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关于“古苗疆走廊”多有讨论,作为“走廊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学者们从概念的提出,到历史演进、制度、市场、教育、文化以及西南地区非汉族群的“国家化”、“内地化”、族群性、区域性等内涵,再到这一走廊在当下“一带一路”海外文化走廊视角下的现实意义等等均作出了卓有成效的学术探讨.龙晔生曾谈到:这条走廊从一开始就是在国家先军事后政治再文化等外力介入下,以驿道为中心,在文化上形成既有族群多样性,又具有地域共性,并在沿线保留了历史积淀的、呈带状相连的区域.笔者以为,如果说国家军事、政治治理开辟和稳固了“走廊一线”的话,那么,真正使得当地非汉族群由“苗”而“民”,其文化认同由“疆域”而“版图”,以及西南地域“一体多元”文化网状格局的形成,最终是古代中华文化在该区域传播、渗透、交融、接纳以及融合的结果.民间音乐文化的事项己经较为清晰呈现了西南各族群“国家化”文化认同、“内地化”文化认同的心理诉求，同时亦清晰地呈现了“古苗疆走廊”对于西南地区非汉群体和汉民族群体的民间艺术文化整合的参照效用和粘合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