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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世纪30年代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日本民众也为这场战争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当时“武士道”精神裹胁下的日本青年，充当了军国主义扩张的工具，很多人的生命被无情地留在了异国他乡。熊育群的小说《已卯年的雨雪》，讲述了日本女子武田千鹤子来中国寻找参加战争的丈夫武田修宏，后来与丈夫失散，被祝奕典一家所救，并且待她如同亲人，对她进行拯救的故事。小说以战事发展和人物命运发展两条线索共同交织，描绘了两对中日新婚夫妇的爱情故事，全书视角不断在主人公祝奕典、左坤苇、武田修宏和武田千鹤子之间进行转换。其中，国仇家恨与个体情爱交织缠绕，极大地还原了战争的场景，具有高度的艺术价值，是新时期战争文学中不可多得的小说精品。
一.战争阴云下的人性探讨
《已卯年的雨雪》属于典型的战争题材的小说，战争题材的小说是文学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或悲情或壮烈地反映出在无情的战火中，英雄或是小人物的悲欢离合。中日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灾难，也给大和民族带来了沉痛的记忆，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有很多表现此类题材的作品。具体地说，本书体现了战争题材小说的三个重要特点：小说体现了艺术性和历史性的结合、小说着重于对战争的反思、小说主人公是战争的亲历者。
一般的战争文学，都会以一段真实的历史战争为背景，对于战争会有真实的描写，但是，战争文学不是纪实文学、不是历史书，目的不是为了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因此，在小说中，作者会有艺术性的加工，一些情节都有文学合理的想象和虚构。譬如，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再现了19世纪的俄法战争，生动还原了19世纪时代风貌。作者对于俄国上层贵族生活的描写，一方面是托尔斯泰贵族生活的写照，另一方面是他合理的想象需要。
小说《已卯年的雨雪》故事的背景就是一段真实的历史，故事的发生时间是1939年，用中国的干支纪年就是已卯年，地点是湘阴营田，这里地处湘江、汨罗江流入洞庭湖的交汇处。1939年9月23日，日军从水、陆、空同时发起攻击，营田江防守军仓促应战，几乎全军覆没。日军上村支队控制汨罗江入湖口，然后溯流而上，先后制造了“推山咀血案”、“六房屋血案”、“太山屋血案”、“田棚柳血案”、“余家坪血案”等系列血案，统称“营田惨案”，平民死亡达1200余人。而故事的主人公武田修宏就属于虚构的人物，但却也是众多被迫侵华的日本士兵中的代表，他的看法也代表了受军国主义思想控制的日本青年的思想。武田千鹤子的创作原型，是作者看过的马正建所写的《湘水潇潇——湖南会战纪实》中的一个日本女人，作者通过想象将二者的故事融为一体。为了还原真实的历史场景，作者对于营田地区等地做了大量的实地调查，对营田惨案的幸存者进行走访，在小说中提及的汨罗江的地貌、日本屠杀中国人的情景和日本士兵的心理活动，都非常清晰真挚，令读者一度怀疑作者身临其境。同时，作者为了了解日本文化和日本的二战历史，阅读了大量的日本书籍，包括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志贺重昂的《日本风景论》、内村鉴三的《典型的日本人》、《昭和日本史》等书，作者的思想来源之一，就是这些日本书籍。因为作者有相应的日本文化积淀，写作出的小说处处透露着日本的文化气息，并且这种文化真实可感，尤其是在描写日本夫妻的生活时，日式的风格迎面扑来。正是因为作者对于日本文化深厚的积淀，才能够对于日本的国民性有深入剖析，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武田千鹤子的温柔和决绝，都表现得恰到好处，将一个丰满的日本女人形象展现在读者面前。
纵观众多的战争文学，我们发现，对于和平的期盼与对人性真善美的追求，往往是作品永恒的主题。优秀的战争文学，不是凸显正义的战争必胜，抑或是为英雄讴歌，更不是唤起读者铭记仇恨，伺机报复，而是唤起人们内心的同情和温暖，所以，战争文学需要的是一种人类意识，即表现个体生命的存在价值。正如前苏联评论家尼古拉耶夫所强调：“文学的任务不仅在于指出，人们如何‘获得’胜利，他们的功勋、英雄主义和忘我精神如何影响了战争的进程。文学还必须讲述另一个方面，讲一讲战争如何影响了人，影响了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命运”。中国以往的战争文学往往“主题先行”，意识形态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揭露侵略的丑恶，弘扬大无畏的牺牲，但是对于战争中人性的发掘还不够深刻。张鹰曾指出：“我国的战争小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注重对于战争进程的外在描写，而忽视了战争对于人的心灵所造成的深刻影响，以及对于战争以及战争中的人的人道主义的观照，以至于缺乏艺术表现力以及美学上的厚重与质感”。《已卯年的雨雪》恰恰突破了传统模式，没有以胜利者的姿态讴歌英雄，小说表现出的是对战争的反思，并且这种反思不是以上帝的视角做说教性的评述，而是从主人公的口中说出了对战争意义的怀疑，不是大义凛然的方式，而是人物真实情感的流露。日本女人武田千鹤子对于丈夫的爱深刻而真挚，在祝奕典眼里，“她心碎的样子，让死亡变得十分恐怖，这不是陌生人的死，更不是仇敌的死，而是亲人的死”。在表现民族大义的同时，这种平淡而真挚的语言所抒写的民族大义与人性闪光点同样感人至深。
8年的抗日战争，给中国人民的心理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自文人阶层到市民阶层都有对于战争的感悟，许多作品都对此有所表现，比如老舍的《四世同堂》、张爱玲的《倾城之恋》都表现了战争下人民的生存状态，但这些作品中的主人公不是战争的主动参与者，而是战争的受害者。正如黄修已所言：“《野玫瑰》《风萧萧》这类写间谍的故事，也不是战争文学，这类小说可以称之为抗战文学”。战争文学的内容，必须紧密联系战争，并且主人公与战争有过深入的接触，因为，只有通过战争洗礼的人，才能更客观真实地回顾战争，只有真正进入战争前线，在血与火中穿梭的人才更有说服力，《已卯年的雨雪》就恰恰是战争文学的典型。《已卯年的雨雪》中武田修宏在徐州的那个晚上，队友井上死去，在天亮的时刻，日本的飞机出现在天空，将一切炸碎，“这是个屠宰场，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从来没有妥协的余地，摧毁了再摧毁！工事摧毁，城镇摧毁，人体摧毁，全部破碎不堪。他突然涌出一股荒诞感：为什么非要至对方于死地，为什么人类要自相残杀？”这番話之所以荒诞，是因为出自于一个日本侵略士兵的口中，但是，武田修宏只有面临了战争、经历了战友的死亡、也看到了战争对敌人的破坏，才能生出这样的情感，这是对于人类自由与平等的诉求，不是简单地表现战争残酷。如果这番话出自于一个没有经历的小人物之口，则有违事实和人物的历史使命，而恰恰出自武田修宏这个参加徐州会战的日本士兵的口中就更有说服力。 二.隐喻和精神维度的新突破
《已卯年的雨雪》不同于战争小说传统的基调，不单单控诉战争的无情和残酷，其中更多的是人文关怀的体现，这也是中国文化的延续。并且，需要指出的是，在小说中出现的人物是不同的中国文化符号，具有隐喻的色彩。
小说里的左太平和左太乙两兄弟，从名字看来，就代表了两种传统的中国思想：儒家和道家。左太平信奉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思想，他象征的是中国传统的士大夫，“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是他坚守的原则，他仰慕左宗棠身上古人的高洁大节，热爱经世致用之学，做事作风强硬。面对战争危机，他带领着乡民“大股敌来则避，小股敌来则斗，敌进则断其归路，敌退则截其辎重”，与祖宗庐墓共存亡，不离乡土，不辍耕作，捍卫乡土。但是他也看不上祝奕典这样跑江湖的人，他更多的是循规蹈矩，为了国家和民族可以牺牲自我，具有高度责任感，但是面对自由恋爱这样的思想又有贬斥。
左太乙的名字就充满了道家风骨，太乙与道家的思想有关，“初始”是道家的宇宙观，后来成为道家学说的一种。他代表的是中国文化的精髓部分。左太乙以自身的行动践行清净无为，他迷恋荒野的茅棚，一个人的世界，他做鸟的邻居，如果三天听不到鸟叫就会觉得周身不自在。他是这世上的大隐者，他终生追寻的“道”就是平等对待生命，存悲天悯人的善心。可以说，如果没有左太乙的存在，故事中的人们对于千鹤子的救赎是不完整的，千鹤子的生存合法性是存在问题的，也正是左太乙的这种平等的博爱才能够使得全家接纳一个来自敌国的女人。
祝奕典的形象是中国古典小说中非常乐于塑造的游侠形象，既有传统的中国忠孝思想，也有放浪不羁敢于反抗压迫的反叛思想。他“一会儿是篾匠，一会儿是跑江湖的船帮，一会儿杀日本人，一会儿和土匪纠缠不清，隐身江湖，任意妄为，无拘无束”。祝奕典是快意恩仇的侠客，在他身上，既有传统文化中的道义，也有不拘泥细节的任意妄为，他敢爱敢恨，和左坤苇私定终身，却也对王旻如照顾有加。这样的三个人，是对千鹤子进行拯救的主要因素，左太平出于民族和大局的考虑允许千鹤子存活；因为对待生命最朴素的尊重，左太乙留下千鹤子；祝奕典则是割舍不掉王旻如，而另一方面也是侠义的行为，不愿意伤害女人。
在整个小说里，众人对于千鹤子的拯救是以中华文明的信念为依托的，山河破碎的时代里，有良知的中国人依旧固守中国的传统，保持心灵的完整，建立在悲伤背后的，是坚定的信念和人性的善良，而不是虚空。这群中国人为了千鹤子不惜付出代价，坚守着中国人的“仁爱”思想，这看似顽固，其实是文明几千年来的文化主体的延续，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源头。而千鹤子也好、武田修宏也好，都是战争和军国主义下的牺牲品。千鹤子深情款款的慰问却变成了侵华的帮凶，武田修宏的解放亚洲人的理想却让他变成了杀人比赛的恶魔。军国主义裹胁下的青年逐渐自省顿悟，在这种思想扭曲的情况下，千鹤子却逐渐认识到战争的真相，在中华文明的感召下恢复人性的真善美，这是中华文明的强大之处。
一般来说，中国的抗日战争小说都是以中国人为主角，书写人们在抗日战争中如何艰苦抗击日本侵略者，而日本人多数以一种野蛮、残忍的状态出现。熊育群的小说《已卯年的雨雪》却突破了以往的写作手法，将武田千鹤子作为主角之一，作者笔下的日本士兵不只是冷冰冰的拿着枪的杀人武器。在小说中，武田修宏与角田光代作为日本士兵也参与到了残杀中国人的队伍中，武田修宏在初次杀人的时候内心还充满了负罪感，慢慢地随着战争的推进，屠杀平民也开始变得平常，心灵变得麻木。但在作者笔下，着墨更多的，是武田修宏对于千鹤子的思念与爱恋，以及对于日本故土深深的眷恋，同时他也厌倦了这吞噬生命的战争，不断地进行着反省。
作者在小说中对于主人公的行为设置，都是自然而真实的。尤其是对日本人的描写，没有为了弘扬人性而进行不切实际的拔高，创作出不符合人物时代的行为。例如，无论武田修宏还是千鹤子的骨子里都有日本人的自傲自大，对于中国的蔑视，但同样他们也有爱、有亲情。作者笔下的人物带有血肉，带有温情，不是脸谱样式的划分，而是将人性的复杂和战争对于人性的扭曲写到了极致。
小说《已卯年的雨雪》的精神内涵是全新的，其立意独特而深刻，小说既控诉战争的残酷，横眉冷对地痛斥侵略者，歌颂那些与敌人同归于尽的伟大革命者，但同时，也能够以自然而真实的笔触讲述战争对于日本人民的伤害，这是极为少见而珍贵的。
历史的硝烟散尽后，中国人开始理性地面对中日战争，作者看到战争带来的痛苦是双面性的，作者的主题不仅是表现战争残酷，还有对于千鹤子的拯救。“日本的战争与日本的这个女人无关”，这是祝奕典一家救助千鹤子的基本观点。这看法看似平常，但却是根植于中国人骨子中的蔓延两千年的中华文明的“仁爱”精神，更具体地说，即“恕”与“德”，中国抗日战争不是一场简单的以暴治暴的博弈。祝奕典全家对于武田千鹤子这样超越仇恨、超越国家与民族的拯救，提升了小说的精神内涵，彰显了作品的精神高度。
三.独具匠心的艺术特点
从艺术角度来分析《已卯年的雨雪》，我们会发现其不论是语言还是写作的脉络都独具特色，小说将中国古典文化的意象与战争年代的故事融合，并且叙事角度独特，镜头切换往往出人意外，体现作者的匠心独运。
细品《已卯年的雨雪》我们发现，小说是以一种诗意化的语言演绎一段荡气回肠的故事；以一种淡淡的哀伤，平和地讲述一个跌宕起伏的故事；虽然写战争，重点却不是血肉横飞、断臂残肢的残酷场面，而是对于主人公武田修宏在战争中的心理描绘。作者笔下的几个主要人物都是浪漫且诗意化的，武田修宏看到村庄土墙的牵牛花会摘一朵放进笔记本；千鹤子总是在发间戴着一朵小花；左坤苇着迷于烟波浩渺的洞庭湖，着迷于芦荻；祝奕典是个侠客一样的人物，穿梭在汨罗江上。作者用诗画交融的语言，表现出在动荡的年代里却依然浪漫的心灵，例如描写左坤苇：“野草是这样茂盛，四处开满不知名的野花，她喜欢采摘红色、黄色和紫色的花，辨认着各种草药，她把各色花束插在发丛中，为插花她梳出各种各样的发式。”花事花语，将一个热爱生活的少妇描写到了极致。作者对景物的描写，最大限度地体现了小说的诗意。作者對于每一处景的描写都是一幅精美的画面，细致化却又不枯燥，似乎对于每处景色都了如指掌。带有湿气的芦苇，荒洲上盘旋的白鹭和湖上的秋雨，是小说中常出现的意象，这样的本就带有哀伤意象的景物，符合小说中人物的心境。作者的高明之处在于流露于笔端的，是山水画卷一样的场面，留在读者心中的，却是战争里每个人都难以把握命运的无奈。 小说在细节描写上颇下功夫，无论是人物心理还是人物外在表现，亦或者是景物，都做到了细致入微，让读者可以深入到小说的情节中，在阅读的同时呈现画面感。而作者对于人物心理变化与纠结描写的细致化，则是让读者更加明白角色的性格特点和心路历程。例如千鹤子住在祝奕典家里，时间久了逐渐认识到祝奕典一家的善良，但她内心发生了挣扎和矛盾：“她不恨这个人了，甚至对他不无好感，脑子里会莫名其妙冒出一些理由替他辩解，比如说这是战争，祝奕典和武田修宏没有私仇……看到自己身上纵横交错的疤痕如此丑陋不堪，她心中又会涌起恨意，觉得自己是在苟活，觉得不杀支那人还给自己找借口”。这些细节将千鹤子在自我与国家之间的两难抉择表现出来。“捣碎的草药敷上伤口的瞬间，如一股冷泉渗入沙土，一阵清风拂过山谷，凉凉的感觉立刻让人神志清醒”。小说中这样描写千鹤子敷药的感觉，少了些冷冰冰的叙述，与千鹤子柔美的形象更合适。
《已卯年的雨雪》是战争文学，但是爱情主题贯穿始终。小说中有武田修宏和千鹤子的爱情，祝奕典和左坤苇的爱情，以及祝奕典和王旻如青梅竹马的青涩爱恋，每一种爱都有清新真挚之感。中国传统文学一直将爱情与孝悌、礼义绑架在一起，爱情的占位是靠后的，比如《孔雀东南飞》中重点不是兰芝与焦仲卿的爱情，而是对于封建思想的谴责，看似提高了文学基调，却扼杀了人性。食色性也，熊育群笔下却恰恰是不避讳爱情，将沉浸在爱情中的少男少女的炙热情感毫不遮掩地表现出来。因为，爱情是穿越时空的主题，不论是在和平时期还是在战争年代，过去亦或者是未来。“渐渐地，来他家玩的年轻人减少了，因为她时常走神，她不再笑，不再使性子，那销魂的酒窝也再难看见了。左坤苇的情绪很长时间都平静不下来，她去江边卖湖草，有时很累，但一闲下来就会莫名的惆怅，感伤，望着一只孤雁飞过，她伤心地落泪”。这一段描写的是祝奕典对左坤苇的痴心等待，左坤苇的性格开朗而率直，变成这样多愁善感，是因为爱情，爱情的魔力何其大哉，读者看这段描写便能明白，左坤苇的转变在意料之外却在情理之中。性欲是爱情的升华，也是相爱的人情到浓时情不自禁的表现，作者笔下男女主人公情爱的交锋都是自然而真挚的，由内心炽热的爱慕自然转换为身体的相互拥有，情深而不淫是作者描写情欲的最大特点，“左坤苇听得眼睛开始湿润了，她大胆地直视着他，发现他的眼睛也一片湿润，那颗心要为她捧出来了，两双眼睛视线在空中相碰，深情的凝望进入到彼此的心灵。这是心与心的交付……左坤苇的呼吸一阵比一阵急促”。左苇坤与祝奕典在首次相遇的晚上就有了肌肤之亲，这样的行为在当代人看来都有些开放，但事实上作者是为了表现深陷爱河中的男女渴望拥有彼此的真挚情感，情到浓时的不由自主，之后，祝奕典也提到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会如此按捺不住，但其实，读者心里却明白是因为爱情的作用。并且左苇坤和祝奕典不是“一夜情”，祝奕典没有忘记过她，也是真心要娶她为妻的，而二者的肌肤之亲正是为了拉近二者的联系和亲密感。
《已卯年的雨雪》最大的特点是不同的写作视角，类似于电影制作的蒙太奇剪辑，在一段故事还没讲完就镜头一转，变换了场景和人物，开始读者可能会难以接受，但仔细阅读可以发现这样的写作视角能够将故事全面展开。小说的发生时间前后也就一年左右，但是这样的视角将日本国内的情景和武田修宏被救起后的行动串联，讲故事进行横向串联，情节变得错综复杂。结构主义叙事学家热拉尔·热奈特提出叙事角度有三：“全知视角、限制视角和纯客观视角”，全知视角即上帝的视角，其中读者感受的丰富性和主动性丧失了；纯客观视角是非常难以做到的，一般在文学作品中不常见到；限制视角是人物的行动和心理作者也不知道，或者说知道却代入主人公的角色，达到一种视角转换的陌生效果。狄更斯的《双城记》可谓是限制视角转换的代表作，书中在伦敦与巴黎两个城市进行镜头的转换，马奈特医生从现实回顾过去，而后又审视现在的革命形势，这种写作视角带来新鲜感。《已卯年的雨雪》就是限制视角的写作方式，祝奕典救回武田千鹤子后，用煤油灯照亮千鹤子的脸，却回想营田战斗的场景；而下一章中千鹤子看到祝奕典的煤油灯却恍惚回到日本，回到和武田修宏结婚的那天，回到熟悉的生活场景。作者将日本的传统文化通过千鹤子的回忆展现在读者面前，不是单纯的介绍，而是以千鹤子自己的经历代入。还有祝奕典在回忆和王旻如相处的美好时光时，画面一转，转到祝奕典抱着死去的王旻如行走，这样转换似乎很突兀，无论时间还是情节上都不够连贯，但是这样的视角转换形成鲜明的对比，更能够凸显人物内心的伤悲，刚才是一个鲜活的王旻如，曾经和祝奕典发生了种种事情，却在一夜之间遭到日军的蹂躏，成为了冷冰冰的尸体，这样的转换形成强烈的对比反差，更能激发祝奕典内心的仇恨。
《已卯年的雨雪》是作家熊育群的经典之作，无论是作品的语言还是精神层面都具有极高的艺术性，是战争题材文学的精品。深入解读《已卯年的雨雪》，我们发现作者是带有对历史深厚的功底和对人性深刻的认识而进行写作，小说超越了双方立场，超越了国界，超越了仇恨，将人从仇恨中救赎出来，善良的人性才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作者将战争看作是杀人的机器，在这部机器的作用下，人性的罪恶和丑陋会被揭发，但同時在战争的悲伤里会有人性的闪光，会有生命个体不断地追寻光明。在战争面前，中日两个国家是完全对立的，占我山河，欺我百姓的国仇家恨不能被忘却，拯救一个日本女人的行为却完全超越了这战火时代，超越了个人的情感，这是一种超越战争仇恨的人类大爱，是中华文明薪火相传的精神力量。
一.战争阴云下的人性探讨
《已卯年的雨雪》属于典型的战争题材的小说，战争题材的小说是文学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或悲情或壮烈地反映出在无情的战火中，英雄或是小人物的悲欢离合。中日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灾难，也给大和民族带来了沉痛的记忆，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有很多表现此类题材的作品。具体地说，本书体现了战争题材小说的三个重要特点：小说体现了艺术性和历史性的结合、小说着重于对战争的反思、小说主人公是战争的亲历者。
一般的战争文学，都会以一段真实的历史战争为背景，对于战争会有真实的描写，但是，战争文学不是纪实文学、不是历史书，目的不是为了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因此，在小说中，作者会有艺术性的加工，一些情节都有文学合理的想象和虚构。譬如，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再现了19世纪的俄法战争，生动还原了19世纪时代风貌。作者对于俄国上层贵族生活的描写，一方面是托尔斯泰贵族生活的写照，另一方面是他合理的想象需要。
小说《已卯年的雨雪》故事的背景就是一段真实的历史，故事的发生时间是1939年，用中国的干支纪年就是已卯年，地点是湘阴营田，这里地处湘江、汨罗江流入洞庭湖的交汇处。1939年9月23日，日军从水、陆、空同时发起攻击，营田江防守军仓促应战，几乎全军覆没。日军上村支队控制汨罗江入湖口，然后溯流而上，先后制造了“推山咀血案”、“六房屋血案”、“太山屋血案”、“田棚柳血案”、“余家坪血案”等系列血案，统称“营田惨案”，平民死亡达1200余人。而故事的主人公武田修宏就属于虚构的人物，但却也是众多被迫侵华的日本士兵中的代表，他的看法也代表了受军国主义思想控制的日本青年的思想。武田千鹤子的创作原型，是作者看过的马正建所写的《湘水潇潇——湖南会战纪实》中的一个日本女人，作者通过想象将二者的故事融为一体。为了还原真实的历史场景，作者对于营田地区等地做了大量的实地调查，对营田惨案的幸存者进行走访，在小说中提及的汨罗江的地貌、日本屠杀中国人的情景和日本士兵的心理活动，都非常清晰真挚，令读者一度怀疑作者身临其境。同时，作者为了了解日本文化和日本的二战历史，阅读了大量的日本书籍，包括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志贺重昂的《日本风景论》、内村鉴三的《典型的日本人》、《昭和日本史》等书，作者的思想来源之一，就是这些日本书籍。因为作者有相应的日本文化积淀，写作出的小说处处透露着日本的文化气息，并且这种文化真实可感，尤其是在描写日本夫妻的生活时，日式的风格迎面扑来。正是因为作者对于日本文化深厚的积淀，才能够对于日本的国民性有深入剖析，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武田千鹤子的温柔和决绝，都表现得恰到好处，将一个丰满的日本女人形象展现在读者面前。
纵观众多的战争文学，我们发现，对于和平的期盼与对人性真善美的追求，往往是作品永恒的主题。优秀的战争文学，不是凸显正义的战争必胜，抑或是为英雄讴歌，更不是唤起读者铭记仇恨，伺机报复，而是唤起人们内心的同情和温暖，所以，战争文学需要的是一种人类意识，即表现个体生命的存在价值。正如前苏联评论家尼古拉耶夫所强调：“文学的任务不仅在于指出，人们如何‘获得’胜利，他们的功勋、英雄主义和忘我精神如何影响了战争的进程。文学还必须讲述另一个方面，讲一讲战争如何影响了人，影响了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命运”。中国以往的战争文学往往“主题先行”，意识形态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揭露侵略的丑恶，弘扬大无畏的牺牲，但是对于战争中人性的发掘还不够深刻。张鹰曾指出：“我国的战争小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注重对于战争进程的外在描写，而忽视了战争对于人的心灵所造成的深刻影响，以及对于战争以及战争中的人的人道主义的观照，以至于缺乏艺术表现力以及美学上的厚重与质感”。《已卯年的雨雪》恰恰突破了传统模式，没有以胜利者的姿态讴歌英雄，小说表现出的是对战争的反思，并且这种反思不是以上帝的视角做说教性的评述，而是从主人公的口中说出了对战争意义的怀疑，不是大义凛然的方式，而是人物真实情感的流露。日本女人武田千鹤子对于丈夫的爱深刻而真挚，在祝奕典眼里，“她心碎的样子，让死亡变得十分恐怖，这不是陌生人的死，更不是仇敌的死，而是亲人的死”。在表现民族大义的同时，这种平淡而真挚的语言所抒写的民族大义与人性闪光点同样感人至深。
8年的抗日战争，给中国人民的心理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自文人阶层到市民阶层都有对于战争的感悟，许多作品都对此有所表现，比如老舍的《四世同堂》、张爱玲的《倾城之恋》都表现了战争下人民的生存状态，但这些作品中的主人公不是战争的主动参与者，而是战争的受害者。正如黄修已所言：“《野玫瑰》《风萧萧》这类写间谍的故事，也不是战争文学，这类小说可以称之为抗战文学”。战争文学的内容，必须紧密联系战争，并且主人公与战争有过深入的接触，因为，只有通过战争洗礼的人，才能更客观真实地回顾战争，只有真正进入战争前线，在血与火中穿梭的人才更有说服力，《已卯年的雨雪》就恰恰是战争文学的典型。《已卯年的雨雪》中武田修宏在徐州的那个晚上，队友井上死去，在天亮的时刻，日本的飞机出现在天空，将一切炸碎，“这是个屠宰场，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从来没有妥协的余地，摧毁了再摧毁！工事摧毁，城镇摧毁，人体摧毁，全部破碎不堪。他突然涌出一股荒诞感：为什么非要至对方于死地，为什么人类要自相残杀？”这番話之所以荒诞，是因为出自于一个日本侵略士兵的口中，但是，武田修宏只有面临了战争、经历了战友的死亡、也看到了战争对敌人的破坏，才能生出这样的情感，这是对于人类自由与平等的诉求，不是简单地表现战争残酷。如果这番话出自于一个没有经历的小人物之口，则有违事实和人物的历史使命，而恰恰出自武田修宏这个参加徐州会战的日本士兵的口中就更有说服力。 二.隐喻和精神维度的新突破
《已卯年的雨雪》不同于战争小说传统的基调，不单单控诉战争的无情和残酷，其中更多的是人文关怀的体现，这也是中国文化的延续。并且，需要指出的是，在小说中出现的人物是不同的中国文化符号，具有隐喻的色彩。
小说里的左太平和左太乙两兄弟，从名字看来，就代表了两种传统的中国思想：儒家和道家。左太平信奉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思想，他象征的是中国传统的士大夫，“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是他坚守的原则，他仰慕左宗棠身上古人的高洁大节，热爱经世致用之学，做事作风强硬。面对战争危机，他带领着乡民“大股敌来则避，小股敌来则斗，敌进则断其归路，敌退则截其辎重”，与祖宗庐墓共存亡，不离乡土，不辍耕作，捍卫乡土。但是他也看不上祝奕典这样跑江湖的人，他更多的是循规蹈矩，为了国家和民族可以牺牲自我，具有高度责任感，但是面对自由恋爱这样的思想又有贬斥。
左太乙的名字就充满了道家风骨，太乙与道家的思想有关，“初始”是道家的宇宙观，后来成为道家学说的一种。他代表的是中国文化的精髓部分。左太乙以自身的行动践行清净无为，他迷恋荒野的茅棚，一个人的世界，他做鸟的邻居，如果三天听不到鸟叫就会觉得周身不自在。他是这世上的大隐者，他终生追寻的“道”就是平等对待生命，存悲天悯人的善心。可以说，如果没有左太乙的存在，故事中的人们对于千鹤子的救赎是不完整的，千鹤子的生存合法性是存在问题的，也正是左太乙的这种平等的博爱才能够使得全家接纳一个来自敌国的女人。
祝奕典的形象是中国古典小说中非常乐于塑造的游侠形象，既有传统的中国忠孝思想，也有放浪不羁敢于反抗压迫的反叛思想。他“一会儿是篾匠，一会儿是跑江湖的船帮，一会儿杀日本人，一会儿和土匪纠缠不清，隐身江湖，任意妄为，无拘无束”。祝奕典是快意恩仇的侠客，在他身上，既有传统文化中的道义，也有不拘泥细节的任意妄为，他敢爱敢恨，和左坤苇私定终身，却也对王旻如照顾有加。这样的三个人，是对千鹤子进行拯救的主要因素，左太平出于民族和大局的考虑允许千鹤子存活；因为对待生命最朴素的尊重，左太乙留下千鹤子；祝奕典则是割舍不掉王旻如，而另一方面也是侠义的行为，不愿意伤害女人。
在整个小说里，众人对于千鹤子的拯救是以中华文明的信念为依托的，山河破碎的时代里，有良知的中国人依旧固守中国的传统，保持心灵的完整，建立在悲伤背后的，是坚定的信念和人性的善良，而不是虚空。这群中国人为了千鹤子不惜付出代价，坚守着中国人的“仁爱”思想，这看似顽固，其实是文明几千年来的文化主体的延续，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源头。而千鹤子也好、武田修宏也好，都是战争和军国主义下的牺牲品。千鹤子深情款款的慰问却变成了侵华的帮凶，武田修宏的解放亚洲人的理想却让他变成了杀人比赛的恶魔。军国主义裹胁下的青年逐渐自省顿悟，在这种思想扭曲的情况下，千鹤子却逐渐认识到战争的真相，在中华文明的感召下恢复人性的真善美，这是中华文明的强大之处。
一般来说，中国的抗日战争小说都是以中国人为主角，书写人们在抗日战争中如何艰苦抗击日本侵略者，而日本人多数以一种野蛮、残忍的状态出现。熊育群的小说《已卯年的雨雪》却突破了以往的写作手法，将武田千鹤子作为主角之一，作者笔下的日本士兵不只是冷冰冰的拿着枪的杀人武器。在小说中，武田修宏与角田光代作为日本士兵也参与到了残杀中国人的队伍中，武田修宏在初次杀人的时候内心还充满了负罪感，慢慢地随着战争的推进，屠杀平民也开始变得平常，心灵变得麻木。但在作者笔下，着墨更多的，是武田修宏对于千鹤子的思念与爱恋，以及对于日本故土深深的眷恋，同时他也厌倦了这吞噬生命的战争，不断地进行着反省。
作者在小说中对于主人公的行为设置，都是自然而真实的。尤其是对日本人的描写，没有为了弘扬人性而进行不切实际的拔高，创作出不符合人物时代的行为。例如，无论武田修宏还是千鹤子的骨子里都有日本人的自傲自大，对于中国的蔑视，但同样他们也有爱、有亲情。作者笔下的人物带有血肉，带有温情，不是脸谱样式的划分，而是将人性的复杂和战争对于人性的扭曲写到了极致。
小说《已卯年的雨雪》的精神内涵是全新的，其立意独特而深刻，小说既控诉战争的残酷，横眉冷对地痛斥侵略者，歌颂那些与敌人同归于尽的伟大革命者，但同时，也能够以自然而真实的笔触讲述战争对于日本人民的伤害，这是极为少见而珍贵的。
历史的硝烟散尽后，中国人开始理性地面对中日战争，作者看到战争带来的痛苦是双面性的，作者的主题不仅是表现战争残酷，还有对于千鹤子的拯救。“日本的战争与日本的这个女人无关”，这是祝奕典一家救助千鹤子的基本观点。这看法看似平常，但却是根植于中国人骨子中的蔓延两千年的中华文明的“仁爱”精神，更具体地说，即“恕”与“德”，中国抗日战争不是一场简单的以暴治暴的博弈。祝奕典全家对于武田千鹤子这样超越仇恨、超越国家与民族的拯救，提升了小说的精神内涵，彰显了作品的精神高度。
三.独具匠心的艺术特点
从艺术角度来分析《已卯年的雨雪》，我们会发现其不论是语言还是写作的脉络都独具特色，小说将中国古典文化的意象与战争年代的故事融合，并且叙事角度独特，镜头切换往往出人意外，体现作者的匠心独运。
细品《已卯年的雨雪》我们发现，小说是以一种诗意化的语言演绎一段荡气回肠的故事；以一种淡淡的哀伤，平和地讲述一个跌宕起伏的故事；虽然写战争，重点却不是血肉横飞、断臂残肢的残酷场面，而是对于主人公武田修宏在战争中的心理描绘。作者笔下的几个主要人物都是浪漫且诗意化的，武田修宏看到村庄土墙的牵牛花会摘一朵放进笔记本；千鹤子总是在发间戴着一朵小花；左坤苇着迷于烟波浩渺的洞庭湖，着迷于芦荻；祝奕典是个侠客一样的人物，穿梭在汨罗江上。作者用诗画交融的语言，表现出在动荡的年代里却依然浪漫的心灵，例如描写左坤苇：“野草是这样茂盛，四处开满不知名的野花，她喜欢采摘红色、黄色和紫色的花，辨认着各种草药，她把各色花束插在发丛中，为插花她梳出各种各样的发式。”花事花语，将一个热爱生活的少妇描写到了极致。作者对景物的描写，最大限度地体现了小说的诗意。作者對于每一处景的描写都是一幅精美的画面，细致化却又不枯燥，似乎对于每处景色都了如指掌。带有湿气的芦苇，荒洲上盘旋的白鹭和湖上的秋雨，是小说中常出现的意象，这样的本就带有哀伤意象的景物，符合小说中人物的心境。作者的高明之处在于流露于笔端的，是山水画卷一样的场面，留在读者心中的，却是战争里每个人都难以把握命运的无奈。 小说在细节描写上颇下功夫，无论是人物心理还是人物外在表现，亦或者是景物，都做到了细致入微，让读者可以深入到小说的情节中，在阅读的同时呈现画面感。而作者对于人物心理变化与纠结描写的细致化，则是让读者更加明白角色的性格特点和心路历程。例如千鹤子住在祝奕典家里，时间久了逐渐认识到祝奕典一家的善良，但她内心发生了挣扎和矛盾：“她不恨这个人了，甚至对他不无好感，脑子里会莫名其妙冒出一些理由替他辩解，比如说这是战争，祝奕典和武田修宏没有私仇……看到自己身上纵横交错的疤痕如此丑陋不堪，她心中又会涌起恨意，觉得自己是在苟活，觉得不杀支那人还给自己找借口”。这些细节将千鹤子在自我与国家之间的两难抉择表现出来。“捣碎的草药敷上伤口的瞬间，如一股冷泉渗入沙土，一阵清风拂过山谷，凉凉的感觉立刻让人神志清醒”。小说中这样描写千鹤子敷药的感觉，少了些冷冰冰的叙述，与千鹤子柔美的形象更合适。
《已卯年的雨雪》是战争文学，但是爱情主题贯穿始终。小说中有武田修宏和千鹤子的爱情，祝奕典和左坤苇的爱情，以及祝奕典和王旻如青梅竹马的青涩爱恋，每一种爱都有清新真挚之感。中国传统文学一直将爱情与孝悌、礼义绑架在一起，爱情的占位是靠后的，比如《孔雀东南飞》中重点不是兰芝与焦仲卿的爱情，而是对于封建思想的谴责，看似提高了文学基调，却扼杀了人性。食色性也，熊育群笔下却恰恰是不避讳爱情，将沉浸在爱情中的少男少女的炙热情感毫不遮掩地表现出来。因为，爱情是穿越时空的主题，不论是在和平时期还是在战争年代，过去亦或者是未来。“渐渐地，来他家玩的年轻人减少了，因为她时常走神，她不再笑，不再使性子，那销魂的酒窝也再难看见了。左坤苇的情绪很长时间都平静不下来，她去江边卖湖草，有时很累，但一闲下来就会莫名的惆怅，感伤，望着一只孤雁飞过，她伤心地落泪”。这一段描写的是祝奕典对左坤苇的痴心等待，左坤苇的性格开朗而率直，变成这样多愁善感，是因为爱情，爱情的魔力何其大哉，读者看这段描写便能明白，左坤苇的转变在意料之外却在情理之中。性欲是爱情的升华，也是相爱的人情到浓时情不自禁的表现，作者笔下男女主人公情爱的交锋都是自然而真挚的，由内心炽热的爱慕自然转换为身体的相互拥有，情深而不淫是作者描写情欲的最大特点，“左坤苇听得眼睛开始湿润了，她大胆地直视着他，发现他的眼睛也一片湿润，那颗心要为她捧出来了，两双眼睛视线在空中相碰，深情的凝望进入到彼此的心灵。这是心与心的交付……左坤苇的呼吸一阵比一阵急促”。左苇坤与祝奕典在首次相遇的晚上就有了肌肤之亲，这样的行为在当代人看来都有些开放，但事实上作者是为了表现深陷爱河中的男女渴望拥有彼此的真挚情感，情到浓时的不由自主，之后，祝奕典也提到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会如此按捺不住，但其实，读者心里却明白是因为爱情的作用。并且左苇坤和祝奕典不是“一夜情”，祝奕典没有忘记过她，也是真心要娶她为妻的，而二者的肌肤之亲正是为了拉近二者的联系和亲密感。
《已卯年的雨雪》最大的特点是不同的写作视角，类似于电影制作的蒙太奇剪辑，在一段故事还没讲完就镜头一转，变换了场景和人物，开始读者可能会难以接受，但仔细阅读可以发现这样的写作视角能够将故事全面展开。小说的发生时间前后也就一年左右，但是这样的视角将日本国内的情景和武田修宏被救起后的行动串联，讲故事进行横向串联，情节变得错综复杂。结构主义叙事学家热拉尔·热奈特提出叙事角度有三：“全知视角、限制视角和纯客观视角”，全知视角即上帝的视角，其中读者感受的丰富性和主动性丧失了；纯客观视角是非常难以做到的，一般在文学作品中不常见到；限制视角是人物的行动和心理作者也不知道，或者说知道却代入主人公的角色，达到一种视角转换的陌生效果。狄更斯的《双城记》可谓是限制视角转换的代表作，书中在伦敦与巴黎两个城市进行镜头的转换，马奈特医生从现实回顾过去，而后又审视现在的革命形势，这种写作视角带来新鲜感。《已卯年的雨雪》就是限制视角的写作方式，祝奕典救回武田千鹤子后，用煤油灯照亮千鹤子的脸，却回想营田战斗的场景；而下一章中千鹤子看到祝奕典的煤油灯却恍惚回到日本，回到和武田修宏结婚的那天，回到熟悉的生活场景。作者将日本的传统文化通过千鹤子的回忆展现在读者面前，不是单纯的介绍，而是以千鹤子自己的经历代入。还有祝奕典在回忆和王旻如相处的美好时光时，画面一转，转到祝奕典抱着死去的王旻如行走，这样转换似乎很突兀，无论时间还是情节上都不够连贯，但是这样的视角转换形成鲜明的对比，更能够凸显人物内心的伤悲，刚才是一个鲜活的王旻如，曾经和祝奕典发生了种种事情，却在一夜之间遭到日军的蹂躏，成为了冷冰冰的尸体，这样的转换形成强烈的对比反差，更能激发祝奕典内心的仇恨。
《已卯年的雨雪》是作家熊育群的经典之作，无论是作品的语言还是精神层面都具有极高的艺术性，是战争题材文学的精品。深入解读《已卯年的雨雪》，我们发现作者是带有对历史深厚的功底和对人性深刻的认识而进行写作，小说超越了双方立场，超越了国界，超越了仇恨，将人从仇恨中救赎出来，善良的人性才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作者将战争看作是杀人的机器，在这部机器的作用下，人性的罪恶和丑陋会被揭发，但同時在战争的悲伤里会有人性的闪光，会有生命个体不断地追寻光明。在战争面前，中日两个国家是完全对立的，占我山河，欺我百姓的国仇家恨不能被忘却，拯救一个日本女人的行为却完全超越了这战火时代，超越了个人的情感，这是一种超越战争仇恨的人类大爱，是中华文明薪火相传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