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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容闳赴美，至今已经160余年，一个半世纪的留学史，是中国不断“开眼看世界”，不断用开放的心态去融入世界，不断追求“中国梦”的奋斗史。
“留学生”一词，原本与现在的“留学”没有关系，它始于中国盛唐，日本的学生随着遣唐使来到中国，有的学生“留”下来在中国学习较长时间，日本人称作“留学生”。
当“留学”一词再次出现，已经是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晚清时期，这时的“留学”含义已经发生了改变。中国近代第一位留学生，容闳怀着“教育救国”的心愿回到中国，提出的派遣留学生赴美学习计划得到改革派人物曾国藩的赞同，最终清政府准许，选派幼童到美国留学，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有计划地制定留学教育政策，派遣学生出国留学。
自容闳赴美，至今已经160余年，一个半世纪的留学史，是中国不断“开眼看世界”，不断用开放的心态去融入世界，不断追求“中国梦”的奋斗史。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发展变革过程中，留学教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且积累了丰富的历史遗产，为今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江山代有才人出
中国留学的历史，在不同时期呈现出各自不同的鲜明特点。不同的阶段，国家的命运，与个人的前途紧密相连，使得不同阶段的留学生群体面临着不同的机遇和挑战，担负着不同的使命，也为中国带来了不同的影响。百余年的留学生群体，就这样代代薪火相传，追寻着一个理想的中华。
中国留学潮的滥觞，实际上是被迫和无奈的。来自西洋的坚船利炮、电报火车，令闭关锁国的清政府震惊，此时的有识之士们已经意识到，传统书塾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已经无法应对历史的挑战。
清末名臣张之洞曾论述：日本不过是一个小国，它为什么能如此迅速地强大起来？那是因为伊藤博文、山县有朋、陆奥宗光等人，都是出洋留学的学生。日本被西洋威胁，他们便率领100多个志同道合的青年，分别到德国、法国、英国等国学习政治、工商、军事，学成归国之后，受到重用，终于可以改革日本政事，由此，日本开始雄视东方。张之洞得出结论：“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
1872年，清政府正式选派120名幼童赴美，开启了近代中国官费留学的先河，其后，清政府又先后派遣一批留学生赴欧洲学习海军炮舰等技术。“师夷长技以制夷”，是这次尝试的动机。在这120名幼童和后来赴欧洲的留学生中，出现了“中国铁路之父”、设计建成了中国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的詹天佑，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中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严复等。
在近代中国的政治、外交、教育、实业、文化和军事等诸多方面，中国最早的第一、第二批留学生都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们的行为也确定了留学生所应该具有的标志性内涵——“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
如果说最早去欧美留学的潮流，是在西学强势来袭的背景下，被动作出的选择，甲午战争之后赴日本留学的潮流，则更多了些主动性。1898年，清政府派出第一批官派留日学生13人，到1905年达到高潮，约有8000多人。
“留日生归国后，在促进辛亥革命的爆发、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和五四运动的兴起等诸多方面居功甚伟。”其杰出代表包括“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我以我血荐轩辕”的鲁迅，“面壁十年图破壁”的周恩来，以及蔡元培、廖仲恺、徐锡麟、夏衍、田汉等。
而“庚款留学”在1909年-1937年之间，由清华选派了留美学生总计1971人，并带动了大量“自助学者”赴美，这是开拓中国现代科技事业的一代留学生，很多人成为学科奠基人和学术栋梁，竺可桢、侯德榜、钱学森、钱伟长、梁思成、周培源、梅贻琦等都是“庚款留学”的杰出代表。
1915年，海归精英李石曾、蔡元培等人提倡“勤以做工，俭以求学”，发起成立“留法勤工俭学会”，在里昂、北京等地设立分会，招寻自愿赴法求学的青年。至1920年赴法求学人数已达1600人，逐步形成全国性潮流，延续20多年，培养了大批栋梁人才。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李立三、蔡和森、蔡畅、李富春等都是1920年左右赴法勤工俭学的。严济慈、童第周、巴金、徐悲鸿、钱三强、萧三、冼星海等著名科学家、艺术家、音乐家都随此潮在法国学习和工作过。
到了20世纪20年代，留学苏俄潮兴起，成为了一种与大众留学不同的革命留学。它一开始就是严格而有目的的革命干部培训，在中国的留学史上，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新中国成立后，50年代产生了“留苏热”，从1950年开始到1966年，中国先后向苏联和东欧派遣了万余名留学生，其中，向苏联派出8310人，占总数的78%。这批留苏学生中，产生了大批杰出和知名的科学家、艺术家和政治领导人。包括1名国家主席、1名国务院总理、4名国务院副总理、200多个省部级官员、200多名两院院士和上百位将军。
经过“文革”时期，1978年，有着留学经历的伟人邓小平，再次引导国人将目光投向全世界，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我国的留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潮。
归去来兮
在中国近代史上，出现了几次大规模的留学人员归国潮，开始于民族危难时期的海外求学史，也随着国家命运的跌宕起伏而出现变化。
第一次大规模的归国潮，发生在辛亥革命时期。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开启了民主共和的新纪元。新旧政权更替，大批留学生因此归国。甲午战争后，1896-1911年，中国留日学生有几万人，辛亥革命后一度骤减，直到1913年才又恢复到四五千人。武昌起义爆发后，有将近一半的留德学生归国，至1911年底，留在德国的学生只剩下了50人左右。
在这个时期归国的留学生，从政的人数比较多，首届南京政府临时内阁18人中，留学生有15人。只有历届北洋政府内阁和南京政府内阁中，留学身份的成员都不低于50%。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引发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一次归国潮。“人无分老幼，地无分南北”的全民抗战，召唤着海外游子共赴国难。抗战前夕，中国在海外的留学生约有1万人，其中约60%分布在日本，而自“七七事变”到1937年9月，留日学生归国人数近4000人。 第三次归国大潮，则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其中不少是从美国、欧洲归来的知名专家学者。1949-1956年间，中国海外留学生归国人数超过1500人，其中自美国归来的留学生超过1000人。
当代留学新气象
根据统计，在1872年到1978年106年中，中国出国留学总人数约为14万人。而据教育部2013年3月1日公布的数据，2012年，我国出国留学人数达到39.96万。其中：国家公派1.35万人，单位公派1.16万人，自费留学37.45万人，成为世界第一留学大国。从1978年到2012年年底，短短34年，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264.47万人，其中超过90%是自费留学生。
106年与34年，高达17倍的人数增长，当代的留学热潮可以称得上是“爆发”。除了规模的增长，当代留学也呈现出新的时代特点。
“低龄化”趋势，近年来留学的一大特征。据统计，2010年中国出国留学生中，高中及以下学历学生占19.8%，2011年仅高中生出境学习人数就占中国总留学人数的22.6%。
2012年，中国大陆直接参加“美国高考”SAT的考生达4万人，预计2013年再次翻番。
《2013中国留学白皮书》的数据显示，2010-2011学年，赴美入读私立高中的中国学生已经比五年前激增100倍，2012至2013学年，温哥华幼稚园至中学12年级国际留学生中中国学生占了60%。
另外，“留学的方式”也变得越来越多样，从公派到自费，从政府主导到留学中介、校际合作等，在近十年里，留学市场发展日趋成熟。
与这一轮留学热潮相伴随，新的问题也应运而生。首当其冲的便是“海归”变“海待”。近年来，中国迎来了大规模的人才回流。截至2012年底，留学回国人数已达到109万人，近5年归国留学人员逐年增多，近80万人，接近改革开放以来前30年的3倍。当“世上最难就业年”与“史上最大归国潮”相遇，如何解决“海归”就业问题，也变得棘手起来。
此外，与动辄数十万元的留学费用比起来，留学的“产出”相差十分悬殊。据统计，“海归”回国后的第一份工作的年薪普遍不高，其中36.5%年薪不足4万元，67.2%年薪不足6万元。
从近代、现代一直到当代，中国人的“留学”一直未变的是“睁眼看世界”的渴望，变化的则是随着留学的大众化、普及化，它怎样去影响甚至改变个人的命运，成了新的课题。
“留学生”一词，原本与现在的“留学”没有关系，它始于中国盛唐，日本的学生随着遣唐使来到中国，有的学生“留”下来在中国学习较长时间，日本人称作“留学生”。
当“留学”一词再次出现，已经是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晚清时期，这时的“留学”含义已经发生了改变。中国近代第一位留学生，容闳怀着“教育救国”的心愿回到中国，提出的派遣留学生赴美学习计划得到改革派人物曾国藩的赞同，最终清政府准许，选派幼童到美国留学，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有计划地制定留学教育政策，派遣学生出国留学。
自容闳赴美，至今已经160余年，一个半世纪的留学史，是中国不断“开眼看世界”，不断用开放的心态去融入世界，不断追求“中国梦”的奋斗史。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发展变革过程中，留学教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且积累了丰富的历史遗产，为今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江山代有才人出
中国留学的历史，在不同时期呈现出各自不同的鲜明特点。不同的阶段，国家的命运，与个人的前途紧密相连，使得不同阶段的留学生群体面临着不同的机遇和挑战，担负着不同的使命，也为中国带来了不同的影响。百余年的留学生群体，就这样代代薪火相传，追寻着一个理想的中华。
中国留学潮的滥觞，实际上是被迫和无奈的。来自西洋的坚船利炮、电报火车，令闭关锁国的清政府震惊，此时的有识之士们已经意识到，传统书塾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已经无法应对历史的挑战。
清末名臣张之洞曾论述：日本不过是一个小国，它为什么能如此迅速地强大起来？那是因为伊藤博文、山县有朋、陆奥宗光等人，都是出洋留学的学生。日本被西洋威胁，他们便率领100多个志同道合的青年，分别到德国、法国、英国等国学习政治、工商、军事，学成归国之后，受到重用，终于可以改革日本政事，由此，日本开始雄视东方。张之洞得出结论：“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
1872年，清政府正式选派120名幼童赴美，开启了近代中国官费留学的先河，其后，清政府又先后派遣一批留学生赴欧洲学习海军炮舰等技术。“师夷长技以制夷”，是这次尝试的动机。在这120名幼童和后来赴欧洲的留学生中，出现了“中国铁路之父”、设计建成了中国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的詹天佑，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中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严复等。
在近代中国的政治、外交、教育、实业、文化和军事等诸多方面，中国最早的第一、第二批留学生都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们的行为也确定了留学生所应该具有的标志性内涵——“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
如果说最早去欧美留学的潮流，是在西学强势来袭的背景下，被动作出的选择，甲午战争之后赴日本留学的潮流，则更多了些主动性。1898年，清政府派出第一批官派留日学生13人，到1905年达到高潮，约有8000多人。
“留日生归国后，在促进辛亥革命的爆发、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和五四运动的兴起等诸多方面居功甚伟。”其杰出代表包括“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我以我血荐轩辕”的鲁迅，“面壁十年图破壁”的周恩来，以及蔡元培、廖仲恺、徐锡麟、夏衍、田汉等。
而“庚款留学”在1909年-1937年之间，由清华选派了留美学生总计1971人，并带动了大量“自助学者”赴美，这是开拓中国现代科技事业的一代留学生，很多人成为学科奠基人和学术栋梁，竺可桢、侯德榜、钱学森、钱伟长、梁思成、周培源、梅贻琦等都是“庚款留学”的杰出代表。
1915年，海归精英李石曾、蔡元培等人提倡“勤以做工，俭以求学”，发起成立“留法勤工俭学会”，在里昂、北京等地设立分会，招寻自愿赴法求学的青年。至1920年赴法求学人数已达1600人，逐步形成全国性潮流，延续20多年，培养了大批栋梁人才。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李立三、蔡和森、蔡畅、李富春等都是1920年左右赴法勤工俭学的。严济慈、童第周、巴金、徐悲鸿、钱三强、萧三、冼星海等著名科学家、艺术家、音乐家都随此潮在法国学习和工作过。
到了20世纪20年代，留学苏俄潮兴起，成为了一种与大众留学不同的革命留学。它一开始就是严格而有目的的革命干部培训，在中国的留学史上，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新中国成立后，50年代产生了“留苏热”，从1950年开始到1966年，中国先后向苏联和东欧派遣了万余名留学生，其中，向苏联派出8310人，占总数的78%。这批留苏学生中，产生了大批杰出和知名的科学家、艺术家和政治领导人。包括1名国家主席、1名国务院总理、4名国务院副总理、200多个省部级官员、200多名两院院士和上百位将军。
经过“文革”时期，1978年，有着留学经历的伟人邓小平，再次引导国人将目光投向全世界，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我国的留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潮。
归去来兮
在中国近代史上，出现了几次大规模的留学人员归国潮，开始于民族危难时期的海外求学史，也随着国家命运的跌宕起伏而出现变化。
第一次大规模的归国潮，发生在辛亥革命时期。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开启了民主共和的新纪元。新旧政权更替，大批留学生因此归国。甲午战争后，1896-1911年，中国留日学生有几万人，辛亥革命后一度骤减，直到1913年才又恢复到四五千人。武昌起义爆发后，有将近一半的留德学生归国，至1911年底，留在德国的学生只剩下了50人左右。
在这个时期归国的留学生，从政的人数比较多，首届南京政府临时内阁18人中，留学生有15人。只有历届北洋政府内阁和南京政府内阁中，留学身份的成员都不低于50%。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引发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一次归国潮。“人无分老幼，地无分南北”的全民抗战，召唤着海外游子共赴国难。抗战前夕，中国在海外的留学生约有1万人，其中约60%分布在日本，而自“七七事变”到1937年9月，留日学生归国人数近4000人。 第三次归国大潮，则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其中不少是从美国、欧洲归来的知名专家学者。1949-1956年间，中国海外留学生归国人数超过1500人，其中自美国归来的留学生超过1000人。
当代留学新气象
根据统计，在1872年到1978年106年中，中国出国留学总人数约为14万人。而据教育部2013年3月1日公布的数据，2012年，我国出国留学人数达到39.96万。其中：国家公派1.35万人，单位公派1.16万人，自费留学37.45万人，成为世界第一留学大国。从1978年到2012年年底，短短34年，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264.47万人，其中超过90%是自费留学生。
106年与34年，高达17倍的人数增长，当代的留学热潮可以称得上是“爆发”。除了规模的增长，当代留学也呈现出新的时代特点。
“低龄化”趋势，近年来留学的一大特征。据统计，2010年中国出国留学生中，高中及以下学历学生占19.8%，2011年仅高中生出境学习人数就占中国总留学人数的22.6%。
2012年，中国大陆直接参加“美国高考”SAT的考生达4万人，预计2013年再次翻番。
《2013中国留学白皮书》的数据显示，2010-2011学年，赴美入读私立高中的中国学生已经比五年前激增100倍，2012至2013学年，温哥华幼稚园至中学12年级国际留学生中中国学生占了60%。
另外，“留学的方式”也变得越来越多样，从公派到自费，从政府主导到留学中介、校际合作等，在近十年里，留学市场发展日趋成熟。
与这一轮留学热潮相伴随，新的问题也应运而生。首当其冲的便是“海归”变“海待”。近年来，中国迎来了大规模的人才回流。截至2012年底，留学回国人数已达到109万人，近5年归国留学人员逐年增多，近80万人，接近改革开放以来前30年的3倍。当“世上最难就业年”与“史上最大归国潮”相遇，如何解决“海归”就业问题，也变得棘手起来。
此外，与动辄数十万元的留学费用比起来，留学的“产出”相差十分悬殊。据统计，“海归”回国后的第一份工作的年薪普遍不高，其中36.5%年薪不足4万元，67.2%年薪不足6万元。
从近代、现代一直到当代，中国人的“留学”一直未变的是“睁眼看世界”的渴望，变化的则是随着留学的大众化、普及化，它怎样去影响甚至改变个人的命运，成了新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