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一生中，“饿”过几次，记不清了，但惟独有一次的“饿”，使我一直难以忘怀。
　　那是2003年的初春，我带领几名侦查员来到正在调查的一家公司。在改革大潮中，该公司的三名主要领导借国有企业转制之机，大肆侵吞了三百多万元的国有资产。在被刑事拘留后，三名犯罪嫌疑人自恃订立过攻守同盟，一直抗拒交代。为此，我们来到该公司，依法对涉案人的办公室进行搜查。
　　搜查的过程未免枯燥，每只抽屉，每张纸，每本工作记录，就连大橱里的每一个角落和缝隙都不曾放过。
　　终于在一个极不显眼的角落发现了一个破旧的女式背包，从包中找到了他们曾订过的攻守同盟的字条，纸上详细地记录了他们商量的如何应对检察机关的提问。又从杂乱无序的公司小金库的账上发现了他们为了掩盖事实真相而退回来的17万元贪污款。
　　搜查进行了三个小时，虽然春寒料峭，但所有侦查员的额上却都沁着一层细细的汗。新来的公司领导陈总带着十分感激的心情一次次地进来邀请我们去吃饭，他真诚地说道：“你们为我们企业挖出了蛀虫，为国家挽回了这么多的损失，我们应该好好的谢谢你们，我已在对面的新城饭店给你们订好了桌，请你们无论如何要光临。”
　　此时已经是下午一点多了，我们确实都感到很饿，面对如此的盛情，我推辞说：“谢谢了，我们马上要赶到看守所去，下午还要提审，没有时间吃饭，再说我们的办案纪律规定是不容许吃发案单位的饭。”
　　公司的其他几位领导也挡着我们，不让我们出去。陈总见我们实在不肯，指着手表说：“现在已经一点多了，你们有办案纪律，我也不勉强，就给你们定一客盒饭吧。”
　　就是盒饭，我们也谢绝了。因为这是一家严重亏损的国有企业，每月都要为发工资而愁，虽然我们为他们企业挽回损失三百多万元，吃一客盒饭是正常的事，但为了更好地树立检察机关良好的形象，就是再饿，也不能吃。
　　回到院里，因为有了新的证据，突破的良机已显现，我们必须马上提审犯罪嫌疑人，这样我们匆匆吃了几口同事留下的早已冰冷的饭菜，便风急火燎般地赶到了市第一看守所。
　　审讯在高强度对抗的气氛中进行，在新的证据面前，两名犯罪嫌疑人相继如实交代了自己利用职权侵吞国有资产的事。
　　然而审讯本案关键人物一名女犯罪嫌疑人，却是一场很耗时和费劲的较量。她是公司党委副书记，凭着自己的姿色和善于拍马奉承，从一名普通打字员迅速爬升到局级领导岗位，她的经历使她既有颐指气使的傲慢，又有察言观色的狡黠，从下午三点一直到晚上九点，她一会儿装疯卖傻，一会儿无赖撒泼，对关键问题总是装着思维混乱，而答非所问，对无关紧要的旁枝末节却又记忆清晰，唠叨不停，有时为了一个小小的问题，要解释两个小时才讲清楚。审讯持续了七个小时，始终未能切入正题。
　　由于审讯已至关键时期，不知不觉就到了晚上十点，此时，食堂早已关门，一天没有好好吃饭的我们，肚子唱起了“空城计”，彼此都能听见由于饥饿从胃部发出的“咕”“咕”的叫声。外面的饭店因为在“非典”时期，都已早早的打烊，就是平时随处可买的快餐盒饭现在也无处可寻。
　　我到外面的提审室转了一圈，好不容易找来了其他提审人员留下来的几块饼干，这几块平时毫不起眼的饼干，此刻却胜过我们平常所吃的美味佳肴，这就是“饿”到极点的反应，这几块饼干大家都想分享一下，但我们谁都没有吃，而把它让给了我们的审讯对象。
　　看着一同挨饿的检察官，吃着检察官让出的饼干，犯罪嫌疑人感动了。她哆嗦着嘴唇，哽咽地说道：“我相信你们，你们饿着肚子在找我谈话，教育我，我知道你们是为了我好，我也是人，我愿意把问题讲清楚”。
　　毫不显眼的几块饼干，却渗透着我们对犯罪嫌疑人的人文关怀，最终使她决定把所做的都说出来。
　　此时已是凌晨两点了。
　　犯罪嫌疑人带着手铐，缓慢地走出提审室，她回过头愧疚地说道：“都是因为我耽误了你们吃饭，饿到这么晚。”
　　我们跨出了看守所的大门，外面已是万籁俱寂，远处依稀传来几声狗吠，萧萧的风声里依旧感觉得到“非典”的肃杀，我们确实“饿”，饿得心慌。但我们却充满着胜利的喜悦，足以使我们抵抗住了“饿”。
　　编辑：卢劲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