“寡母形象”时,一定要充分考虑鲁迅的深层心理。
一 “寡母抚孤”暗含“寡母情结”
在封建礼教的笼罩下,在男权文化的影响下,中国古代的妇女,其地位是相当低下的,甚至毫无地位可言,“女子多当作男人的物品”。如果她的男人不在了,作为女人的她也就失去了一切,要么“守着,或者死掉”,以示自己的“节烈”。
从人性来说,寡妇是不愿意节烈的,因为“节烈很难很苦,既不利人,又不利己,说是本人原意,实在不合人情”。但男权文化是不允许寡妇有半点的“邪念”,他们教育或者说规定女子要“三从”: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在这种文化的影响下,她们也慢慢觉得这是一种美德,自觉地遵守并抚养教育下一代。
所以,《药》中的夏四奶奶,《明天》中的单四嫂子,《风波》中的八一嫂,《故乡》和《社戏》中的“母亲”,甚至《铸剑》中眉间尺的母亲,她们都遵从礼教,安分地“守着”;虽然《药》中的祥林嫂有过“再嫁”的“劣迹”,但她下无儿子,上无丈夫,只能被夫家强行卖到山坳里,她也想“守着”,只是不能。
“夫死从子”,寡妇成了“寡母”。“寡母抚孤”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在中国有着优良的传统。从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子和孟子,到宋时的范仲淹和欧阳修,再到现代的胡适和鲁迅,他们都是早年丧父,年幼而孤,但他们却在哲学上、文学上或政治上,各有各的杰出成就。除了天赋、环境而外,大概要归功于他们的母亲了。这些寡母肩负着物质和精神双重责任,既要养活孤子,又要使他们成才,使他们成功。人说“慈母多败子”,但是“寡母却抚孤”。
“寡母抚孤”现象的存在,其理由是多方面的。首先,“寡母抚孤”是受了“夫死从子”的传统礼教的束缚。可以想见,“寡母”如果不“抚孤”,那将会有多少的流言产生?有多少的谩骂纷至?这是败坏“三从四德”,是“不贞不节”。其次,“寡母抚孤”是受了“孟母三迁”、“画荻习字”等优秀典故的心理暗示。人们对于孟母等人的赞美,形成了共同的心理期待,暗示寡母只有“抚孤”,只有让儿子成才,才能流芳百世。再次,“寡母抚孤”是受了“母以子贵”的传统观念的影响。《礼记·丧服》中说:“夫者妻之天也。”一是道明了“女子从人者也”的地位,但同时也说明丈夫是妻子的支柱。女子丧夫就等于没有了“天”的护佑,她在家庭中的地位就是“连奴隶也做不稳”了。所以,寡母就把希望寄托在儿子的身上,只要儿子有出息了,“母必以子贵”。“抚孤”成了她人生的唯一目标,儿子是她生命的延续。
但是,我们往往忘记了另一个重要的方面,那就是“寡母情结”。女子失去丈夫成为寡母之后,生理和精神上的需要往往得不到满足,她要重新寻求一个心理层面上的代替者,于是找来找去,从儿子(尤其是长子)的身上找到了丈夫的影子,从而通过想象与变形达到生理上的虚拟满足;又通过儿子对母亲的本能依恋获得精神上的满足。这种替代性的满足弥补了寡母深层的渴望,在心理上起到补偿和平衡作用。但如果寡母情结过于强烈,会造成很大的心理伤害,因为那样的寡母总是想着支配儿子,甚至占有儿子。如《孔雀东南飞》中的焦母、《金锁记》中的曹七巧,都有着过度的“寡母情结”。
所以说,“寡母抚孤”不仅有着传统礼教的外在要求,还有着“寡母情结”的内在需要。
鲁迅的母亲鲁瑞就是“寡母抚孤”中的“寡母”,在传统的教育中,她当然知道“夫死从子”和“母以子贵”的内涵。虽然她有四个儿子(四子夭折),但她首先把希望寄托在长子鲁迅的身上,即使家庭“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她还是“办了八元的川资”让鲁迅去学洋务,后来还同意鲁迅留学日本。面对长子鲁迅所走的并非“正路”,要受到“加倍地奚落而且排斥的”,但这个“寡母”却表现出了“夫死从子”的决心和“母以子贵”的愿望。作为“寡母抚孤”中的“孤”,鲁迅也理解母亲生活的艰辛和精神压力的深重,他明白“长兄为父”的道理,把两个弟弟拉扯成人,鲁迅实际上是在扮演父亲的角色。那么鲁迅在他母亲的心里又是一个怎样的角色呢?
——那是长子与丈夫的混合体。一方面她听从儿子的“走异路,逃异地”,离开母亲的决定,这里的“从子”实际上是“从夫”的另一种表现;另一方面她希望儿子听从她安排,结婚生子,留在母亲的身边,扮演好父兄的角色。这不就是“寡母情结”吗?只是鲁迅母亲的“寡母情结”没有表现得那么明显罢了。
作为深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影响的鲁迅,当然知道什么叫“寡母情结”。因为他从写第一篇白话小说开始,就渗入了精神分析的理论,“鲁迅的《狂人日记》,从里到表,无不带有明显的精神分析特征”。鲁迅知道“寡母”有“寡母情结”,当然也知道丧父的“孤儿”有“恋母情结”,但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不允许有这种“邪念”的,意识中的“逃避”与潜意识中的“依恋”相互矛盾着,所以鲁迅必定生活在“不能欲罢,欲罢不能”的痛苦心理之中。
生活之中的心理痛苦,当无法喻之于人的时候,文学家们自然会通过变相的方式——艺术创造来得到释放,达成心理平衡。鲁迅的一些小说中对于“母子关系”的叙写,对于“寡母形象”的塑造,是不是也渗透着这种心理倾向呢?
二 “寡母形象”流露“创作心理”
鲁迅是一个坚决的反传统主义者,但在婚姻上却成为了传统的奴隶。鲁迅的母亲给他安排一个名叫朱安的女子,可结婚的第二天,有人发现鲁迅泪湿枕巾,脸也染青,夜晚就睡到了书房。他清醒地意识到母亲包办婚姻不符合新文化新时代个性解放的特征。但他却没有反抗,依然遵奉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认为“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无奈之中却充满着孝心。因为理智告诉他:寡母生活困苦、抚孤艰难和节烈辛酸。在鲁迅的“寡母小说”中,充分地流露出他对寡母的同情、理解,甚至赞颂。
《明天》中的“寡母”单四嫂子,丈夫的死并没有让她绝望,因为她还有儿子,她还有希望。艰难与困苦并没让她失去生活的信心,靠着手纺棉纱养活她和她的儿子。生活充满乐趣,明天充满希望,“连纺出的棉纱,也仿佛寸寸都有意思,寸寸都活着”。鲁迅对于单四嫂子“抚孤”的决心和对“明天”的期待给予了肯定。而当宝儿死了的时候,“单四嫂子的声音也就从呜咽变成号”,我们仿佛也听到了鲁迅发自内心的同情的悲鸣。在小说中鲁迅还表达了于蓝皮阿五们的揩油念头和龌龉行为的厌恶与鄙视。
《祝福》中的“寡母”祥林嫂,有着中国传统妇女的一切“美德”:丧夫之后打算“从一而终”,依了“夫权”;被迫“改嫁”,也算是依了“族权”;再次丧夫,但“她又能做,打柴摘茶养蚕都来得”,这一切都是为了她的儿子阿毛,这是“夫死从子”。然而阿毛却被狼吃掉了,这对祥林嫂是天大的打击,她除了无声的呜咽之外,还诉说着悲惨的故事:“我真傻,真的……”,以此来排遣自己胸中的痛苦与无助。鲁迅对于祥林嫂的悲剧充满着同情和些微的自责,而对于咀嚼祥林嫂的悲剧以获得精神上满足的无聊看客却表现了愤怒与厌恶。
从小说中“寡母形象”的身上,我们可以找到鲁迅母亲的影子:她们善良勤劳,又艰难困苦。对于寡母丧夫之后,却依然坚信明天的希望,并勤劳抚孤,鲁迅给予了她们肯定与赞美;对于寡母丧子之后,精神变得痛苦而又无法排遣,鲁迅表现出了最深切的同情。这就是鲁迅对“寡母”的爱,因为鲁迅知道,所有的寡母都要经历生活的困苦、抚孤的艰难和节烈的辛酸。这也是鲁迅对他母亲同情与感恩的另一种表达。
以《明天》和《祝福》两文为例,我们可以感觉到“孤子”对“寡母”的同情,作者是站在“孤子”的立场去塑造“寡母形象”,而且在塑造“寡母形象”的过程中,“寡母”始终站在“孤子”的背后。换句说,“寡母”看着“孤子”在创造“寡母形象”,“寡母形象”既是“孤子”创造的,也是背后的“寡母”创造的,“寡母”是幕后的作者,是无形中的作者。鲁迅对“寡母形象”的塑造是按照着他母亲的形象来塑造的,从这些“寡母形象”中一定能找到他母亲的影子。这就是创作中的“求同作用”。
所谓“求同作用”,就是把某些外界事物的特点纳入到自己的人格或需要中。一个人在“求同作用”的支配下,当他与外界发生联系时,他采用的态度不是指向外在对象,而是指向自身。在文学的世界中,他(她)可以扮演多个角色,并在每一个角色中,都能找到自身的影子。我们一定能在单四嫂子、祥林嫂、八一嫂、眉间尺母亲等“寡母”的身上,找到鲁迅母亲的特点,比如善良、勤劳、坚忍,或者痛苦、孤独、无奈。
与“寡母”相对应的是“孤子”。只要我们稍加注意,鲁迅笔下的“孤子”大都是以“死亡”的结局呈现在读者面前的。祥林嫂的阿毛被狼吃掉,单四嫂子的宝儿被巫医误死,他们都还没有长成就夭折了;夏四奶奶的夏瑜参加革命英雄就义,眉间尺为父报仇拔剑自刎,他们已经长大成人,都为了一个“义”字,付出了生命。
“孤子”是“寡母”的希望,她活着是为了“抚孤”的。她要经历太多的艰难困苦与辛酸,但她无怨无悔,既是给她死去的丈夫一个交代,也是给自己一个托身的希望。在中国的历史和文学世界中,都有过这样的故事。先是“寡母”艰难“抚孤”,而后“孤子”奋发有为,结果“母以子贵”,欢快团圆。
既然“孤子”是“寡母”活下去的唯一希望,那么孤子的死亡就完全消解了寡母生命的意义,是寡母生命的绝望。鲁迅为什么要为“孤子”安排“死亡”的结局,让“寡母”走向“绝望”呢?这一定有深层的原因!
作为传统文化的坚决反对者,鲁迅对于他母亲的婚事安排不是不反抗,而是不想反抗,也无力反抗。不想反抗是因为鲁迅知道他母亲作为一个“寡母”要承受多大的艰难与痛苦,同时他是长子,理所当然要承担起父兄的责任,帮带年幼的弟弟,还要考虑整个家庭的稳定;无力反抗是因为鲁迅知道他母亲是多么的爱他,鲁迅的弟弟周建人回忆说:“我母亲极爱我大哥!也了解我大哥。”母亲“了解”鲁迅,“极爱”鲁迅,为什么又要让鲁迅做传统婚姻的奴隶呢?除了家庭和社会的原因之外,一定还有深层的心理原因,而这心理因素是在不自觉中流露出来并起着主导作用。那心理因素就是“寡母情结”的存在。
对于母亲的“寡母情结”,鲁迅当然了解而且理解。鲁迅说过“母爱差不多是伟大而盲目的”,因为“伟大”,所以鲁迅尊重他的母亲,孝敬他的母亲;但对“盲目”——寡母对于长子的过度之爱,鲁迅却不能用语言来指明,不能用行为来伤害。对鲁迅来说,母亲的爱成为一种无法承受,又无法逃离的负担。这种在现实生活中不能言说的心的语言,就潜沉到鲁迅的作品之中,从而消解了因“寡母情结”,甚至“恋母情结”而产生的心的恐惧。
为了消除“寡母情结”,有两种方法:一个是让寡母死亡,另一个是让孤子死亡,总之,让这种情感失去寄托之物。在鲁迅的作品中,寡母很少以死亡的结局出现,虽然她们已经绝望了;即使是祥林嫂,也是在她的儿子死亡之后才死亡的。而大部分的这类小说中,鲁迅安排了孤子的死亡。也许是鲁迅不想“诅咒”长辈的死亡,否则是“不孝”的;也许是鲁迅把自己作为“孤子”的情感“投射”到与自己本质相同而人格毫无相似之处的其他“孤子”身上去,从而摆脱自己的心理焦虑,甚至心理恐惧。
鲁迅笔下的“孤子”有两类,一类是早早夭折的,与鲁迅毫无相关;另一类是凛然别母,从容就义的,与鲁迅也相关不大。因为鲁迅是不赞成“赤膊上阵”和“徒手请愿”的,他自己也曾经拒绝暗杀满清权贵,因为“死后丢下母亲,我问母亲怎么处置”,更因为鲁迅深刻地认识到革命力量的形成就如“煤的形成”一样,是不允许随意浪费,随时用完的。
鲁迅笔下的两类“孤子”在本质上与鲁迅相同,但与鲁迅自身的经历相关不大,甚至毫无关系。对于鲁迅本人来说,其笔下的人物形象“孤子”是与他“不同类型”的,是属于“外界”的事物。当自己的心理产生焦虑或恐惧时,把这种焦虑或恐惧转移到外界,从而消除了这种心理,获得心理的平衡,这叫做“投射作用”。
“投射作用”是与“求同作用”相对的,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那里,投射作用与求同作用是一对矛盾的心理自卫机制,当一个人的本我或超我对自我施加压力而产生焦虑时,他就可能将原因归罪于外界,这就是“投射作用”。“本我”、“自我”和“超我”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中的概念。超我遵循道德原则,自我遵循现实原则,本我遵循享乐原则,各自反映着人的不同层面的“力”。“本我”反抗“超我”,“超我”压制“本我”,经过妥协最终以“自我”的形式出现在现实中。鲁迅当时的现实就是对母亲的“孝与爱”,但“道德伦理”的“超我”要求“自我”做到更好的“孝与爱”;而对“寡母情结”恐惧的“本我”要求逃离母亲,放弃“孝与爱”。在这种矛盾的心理之下,自然出现“心理自卫机制”,那就是把现实中“孤子”的情绪,投射到小说中的“孤子”身上,转移恐惧,形成新的心理平衡。
当作者在叙说着故事的时候,故事也在叙说着作者。读者可以从直接的叙说中了解作者现实的想法;也可以从间接甚至扭曲的叙说中挖掘作者的潜意识,这是作者最本真的心理。在鲁迅的“寡母小说”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药》中的夏瑜,其人物原型是革命烈士秋瑾女士,但作者却把她改造成为了男性,构成了“母子关系”;《补天》中的女娲是人类社会最大的“寡母”,她创造的人物“偏在女娲的两腿之间向上看”;而且他还借用了母亲的“鲁”姓取名为“鲁迅”。这些细节是不是也能反映出鲁迅的创作心理呢?鲁迅虽然遵从孝道,和朱安过着“无爱”的夫妻生活长达二十年,在“爱与孝”的同时,却把他的母亲推向了永无休止的精神酷刑之中,这是不是对“寡母情结”的无意识反抗呢?
参考文献:
[1] 鲁迅:《坟·我之节烈观》,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9月。
[2] 崔高维著译:《礼记·丧服》,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3月。
[3] 周怡、王建周:《精神分析理论与鲁迅的文学创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1月。
[4] 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
[5] 鲁迅:《华盖集续编·记念刘和珍君》,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
[6] 弗洛伊德,滕守尧译:《性爱与文明》,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年。
[7] 鲁迅:《三闲集·怎么写》,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
作者简介:吴铜虎,男,1975—,浙江温州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工作单位:浙江温州东方职业技术学院。
关键词:寡母形象 寡母情结 求同作用 投射作用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鲁迅小说中的人物关系有点特别。就亲情关系来说,很少有父子关系、母女关系的存在;在鲁迅小说中,与母女关系相对应是的母子关系,而母亲大都是“寡母”,如《药》中的夏四奶奶,《祝福》中的祥林嫂,《明天》中的单四嫂子。小说中的这种人物关系与“寡母抚子”的人生经历有着必然的联系,或者说,鲁迅在铺陈故事情节和塑造人物形象时,有意无意地融入了自己深层的心理要素。所以,我们在探讨鲁迅笔下的“寡母形象”时,一定要充分考虑鲁迅的深层心理。
一 “寡母抚孤”暗含“寡母情结”
在封建礼教的笼罩下,在男权文化的影响下,中国古代的妇女,其地位是相当低下的,甚至毫无地位可言,“女子多当作男人的物品”。如果她的男人不在了,作为女人的她也就失去了一切,要么“守着,或者死掉”,以示自己的“节烈”。
从人性来说,寡妇是不愿意节烈的,因为“节烈很难很苦,既不利人,又不利己,说是本人原意,实在不合人情”。但男权文化是不允许寡妇有半点的“邪念”,他们教育或者说规定女子要“三从”: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在这种文化的影响下,她们也慢慢觉得这是一种美德,自觉地遵守并抚养教育下一代。
所以,《药》中的夏四奶奶,《明天》中的单四嫂子,《风波》中的八一嫂,《故乡》和《社戏》中的“母亲”,甚至《铸剑》中眉间尺的母亲,她们都遵从礼教,安分地“守着”;虽然《药》中的祥林嫂有过“再嫁”的“劣迹”,但她下无儿子,上无丈夫,只能被夫家强行卖到山坳里,她也想“守着”,只是不能。
“夫死从子”,寡妇成了“寡母”。“寡母抚孤”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在中国有着优良的传统。从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子和孟子,到宋时的范仲淹和欧阳修,再到现代的胡适和鲁迅,他们都是早年丧父,年幼而孤,但他们却在哲学上、文学上或政治上,各有各的杰出成就。除了天赋、环境而外,大概要归功于他们的母亲了。这些寡母肩负着物质和精神双重责任,既要养活孤子,又要使他们成才,使他们成功。人说“慈母多败子”,但是“寡母却抚孤”。
“寡母抚孤”现象的存在,其理由是多方面的。首先,“寡母抚孤”是受了“夫死从子”的传统礼教的束缚。可以想见,“寡母”如果不“抚孤”,那将会有多少的流言产生?有多少的谩骂纷至?这是败坏“三从四德”,是“不贞不节”。其次,“寡母抚孤”是受了“孟母三迁”、“画荻习字”等优秀典故的心理暗示。人们对于孟母等人的赞美,形成了共同的心理期待,暗示寡母只有“抚孤”,只有让儿子成才,才能流芳百世。再次,“寡母抚孤”是受了“母以子贵”的传统观念的影响。《礼记·丧服》中说:“夫者妻之天也。”一是道明了“女子从人者也”的地位,但同时也说明丈夫是妻子的支柱。女子丧夫就等于没有了“天”的护佑,她在家庭中的地位就是“连奴隶也做不稳”了。所以,寡母就把希望寄托在儿子的身上,只要儿子有出息了,“母必以子贵”。“抚孤”成了她人生的唯一目标,儿子是她生命的延续。
但是,我们往往忘记了另一个重要的方面,那就是“寡母情结”。女子失去丈夫成为寡母之后,生理和精神上的需要往往得不到满足,她要重新寻求一个心理层面上的代替者,于是找来找去,从儿子(尤其是长子)的身上找到了丈夫的影子,从而通过想象与变形达到生理上的虚拟满足;又通过儿子对母亲的本能依恋获得精神上的满足。这种替代性的满足弥补了寡母深层的渴望,在心理上起到补偿和平衡作用。但如果寡母情结过于强烈,会造成很大的心理伤害,因为那样的寡母总是想着支配儿子,甚至占有儿子。如《孔雀东南飞》中的焦母、《金锁记》中的曹七巧,都有着过度的“寡母情结”。
所以说,“寡母抚孤”不仅有着传统礼教的外在要求,还有着“寡母情结”的内在需要。
鲁迅的母亲鲁瑞就是“寡母抚孤”中的“寡母”,在传统的教育中,她当然知道“夫死从子”和“母以子贵”的内涵。虽然她有四个儿子(四子夭折),但她首先把希望寄托在长子鲁迅的身上,即使家庭“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她还是“办了八元的川资”让鲁迅去学洋务,后来还同意鲁迅留学日本。面对长子鲁迅所走的并非“正路”,要受到“加倍地奚落而且排斥的”,但这个“寡母”却表现出了“夫死从子”的决心和“母以子贵”的愿望。作为“寡母抚孤”中的“孤”,鲁迅也理解母亲生活的艰辛和精神压力的深重,他明白“长兄为父”的道理,把两个弟弟拉扯成人,鲁迅实际上是在扮演父亲的角色。那么鲁迅在他母亲的心里又是一个怎样的角色呢?
——那是长子与丈夫的混合体。一方面她听从儿子的“走异路,逃异地”,离开母亲的决定,这里的“从子”实际上是“从夫”的另一种表现;另一方面她希望儿子听从她安排,结婚生子,留在母亲的身边,扮演好父兄的角色。这不就是“寡母情结”吗?只是鲁迅母亲的“寡母情结”没有表现得那么明显罢了。
作为深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影响的鲁迅,当然知道什么叫“寡母情结”。因为他从写第一篇白话小说开始,就渗入了精神分析的理论,“鲁迅的《狂人日记》,从里到表,无不带有明显的精神分析特征”。鲁迅知道“寡母”有“寡母情结”,当然也知道丧父的“孤儿”有“恋母情结”,但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不允许有这种“邪念”的,意识中的“逃避”与潜意识中的“依恋”相互矛盾着,所以鲁迅必定生活在“不能欲罢,欲罢不能”的痛苦心理之中。
生活之中的心理痛苦,当无法喻之于人的时候,文学家们自然会通过变相的方式——艺术创造来得到释放,达成心理平衡。鲁迅的一些小说中对于“母子关系”的叙写,对于“寡母形象”的塑造,是不是也渗透着这种心理倾向呢?
二 “寡母形象”流露“创作心理”
鲁迅是一个坚决的反传统主义者,但在婚姻上却成为了传统的奴隶。鲁迅的母亲给他安排一个名叫朱安的女子,可结婚的第二天,有人发现鲁迅泪湿枕巾,脸也染青,夜晚就睡到了书房。他清醒地意识到母亲包办婚姻不符合新文化新时代个性解放的特征。但他却没有反抗,依然遵奉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认为“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无奈之中却充满着孝心。因为理智告诉他:寡母生活困苦、抚孤艰难和节烈辛酸。在鲁迅的“寡母小说”中,充分地流露出他对寡母的同情、理解,甚至赞颂。
《明天》中的“寡母”单四嫂子,丈夫的死并没有让她绝望,因为她还有儿子,她还有希望。艰难与困苦并没让她失去生活的信心,靠着手纺棉纱养活她和她的儿子。生活充满乐趣,明天充满希望,“连纺出的棉纱,也仿佛寸寸都有意思,寸寸都活着”。鲁迅对于单四嫂子“抚孤”的决心和对“明天”的期待给予了肯定。而当宝儿死了的时候,“单四嫂子的声音也就从呜咽变成号”,我们仿佛也听到了鲁迅发自内心的同情的悲鸣。在小说中鲁迅还表达了于蓝皮阿五们的揩油念头和龌龉行为的厌恶与鄙视。
《祝福》中的“寡母”祥林嫂,有着中国传统妇女的一切“美德”:丧夫之后打算“从一而终”,依了“夫权”;被迫“改嫁”,也算是依了“族权”;再次丧夫,但“她又能做,打柴摘茶养蚕都来得”,这一切都是为了她的儿子阿毛,这是“夫死从子”。然而阿毛却被狼吃掉了,这对祥林嫂是天大的打击,她除了无声的呜咽之外,还诉说着悲惨的故事:“我真傻,真的……”,以此来排遣自己胸中的痛苦与无助。鲁迅对于祥林嫂的悲剧充满着同情和些微的自责,而对于咀嚼祥林嫂的悲剧以获得精神上满足的无聊看客却表现了愤怒与厌恶。
从小说中“寡母形象”的身上,我们可以找到鲁迅母亲的影子:她们善良勤劳,又艰难困苦。对于寡母丧夫之后,却依然坚信明天的希望,并勤劳抚孤,鲁迅给予了她们肯定与赞美;对于寡母丧子之后,精神变得痛苦而又无法排遣,鲁迅表现出了最深切的同情。这就是鲁迅对“寡母”的爱,因为鲁迅知道,所有的寡母都要经历生活的困苦、抚孤的艰难和节烈的辛酸。这也是鲁迅对他母亲同情与感恩的另一种表达。
以《明天》和《祝福》两文为例,我们可以感觉到“孤子”对“寡母”的同情,作者是站在“孤子”的立场去塑造“寡母形象”,而且在塑造“寡母形象”的过程中,“寡母”始终站在“孤子”的背后。换句说,“寡母”看着“孤子”在创造“寡母形象”,“寡母形象”既是“孤子”创造的,也是背后的“寡母”创造的,“寡母”是幕后的作者,是无形中的作者。鲁迅对“寡母形象”的塑造是按照着他母亲的形象来塑造的,从这些“寡母形象”中一定能找到他母亲的影子。这就是创作中的“求同作用”。
所谓“求同作用”,就是把某些外界事物的特点纳入到自己的人格或需要中。一个人在“求同作用”的支配下,当他与外界发生联系时,他采用的态度不是指向外在对象,而是指向自身。在文学的世界中,他(她)可以扮演多个角色,并在每一个角色中,都能找到自身的影子。我们一定能在单四嫂子、祥林嫂、八一嫂、眉间尺母亲等“寡母”的身上,找到鲁迅母亲的特点,比如善良、勤劳、坚忍,或者痛苦、孤独、无奈。
与“寡母”相对应的是“孤子”。只要我们稍加注意,鲁迅笔下的“孤子”大都是以“死亡”的结局呈现在读者面前的。祥林嫂的阿毛被狼吃掉,单四嫂子的宝儿被巫医误死,他们都还没有长成就夭折了;夏四奶奶的夏瑜参加革命英雄就义,眉间尺为父报仇拔剑自刎,他们已经长大成人,都为了一个“义”字,付出了生命。
“孤子”是“寡母”的希望,她活着是为了“抚孤”的。她要经历太多的艰难困苦与辛酸,但她无怨无悔,既是给她死去的丈夫一个交代,也是给自己一个托身的希望。在中国的历史和文学世界中,都有过这样的故事。先是“寡母”艰难“抚孤”,而后“孤子”奋发有为,结果“母以子贵”,欢快团圆。
既然“孤子”是“寡母”活下去的唯一希望,那么孤子的死亡就完全消解了寡母生命的意义,是寡母生命的绝望。鲁迅为什么要为“孤子”安排“死亡”的结局,让“寡母”走向“绝望”呢?这一定有深层的原因!
作为传统文化的坚决反对者,鲁迅对于他母亲的婚事安排不是不反抗,而是不想反抗,也无力反抗。不想反抗是因为鲁迅知道他母亲作为一个“寡母”要承受多大的艰难与痛苦,同时他是长子,理所当然要承担起父兄的责任,帮带年幼的弟弟,还要考虑整个家庭的稳定;无力反抗是因为鲁迅知道他母亲是多么的爱他,鲁迅的弟弟周建人回忆说:“我母亲极爱我大哥!也了解我大哥。”母亲“了解”鲁迅,“极爱”鲁迅,为什么又要让鲁迅做传统婚姻的奴隶呢?除了家庭和社会的原因之外,一定还有深层的心理原因,而这心理因素是在不自觉中流露出来并起着主导作用。那心理因素就是“寡母情结”的存在。
对于母亲的“寡母情结”,鲁迅当然了解而且理解。鲁迅说过“母爱差不多是伟大而盲目的”,因为“伟大”,所以鲁迅尊重他的母亲,孝敬他的母亲;但对“盲目”——寡母对于长子的过度之爱,鲁迅却不能用语言来指明,不能用行为来伤害。对鲁迅来说,母亲的爱成为一种无法承受,又无法逃离的负担。这种在现实生活中不能言说的心的语言,就潜沉到鲁迅的作品之中,从而消解了因“寡母情结”,甚至“恋母情结”而产生的心的恐惧。
为了消除“寡母情结”,有两种方法:一个是让寡母死亡,另一个是让孤子死亡,总之,让这种情感失去寄托之物。在鲁迅的作品中,寡母很少以死亡的结局出现,虽然她们已经绝望了;即使是祥林嫂,也是在她的儿子死亡之后才死亡的。而大部分的这类小说中,鲁迅安排了孤子的死亡。也许是鲁迅不想“诅咒”长辈的死亡,否则是“不孝”的;也许是鲁迅把自己作为“孤子”的情感“投射”到与自己本质相同而人格毫无相似之处的其他“孤子”身上去,从而摆脱自己的心理焦虑,甚至心理恐惧。
鲁迅笔下的“孤子”有两类,一类是早早夭折的,与鲁迅毫无相关;另一类是凛然别母,从容就义的,与鲁迅也相关不大。因为鲁迅是不赞成“赤膊上阵”和“徒手请愿”的,他自己也曾经拒绝暗杀满清权贵,因为“死后丢下母亲,我问母亲怎么处置”,更因为鲁迅深刻地认识到革命力量的形成就如“煤的形成”一样,是不允许随意浪费,随时用完的。
鲁迅笔下的两类“孤子”在本质上与鲁迅相同,但与鲁迅自身的经历相关不大,甚至毫无关系。对于鲁迅本人来说,其笔下的人物形象“孤子”是与他“不同类型”的,是属于“外界”的事物。当自己的心理产生焦虑或恐惧时,把这种焦虑或恐惧转移到外界,从而消除了这种心理,获得心理的平衡,这叫做“投射作用”。
“投射作用”是与“求同作用”相对的,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那里,投射作用与求同作用是一对矛盾的心理自卫机制,当一个人的本我或超我对自我施加压力而产生焦虑时,他就可能将原因归罪于外界,这就是“投射作用”。“本我”、“自我”和“超我”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中的概念。超我遵循道德原则,自我遵循现实原则,本我遵循享乐原则,各自反映着人的不同层面的“力”。“本我”反抗“超我”,“超我”压制“本我”,经过妥协最终以“自我”的形式出现在现实中。鲁迅当时的现实就是对母亲的“孝与爱”,但“道德伦理”的“超我”要求“自我”做到更好的“孝与爱”;而对“寡母情结”恐惧的“本我”要求逃离母亲,放弃“孝与爱”。在这种矛盾的心理之下,自然出现“心理自卫机制”,那就是把现实中“孤子”的情绪,投射到小说中的“孤子”身上,转移恐惧,形成新的心理平衡。
当作者在叙说着故事的时候,故事也在叙说着作者。读者可以从直接的叙说中了解作者现实的想法;也可以从间接甚至扭曲的叙说中挖掘作者的潜意识,这是作者最本真的心理。在鲁迅的“寡母小说”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药》中的夏瑜,其人物原型是革命烈士秋瑾女士,但作者却把她改造成为了男性,构成了“母子关系”;《补天》中的女娲是人类社会最大的“寡母”,她创造的人物“偏在女娲的两腿之间向上看”;而且他还借用了母亲的“鲁”姓取名为“鲁迅”。这些细节是不是也能反映出鲁迅的创作心理呢?鲁迅虽然遵从孝道,和朱安过着“无爱”的夫妻生活长达二十年,在“爱与孝”的同时,却把他的母亲推向了永无休止的精神酷刑之中,这是不是对“寡母情结”的无意识反抗呢?
参考文献:
[1] 鲁迅:《坟·我之节烈观》,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9月。
[2] 崔高维著译:《礼记·丧服》,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3月。
[3] 周怡、王建周:《精神分析理论与鲁迅的文学创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1月。
[4] 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
[5] 鲁迅:《华盖集续编·记念刘和珍君》,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
[6] 弗洛伊德,滕守尧译:《性爱与文明》,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年。
[7] 鲁迅:《三闲集·怎么写》,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
作者简介:吴铜虎,男,1975—,浙江温州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工作单位:浙江温州东方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