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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父子关系一直被视为中国传统社会中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从先秦到宋代，士阶层作为传承儒道的中坚，其对孝的理解和践行是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体现。在理学社会化进程中，对孝道的价值诠释成为南宋诸儒强化道德认同、引领意识形态的重要方式。为重归道德传统，南宋诸儒在士阶层中选取符合儒学价值观的慈父典范大力推扬，父教子以道而不惑于利禄，为子移孝作忠、行道践履提供物质与精神上的有力支持。不同于守礼抑情的夫妇关系，南宋诸儒重视父子间的深笃情感，充分肯定父子亲情对稳固伦理制度的意义，爱敬无违与先意承志是树立孝子典范的重要标准。较之高官显爵尊崇父位，孝子以立身行道扬名显亲更能体现先秦儒家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以子继父志、守父善道为至孝的观念在士阶层中日渐深入，其核心思想在家风、家训中被传承发扬，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南宋诸儒;父子关系;典范书写;孝道诠释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南宋理学的社会化进程研究”（20FZSB067）
中图分类号：K244/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1）08-0103-06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父子、君臣、夫妇被儒家视为最重要的三种社会关系，是儒家诠释伦理、推行教化的重要内容。与君臣、夫妇关系不同，唯有父子是建立在先天血缘的基础上，通过生养抚育形成了终生无法改变的社会关系。父子情感出于天性，孟子称之为良知、良能。自汉代之后，为稳固政治秩序，以孝为核心的家庭伦理逐渐被推向政治领域。汉代帝王以孝治天下，举孝廉成为士人入仕的优选正途。宋代君主以高官尊爵封赠三代成就士大夫扬名显亲之孝，仕宦功名被视为孝亲的重要标志，政治功利性趋向与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日渐背离。为重归儒家道德传统，南宋诸儒在对孝的阐述中将“孝”与“道”紧密结合，使“道”的传承与践行成为“孝”的核心内涵，并在社会生活中日益彰显。随着理学从思想领域向社会领域的拓展，南宋诸儒在淡化孝的政治特征的同时大力凸显其道德特征和社会意义，不断推进社会理想在各领域的实现。目前学界的研究成果多为对儒家孝道思想的理论诠释与政治表述，从父子关系的角度论述孝道社会化特征的研究则明显不足。① 本文以南宋诸儒对父子关系的典范书写与孝道的价值诠释为研究对象，多角度展现理学社会化进程中南宋士阶层对儒学价值观的接受与践行，分析南宋诸儒引导意识形态、强化道德认同的时代意义及历史影响。
一、教子以道：对父职的阐述与慈父典范的书写
“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②，父慈子孝是先秦以来儒家始终奉行的伦理准则。为人父母者皆须承担抚养子嗣的职责。母之于子，其职以照料日常生活为主，能做到鞠养殷勤即可称为慈母;而父职更重要的是对子嗣的教育，“父子者，何谓也？父者，矩也，以法度教子也。子者，孳也，孳孳无已也”③。在教养子嗣的过程中，为父者亦不可忽视父子亲情，疾色詈笞而无亲厚之意并不符合儒家对为父之道的阐述，“夫为人父者，必怀慈仁之爱……冠子不詈，髦子不笞，听其微谏，无令忧之。此为人父之道也”④。父之教子，重在培养品德，“养子弟如养芝兰，既积学以培植之，又积善以滋润之。人家子弟惟可使觌德，不可使觌利”⑤。若仅着眼于饮食衣服之爱而忽视对其子的教育，则被视为“小慈”不足取法，“父子之间不可溺于小慈，自小律之以威、绳之以礼，则长无不肖之悔。教子有五：导其性、广其志、养其才、鼓其气、攻其病，废一不可”⑥。父之于子，既以仁爱之心鞠养抚育，又能以亲切之意教子以道，方可称慈父。继承了先儒对父职的阐述，南宋诸儒通过对慈父典范的书写和弘扬，不断推进儒学价值观的传承。
作为道德理想的践行者，南宋诸儒大力倡导以圣贤之道教子，“古者初年入小学，只是教之以事，如礼乐射御书数及孝弟忠信之事。自十六七入大学，然后教之以理，如致知、格物及所以为忠信孝弟者”⑦。宋代科举兴盛，科举在带动教育发展的同时，也使汲汲举业博取功名的风气在家庭教育中日益盛行，“宋以科举取士，士之欲见用于世者，不得不繇科举进，故父之诏子，兄之教弟，自幼至长，非程文不习，凡以求合于有司而已”⑧，以致学无所本，士风日下。朱熹对为父者不重视子嗣道德培养深感痛心：“风俗弄得到这里，可哀。”⑨ 陆九龄也对此现象进行了批评和警示：“古者教小子弟，自能言能食，即有教，以至洒扫应对之类，皆有所习，故长大则易语。今人自小即教做对，稍大即教作虚诞之文，皆坏其性质。”⑩ 为重振注重道德培养、明理切用的儒家教育传统，南宋诸儒通过对慈父典范的书写大力彰显教子以道的父职。
滕璘、滕珙兄弟俱受业于朱熹，对于两兄弟异于他人的道德学养，朱熹认为其父滕洙的家庭教育功不可没：“独教诸子为学，而不专为场屋计。平居厉以笃志力行之训甚悉，及二子登科从仕，则又时时为道平日闾里间所闻，见情伪失得之变，以开晓风切之，以故二子皆以能自树立，有声州县间。”{11}作为家学渊源深厚的儒者，滕洙对子嗣的教育并非一意以科考为旨归，较之熟读章句、精研时文，滕洙更加重视对二子的道德培养，被朱熹等推为教子以道的典范。同为朱熹弟子的潘植、潘柄兄弟也得益于父亲对儒道的坚守。潘植自幼聪颖过人，人皆谓当以童子应试博取功名，其父潘滋却认为功利躁进将破坏对其子的教育规划，为免二子惑于功名而失远志，潘滋又率子受教于名师大儒，“闻乡闾之善士，辄折辈行，率其子从之游。后闻晦庵朱先生讲道武夷，有非他师所能及者，遂慨然属其子往师事之……（潘植）与其弟皆以弱冠抠衣有道，厉志前修，回视故习，若将浼己。侪辈至有‘高谈性理，下视程文’之诮，不顾也。智识日进，闻见日广，尤以务实为己为本，由是师友交称之”{12}。闽县儒士唐尧章淡泊名利、笃意圣贤之学，“闻晦庵朱先生讲道武夷，语其子晔曰：‘吾老矣，不能从夫子游，尔其毋忘吾志乎。’既而晔获登门受业以归，诘其所闻，竦然曰：‘吾得闻所未闻，死不憾矣。’”{13} 黄榦赞赏潘滋、唐尧章能选访名师教子以道的远见卓识，称其为恪尽父职的典范，对纠正时俗风气具有重要意义。家国罹难之际，更加凸显出儒士以道教子的时代意义。郑思肖之父郑起生前高节懿行，对子言传身教。郑思肖自言：“我父以道授我，庶乎成人。故我父之恩，过于人君以天下與其子。天下可得而有，道不可得而闻。”{14} 在其父的教导下，郑思肖至死不为贰臣，忠孝节义著于士林。 慈父之于子，始终以忠敬之心励之，以亲爱之情教之，不因其子成年或出仕而终止。在为好友蔡镐之父蔡待时撰写的墓志铭中，叶适盛赞其教子忠义终身不懈。蔡镐出仕后，蔡待时依然时时关注其子言行大节，诫其毋以利害义：“臣子之于君父，其义一也，所知不隐。我余年岂待汝禄活，期汝者名节尔。”{15} 为使蔡镐无后顾之忧，蔡待时竭力为蔡镐经纪家事，以坚其子廉仁之志，蔡镐因此深感父恩：“父怜我既仕，不应治生业，特以岁入之余，使弟钟为我权之，颇益买田以私我。故我之所以能安于僻愚，不慕势利者，我父既不以养己者责我，而又宽我儿女猥众之忧故也。”{16} 时铸是吕祖谦的同乡兼同年，吕祖谦为其父时汝翼撰写墓志铭，书写了教子爱子的慈父典范。铸幼时，汝翼为其筑室买书、选聘名师。铸出任鄂州嘉鱼县尉后，汝翼惟诫子尽忠职守：“守汝身，庀汝职，无干官常，以为吾忧……湖外俸入薄，吾且损伏腊调度，以佐汝费，其勿以衣食自累。”{17} 吕祖谦充分肯定时汝翼的教导和关爱是其子移孝为忠的强大助力，父慈子孝为世人所敬。
在南宋诸儒对慈父典范的书写中，父对子的道德培养与亲情关爱并行不悖。父以慈爱之心育子而不谋功利，教子以道不使其惑于利禄。从幼年到成年，父对子的关爱始终如一、无所衰减，“子幼必待以严，子壮无薄其爱”{18}。慈父为子谋虑终身，从物质与精神双重层面为其子行道践履提供有力的支持。父子以道相互砥砺，共同传承和践行道德理想。
二、爱敬无违与先意承志：对子职的要求与孝子典范的书写
父子之亲与人伦天性紧密相连，故孟子将其置于五伦之首：“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19}。赡养其亲使无饥寒之虑，是社会伦理对子职最基本的要求。但孔子认为这样的要求并不能达到孝的标准，“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20} 作为礼仪规范的制定与推行者，孔子从礼的角度对孝亦有明确定义，“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21} 孝养其亲不仅是从物质上供养，为孝必敬，敬必循礼，能以爱敬事亲、遵礼无违才符合儒家对子职的要求。在孔子的基础上，曾子对子职提出了“先意承志”的进一步要求，“君子之所为孝者，先意承志，谕父母于道”{22}。曾子认为，子以爱敬事亲，父母有过，谏而不逆，故父母安之。孝子当与其亲心意相通，不逆亲言而尽晓其心，“孝子之养老也，乐其心，不违其志……是故父母之所爱亦爱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23}。父子安乐和悦，方得孝道真谛。南宋诸儒继承了先儒对子职的理解和定位，更倾向在父子亲情的日常书写中塑造爱敬无违、先意承志的孝子典范，“孝以事其亲，斯须不离身。始终惟爱敬，二者在书绅”{24}。
儒家认为基于先天血缘的父子关系密不可分，“父子一体而分，无相离之法，犹火去木而灭也。”{25}分离异居会阻碍父子间的情感交流，与人伦天性相悖，“凡为人子之礼，冬温而夏凊，昏定而晨省”{26}。无论出仕或居乡，朝夕奉养都是南宋诸儒大力宣扬的事亲之礼。端明殿学士黄中在出仕后与弟黄章争相迎父就养，“公乘安车东西就养，二子皆孝谨笃至。诸孙满前，晨夕所以奉养娱乐公者甚备”{27}。朱熹对黄中位高爵显仍谨遵事亲之礼深为赞赏，称其笃孝为士林表率。迪功郎罗应年老，其子罗晋“遂罢举求志，专以训子娱亲为乐。迪功夫妇命服坐堂上，君率子孙莱衣斓斑拜舞堂下”{28}。刘克庄在罗晋的墓志铭中感叹其虽无功名，孝亲尽礼有古贤之风。宗室赵伯直奉祠家居，朝廷数任皆以亲老不赴。禄不足养，赵伯直种菜鬻卖以补所需，侍奉父亲武德郎赵子祐不离其侧，“性至孝，兵燬流离，事亲就养无阙。武德晚婴末疾，药必先尝而进，十余年如一日。”{29} 名儒楼钥深敬赵伯直，称其事亲至孝为宗室楷模。蔡沈与父蔡元定同为朱熹门人，当蔡元定被列入伪学逆党送道州编管，蔡沈徒步数千里与父同赴贬所。道州时为湘粤交界的穷僻之处，山川风物，悲凉惨怆，居者率不能堪，蔡元定与蔡沈“父子相对，独以理义自怡说，浩然无湘纍之思、楚囚之泣也”{30}。蔡沈以爱敬事父、须臾不离，使蔡元定在贬谪生活中得到极大的精神安慰，其孝行闻于天下，被真德秀等誉为孝子典范并大力褒扬。
孝子事亲，“生事爱敬，死事哀戚”{31}，为父执丧之际，子必致哀戚。孔子多次对空有丧祭之礼而无哀戚深情的现象表示不满，“丧礼，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也。祭礼，与其敬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敬有余也”{32}。南宋诸儒对孝道中蕴含的深笃情感极为重视，书写孝子典范时尤为注重其发自本心的孝爱，“人之孝行，根于诚笃，虽繁文末节不至，亦可以动天地、感鬼神”{33}。杨万里在为友人夏侯琳撰写的墓志铭中，记述了孝子在父亲辞世后的哀戚深情。夏侯琳勤勉好学为父所钟爱，父子之情尤为深笃。赴省试之际，“而父赴告至，徒步二千里，泪血面贵面，骨立足茧，见者为动”{34}。傅修事父笃孝，“饮食起居未尝顷刻忘。尝游芜湖，一夕有感而叹曰：‘吾亲其有疾乎！’旦即驰归，千里不数日而至。从政公既葬，去家一舍，每一念至，即驰往，裴回信宿而后反。”{35} 傅修为父执丧，麻绖菅屦、貌不胜衣，哀戚之情令朱熹深为感动：“予观其冠履应礼，而戚容与之称，言辞恳慤，情旨酸辛，为恻然动心焉”{36}。孝子为父执丧尽哀，即使哀毁过礼，亦出于天性至情，是孝子爱敬事亲的自然体现。
自先秦至宋，“先意承志”一直被儒家视为孝子事亲的重要特征。“先意，谓父母将欲发意，孝子则预前逆知父母之意而为之，是先意也。承志，父母已有志，己当奉承而行之。”{37} 事发而后觉，不若以亲爱之情预知父意、以礼敬之意浸润父心，使龃龉消弭于未发，“子之谏父，当先意承志，谏于几微之先，则事济说行，不伤父子之仁;至于事形而谏，虽号泣而随之，亦末矣。”{38} 若待父意已决而不得不谏，即使成就诤子之名，也会削弱父子之情，甚至导致人伦之变。南宋诸儒在对孝子典范的书写中，“先意承志”的孝子形象屡屡可见。张奭之父张允蹈在建炎年间挈家南渡，叔父一家随后亦至，生活困窘。张奭知父所虑，“请尽以田逊之，而以其私室王氏之橐中装倾倒以奉父母兄弟”{39}，为族属提供田产、衣食纾解父忧。在行状中，杨万里极力称扬张奭先意承志的孝友之行，视其为事亲睦族的典范。谭绍先之父谭观成丧偶续弦，谭绍先体父心意，爱其父之所爱，“继母携前夫子来，君事之尽孝，又分赀友之，人服其义”{40}。谭绍先主动将财物分与继母之子，使其父舒欣愉悦，孝友家风为一邑表率。张纟寅之父张璘性笃恩义，恩荫每欲先诸侄，张纟寅遂“推公之志，屡逊门荫，力学登世科”{41}，使堂親绂、纮、纻等人皆得荫官以成父志。周必大慨叹谭绍先、张纟寅能先意承志、善体父意而毫不虑己，其孝心足以推之于国。 儒家先贤对孝子事父的态度有明确阐释：“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爱，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42}。母从襁褓起怀抱哺育，故子事母以爱;君乃一国之尊，故臣事君以敬。父为一家之长，既有生养抚育之亲情，又有宗法赋予的威严，故子事父以爱敬兼之。孝子事亲出于天性至情，非由外铄而至诚深笃。同为遵礼事亲，源于本心的爱孝比敬孝更为可贵，“以敬孝易，以爱孝难。以养口体易，以养志难”{43}。爱敬无违、先意承志的孝行在南宋诸儒对孝子典范的书写中被大力弘扬。
三、扬名显亲与守父善道：对“孝”的道德回归与价值诠释
早在先秦时期，儒家就将扬名显亲视为孝的重要体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44}。舜与周公以天下尊亲被树为大孝的典范，“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嚴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公其人也”{45}。同时，儒家先贤亦将道德理想的践行融入对孝道的建构中，“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君子之所谓孝也者，国人称愿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谓孝也已”{46}。二者在先秦儒家的伦理体系中并行不悖，“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47}。立身行道与扬名显亲相辅相成，都是对仁义之道的传承与发扬。
自汉唐之后，孝的政治伦理化趋势日益彰显，仕宦功名成为士人扬名显亲的重要标志。宋代君主尊礼大臣，往往尊爵显官封赠三代以示隆宠，“朕惟有天下者得推其祖考上配于天，盖孝子慈孙所以极其尊崇之意。推是心以及夫在位，则其宠禄之厚者，岂不欲以及其所谓尊亲者哉？”{48} 而士人亦以求取功名使父祖获得封赠为孝，“夫荣亲莫大于功名，养志不专于甘旨”{49}。以尊爵高位显扬其亲的孝亲观，在很大程度上助推了士群体追逐功名的风俗。当葛书思欲效法曾子养亲不仕，友人皆力劝其仕进显亲，“且谓就养左右，孰若荣名显亲孝之大也”{50}。萧许事亲至孝，却为扬名显亲而多年鏖战科场，“独恨亲不及禄。既受官，则喟曰：‘白头非折腰具。于功令选调者六考，老焉，则爵父母。吾得藉手，下泉其可。’”{51} 直至其父得到封赠后，萧许方感尽孝亲之心。
对于一意以功名富贵显扬其亲的价值取向，以朱熹、杨万里为代表的南宋理学家予以了批驳。朱熹对《孝经》中的部分观点进行了辨析，以纠正世人对扬名显亲的认识偏差，“但严父配天，本因论武王、周公之事而赞美其孝之词，非谓凡为孝者皆欲如此也。又况孝之所以为大者，本自有亲切处，而非此之谓乎？若必如此而后为孝，则是使为人臣子者皆有矜将之心，而反陷于大不孝矣”{52}。在给门人王岘的书信中，朱熹让其摒弃对功名的欲念，强化自身道德修养，重新认识扬名显亲的意义：“姑屏旧习，而取凡圣贤之言，若《大学》，若《论》《孟》，若《中庸》者，朝夕读之，精思力行，以序而广，使道义之实有以悦于心而充诸己，则自将无慕于外，而所以显亲扬名者，必有以异乎前日之为矣。”{53} 杨万里也在为友人邹时举所作的书堂记中指出，出仕并非扬名显亲的唯一途径，士子若能以道自任，即使无功名爵禄亦可光耀其亲：“人固有不卿士其位者，问其位则非，问其人则是，斯不谓之光其亲矣乎？”{54} 名儒蔡幼学在卫泾之父的封赠制词中清晰地凸显了以行道守义彰显父德为大孝的价值观：“陈力州县，惠及于民，积阶为郎。其资历已深矣，而独安平进，不挠于时，父唱子从，惟义之守。虽天啬其寿，有蕴未伸，而诵尔子之贤者，未有不推其所自也。宫师之秩，再命弥尊。其始自今，享于世世。”{55}
为回归先秦儒家的道德传统，守父善道、长存父德的道德理想鲜明地体现在南宋诸儒对孝子典范的书写中。王闻诗是太子詹事王十朋长子，“其治江东，如詹事之治。人以公之政能爱民而又能去其害民者，父子一也”{56}。叶适因此称许王闻诗非以爵禄显其父，而是能肖父言行、仁德亲民，堪称贤孝典范：“继父而贤，人之常职也，而自肖者鲜。然则公能率人之所常，而勉人之所罕，是以为贤而宜书者也。”{57} 名臣张浚以收复中原为毕生之志，其子张栻亦坚拒和议、以必报仇耻自誓，朱熹在张栻的墓志铭中称其为“孝承考志，忠格天心。唯孝唯忠，惟一其义”{58} 的至孝之人。随着理学社会化进程的加速，在守父善道的孝子中，子继父志、居乡行道的中下层士人更加受到南宋诸儒的重视。婺源儒士程鼎在多年科考不利后，将希望寄于子程洵。然程洵亦屡试不第，最终以特恩授信州文学，家人亲友皆以其未能成就父志为憾。然而朱熹在为程鼎撰写的墓志铭中却表达了对子继父志的另一种看法：“然洵故尝从熹论为学大要，意其所以成君之志者，在此而不在彼也。”{59} 朱熹认为，虽然程洵未能科举及第，但他能以传承和践行儒道为己任，此乃真正意义上的子继父志。儒士以道自任不仅包括书院讲学或著书立说形式的道统传承，还要通过对基层事务的广泛参与，在济民化俗的社会活动中不断扩大儒道的影响，孝子守父善道亦体现于此。乐清士人叶良臣淡泊名利、居乡不仕。其子叶士宁自幼睹父济贫恤困，亦继父之志行义乡闾，“习见其父能贱粜薄责，休病哀死，昏夜救村落之急，一皆遵行，又稍推广之，人以为恩己”{60}。叶适盛赞其能守父善道，家范昭然。晋江士人王沂之欲复义斋，延师儒以教乡闾子弟，未成而逝。其子起震承父遗志，“辟堂于家之南，匾曰‘文雅’，列斋四，捐田三百余亩以赡师生”{61}，真德秀表其闾曰“义塾”，立义塾坊以褒崇其孝道。在金溪，儒士陆贺率先推行以礼治族，其子陆九龄“又绎先志而修明之……礼俗既成，雋者不敢踔厉，朴者有所据依。顺弟之风，被于乡社，而闻于天下”{62}。永嘉士人谢雩谨遵家礼，冠昏丧祭皆有典则。谢雩过世后，二子有开、有大守父善道，“悉去世俗不经之文，承君志也”{63}，以家礼行之宗族，楼钥盛赞二子孝行为一邑表率。
“孝不必荣以禄，在守先志”{64}。南宋诸儒在对子继父志、守父善道典范形象的书写中，将修身立德、移孝为忠作为孝之要旨大力弘扬，对士群体的价值取向起到了重要的导向作用，“举其大要，则曰：‘不能事亲，非孝也;不能事君，亦非孝也;不能立身，亦非孝也。何也？辱于家也。故立身为人子之终事”{65}。士人以立身行道昭显父德，较之以富贵荣亲更能体现儒家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 四、结语
树立父慈子孝的典范形象承载儒学价值观，是自先秦以来儒家推行教化理想的重要方式。与守礼抑情的夫妇关系不同，南宋诸儒重视父子间的深笃情感，并致力于通过父子关系的典范书写昭示父子亲情对稳固伦理制度的重要意义。父子之亲出于天性，行成于内，情发自天，父慈子孝被视为天理在日常生活中的体现，“如父慈子孝，虽九夷八蛮，也出这道理不得”{66}。朱熹以《易传》的感应之理论述父慈子孝相依相存的关系：“父慈则感得那子愈孝，子孝则感得那父愈慈，其理亦只一般。”{67} 在教子以道、守父善道的父子典范形象书写中，南宋诸儒不断强化对扬名显亲的义理阐释与守父善道的道德推扬，使立身行道、子继父志作为孝道观的核心思想深入人心。南宋诸儒对父子关系的典范书写与孝道的价值诠释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并在家风家训中代代相傳。明清时期的儒士家庭更加着意于在日常生活中彰显孝道，“孝友非难事，然却非易事，不离日用饮食，总以一念孺慕为主……夫敬不在养之外也，色不在服劳奉养之外也”{68}。脱离日常生活的割股剖肝之孝，在家规家训中被视为矫伪之行。以立德修身、行道践履为核心的孝道观也成为明清儒士家庭遵循的道德范式。明末清初的大儒孙奇逢在家训中明示子孙能昭显父德才是孝悌传家的根本：“吾家沐阳公以廉吏起家，尔祖能绳其武，我辈俱得为清白吏子孙，较以金帛田宅遗后人者荣多矣……如其为贤人、为君子，则所以彰显其祖功宗德者，与山俱高、与水俱长，较之积财置产者，所得不既多耶！”{69} 清代大学士张英一生服膺朱子学说，并将其贯彻在张氏家训中，将修身立品、厚德轻利作为孝亲之本，“思尽人子之责，报父祖之恩，致乡里之誉，贻后人之泽，惟有四事：一曰立品，二曰读书，三曰养身，四曰俭用。世家子弟原是贵重，更得精金美玉之品，言思可道，行思可法，不骄盈，不诈伪，不刻薄，不轻佻，则人之钦重，较三公而更贵”{70}。晚清重臣曾国藩、张之洞等亦在家书、家训中以朱熹等对孝道的阐释劝谕子弟忠义立身、爱敬事亲，对加强子嗣的品德教育尤为重视。时至今日，南宋诸儒对父子亲情的弘扬与孝道的价值诠释依然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积极的历史参考作用。
注释：
① 林安弘的《儒家孝道思想研究》（文津出版社1992年版）、朱岚的《中国传统孝道思想发展史》（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1年版）、赵宏宇的《儒家孝道伦理的历史变迁》（广州出版社2019年版）等著作论述了儒家孝道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旨在整体性的理论诠释和宏观考察，但对理学社会化进程中孝道观体现出的特殊意义和演进特征并未进行深入剖析。李晓虹的《从“理·仁·礼”看二程的孝道思想》（《中州学刊》2012年第1期）、吴全兰的《张载对孝悌思想的发展及其启示》（《齐鲁学刊》2012年第2期）、方彦寿的《朱熹及其弟子的孝道理论与实践》[《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申圣超、舒大刚的《论张栻的孝道思想》（《中国哲学史》2018年第2期）等论文或通过对儒家经典的诠释体现宋代理学家的孝道思想，或通过梳理宋代孝道教育展现宋儒推行孝道的实践，但对孝道观在南宋时期的价值重构和社会意义的研究仍留有较大空间。
②{22}{23}{26}{32}{46}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61、1555、995、27、250、1555页。
③{25} 陈立撰、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376、234页。
④ 韩婴撰、许维遹校释：《韩诗外传集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70页。
⑤⑥ 刘清之：《戒子通录》，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3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74、74页。
⑦⑨⑩{66} 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1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68、271、270、513页。
⑧ 赵孟頫：《松雪斋集》，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6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73页。
{11} 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2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333页。
{12} 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33《处士潘君立之行状》，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元刻延祐二年重修本。
{13} 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33《处士唐君焕文行状》，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元刻延祐二年重修本。
{14}{65} 陈福康校点：《郑思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111页。
{15}{16}{56}{57}{60} 刘公纯、王孝鱼、李哲夫点校：《叶适集》，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255、255、315、315、355页。
{17}{62} 黄灵庚、吴战垒主编：《吕祖谦全集》第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97、203页。
{18}{33} 袁采：《袁氏世范》，天津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17、14页。
{19}{44} 赵岐注、孙奭疏：《孟子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4、298页。
{20}{21} 何晏注、邢昺疏：《论语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17页。
{24} 陈淳：《北溪大全集》，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68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08页。
{27}{58}{59} 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210、4141、4174页。
{28} 刘克庄著、辛更儒校注：《刘克庄集笺校》，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6393页。
{29}{63} 楼钥：《攻媿集》，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53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81、656页。 {30} 真德秀：《西山真文忠公文集》卷42《九峰先生蔡君墓表》，四部丛刊初编本。
{31}{42}{45}{47} 李隆基注、邢昺疏：《孝经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2、16、33、4页。
{34}{39}{51}{54} 杨万里撰、辛更儒笺校：《杨万里集笺校》，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5006、4573、4961、3033页。
{35}{36} 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35《笃孝傅公墓志铭》，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元刻延祐二年重修本。
{37} 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49页。
{38}{43} 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58、158页。
{40} 王蓉贵、白井顺点校：《周必大全集》第2册，四川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687页。
{41} 王蓉贵、白井顺点校：《周必大全集》第3册，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01页。
{48} 王水照主编：《王安石全集》第6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017页。
{49} 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37页。
{50} 葛胜仲：《丹阳集》，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7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47页。
{52}{53} 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2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208、2998页。
{55} 蔡幼学：《育德堂外制》，续修四库全书第131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31页。
{61} 黄仲昭编纂：《八闽通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97页。
{64} 袁甫：《蒙斋集》，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42页。
{67} 朱杰人、嚴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1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420—2421页。
{68}{69} 孙奇逢：《孝友堂家训》，丛书集成新编第33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10、209—210页。
{70} 张英：《文端集》，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19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730页。
作者简介：孔妮妮，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上海，200234。
（责任编辑 张卫东）
关键词：南宋诸儒;父子关系;典范书写;孝道诠释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南宋理学的社会化进程研究”（20FZSB067）
中图分类号：K244/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1）08-0103-06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父子、君臣、夫妇被儒家视为最重要的三种社会关系，是儒家诠释伦理、推行教化的重要内容。与君臣、夫妇关系不同，唯有父子是建立在先天血缘的基础上，通过生养抚育形成了终生无法改变的社会关系。父子情感出于天性，孟子称之为良知、良能。自汉代之后，为稳固政治秩序，以孝为核心的家庭伦理逐渐被推向政治领域。汉代帝王以孝治天下，举孝廉成为士人入仕的优选正途。宋代君主以高官尊爵封赠三代成就士大夫扬名显亲之孝，仕宦功名被视为孝亲的重要标志，政治功利性趋向与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日渐背离。为重归儒家道德传统，南宋诸儒在对孝的阐述中将“孝”与“道”紧密结合，使“道”的传承与践行成为“孝”的核心内涵，并在社会生活中日益彰显。随着理学从思想领域向社会领域的拓展，南宋诸儒在淡化孝的政治特征的同时大力凸显其道德特征和社会意义，不断推进社会理想在各领域的实现。目前学界的研究成果多为对儒家孝道思想的理论诠释与政治表述，从父子关系的角度论述孝道社会化特征的研究则明显不足。① 本文以南宋诸儒对父子关系的典范书写与孝道的价值诠释为研究对象，多角度展现理学社会化进程中南宋士阶层对儒学价值观的接受与践行，分析南宋诸儒引导意识形态、强化道德认同的时代意义及历史影响。
一、教子以道：对父职的阐述与慈父典范的书写
“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②，父慈子孝是先秦以来儒家始终奉行的伦理准则。为人父母者皆须承担抚养子嗣的职责。母之于子，其职以照料日常生活为主，能做到鞠养殷勤即可称为慈母;而父职更重要的是对子嗣的教育，“父子者，何谓也？父者，矩也，以法度教子也。子者，孳也，孳孳无已也”③。在教养子嗣的过程中，为父者亦不可忽视父子亲情，疾色詈笞而无亲厚之意并不符合儒家对为父之道的阐述，“夫为人父者，必怀慈仁之爱……冠子不詈，髦子不笞，听其微谏，无令忧之。此为人父之道也”④。父之教子，重在培养品德，“养子弟如养芝兰，既积学以培植之，又积善以滋润之。人家子弟惟可使觌德，不可使觌利”⑤。若仅着眼于饮食衣服之爱而忽视对其子的教育，则被视为“小慈”不足取法，“父子之间不可溺于小慈，自小律之以威、绳之以礼，则长无不肖之悔。教子有五：导其性、广其志、养其才、鼓其气、攻其病，废一不可”⑥。父之于子，既以仁爱之心鞠养抚育，又能以亲切之意教子以道，方可称慈父。继承了先儒对父职的阐述，南宋诸儒通过对慈父典范的书写和弘扬，不断推进儒学价值观的传承。
作为道德理想的践行者，南宋诸儒大力倡导以圣贤之道教子，“古者初年入小学，只是教之以事，如礼乐射御书数及孝弟忠信之事。自十六七入大学，然后教之以理，如致知、格物及所以为忠信孝弟者”⑦。宋代科举兴盛，科举在带动教育发展的同时，也使汲汲举业博取功名的风气在家庭教育中日益盛行，“宋以科举取士，士之欲见用于世者，不得不繇科举进，故父之诏子，兄之教弟，自幼至长，非程文不习，凡以求合于有司而已”⑧，以致学无所本，士风日下。朱熹对为父者不重视子嗣道德培养深感痛心：“风俗弄得到这里，可哀。”⑨ 陆九龄也对此现象进行了批评和警示：“古者教小子弟，自能言能食，即有教，以至洒扫应对之类，皆有所习，故长大则易语。今人自小即教做对，稍大即教作虚诞之文，皆坏其性质。”⑩ 为重振注重道德培养、明理切用的儒家教育传统，南宋诸儒通过对慈父典范的书写大力彰显教子以道的父职。
滕璘、滕珙兄弟俱受业于朱熹，对于两兄弟异于他人的道德学养，朱熹认为其父滕洙的家庭教育功不可没：“独教诸子为学，而不专为场屋计。平居厉以笃志力行之训甚悉，及二子登科从仕，则又时时为道平日闾里间所闻，见情伪失得之变，以开晓风切之，以故二子皆以能自树立，有声州县间。”{11}作为家学渊源深厚的儒者，滕洙对子嗣的教育并非一意以科考为旨归，较之熟读章句、精研时文，滕洙更加重视对二子的道德培养，被朱熹等推为教子以道的典范。同为朱熹弟子的潘植、潘柄兄弟也得益于父亲对儒道的坚守。潘植自幼聪颖过人，人皆谓当以童子应试博取功名，其父潘滋却认为功利躁进将破坏对其子的教育规划，为免二子惑于功名而失远志，潘滋又率子受教于名师大儒，“闻乡闾之善士，辄折辈行，率其子从之游。后闻晦庵朱先生讲道武夷，有非他师所能及者，遂慨然属其子往师事之……（潘植）与其弟皆以弱冠抠衣有道，厉志前修，回视故习，若将浼己。侪辈至有‘高谈性理，下视程文’之诮，不顾也。智识日进，闻见日广，尤以务实为己为本，由是师友交称之”{12}。闽县儒士唐尧章淡泊名利、笃意圣贤之学，“闻晦庵朱先生讲道武夷，语其子晔曰：‘吾老矣，不能从夫子游，尔其毋忘吾志乎。’既而晔获登门受业以归，诘其所闻，竦然曰：‘吾得闻所未闻，死不憾矣。’”{13} 黄榦赞赏潘滋、唐尧章能选访名师教子以道的远见卓识，称其为恪尽父职的典范，对纠正时俗风气具有重要意义。家国罹难之际，更加凸显出儒士以道教子的时代意义。郑思肖之父郑起生前高节懿行，对子言传身教。郑思肖自言：“我父以道授我，庶乎成人。故我父之恩，过于人君以天下與其子。天下可得而有，道不可得而闻。”{14} 在其父的教导下，郑思肖至死不为贰臣，忠孝节义著于士林。 慈父之于子，始终以忠敬之心励之，以亲爱之情教之，不因其子成年或出仕而终止。在为好友蔡镐之父蔡待时撰写的墓志铭中，叶适盛赞其教子忠义终身不懈。蔡镐出仕后，蔡待时依然时时关注其子言行大节，诫其毋以利害义：“臣子之于君父，其义一也，所知不隐。我余年岂待汝禄活，期汝者名节尔。”{15} 为使蔡镐无后顾之忧，蔡待时竭力为蔡镐经纪家事，以坚其子廉仁之志，蔡镐因此深感父恩：“父怜我既仕，不应治生业，特以岁入之余，使弟钟为我权之，颇益买田以私我。故我之所以能安于僻愚，不慕势利者，我父既不以养己者责我，而又宽我儿女猥众之忧故也。”{16} 时铸是吕祖谦的同乡兼同年，吕祖谦为其父时汝翼撰写墓志铭，书写了教子爱子的慈父典范。铸幼时，汝翼为其筑室买书、选聘名师。铸出任鄂州嘉鱼县尉后，汝翼惟诫子尽忠职守：“守汝身，庀汝职，无干官常，以为吾忧……湖外俸入薄，吾且损伏腊调度，以佐汝费，其勿以衣食自累。”{17} 吕祖谦充分肯定时汝翼的教导和关爱是其子移孝为忠的强大助力，父慈子孝为世人所敬。
在南宋诸儒对慈父典范的书写中，父对子的道德培养与亲情关爱并行不悖。父以慈爱之心育子而不谋功利，教子以道不使其惑于利禄。从幼年到成年，父对子的关爱始终如一、无所衰减，“子幼必待以严，子壮无薄其爱”{18}。慈父为子谋虑终身，从物质与精神双重层面为其子行道践履提供有力的支持。父子以道相互砥砺，共同传承和践行道德理想。
二、爱敬无违与先意承志：对子职的要求与孝子典范的书写
父子之亲与人伦天性紧密相连，故孟子将其置于五伦之首：“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19}。赡养其亲使无饥寒之虑，是社会伦理对子职最基本的要求。但孔子认为这样的要求并不能达到孝的标准，“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20} 作为礼仪规范的制定与推行者，孔子从礼的角度对孝亦有明确定义，“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21} 孝养其亲不仅是从物质上供养，为孝必敬，敬必循礼，能以爱敬事亲、遵礼无违才符合儒家对子职的要求。在孔子的基础上，曾子对子职提出了“先意承志”的进一步要求，“君子之所为孝者，先意承志，谕父母于道”{22}。曾子认为，子以爱敬事亲，父母有过，谏而不逆，故父母安之。孝子当与其亲心意相通，不逆亲言而尽晓其心，“孝子之养老也，乐其心，不违其志……是故父母之所爱亦爱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23}。父子安乐和悦，方得孝道真谛。南宋诸儒继承了先儒对子职的理解和定位，更倾向在父子亲情的日常书写中塑造爱敬无违、先意承志的孝子典范，“孝以事其亲，斯须不离身。始终惟爱敬，二者在书绅”{24}。
儒家认为基于先天血缘的父子关系密不可分，“父子一体而分，无相离之法，犹火去木而灭也。”{25}分离异居会阻碍父子间的情感交流，与人伦天性相悖，“凡为人子之礼，冬温而夏凊，昏定而晨省”{26}。无论出仕或居乡，朝夕奉养都是南宋诸儒大力宣扬的事亲之礼。端明殿学士黄中在出仕后与弟黄章争相迎父就养，“公乘安车东西就养，二子皆孝谨笃至。诸孙满前，晨夕所以奉养娱乐公者甚备”{27}。朱熹对黄中位高爵显仍谨遵事亲之礼深为赞赏，称其笃孝为士林表率。迪功郎罗应年老，其子罗晋“遂罢举求志，专以训子娱亲为乐。迪功夫妇命服坐堂上，君率子孙莱衣斓斑拜舞堂下”{28}。刘克庄在罗晋的墓志铭中感叹其虽无功名，孝亲尽礼有古贤之风。宗室赵伯直奉祠家居，朝廷数任皆以亲老不赴。禄不足养，赵伯直种菜鬻卖以补所需，侍奉父亲武德郎赵子祐不离其侧，“性至孝，兵燬流离，事亲就养无阙。武德晚婴末疾，药必先尝而进，十余年如一日。”{29} 名儒楼钥深敬赵伯直，称其事亲至孝为宗室楷模。蔡沈与父蔡元定同为朱熹门人，当蔡元定被列入伪学逆党送道州编管，蔡沈徒步数千里与父同赴贬所。道州时为湘粤交界的穷僻之处，山川风物，悲凉惨怆，居者率不能堪，蔡元定与蔡沈“父子相对，独以理义自怡说，浩然无湘纍之思、楚囚之泣也”{30}。蔡沈以爱敬事父、须臾不离，使蔡元定在贬谪生活中得到极大的精神安慰，其孝行闻于天下，被真德秀等誉为孝子典范并大力褒扬。
孝子事亲，“生事爱敬，死事哀戚”{31}，为父执丧之际，子必致哀戚。孔子多次对空有丧祭之礼而无哀戚深情的现象表示不满，“丧礼，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也。祭礼，与其敬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敬有余也”{32}。南宋诸儒对孝道中蕴含的深笃情感极为重视，书写孝子典范时尤为注重其发自本心的孝爱，“人之孝行，根于诚笃，虽繁文末节不至，亦可以动天地、感鬼神”{33}。杨万里在为友人夏侯琳撰写的墓志铭中，记述了孝子在父亲辞世后的哀戚深情。夏侯琳勤勉好学为父所钟爱，父子之情尤为深笃。赴省试之际，“而父赴告至，徒步二千里，泪血面贵面，骨立足茧，见者为动”{34}。傅修事父笃孝，“饮食起居未尝顷刻忘。尝游芜湖，一夕有感而叹曰：‘吾亲其有疾乎！’旦即驰归，千里不数日而至。从政公既葬，去家一舍，每一念至，即驰往，裴回信宿而后反。”{35} 傅修为父执丧，麻绖菅屦、貌不胜衣，哀戚之情令朱熹深为感动：“予观其冠履应礼，而戚容与之称，言辞恳慤，情旨酸辛，为恻然动心焉”{36}。孝子为父执丧尽哀，即使哀毁过礼，亦出于天性至情，是孝子爱敬事亲的自然体现。
自先秦至宋，“先意承志”一直被儒家视为孝子事亲的重要特征。“先意，谓父母将欲发意，孝子则预前逆知父母之意而为之，是先意也。承志，父母已有志，己当奉承而行之。”{37} 事发而后觉，不若以亲爱之情预知父意、以礼敬之意浸润父心，使龃龉消弭于未发，“子之谏父，当先意承志，谏于几微之先，则事济说行，不伤父子之仁;至于事形而谏，虽号泣而随之，亦末矣。”{38} 若待父意已决而不得不谏，即使成就诤子之名，也会削弱父子之情，甚至导致人伦之变。南宋诸儒在对孝子典范的书写中，“先意承志”的孝子形象屡屡可见。张奭之父张允蹈在建炎年间挈家南渡，叔父一家随后亦至，生活困窘。张奭知父所虑，“请尽以田逊之，而以其私室王氏之橐中装倾倒以奉父母兄弟”{39}，为族属提供田产、衣食纾解父忧。在行状中，杨万里极力称扬张奭先意承志的孝友之行，视其为事亲睦族的典范。谭绍先之父谭观成丧偶续弦，谭绍先体父心意，爱其父之所爱，“继母携前夫子来，君事之尽孝，又分赀友之，人服其义”{40}。谭绍先主动将财物分与继母之子，使其父舒欣愉悦，孝友家风为一邑表率。张纟寅之父张璘性笃恩义，恩荫每欲先诸侄，张纟寅遂“推公之志，屡逊门荫，力学登世科”{41}，使堂親绂、纮、纻等人皆得荫官以成父志。周必大慨叹谭绍先、张纟寅能先意承志、善体父意而毫不虑己，其孝心足以推之于国。 儒家先贤对孝子事父的态度有明确阐释：“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爱，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42}。母从襁褓起怀抱哺育，故子事母以爱;君乃一国之尊，故臣事君以敬。父为一家之长，既有生养抚育之亲情，又有宗法赋予的威严，故子事父以爱敬兼之。孝子事亲出于天性至情，非由外铄而至诚深笃。同为遵礼事亲，源于本心的爱孝比敬孝更为可贵，“以敬孝易，以爱孝难。以养口体易，以养志难”{43}。爱敬无违、先意承志的孝行在南宋诸儒对孝子典范的书写中被大力弘扬。
三、扬名显亲与守父善道：对“孝”的道德回归与价值诠释
早在先秦时期，儒家就将扬名显亲视为孝的重要体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44}。舜与周公以天下尊亲被树为大孝的典范，“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嚴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公其人也”{45}。同时，儒家先贤亦将道德理想的践行融入对孝道的建构中，“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君子之所谓孝也者，国人称愿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谓孝也已”{46}。二者在先秦儒家的伦理体系中并行不悖，“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47}。立身行道与扬名显亲相辅相成，都是对仁义之道的传承与发扬。
自汉唐之后，孝的政治伦理化趋势日益彰显，仕宦功名成为士人扬名显亲的重要标志。宋代君主尊礼大臣，往往尊爵显官封赠三代以示隆宠，“朕惟有天下者得推其祖考上配于天，盖孝子慈孙所以极其尊崇之意。推是心以及夫在位，则其宠禄之厚者，岂不欲以及其所谓尊亲者哉？”{48} 而士人亦以求取功名使父祖获得封赠为孝，“夫荣亲莫大于功名，养志不专于甘旨”{49}。以尊爵高位显扬其亲的孝亲观，在很大程度上助推了士群体追逐功名的风俗。当葛书思欲效法曾子养亲不仕，友人皆力劝其仕进显亲，“且谓就养左右，孰若荣名显亲孝之大也”{50}。萧许事亲至孝，却为扬名显亲而多年鏖战科场，“独恨亲不及禄。既受官，则喟曰：‘白头非折腰具。于功令选调者六考，老焉，则爵父母。吾得藉手，下泉其可。’”{51} 直至其父得到封赠后，萧许方感尽孝亲之心。
对于一意以功名富贵显扬其亲的价值取向，以朱熹、杨万里为代表的南宋理学家予以了批驳。朱熹对《孝经》中的部分观点进行了辨析，以纠正世人对扬名显亲的认识偏差，“但严父配天，本因论武王、周公之事而赞美其孝之词，非谓凡为孝者皆欲如此也。又况孝之所以为大者，本自有亲切处，而非此之谓乎？若必如此而后为孝，则是使为人臣子者皆有矜将之心，而反陷于大不孝矣”{52}。在给门人王岘的书信中，朱熹让其摒弃对功名的欲念，强化自身道德修养，重新认识扬名显亲的意义：“姑屏旧习，而取凡圣贤之言，若《大学》，若《论》《孟》，若《中庸》者，朝夕读之，精思力行，以序而广，使道义之实有以悦于心而充诸己，则自将无慕于外，而所以显亲扬名者，必有以异乎前日之为矣。”{53} 杨万里也在为友人邹时举所作的书堂记中指出，出仕并非扬名显亲的唯一途径，士子若能以道自任，即使无功名爵禄亦可光耀其亲：“人固有不卿士其位者，问其位则非，问其人则是，斯不谓之光其亲矣乎？”{54} 名儒蔡幼学在卫泾之父的封赠制词中清晰地凸显了以行道守义彰显父德为大孝的价值观：“陈力州县，惠及于民，积阶为郎。其资历已深矣，而独安平进，不挠于时，父唱子从，惟义之守。虽天啬其寿，有蕴未伸，而诵尔子之贤者，未有不推其所自也。宫师之秩，再命弥尊。其始自今，享于世世。”{55}
为回归先秦儒家的道德传统，守父善道、长存父德的道德理想鲜明地体现在南宋诸儒对孝子典范的书写中。王闻诗是太子詹事王十朋长子，“其治江东，如詹事之治。人以公之政能爱民而又能去其害民者，父子一也”{56}。叶适因此称许王闻诗非以爵禄显其父，而是能肖父言行、仁德亲民，堪称贤孝典范：“继父而贤，人之常职也，而自肖者鲜。然则公能率人之所常，而勉人之所罕，是以为贤而宜书者也。”{57} 名臣张浚以收复中原为毕生之志，其子张栻亦坚拒和议、以必报仇耻自誓，朱熹在张栻的墓志铭中称其为“孝承考志，忠格天心。唯孝唯忠，惟一其义”{58} 的至孝之人。随着理学社会化进程的加速，在守父善道的孝子中，子继父志、居乡行道的中下层士人更加受到南宋诸儒的重视。婺源儒士程鼎在多年科考不利后，将希望寄于子程洵。然程洵亦屡试不第，最终以特恩授信州文学，家人亲友皆以其未能成就父志为憾。然而朱熹在为程鼎撰写的墓志铭中却表达了对子继父志的另一种看法：“然洵故尝从熹论为学大要，意其所以成君之志者，在此而不在彼也。”{59} 朱熹认为，虽然程洵未能科举及第，但他能以传承和践行儒道为己任，此乃真正意义上的子继父志。儒士以道自任不仅包括书院讲学或著书立说形式的道统传承，还要通过对基层事务的广泛参与，在济民化俗的社会活动中不断扩大儒道的影响，孝子守父善道亦体现于此。乐清士人叶良臣淡泊名利、居乡不仕。其子叶士宁自幼睹父济贫恤困，亦继父之志行义乡闾，“习见其父能贱粜薄责，休病哀死，昏夜救村落之急，一皆遵行，又稍推广之，人以为恩己”{60}。叶适盛赞其能守父善道，家范昭然。晋江士人王沂之欲复义斋，延师儒以教乡闾子弟，未成而逝。其子起震承父遗志，“辟堂于家之南，匾曰‘文雅’，列斋四，捐田三百余亩以赡师生”{61}，真德秀表其闾曰“义塾”，立义塾坊以褒崇其孝道。在金溪，儒士陆贺率先推行以礼治族，其子陆九龄“又绎先志而修明之……礼俗既成，雋者不敢踔厉，朴者有所据依。顺弟之风，被于乡社，而闻于天下”{62}。永嘉士人谢雩谨遵家礼，冠昏丧祭皆有典则。谢雩过世后，二子有开、有大守父善道，“悉去世俗不经之文，承君志也”{63}，以家礼行之宗族，楼钥盛赞二子孝行为一邑表率。
“孝不必荣以禄，在守先志”{64}。南宋诸儒在对子继父志、守父善道典范形象的书写中，将修身立德、移孝为忠作为孝之要旨大力弘扬，对士群体的价值取向起到了重要的导向作用，“举其大要，则曰：‘不能事亲，非孝也;不能事君，亦非孝也;不能立身，亦非孝也。何也？辱于家也。故立身为人子之终事”{65}。士人以立身行道昭显父德，较之以富贵荣亲更能体现儒家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 四、结语
树立父慈子孝的典范形象承载儒学价值观，是自先秦以来儒家推行教化理想的重要方式。与守礼抑情的夫妇关系不同，南宋诸儒重视父子间的深笃情感，并致力于通过父子关系的典范书写昭示父子亲情对稳固伦理制度的重要意义。父子之亲出于天性，行成于内，情发自天，父慈子孝被视为天理在日常生活中的体现，“如父慈子孝，虽九夷八蛮，也出这道理不得”{66}。朱熹以《易传》的感应之理论述父慈子孝相依相存的关系：“父慈则感得那子愈孝，子孝则感得那父愈慈，其理亦只一般。”{67} 在教子以道、守父善道的父子典范形象书写中，南宋诸儒不断强化对扬名显亲的义理阐释与守父善道的道德推扬，使立身行道、子继父志作为孝道观的核心思想深入人心。南宋诸儒对父子关系的典范书写与孝道的价值诠释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并在家风家训中代代相傳。明清时期的儒士家庭更加着意于在日常生活中彰显孝道，“孝友非难事，然却非易事，不离日用饮食，总以一念孺慕为主……夫敬不在养之外也，色不在服劳奉养之外也”{68}。脱离日常生活的割股剖肝之孝，在家规家训中被视为矫伪之行。以立德修身、行道践履为核心的孝道观也成为明清儒士家庭遵循的道德范式。明末清初的大儒孙奇逢在家训中明示子孙能昭显父德才是孝悌传家的根本：“吾家沐阳公以廉吏起家，尔祖能绳其武，我辈俱得为清白吏子孙，较以金帛田宅遗后人者荣多矣……如其为贤人、为君子，则所以彰显其祖功宗德者，与山俱高、与水俱长，较之积财置产者，所得不既多耶！”{69} 清代大学士张英一生服膺朱子学说，并将其贯彻在张氏家训中，将修身立品、厚德轻利作为孝亲之本，“思尽人子之责，报父祖之恩，致乡里之誉，贻后人之泽，惟有四事：一曰立品，二曰读书，三曰养身，四曰俭用。世家子弟原是贵重，更得精金美玉之品，言思可道，行思可法，不骄盈，不诈伪，不刻薄，不轻佻，则人之钦重，较三公而更贵”{70}。晚清重臣曾国藩、张之洞等亦在家书、家训中以朱熹等对孝道的阐释劝谕子弟忠义立身、爱敬事亲，对加强子嗣的品德教育尤为重视。时至今日，南宋诸儒对父子亲情的弘扬与孝道的价值诠释依然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积极的历史参考作用。
注释：
① 林安弘的《儒家孝道思想研究》（文津出版社1992年版）、朱岚的《中国传统孝道思想发展史》（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1年版）、赵宏宇的《儒家孝道伦理的历史变迁》（广州出版社2019年版）等著作论述了儒家孝道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旨在整体性的理论诠释和宏观考察，但对理学社会化进程中孝道观体现出的特殊意义和演进特征并未进行深入剖析。李晓虹的《从“理·仁·礼”看二程的孝道思想》（《中州学刊》2012年第1期）、吴全兰的《张载对孝悌思想的发展及其启示》（《齐鲁学刊》2012年第2期）、方彦寿的《朱熹及其弟子的孝道理论与实践》[《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申圣超、舒大刚的《论张栻的孝道思想》（《中国哲学史》2018年第2期）等论文或通过对儒家经典的诠释体现宋代理学家的孝道思想，或通过梳理宋代孝道教育展现宋儒推行孝道的实践，但对孝道观在南宋时期的价值重构和社会意义的研究仍留有较大空间。
②{22}{23}{26}{32}{46}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61、1555、995、27、250、1555页。
③{25} 陈立撰、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376、234页。
④ 韩婴撰、许维遹校释：《韩诗外传集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70页。
⑤⑥ 刘清之：《戒子通录》，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3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74、74页。
⑦⑨⑩{66} 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1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68、271、270、513页。
⑧ 赵孟頫：《松雪斋集》，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6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73页。
{11} 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2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333页。
{12} 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33《处士潘君立之行状》，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元刻延祐二年重修本。
{13} 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33《处士唐君焕文行状》，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元刻延祐二年重修本。
{14}{65} 陈福康校点：《郑思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111页。
{15}{16}{56}{57}{60} 刘公纯、王孝鱼、李哲夫点校：《叶适集》，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255、255、315、315、355页。
{17}{62} 黄灵庚、吴战垒主编：《吕祖谦全集》第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97、203页。
{18}{33} 袁采：《袁氏世范》，天津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17、14页。
{19}{44} 赵岐注、孙奭疏：《孟子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4、298页。
{20}{21} 何晏注、邢昺疏：《论语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17页。
{24} 陈淳：《北溪大全集》，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68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08页。
{27}{58}{59} 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210、4141、4174页。
{28} 刘克庄著、辛更儒校注：《刘克庄集笺校》，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6393页。
{29}{63} 楼钥：《攻媿集》，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53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81、656页。 {30} 真德秀：《西山真文忠公文集》卷42《九峰先生蔡君墓表》，四部丛刊初编本。
{31}{42}{45}{47} 李隆基注、邢昺疏：《孝经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2、16、33、4页。
{34}{39}{51}{54} 杨万里撰、辛更儒笺校：《杨万里集笺校》，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5006、4573、4961、3033页。
{35}{36} 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35《笃孝傅公墓志铭》，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元刻延祐二年重修本。
{37} 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49页。
{38}{43} 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58、158页。
{40} 王蓉贵、白井顺点校：《周必大全集》第2册，四川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687页。
{41} 王蓉贵、白井顺点校：《周必大全集》第3册，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01页。
{48} 王水照主编：《王安石全集》第6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017页。
{49} 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37页。
{50} 葛胜仲：《丹阳集》，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7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47页。
{52}{53} 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2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208、2998页。
{55} 蔡幼学：《育德堂外制》，续修四库全书第131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31页。
{61} 黄仲昭编纂：《八闽通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97页。
{64} 袁甫：《蒙斋集》，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42页。
{67} 朱杰人、嚴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1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420—2421页。
{68}{69} 孙奇逢：《孝友堂家训》，丛书集成新编第33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10、209—210页。
{70} 张英：《文端集》，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19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730页。
作者简介：孔妮妮，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上海，200234。
（责任编辑 张卫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