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日前休假回了东北农村老家，职业习惯促使我趁机做了小小的草根调研，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对于我们目前的经济结构及形式，真真切切落到微观实体上，到底是怎样的。
　　感受之一是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深刻改变了农村结构及农民行为。一直以来，农村农忙时节有雇工传统，三、五年前价格大约为15元每天，而后逐渐上涨，在最近两年呈现爆发式增长。今年刚刚过去的秋收农忙，雇工价格最高已达150元每天，农忙高峰后价格为100元每天。秋季农忙持续二十多天，按25天算，雇工价格按平均价格125元每天计算，一名雇工秋季农忙纯劳动可获收入3125元。加上春季农忙，当地农民即使没有土地，每年也可获得6000元左右劳动收入。
　　即使价格如此之高，农忙时依然很难雇到人，一方面价格较高，人们情愿多花时间自己多做，赶在霜冻之前收割完毕。另一方面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确实短缺，除非出更高的价格，否则在均衡价格上很难找到合适的人。
　　这个现象能说明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以劳动力的低成本进行农业投入逐渐成为过去。在低水平劳作情况下，劳动力成本的提高，逐渐会使更多的人放弃雇工进行农业劳作，这代表简单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的投入边际已经达到瓶颈。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正在失去传统的劳动力，并且已经达到异常严重的程度。我观察村中人口，20—40岁青壮年比例极低，可能20%左右，更多的青壮年选择进城打工。
　　而这里还有一个问题，一般意义上的理解来说，大家（包括专家学者）都会认为外出务工人员会对农村实现财务上的反哺，但实际上未必如此。笔者观察到的另一种情况也非常重要，甚至其发生概率要大于反哺的那种。即是即使外出打工，也依然在消耗着农村劳动力的劳动成果。典型的例子就是村中一户人家的儿子到城市打工，但已到适婚年龄，仍在迫使依然在农村的父母使用各种方式筹钱（卖地、借债、贷款等）为他在城市买房结婚，大家可以想象，农村种地的收入与城市房价的差距是多么的巨大，城市化、房地产已经将农村的资源基本耗尽。
　　二是农村劳动力为城市提供低端劳动力的边际已经很有限。一方面是数量上的，农村青壮年能出去的已经都出去了，没有更多的人了。剩下的人中，两个才能生育一个潜在农村劳动力，但按目前趋势，其中只有很小部分最终会成为农村劳动力，从源头上农村劳动力已经接近枯竭。另一方面，是成本上的，如果城市不能提供高于150元/天的价格，就无法与农村争夺残余的劳动力，这为城市的工业劳动力成本提供了刚性的底部，中国的低成本劳动力时代已经过去。
　　三是农村的次级信贷似乎正在形成。近几年农村信用合作社对农民的贷款模式逐渐成熟，主要借鉴了尤努斯穷人银行的模式，提倡农民互相担保。大约每月利息9厘，按年化大约10.8%利率，大大高于城市资金价格，但在农村依然很火爆，甚至有疯狂的苗头。
　　这显示以下几点：
　　1、即使国家政策扶持，农民为资金付出的成本依然很高，农民把钱存在银行里，这存款利率为全国统一不变，但借贷利率很高，远高于央行的指导水平，表明银行（信用社为主）的收入在农民身上得到放大，另一个角度上说，是农村依然在为金融机构提供价廉物美的资金来源。
　　2、信贷进入农村，农民接受的相关教育还太少，没有意识到对未来生活及生产的深刻影响，这就蕴含着非理性行为的种子。在村中的借贷案例中，部分用于生产资料的准备，还有很大部分用来提高消费水平，喝酒吃肉，很多人使用这笔钱就像是不用还的样子，这让人很担心，有极大可能影响偿还能力。信用社房贷以互相担保为基础，而不是以借贷人的抵押或偿债能力评估为基础，使得借贷人存有道德风险，这很像美国的次贷危机或中国的地方债务平台的模式，不但违约风险很大，也有杠杆效用，积累下来风险极大。
　　3、这种模式相当于提高了农民的财务杠杆，目的是增加消费，在家电下乡之后，刺激农村消费似乎成为灵丹妙药，却还没有措施提高农民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