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遗民书家和扬州八怪为主的尚奇好异书法风尚是主流书学著作在描述清代早中期书法思想时会着重论述的，而对重法尚古思想关注则多有不足。在传统书论文献之外，清代题跋书法批评文献亦是我们研究清代书法史的重要材料，或可对传统书论史料研究成果以佐证和补充。现以清代题跋书法批评文献为研究中心，我们可以发现清代早中期有着明显的重法尚古的书法观念倾向。 清代题跋书法批评文献中的重法尚古思想集中体现在对晋法的规拟上。具体而言，重法尚古思想包括直入晋室和由唐溯晋两个方面：
　　清代题跋书法批评文献中品评书家书作优劣多以是否符合晋法为批评标准，其中『人晋贤之室』『晋人之室』『入山阴之室』等为重要标尺：『令人恐去之不远，安能人晋贤之室也？』（陈奕禧《临郗鉴跋》）『今观此刻乃全文而前后自是一手……，几入晋人之室矣。』（王弘撰《米元章书方圆庵记跋》） 『鲁公书直入山阴之室，其所以异于虞、褚家者，刚劲中具灵和气韵。』（蒋衡《东方画赞跋》）『入室』一词首见于《论语·先进》：『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又《论语·注疏》释义『由子路之学识深浅，譬如自外人内，得其门者。入室为深，颜渊是也，升堂次之，子路是也。』可知『入室』指学问技艺精深，人们常以得到老师学问或技艺精奥的为人室弟子。清代早中期题跋书法批评中流露出来的入晋人室的追求足以见其规拟晋法之甚。
　　在题跋批评中，清人对二王的评价颇高，不减其他朝代，亦是时人崇尚晋法的重要表现，如：『右军为会稽内史，……可谓振古豪杰』（姜宸英《临右军法帖书后》），『子敬草逸气盖世，千古独立』（姜宸英《题宋搨十七帖》）等。此外，二王亦被视为批评标准，作为评骘后世书法优劣的依据，如蒋衡《争坐位跋》：『颜公论坐书，意法兼到，所谓从心而不逾矩，即论书法已直逼二王，况忠义大节，明并日月。』张照、王澍等人题跋批评语言中亦多如此，不一一列举。
　　从清代早中期题跋书法批评文献提及中的书法实践亦可看出时人于晋法的孜孜以求。王澍《草书千文跋》言：『余为草书，以《十七帖》为宗，兼取《绝交》《书谱》《淳化》诸帖，勿令俪规改错，不墨守规矩，无以致神明，临古者知之。』王澍坦言自己学草书以《十七帖》为宗，并告诫后学要想『致神明』，必须『墨守规矩』，此『规矩』在某种程度上即指晋法。吕世宜《书裹鲊帖后》中载『王虚舟自言临至二百许纸，诚爱之深好之笃也』，郭尚先《十三行跋》中载其自己『临《十三行》五十过』，『二百纸』、『五十过』等量词都记录了时人对于晋人书法学习用功至深，足可见其对晋法的崇尚。
　　清早中期题跋书法批评语境中的重法尚古思想的另一表现形式是：由唐溯晋。
　　何焯《旧本颜鲁公多宝塔跋》载：『鲁公用笔最与晋近，结字别耳。此碑能专精学之，得其神，便足为二王继。』何焯直言唐颜真卿用笔与晋法接近，精学之便可以继承二王笔法。王澍在《孙过庭书谱跋》中亦有由唐溯晋之语：『虔礼去右军未远，颠、素未兴，绳尺步趋不失毫发，所以右军风流未全歇绝。犹四时之有闰，虽不当节，自得暄凉之正也。从此求右军，乃可得门而入。』王澍认为，可以通过学习孙过庭而人右军之门庭。唐与晋的关系好比闰与四时，虽不可以等同，但各有其价值。与之类似的还有，蒋衡《乐毅论跋》：『少尹能悬臂作《醴泉铭》精熟后，更事此书，则藉欧入王，升阶有自，亦且浑化无方矣。』『藉』，凭借之义，即凭借欧阳询而入右军之室。『升阶有自』，则道出由唐溯晋是规律所在。翁方纲《文衡山书喜雨亭记卷跋》在评价文征明书法时指出：『衡山此卷实能以欧虞之法，上接右军正脉也。』翁氏认为文征明书法正是以唐代欧虞之法上接东晋王羲之的正脉，凡此种种，足资证明由唐溯晋是规拟晋法的重要途径，亦是重法尚古思想的重要体现。
　　一般看来，清代早中期重法尚古书法思想远不如元代复兴晋唐的复古运动影响大，加之随后而来的碑学运动，使得清代早中期的重法尚古思想彻底被新兴的碑学思潮所掩而不被我们重视，其原因或有以下两点：
　　其一，直入汉室：碑帖双面属性下的客观干扰。从清代题跋书法批评文献可以看出，重法尚古思想并不完全指规模晋唐，这部分批评文字中也直接表达出对于汉代书法的崇尚。汉先于晋唐，汉代书法在清代看来亦属于古法，但并非本文所指重法尚古思想的部分，本文所指重法尚古思想中的古法特指晋法。这部分崇汉思想与碑学思潮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清代书法文献中，规模晋唐与崇尚汉法相互交织在一起，又碑学日盛，使得我们对清代早中期的主流书法思想很难做出正确的把握。
　　清代早期以钟法为主的汉代书法常被与『二王』为首的魏晋书法相提并论，相关书法批评中的崇汉思想仍可被视为清早期帖学观的构成部分。但是，清代中期以后的题跋书法批评语言中，钟书引起了书法批评者的重视：『书家知右军而不知元常，犹儒家识孔子而不识周公，可叹也。』（吕世宜《祝枝山千文跋》）究其原因而言，是因为钟法具有篆隶气韵。如蒋衡《曹娥碑跋》言：『细玩其古拙似《荐季直表》，其流媚则《灵飞经》，以钟太傅家规摹王右军笔法。结体若异，而微妙处无不神合，且以隶意行之，灵变圆转，非凡近所能梦见。』不难看出，蒋氏所谓『钟太傅家规』即『古拙』、『隶意』、『灵变圆转』，这都是篆隶气韵的表征。这一点尤为重要，这昭示着清代中期后，碑学正悄然介入时人的书法批评之中，这与书论中的『立论』不同，具有自发性，某种程度上，碑帖是交叉并行的。
　　晚清的题跋书法批评语言中对于钟法的崇尚很快扩展到对于整个汉代书法，并逐渐转向汉隶，钟法俨然成为晋法与汉隶的桥梁。就晋法与汉法的轻重关系，李瑞清《放大毛公鼎跋》中大放厥词：『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李瑞清作为碑派书家明确指出汉重于晋。此外，沈曾植《石门颂碑跋》有言：『楷法人手从唐碑、行草人手从晋帖，立此以为定则，而后可以上窥秦汉，下周近世，有本有文，折衷众说耳。』沈曾植以晋法窥秦汉之说，亦间接说明在其心目中汉优于晋。
　　由上述论证可知，清代早期，题跋书法批评语言中的钟法尚多属帖学范畴，而清代中晚期，钟法则代表着篆隶气韵，且承接汉隶，属于碑学范畴。罗振玉《隋丁道护书启法寺碑跋》指出：『南派由钟、卫及羲、献、僧虔以至智永、虞世南，北派由钟、卫、索靖至丁道护等，以至欧、褚。』罗振玉此言便足资证明钟法的碑帖双面属性。碑学相对于帖学而言为新的书法审美典型，对于碑学属性的汉法的崇尚某种程度上是出于革新的需要，学习汉法多有入古出新之势。因以崇尚钟法为代表的『直入汉室』具有碑帖双重属性，且又是古法，这对我们认识清代重法尚古思想具有一定的干扰作用。 　　其二，尚奇好异：承前启后思维下的主观臆断。一直以来，以遗民书家和扬州八怪为主的尚奇好异书法风尚是主流书学著作在描述清代早中期书法观念时会着重论述的。当然，尚奇好异的确是编写清代书法史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因为它具有着承前启后的重要历史作用。
　　受尚『奇』的晚明美学影响，将遗民书家的身份特征与尚奇好异的狂怪心性结合起来本无可厚非。以傅山为例，其『四宁四毋』论为世人熟知，且被视作尚奇好异的宣言，堪称清初遗民尚异书家的典型。但是，纵观傅山一生，其狂怪之作并不是主要部分，像《啬庐妙翰》那样『支离』『丑拙』的作品也屈指可数。如蔡显良言：『傅山「四宁四毋」之「拙」「丑」「支离」「一直率」乃指本义，亦为傅山书法审美观所不取。我们要厘清此层含义，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傅山此处的几个词包含有很深的哲学意味，即行大肆鼓吹。如果按照流行的观点，那应该本身就是傅山所想要的，并不必费劲地去说「四宁四毋」。』此外，遗民书家中的担当、陈洪绶、万寿祺、归庄、龚贤等均无明显的尚奇好异的思想倾向。从台湾何剑时书法艺术基金会主办『明末清初书法展』中展出的包括傅山在内的四十名遗民书家的四十六幅书法作品来看，尚奇好异类书作并不多见。我们认为，将某一书家艺术生涯中的某一阶段性风格特征无限放大，以点盖面，当作某一时期的历史特征是片面的。
　　尚奇好异思想被格外关注的另一个原因是其可以为碑学运动的到来做铺垫。『扬州八怪』书作中的异端思想往往被视为碑学的先声，以金农、郑燮为中心的扬州八怪无论是书作还是书学思想均充满了对于帖学的不满。对赵董的非议、对刻帖失真的指责、对于右军俗姿的不屑等，均符合前碑派的特征，在碑学运动来临之前给以浓墨重彩地论述亦是理所当然。但是，扬州八怪的异端思想，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扬州的商业经济的影响亦不可忽视。即便如此，扬州八怪在当时的艺术界也是备受争议的，甚至不为时人所重。在题跋书法批评中几乎见不到关于扬州八怪的讨论，其异端思想更是没有被提及。我们可以知道，这种尚奇好异的异端思想在士大夫阶层是不以为然的。
　　我们不能否认尚奇好异的书法现象在清初乃至清中期切实存在，但是这种零星思绪并未形成思潮。清代题跋书法批评语言中对于尚奇好异的相关内容非常少见，这说明，在当时的日常书法批评语境中尚奇好异思想并无太大的号召力，无法代表清早中期的书法思潮。所以，尚奇好异思想作为切入点来论述清代书法史非常好，但是它毕竟无法承载整个清代早中期的书法观念倾向。书论家以尚奇好异思想概括清代早中期书法观念的偏好，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其承前启后的重要历史意义。但是，这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臆断的嫌疑。
　　综上所述，清代题跋视域下，清早中期书法批评中具有较强的重法尚古思想。『入晋人室』与『由唐溯晋』是清代早中期的重法尚古思想的具体表现形式，而崇汉思想的碑帖双面属性和尚奇审美的承前启后思维是清代重法尚古思想晦暗不显的原因。尚奇好异虽为碑学运动的到来做了较好的铺垫，但在对整个清代早中糍书法思想的定位上，尚奇好异并不能与重法尚古相颉颃。重法尚古在清代早中期书法思想观念中处于中心地位，而这亦是清代早中期帖学一脉活跃的重要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