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著我国经济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和政策开放度的进一步扩大，未来我国经济面临开放性系统金融风险。这种风险是指一国经济在一定时期受各种因素冲击所形成的资产价格大幅下挫、资本大规模外逃以及本币迅速贬值等相互影响、循环联动的现象，并将引发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和外汇市场等出现大幅波动。如果应对不当，它会对一国经济造成致命的打击。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的泰国、韩国、印尼，以及近年来部分新兴经济体都曾经历过类似磨难，这些国家（地区）的经济因此遭受了沉重打击，有的更是从此一蹶不振。
　　近年来，我国和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复苏进程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反复和波折。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形势下，若听任人民币趋势性贬值，令市场形成错误预期，有可能催生、助长类似的开放性系统金融风险。
　　一方面，人民币趋势性大幅贬值意味着人民币资产价格明显风险上升，可能加大我国房地产市场和股市的下跌风险。
　　另一方面，人民币贬值趋势形成还有可能加速外资撤离。有观点认为，由于目前我国资本和金融账户不能自由兑换，且管制较为严格，人民币贬值不会引起资本外逃。对此，我不能苟同。现代国际金融理论研究中存在一种观点，当一国经常项目货币实行可兑换的条件下，资本项目的管制其实已形同虚设。上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新兴经济体金融危机的情形可以用来佐证这一观点。2007年以来，我国资本和金融账户虽逐步开放，但关键部分仍未实行可兑换，同时还采取了一系列新的限制资本流入的举措，然而境外资本依然可以借助各种渠道大规模流入，以致货币政策承受了巨大压力，外汇储备迅速攀升。无数案例证明，大批资本通过经常项目披着合法的外衣流入境内，资本和金融账户管制的有效性是打折扣的。反之同理，一旦资本加快流出形成趋势，外资外逃甚至内资外逃能被有效阻挡住吗？2004年之前，我国在资本项目下以防止资本流出为主，实行宽进严出。但国际收支误差与遗漏项目长期为负，表明即便是在宽进严出的政策环境下都未能完全阻止资金外流。
　　尤其应当注意的是，我国资本和金融账户开放步伐正在加快，这将给我国经济带来一个新的系统性变量，因此可能培育形成系统性风险的诱因。对于一个已经积累了大量外来资本的经济体来说，未来的风险显然已经不是资本流入，而是资本大规模撤离。
　　当下，我国经济增速已持续徘徊在政策下限的边缘，稳增长已然成为短期调控政策的核心与关键。在以财政和投资政策为主，金融政策为辅的稳增长举措实施的情况下，还需要相关的政策加以配合，至少不应再出现新的不利于经济稳定增长的因素。而人民币趋势性贬值，可能会抬升市场风险偏好、增加资产价格下跌压力和资本外逃压力、加重经济前景的悲观预期，显然不利于稳增长。当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为稳定东亚经济形势，人民币选择了承担国际义务，保持基本稳定。而今天，为了保持中国自身经济的平稳增长，人民币汇率也有必要在供求关系影响下双向波动，保持基本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