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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顺是我新生之所，是我第二个家乡”
“共产党和政府对我非常耐心，一点一滴地教育我、启发我，
对我的改造费了相当大的力气，
最后总算是把我黄某人改造过来了。”
黄维（1904-1989），江西贵溪人。1948年12月在淮海战役中被俘，时任国民党第十二兵团司令官，国民党中将军衔。1975年3月获得特赦。此后历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职委员、全国政协常委等职。
1975年3月19日，黄维走出抚顺战犯管理所。他说：“那一次宣布特赦的大会开得比任何一次都隆重……在我来说，是整整改造了27年呀！也不容易呀！当我拿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发给的特赦通知书，回到自己的房间时，禁不住热泪盈眶，失声痛哭。”
十年后，已经81岁高龄的黄维重访抚顺战犯管理所。他不住宾馆，而是回到2号监室住了一晚。他说：“抚顺管理所是我最怀念的地方，过去我在改造中表现是不好的，经过政府多年耐心教育，我这个顽固分子变成新人。没料到我还能活到现在，这主要是党的照顾和关怀，是共产党的政策好！”并挥笔题词：
重来抚顺管理所纪念
抚顺是我新生之所，是我第二个家乡
自杀未遂被俘：“心情非常烦躁和绝望”
1948年12月15日，黄维与第十二兵团副司令胡琏等指挥人员被解放军追击到平古堆。黄维、胡琏临突围时曾向医务人员要了大包安眠药，万一不能脱身即服药自杀，并相约谁突围出去谁就照料对方家属。下午4时，黄维、胡琏分道逃跑。胡琏逃了出去，黄维没跑多远就被解放军包围。他急忙去摸口袋里的安眠药，等摸出来，为时已晚，一个解放军战士飞快上前制服了他。
审讯时，中野3纵敌工科长问他：“你叫什么名字，是干什么的？”黄维回答：“我叫方正馨，在十二兵团14军担任上尉文书。”科长问：“上尉文书月薪多少？”黄维支支吾吾，最后说道：“我的记性太坏，好像是60元吧？”“你说的不对！”科长见他老是用右手去拉左手的袖口，便让他把袖口卷起来，只见他的手腕上戴着一只名贵手表。科长让他把名字写下来。黄维从口袋里拿出一支派克钢笔，在纸上写下“方正馨”三个字，笔锋刚健遒劲。
科长非常怀疑，但审讯不出他的真实身份，只得先把他带到战俘营。几天后，一个给黄维当过司机的战士指认了他。
据黄维后来回忆：
我被俘以后，思想是很顽固的。当时，负责管理十二兵团俘虏的是解收军中原野战军联络部长杨松青，他是黄埔四期毕业生，动员我们广播，给杜聿明、邱清泉、李弥及各军军长写劝降信立功减罪，我坚决拒绝。后来，听说由几位将领起草稿子写了封劝降信，并签了名，只有我没有签。
一次，一个解放军干部来找我谈话，问我为什么拒绝广播和写劝降信，要我承认自己的罪行，我说：“我的最大错误就是打了败仗！”
后来，我被转送到河北西部的井陉，被关押在解放军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看守所。我被单独关在一间房子里，和外面完全隔绝。当时，我的心情非常煩躁和绝望，总是想：我跟共产党打了那么多年的仗，从1932年开始，直到1935年红军北上离开江西，我参加过对江西红军的多次“围剿”，江西苏区的红军和老百姓对我都有仇恨，这次淮海战役中我又指挥十二兵团十几万人马向解放军进攻……我和共产党及解放军结下了那么大的冤仇，现在既然被他们抓住了，就决不会饶恕了我。
“功德林里的人，无论管理员或同犯，都认为我最顽固，事实也确实如此”
黄维以为自己必死无疑，但“解放军没有杀我的意思，相反在生活上还处处优待我”。他一度表现出追求思想进步的愿望，在履行登记手续时写道：“我是一个纯粹的职业军人，昧于政治了解，尤其对于中共方面之材料无缘接触，所以对中共所领导的革命真相是极其陌生的。我希望能早日到达固定的地方，学习有关共产主义革命的学说、理论以及解放区政治经济具体实施的材料，使对于各项问题能详加研究。人总是愿意接受真理的，认识真理必然站在真理方面去奋斗，至少也可以在将来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内做一太平良民，就是抱瓮灌园为老农以没世也是欣幸的！”
然而到了1950年，当他被转押到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后，他不仅拒不认罪，而且“认定共产党所谓的‘宽大改造政策’只不过是欺骗宣传……由于心情不好，便经常和同犯争吵，抗拒管理人员的管理，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据黄维后来回忆：
管理所为了对我们进行教育改造，鼓励我们多读书，允许我们自己掏钱买书。恰好这时我的内人给我寄来一点钱，她当时被政府安排在上海图书馆。我在管理处开列的书目中挑选了几本书，其中有一本名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苏联小说，我并不晓得它的内容，只觉得书名还合我的性格和胃口。谁知买来一看，里边是讲些共产党人如何如何的事情，大感失望。于是我悄悄地把它一页页撕下来作了手纸用。不料这事又被同组的人发觉了，他们决定开会批判我，说我“侮辱革命，侮辱布尔什维克”，措辞非常严厉。我却不以为然，说：“这本书我已经看完了，我现在是在发挥它的第二次使用价值，这又有何不可！”
双方相持不下，谁也不服。有人去请管理员来解决矛盾，被请来的管理员又偏偏是上次因为“电灯问题”挨过我骂的那一个。谁知他却说：“黄维手纸不够用，没有要求多发手纸，这是他的不对;可是我作为管理员，没有发现，这是我的失职。至于那本书，黄维自己看完了可以借给别人看嘛，大家也不要因为他处理得不恰当而作出同样不恰当的结论来。”这一席话，说得我们几个人都哑口无言。
总之，那时我对学习非常抵触，常常说些挑衅性的怪话或做些挑衅性的动作。功德林里的人，无论管理员或同犯，都认为我最顽固，事实也确实如此。
黄维很清楚，共产党不会杀他，但以他的罪行，短时间内不会被放。于是他决定另辟蹊径：当不成将军可以当发明家，他要发明出永动机，堂堂正正地恢复自由。中科院否定了黄维的设计后，他对前来探望的妻子蔡若曙说：“我如果搞不出名堂来，剐了我都可以。” 蔡若曙和5个孩子曾被蒋介石审定从上海直接航运到台湾。按照黄维与胡琏的约定，蔡若曙到台湾后立即找到胡琏，哪知胡琏翻脸不认人，根本就不管他们。经过深思熟虑，她于1950年带着孩子取道香港，返回大陆。每当蔡若曙去见黄维时，都苦口婆心地劝他放弃发明永动机，好好接受改造，但他一句也听不进去，还经常恶语相加。一次，蔡若曙又来劝他，他还是听不进去，下逐客令道：“不谈这个好吗，这里的接见时间是半个钟头，你该走了。”蔡若曙生气地说：“你思想问题未解决，还是谈谈好。这不单是个发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你反复无常，蒋匪叫嚣反攻大陆，你感到形势不妙，处理无望，对蒋还抱幻想，还想为他效忠到底吗？”黄维被气得脸红脖子粗，竟然骂道：“你简直是放屁！”
黄维要发明永动机的决心坚定不移，几乎时时、事事都离不开这个话题，管理所和公安部不止一次地研究处理办法，都没有成效。后来，经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批准，让他搞，并聘请中科院物理研究所进行审核、鉴定。
“在这几年的生病过程中，我的思想慢慢地发生了变化”
1952年，黄维得了结核病，“这一病还很厉害，很凶。肺结核、腹膜结核、淋巴结核、精囊结核、副肇结核，好几种结核病一齐暴发出来”。据黄维后来回忆：
当时给我治病，那是费了相当大的力气。那时治疗结核病的药物，如链霉素和青霉素，我们国内自己还不能生产，都得靠苏联进口，可苏联的链霉素药物性能不好，而英、美两国的链霉素质量虽然过关，却对中国大陆封锁。于是，我需要的药物都是通过公安部的卫生机构专门派人到香港、澳门买回来的。所以我的病治疗得很及时，很不错……
我在病床上不能动弹，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就连小大便也不能下床，都是由管理员负责照料。长时间这样做，真是不容易啊！中国有句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骨肉亲人之间尚且如此，何况我还是个战犯，曾经是共产党的仇人，在监狱里能得到这样的照料，是不敢想的！过去旧社会对待犯人是什么样子？国民党对待共产党是什么样子？这些是大家都知道的。在国民党的监牢里，是不管犯人的死活的，死了活该！再有就是有钱人才能保外就医。
在这四年当中，我的病情有过几次变化和反复，好几次都差不多要完蛋了，又被抢救过来，有好几次病情已经稳定，回到战犯管理所休养室休养治疗，可病一反复，马上又被送回复兴医院……再有我的饮食，是吃小灶病号饭，每顿二菜一汤，每天有牛奶、鸡蛋、猪肉，一直吃到1958年。
正因为一方面积极有效地治疗，另一方面吃得比较好，营养比较好，我的病才慢慢地好转。到了1955年冬天，我能从床上爬起来了。但这时还没完全好，又一直休养了好几年。在这几年的生病过程中，我的思想慢慢地发生了变化。
在长期的养病过程中，黄维对被俘后的种种言行和表现进行了冷静的分析，对过去从不愿读的马列主义书籍和毛泽东的著作也感兴趣了。他还给妻子写了道歉信，作自我检讨。病好后，他主动向政府作检讨，说以前是“以怨报德”，政府抢救了垂死的他，“这恩德何止是再生父母”。他自述：“为了惩前毖后，对症下药，治病自救，第一，痛下决心摒弃一切幻想以绝祸根，今后保证绝对不再有黄维永动机发生。第二，从思想上坚决消除和改正发牢骚、说怪话的思想根源和丑恶性格。第三，从此低头认罪，诚心服法。第四，坚决以思想改造为唯一的出路和要求，全力以赴，今后老实学习。总而言之，我现在低头认罪……争取新生，希望在此以前的错误和罪行还能得到政府宽大，允许我有走向新生的机会。”
“感到还是共产党有办法”
1958年是黄维从思想上“缴械”的一年，他由一个“万死不足以蔽其辜”的战犯得到了“脱胎换骨”的变化。除了病中感悟颇深，另一个让他思想发生重大转变的原因是参观学习。据黄维后来回忆：
在以前，我做了对不起老百姓的错事，这是无可讳言的！可是，到了功德林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并没认识到这一点……通过参观、学习，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逐渐对这些问题有所认识。最大的收获是进行新旧社会的对比。旧社会不把发展生产当作为国为民的一件事。解放后，给我教育最深的就是共产党把发展生产作为头等大事来抓。
从1956年3月开始，战犯管理所就组织我們参观。我记得最初是参观新中国成立后修建的最大水库——北京郊区的官厅水库。以后战犯管理所经常组织我们参观各种新建设，而且每年到了“五一”国际劳动节、“十一”国庆节时，还让我们去天安门广场东边的公安部大楼屋顶专门搭的棚子里，从早晨开始，一直看到晚上放完焰火。我们观看广场上百万人的群众游行和集会，都很高兴。我们有生以来谁也没有见到过这样大的场面……这不能不使我们在思想感情上自然而然地产生共鸣和震动，确实受到很深的教育。
1956年以后，管理所每隔一二年就要组织我们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参观。1957年，我们参观了东北许多大型的重工业项目，印象最深的是参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过去我们中国土地上跑的汽车，无论大小，都是外国货，万国牌汽车，现在我们看到中国人自己生产的“解放牌”汽车，那是很有感触的。我们这一大群原国民党的高级将领，过去哪一个没有汽车？可是这个时候一个个就好像从来也没有见过汽车似的，都拥上前去，东瞧瞧，西摸摸，上下左右打量，称赞不已。杜聿明竟然情不自禁地钻进了驾驶室，踩着油门跑了好几百米，大家高兴得拍掌……
1959年是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大庆。这一年我们参观了北京的十大建筑，参观完之后到东南沿海先后参观了南京、上海、杭州一带。这一次参观的感受也很多。比如在南京，我们去看了中山陵，看到陵园维护得很好，而且还有新的建筑，这出乎我的意料，感到共产党对历史还是尊重的，对孙中山先生还是很崇敬的，并没有把孙先生一脚踢倒。总统府是我过去常去的地方，现在旧地重游，回想当年的情景，感触很多，不能不承认失败。
在改造期间，我们前前后后到南北各地参观过好多次，这些参观概括起来起到什么作用呢？可以说对于我的思想转变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过去我对国民党不重视发展生产、不搞建设也看不惯，也知道老百姓生活很苦，对我们不满意。每遇同好，也常暗地里发发牢骚。可是呢，对国家的前途、人民的生计，又拿不出任何办法来，相反，跟着国民党愈陷愈深。现在，确有了不起的成就，这使我感到还是共产党有办法。 “第一批特赦时，周恩来总理点名要特赦我，我的名字是上了特赦名单的”
黄维的改造是曲折向前的，从1959年到1975年之间共有6次特赦，但都没有他。据他后来回忆：
1959年，政府实行第一批特赦。我们功德林获得特赦的大约有10个人，有杜聿明、王耀武、邱行湘等人。当时我给自己算了命：“肯定没有我的份！”因为自己的情况自己最了解，在战犯里边，我的表现是最突出的思想比较顽固。知道自己不会得到特赦，所以心里很安然。当记者来问我对特赦有什么想法时，我消极地表示：“这是党的政策问题，就看党的政策怎么决定吧！”
后来我才了解到，第一批特赦时，周恩来总理点名要特赦我，我的名字是上了特赦名单的，并且已经通知了我在清华大学教书的大女儿来接我出去，可是被战犯管理所给顶住了，他们说我没有改造好，不同意特赦我，如果特赦我的话，别的战犯不服呀！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那时不特赦我是对的。
后来，我被转到秦城监狱继续接受改造。1968年转到辽宁抚顺以后，我的思想有了较大的转变，不再和管理人员对立，慢慢向好的方面发展变化。1975年3月19日，我最后一批得到特赦。我自认为还没有改造好，可政府却说我改造好了，也把我宽大释放了。现在回想起来，我对共产党和政府对我的教育改造是非常感激的……就我来说，思想比较落后，接受新事物和思想转变比较慢，可是共产党和政府对我非常耐心，一点一滴地教育我、启发我，对我的改造费了相当大的力气，最后总算是把我黄某人改造过来了。
1975年3月19日，正式宣布了对全体战犯的特赦令。那一次宣布特赦的大会开得比任何一次都隆重，许多党、政、军高级领导人都参加了，这是过去没有的。在我来说，是整整改造了27年呀！也不容易呀！当我拿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发给的特赦通知書，回到自己的房间时，禁不住热泪盈眶，失声痛哭。
黄维对抚顺的感情比对秦城的深得多。秦城是他交代罪行的地方，抚顺战犯管理所是他再生的地方。当他被特赦时，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金源陪同最后一批获得特赦的战犯到北京安顿好准备返回抚顺，黄维到火车站送行。他一生很少掉眼泪，但在那一天，他掉了很多眼泪，回住所后很长时间沉默不语。
特赦10年后，已是81岁高龄的黄维重访抚顺战犯管理所。他不住宾馆，而是回到2号监室住了一晚。他说：“抚顺管理所是我最怀念的地方，过去我在改造中表现是不好的，经过政府多年耐心教育，我这个顽固分子变成新人。没料到我还能活到现在，这主要是党的照顾和关怀，是共产党的政策好！”并挥笔题词：
重来抚顺管理所纪念
抚顺是我新生之所，是我第二个家乡
期盼两岸统一，去世前夕仍积极整束行装准备赴台访问
1975年3月25日，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北京接见特赦人员，由黄维代表大家宣读了致毛泽东、中共中央的感谢信。在感谢信中，他代表全体特赦战犯，简单地回顾了20多年来改造自新的过程，表示“今后要尽晚年余力，为祖国的强盛做点事”。据黄维后来回忆：
这次来到北京，许多过去的老朋友都见面了，大家都很高兴。政府明确宣布：立即给每个人公民权;劳动全免;有工作能力的安排工作，没有工作能力的由国家养起来，有病的一律享受公费医疗;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台湾又愿意回来的，照样欢迎。
我被特赦出来之后，面临着一个去向问题。我是江西贵溪人，离开家乡几十年了，一直没有机会回去。那里是生我养我的故土，于是我就提出请求，让我回江西老家去安度晚年。可是政府没有批准，要我留在北京，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北京是祖国的首都，全国政治、文化中心，能留在北京，晚年还能够为国家、为人民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当然很高兴。不久，我被安排当上了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工资每月200元。
特赦出来以后，我和妻子儿女得以幸福团聚，政协还为我安排了新居，开始是在永定门内东街，环境很好。我得到特赦这一年，正好碰上美国总统福特来北京访问，我国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欢迎宴会，后来福特总统举行告别宴会，这两次宴会我都应邀参加了。作为一个刚刚得到特赦的人员，受到这样的礼遇，当时的心情是很激动的。回想当年我在参观人民大会堂时曾经想：“这么好的建筑，都是现在开会的地方，与我无关。即使我将来得到特赦，也进不了这个门。”事实否定了我当初的想法。1978年3月，我又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常委，按照周恩来总理生前的指示，政协常委是副部级的待遇，这真使我受之有愧……
黄维晚年一直想为祖国统一大业做些实事，他曾多次对文强说：“趁我生活尚能自理，神志亦还清醒，一定要为和平统一祖国的神圣事业献出绵薄之力。如果不能达到此目的，我会引为终身憾事。”抗战胜利40周年时，他给在台老同学写信，说道：“祈求祖国统一，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如能早日实现，我当亲赴台湾和你们把酒言欢。”
台湾开放探亲后，黄维非常兴奋，他准备于1989年和文强一起去台湾访问。1989年3月20日，黄维在北京病逝，享年85岁。李先念、邓颖超、徐向前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献了花圈。《人民日报》评价：黄维同志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积极参加人民政协活动，对国家政治生活和群众关心的重大问题，发表意见，提出建议。黄维同志为人耿直、个性刚强、生活简朴。他关心祖国统一大业，深深怀念在台湾的亲朋故旧，期望海峡两岸骨肉早日团聚，共同为实现祖国统一振兴中华而奋斗。他为此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就在逝世前夕，仍积极整束行装，准备接受有关台湾方面的邀请，到岛内会见久别的旧友。
（责编/陈小婷 责校/彭思贝、李希萌 来源/《国民党首要战犯改造密档》，史文编著，台海出版社2013年6月第1版;《我在功德林的改造生活》，黄维/文，《文史精华》1995年第2期等）
“共产党和政府对我非常耐心，一点一滴地教育我、启发我，
对我的改造费了相当大的力气，
最后总算是把我黄某人改造过来了。”
黄维（1904-1989），江西贵溪人。1948年12月在淮海战役中被俘，时任国民党第十二兵团司令官，国民党中将军衔。1975年3月获得特赦。此后历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职委员、全国政协常委等职。
1975年3月19日，黄维走出抚顺战犯管理所。他说：“那一次宣布特赦的大会开得比任何一次都隆重……在我来说，是整整改造了27年呀！也不容易呀！当我拿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发给的特赦通知书，回到自己的房间时，禁不住热泪盈眶，失声痛哭。”
十年后，已经81岁高龄的黄维重访抚顺战犯管理所。他不住宾馆，而是回到2号监室住了一晚。他说：“抚顺管理所是我最怀念的地方，过去我在改造中表现是不好的，经过政府多年耐心教育，我这个顽固分子变成新人。没料到我还能活到现在，这主要是党的照顾和关怀，是共产党的政策好！”并挥笔题词：
重来抚顺管理所纪念
抚顺是我新生之所，是我第二个家乡
自杀未遂被俘：“心情非常烦躁和绝望”
1948年12月15日，黄维与第十二兵团副司令胡琏等指挥人员被解放军追击到平古堆。黄维、胡琏临突围时曾向医务人员要了大包安眠药，万一不能脱身即服药自杀，并相约谁突围出去谁就照料对方家属。下午4时，黄维、胡琏分道逃跑。胡琏逃了出去，黄维没跑多远就被解放军包围。他急忙去摸口袋里的安眠药，等摸出来，为时已晚，一个解放军战士飞快上前制服了他。
审讯时，中野3纵敌工科长问他：“你叫什么名字，是干什么的？”黄维回答：“我叫方正馨，在十二兵团14军担任上尉文书。”科长问：“上尉文书月薪多少？”黄维支支吾吾，最后说道：“我的记性太坏，好像是60元吧？”“你说的不对！”科长见他老是用右手去拉左手的袖口，便让他把袖口卷起来，只见他的手腕上戴着一只名贵手表。科长让他把名字写下来。黄维从口袋里拿出一支派克钢笔，在纸上写下“方正馨”三个字，笔锋刚健遒劲。
科长非常怀疑，但审讯不出他的真实身份，只得先把他带到战俘营。几天后，一个给黄维当过司机的战士指认了他。
据黄维后来回忆：
我被俘以后，思想是很顽固的。当时，负责管理十二兵团俘虏的是解收军中原野战军联络部长杨松青，他是黄埔四期毕业生，动员我们广播，给杜聿明、邱清泉、李弥及各军军长写劝降信立功减罪，我坚决拒绝。后来，听说由几位将领起草稿子写了封劝降信，并签了名，只有我没有签。
一次，一个解放军干部来找我谈话，问我为什么拒绝广播和写劝降信，要我承认自己的罪行，我说：“我的最大错误就是打了败仗！”
后来，我被转送到河北西部的井陉，被关押在解放军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看守所。我被单独关在一间房子里，和外面完全隔绝。当时，我的心情非常煩躁和绝望，总是想：我跟共产党打了那么多年的仗，从1932年开始，直到1935年红军北上离开江西，我参加过对江西红军的多次“围剿”，江西苏区的红军和老百姓对我都有仇恨，这次淮海战役中我又指挥十二兵团十几万人马向解放军进攻……我和共产党及解放军结下了那么大的冤仇，现在既然被他们抓住了，就决不会饶恕了我。
“功德林里的人，无论管理员或同犯，都认为我最顽固，事实也确实如此”
黄维以为自己必死无疑，但“解放军没有杀我的意思，相反在生活上还处处优待我”。他一度表现出追求思想进步的愿望，在履行登记手续时写道：“我是一个纯粹的职业军人，昧于政治了解，尤其对于中共方面之材料无缘接触，所以对中共所领导的革命真相是极其陌生的。我希望能早日到达固定的地方，学习有关共产主义革命的学说、理论以及解放区政治经济具体实施的材料，使对于各项问题能详加研究。人总是愿意接受真理的，认识真理必然站在真理方面去奋斗，至少也可以在将来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内做一太平良民，就是抱瓮灌园为老农以没世也是欣幸的！”
然而到了1950年，当他被转押到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后，他不仅拒不认罪，而且“认定共产党所谓的‘宽大改造政策’只不过是欺骗宣传……由于心情不好，便经常和同犯争吵，抗拒管理人员的管理，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据黄维后来回忆：
管理所为了对我们进行教育改造，鼓励我们多读书，允许我们自己掏钱买书。恰好这时我的内人给我寄来一点钱，她当时被政府安排在上海图书馆。我在管理处开列的书目中挑选了几本书，其中有一本名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苏联小说，我并不晓得它的内容，只觉得书名还合我的性格和胃口。谁知买来一看，里边是讲些共产党人如何如何的事情，大感失望。于是我悄悄地把它一页页撕下来作了手纸用。不料这事又被同组的人发觉了，他们决定开会批判我，说我“侮辱革命，侮辱布尔什维克”，措辞非常严厉。我却不以为然，说：“这本书我已经看完了，我现在是在发挥它的第二次使用价值，这又有何不可！”
双方相持不下，谁也不服。有人去请管理员来解决矛盾，被请来的管理员又偏偏是上次因为“电灯问题”挨过我骂的那一个。谁知他却说：“黄维手纸不够用，没有要求多发手纸，这是他的不对;可是我作为管理员，没有发现，这是我的失职。至于那本书，黄维自己看完了可以借给别人看嘛，大家也不要因为他处理得不恰当而作出同样不恰当的结论来。”这一席话，说得我们几个人都哑口无言。
总之，那时我对学习非常抵触，常常说些挑衅性的怪话或做些挑衅性的动作。功德林里的人，无论管理员或同犯，都认为我最顽固，事实也确实如此。
黄维很清楚，共产党不会杀他，但以他的罪行，短时间内不会被放。于是他决定另辟蹊径：当不成将军可以当发明家，他要发明出永动机，堂堂正正地恢复自由。中科院否定了黄维的设计后，他对前来探望的妻子蔡若曙说：“我如果搞不出名堂来，剐了我都可以。” 蔡若曙和5个孩子曾被蒋介石审定从上海直接航运到台湾。按照黄维与胡琏的约定，蔡若曙到台湾后立即找到胡琏，哪知胡琏翻脸不认人，根本就不管他们。经过深思熟虑，她于1950年带着孩子取道香港，返回大陆。每当蔡若曙去见黄维时，都苦口婆心地劝他放弃发明永动机，好好接受改造，但他一句也听不进去，还经常恶语相加。一次，蔡若曙又来劝他，他还是听不进去，下逐客令道：“不谈这个好吗，这里的接见时间是半个钟头，你该走了。”蔡若曙生气地说：“你思想问题未解决，还是谈谈好。这不单是个发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你反复无常，蒋匪叫嚣反攻大陆，你感到形势不妙，处理无望，对蒋还抱幻想，还想为他效忠到底吗？”黄维被气得脸红脖子粗，竟然骂道：“你简直是放屁！”
黄维要发明永动机的决心坚定不移，几乎时时、事事都离不开这个话题，管理所和公安部不止一次地研究处理办法，都没有成效。后来，经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批准，让他搞，并聘请中科院物理研究所进行审核、鉴定。
“在这几年的生病过程中，我的思想慢慢地发生了变化”
1952年，黄维得了结核病，“这一病还很厉害，很凶。肺结核、腹膜结核、淋巴结核、精囊结核、副肇结核，好几种结核病一齐暴发出来”。据黄维后来回忆：
当时给我治病，那是费了相当大的力气。那时治疗结核病的药物，如链霉素和青霉素，我们国内自己还不能生产，都得靠苏联进口，可苏联的链霉素药物性能不好，而英、美两国的链霉素质量虽然过关，却对中国大陆封锁。于是，我需要的药物都是通过公安部的卫生机构专门派人到香港、澳门买回来的。所以我的病治疗得很及时，很不错……
我在病床上不能动弹，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就连小大便也不能下床，都是由管理员负责照料。长时间这样做，真是不容易啊！中国有句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骨肉亲人之间尚且如此，何况我还是个战犯，曾经是共产党的仇人，在监狱里能得到这样的照料，是不敢想的！过去旧社会对待犯人是什么样子？国民党对待共产党是什么样子？这些是大家都知道的。在国民党的监牢里，是不管犯人的死活的，死了活该！再有就是有钱人才能保外就医。
在这四年当中，我的病情有过几次变化和反复，好几次都差不多要完蛋了，又被抢救过来，有好几次病情已经稳定，回到战犯管理所休养室休养治疗，可病一反复，马上又被送回复兴医院……再有我的饮食，是吃小灶病号饭，每顿二菜一汤，每天有牛奶、鸡蛋、猪肉，一直吃到1958年。
正因为一方面积极有效地治疗，另一方面吃得比较好，营养比较好，我的病才慢慢地好转。到了1955年冬天，我能从床上爬起来了。但这时还没完全好，又一直休养了好几年。在这几年的生病过程中，我的思想慢慢地发生了变化。
在长期的养病过程中，黄维对被俘后的种种言行和表现进行了冷静的分析，对过去从不愿读的马列主义书籍和毛泽东的著作也感兴趣了。他还给妻子写了道歉信，作自我检讨。病好后，他主动向政府作检讨，说以前是“以怨报德”，政府抢救了垂死的他，“这恩德何止是再生父母”。他自述：“为了惩前毖后，对症下药，治病自救，第一，痛下决心摒弃一切幻想以绝祸根，今后保证绝对不再有黄维永动机发生。第二，从思想上坚决消除和改正发牢骚、说怪话的思想根源和丑恶性格。第三，从此低头认罪，诚心服法。第四，坚决以思想改造为唯一的出路和要求，全力以赴，今后老实学习。总而言之，我现在低头认罪……争取新生，希望在此以前的错误和罪行还能得到政府宽大，允许我有走向新生的机会。”
“感到还是共产党有办法”
1958年是黄维从思想上“缴械”的一年，他由一个“万死不足以蔽其辜”的战犯得到了“脱胎换骨”的变化。除了病中感悟颇深，另一个让他思想发生重大转变的原因是参观学习。据黄维后来回忆：
在以前，我做了对不起老百姓的错事，这是无可讳言的！可是，到了功德林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并没认识到这一点……通过参观、学习，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逐渐对这些问题有所认识。最大的收获是进行新旧社会的对比。旧社会不把发展生产当作为国为民的一件事。解放后，给我教育最深的就是共产党把发展生产作为头等大事来抓。
从1956年3月开始，战犯管理所就组织我們参观。我记得最初是参观新中国成立后修建的最大水库——北京郊区的官厅水库。以后战犯管理所经常组织我们参观各种新建设，而且每年到了“五一”国际劳动节、“十一”国庆节时，还让我们去天安门广场东边的公安部大楼屋顶专门搭的棚子里，从早晨开始，一直看到晚上放完焰火。我们观看广场上百万人的群众游行和集会，都很高兴。我们有生以来谁也没有见到过这样大的场面……这不能不使我们在思想感情上自然而然地产生共鸣和震动，确实受到很深的教育。
1956年以后，管理所每隔一二年就要组织我们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参观。1957年，我们参观了东北许多大型的重工业项目，印象最深的是参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过去我们中国土地上跑的汽车，无论大小，都是外国货，万国牌汽车，现在我们看到中国人自己生产的“解放牌”汽车，那是很有感触的。我们这一大群原国民党的高级将领，过去哪一个没有汽车？可是这个时候一个个就好像从来也没有见过汽车似的，都拥上前去，东瞧瞧，西摸摸，上下左右打量，称赞不已。杜聿明竟然情不自禁地钻进了驾驶室，踩着油门跑了好几百米，大家高兴得拍掌……
1959年是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大庆。这一年我们参观了北京的十大建筑，参观完之后到东南沿海先后参观了南京、上海、杭州一带。这一次参观的感受也很多。比如在南京，我们去看了中山陵，看到陵园维护得很好，而且还有新的建筑，这出乎我的意料，感到共产党对历史还是尊重的，对孙中山先生还是很崇敬的，并没有把孙先生一脚踢倒。总统府是我过去常去的地方，现在旧地重游，回想当年的情景，感触很多，不能不承认失败。
在改造期间，我们前前后后到南北各地参观过好多次，这些参观概括起来起到什么作用呢？可以说对于我的思想转变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过去我对国民党不重视发展生产、不搞建设也看不惯，也知道老百姓生活很苦，对我们不满意。每遇同好，也常暗地里发发牢骚。可是呢，对国家的前途、人民的生计，又拿不出任何办法来，相反，跟着国民党愈陷愈深。现在，确有了不起的成就，这使我感到还是共产党有办法。 “第一批特赦时，周恩来总理点名要特赦我，我的名字是上了特赦名单的”
黄维的改造是曲折向前的，从1959年到1975年之间共有6次特赦，但都没有他。据他后来回忆：
1959年，政府实行第一批特赦。我们功德林获得特赦的大约有10个人，有杜聿明、王耀武、邱行湘等人。当时我给自己算了命：“肯定没有我的份！”因为自己的情况自己最了解，在战犯里边，我的表现是最突出的思想比较顽固。知道自己不会得到特赦，所以心里很安然。当记者来问我对特赦有什么想法时，我消极地表示：“这是党的政策问题，就看党的政策怎么决定吧！”
后来我才了解到，第一批特赦时，周恩来总理点名要特赦我，我的名字是上了特赦名单的，并且已经通知了我在清华大学教书的大女儿来接我出去，可是被战犯管理所给顶住了，他们说我没有改造好，不同意特赦我，如果特赦我的话，别的战犯不服呀！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那时不特赦我是对的。
后来，我被转到秦城监狱继续接受改造。1968年转到辽宁抚顺以后，我的思想有了较大的转变，不再和管理人员对立，慢慢向好的方面发展变化。1975年3月19日，我最后一批得到特赦。我自认为还没有改造好，可政府却说我改造好了，也把我宽大释放了。现在回想起来，我对共产党和政府对我的教育改造是非常感激的……就我来说，思想比较落后，接受新事物和思想转变比较慢，可是共产党和政府对我非常耐心，一点一滴地教育我、启发我，对我的改造费了相当大的力气，最后总算是把我黄某人改造过来了。
1975年3月19日，正式宣布了对全体战犯的特赦令。那一次宣布特赦的大会开得比任何一次都隆重，许多党、政、军高级领导人都参加了，这是过去没有的。在我来说，是整整改造了27年呀！也不容易呀！当我拿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发给的特赦通知書，回到自己的房间时，禁不住热泪盈眶，失声痛哭。
黄维对抚顺的感情比对秦城的深得多。秦城是他交代罪行的地方，抚顺战犯管理所是他再生的地方。当他被特赦时，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金源陪同最后一批获得特赦的战犯到北京安顿好准备返回抚顺，黄维到火车站送行。他一生很少掉眼泪，但在那一天，他掉了很多眼泪，回住所后很长时间沉默不语。
特赦10年后，已是81岁高龄的黄维重访抚顺战犯管理所。他不住宾馆，而是回到2号监室住了一晚。他说：“抚顺管理所是我最怀念的地方，过去我在改造中表现是不好的，经过政府多年耐心教育，我这个顽固分子变成新人。没料到我还能活到现在，这主要是党的照顾和关怀，是共产党的政策好！”并挥笔题词：
重来抚顺管理所纪念
抚顺是我新生之所，是我第二个家乡
期盼两岸统一，去世前夕仍积极整束行装准备赴台访问
1975年3月25日，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北京接见特赦人员，由黄维代表大家宣读了致毛泽东、中共中央的感谢信。在感谢信中，他代表全体特赦战犯，简单地回顾了20多年来改造自新的过程，表示“今后要尽晚年余力，为祖国的强盛做点事”。据黄维后来回忆：
这次来到北京，许多过去的老朋友都见面了，大家都很高兴。政府明确宣布：立即给每个人公民权;劳动全免;有工作能力的安排工作，没有工作能力的由国家养起来，有病的一律享受公费医疗;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台湾又愿意回来的，照样欢迎。
我被特赦出来之后，面临着一个去向问题。我是江西贵溪人，离开家乡几十年了，一直没有机会回去。那里是生我养我的故土，于是我就提出请求，让我回江西老家去安度晚年。可是政府没有批准，要我留在北京，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北京是祖国的首都，全国政治、文化中心，能留在北京，晚年还能够为国家、为人民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当然很高兴。不久，我被安排当上了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工资每月200元。
特赦出来以后，我和妻子儿女得以幸福团聚，政协还为我安排了新居，开始是在永定门内东街，环境很好。我得到特赦这一年，正好碰上美国总统福特来北京访问，我国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欢迎宴会，后来福特总统举行告别宴会，这两次宴会我都应邀参加了。作为一个刚刚得到特赦的人员，受到这样的礼遇，当时的心情是很激动的。回想当年我在参观人民大会堂时曾经想：“这么好的建筑，都是现在开会的地方，与我无关。即使我将来得到特赦，也进不了这个门。”事实否定了我当初的想法。1978年3月，我又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常委，按照周恩来总理生前的指示，政协常委是副部级的待遇，这真使我受之有愧……
黄维晚年一直想为祖国统一大业做些实事，他曾多次对文强说：“趁我生活尚能自理，神志亦还清醒，一定要为和平统一祖国的神圣事业献出绵薄之力。如果不能达到此目的，我会引为终身憾事。”抗战胜利40周年时，他给在台老同学写信，说道：“祈求祖国统一，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如能早日实现，我当亲赴台湾和你们把酒言欢。”
台湾开放探亲后，黄维非常兴奋，他准备于1989年和文强一起去台湾访问。1989年3月20日，黄维在北京病逝，享年85岁。李先念、邓颖超、徐向前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献了花圈。《人民日报》评价：黄维同志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积极参加人民政协活动，对国家政治生活和群众关心的重大问题，发表意见，提出建议。黄维同志为人耿直、个性刚强、生活简朴。他关心祖国统一大业，深深怀念在台湾的亲朋故旧，期望海峡两岸骨肉早日团聚，共同为实现祖国统一振兴中华而奋斗。他为此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就在逝世前夕，仍积极整束行装，准备接受有关台湾方面的邀请，到岛内会见久别的旧友。
（责编/陈小婷 责校/彭思贝、李希萌 来源/《国民党首要战犯改造密档》，史文编著，台海出版社2013年6月第1版;《我在功德林的改造生活》，黄维/文，《文史精华》1995年第2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