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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阎宝航先生共襄善举
我的祖父关纯厚与阎宝航先生是当时国立沈阳高等师范学校的同学。但祖父与这位中国战略情报专家、外交家、被誉为“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事业立下过不朽功勋”的阎宝航先生真正的情谊却是缘于一段长达十多年的善缘，即共建奉天贫儿学校。
这所学校是由阎先生于1918年4月18日创办的，专门招收贫苦孩子免费上学的学校，这在当时的东北尚属首创。到了1920年，由于阎宝航出任基督教青年会干事，社会活动过多，牵扯许多精力，并要到北京参加青年会的学习，因此不能专心于贫儿学校的管理和教学。为了谋求学校的发展，特聘祖父来担当贫儿学校的义务校长，阎宝航则出任该校的理事。
祖父从此与阎宝航先生共襄善举，在这个义务校长的岗位上一干就是11年，直至“九一八”事变爆发。在二人的共同努力下，到了1927年贫儿学校就基本上解决了奉天城贫儿的失学问题，城内贫儿基本达到了普及初小义务教育水平。著名教育家黄炎培先生曾到沈阳参观贫儿学校时，看到学校具有如此之规模，大为慨叹：“熊希龄先生以国务总理的地位和声望，费很大力气才办成了北京香山慈幼院，你们以师范学校毕业生，无权无势，无名无力，竟凭一种志愿，白手起家，创造出如此业绩，确是难能可贵。”
在新中国成立前期，当时蒋介石在重庆杀人杀红了眼，继闻一多、李公朴先后被害之后，阎宝航也列入被刺杀的黑名单。周恩来立即派一位被称作“老侯”同志于第二天晚上把阎宝航送出重庆，乘船经过上海到达东北佳木斯。随后，又安排阎宝航的夫人乘火车前往东北。
当时天津还没解放，火车不能直达佳木斯。据父亲著文介绍，当时老侯问阎夫人，“我们要在天津下车，老阎在天津有没有靠得住的朋友？”阎夫人想了想说：“有，就是奉天贫儿学校的关校长，多年没联系了，就怕找不着。”到天津后老侯立即与天津地下党取得联系，了解祖父的情况，地下党的同志说：“沈阳贫儿学校那个关校长就是现在天津四大名医之一的古今人，这个人政治上可靠，在东北也是张学良的好朋友，关阎两家又是世交，可以暂住他家。”
祖父面对当时的白色恐怖毫不畏惧、毫不犹豫地将阎夫人及其几个孩子安顿在自己的家中住下来。据我父亲撰文回忆，这期间还发生一件有惊无险的事情。在一天晚饭后老侯、我父亲和阎宝航的两个孩子明光、明复（阎明复，曾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华慈善总会会长）一起出去看电影。散场后有轨电车已收班，只能坐黄包车回家。到家下车后因付车钱的缘故，明复与车夫吵了起来，险些动了手。这可把老侯吓坏了，急忙把明复拽回家。老侯说：“咱们来天津是逃难，是避难，这里是国统区（国民党统治的地区），为了车钱的事，就在街上大喊大叫，要是惊动了警察局，那咱两家就都完了！”是啊，在白色恐怖下，两家的命运在那一段时间里已经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这使得祖父与阎宝航从莫逆之交成为生死之交。
后来，地下党办好了手续，买了车票，老侯和阎家老小才踏上了北去的列车，平安到达佳木斯，与早已在那里等待的阎宝航团聚。
与张少帅结下“三城”之缘
在东北，祖父因主持贫儿学校还与另一位响当当的人物结下了善缘，这就是张学良将军。
贫儿学校自成立以来，经费问题始终是个大问题，但有幸得到了张学良的大力支持。1919年，张学良将军第一次参观贫儿学校就捐巨款。后来，祖父决定筹建校办工厂、农场，张学良将军又捐款作为建设费用，最后张学良将军还成为奉天贫儿学校的校董。从此祖父与张学良将军开始相识、相交，成为意气相投的好友。
说起祖父移居天津還与张学良将军有关。据父亲曾在2001年11月27日的《天津老年时报》上刊文介绍——“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贫儿学校停办，祖父来到了北京。有一个时期，张学良将军在华北举办“黄灾奖券”用来治理黄河所需， 他便安排祖父到天津负责承办。当时，张学良将军在黄纬路买了个大套院， 成为我们一家的居所，同时也是推广“黄灾奖券”的办公地点。那段时间，张学良将军时常来我家。那时父亲在模范小学上幼稚园大班， 一天中午放学回家， 祖母坐在大门口洗衣裳， 边洗边看祖父与一个人打网球。祖母问父亲说：“你知道那是谁吗？那是少帅。”祖母这句话被祖父听到了，带着申斥的口气对祖母说：“怎么当着孩子面说‘少帅’！”张学良将军笑着说：“那有什么， 我就是少帅嘛。”然后又问： “那是老几？” 祖父说：“老疙瘩（小儿子）。”张学良扬起手说：“过来，让少帅看看！”父亲还有些犹豫，祖母推了他一下说：“快去让张叔叔抱抱。”父亲快步走了过去， 少帅抱起父亲抡了几下，用他那带胡子楂的脸亲父亲，还说了些“聪明”“有出息”等夸奖的话。
1934年春，张学良将军回国，祖父立即驰书劝谏张将军抗日，信中写道：“敌我不两立，大业不偏安。别看日本现在挺凶，将来必败。您必须坚决抗日，如不抗日，无颜以对东北父老兄弟姐妹，将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据张学良将军的秘书（祖父的学生）亲口对祖父透露说：“少帅接到你的信，反复看了多遍，沉思良久，然后把信装进铁保险箱保存起来，看来这信对少帅触动不小。 ”
日本投降时，祖父在一次东北好友庆祝光复的聚会上，又想念起张学良将军。他说：“等少帅放回来了，我就回东北还办贫儿学校，办贫儿工厂，贫儿农场。”
从沈阳到北京，再到天津，祖父与张少帅结下了“三城”之缘。
为筹善款，广交东北名流
贫儿学校不仅不收学费， 还免费提供书籍、文具等一应学习用品。因此，自建校以来，经费问题始终是个大问题。为了办好学校，祖父除执掌校务外，还在阎宝航协助下积极开展社会活动，扩大贫儿学校的影响，以期募集办学基金，并因此与东北各界的贤达政要结下了一个又一个的善缘。
在张少帅的带动下，像曾经担任黑龙江省督军兼省长的吴俊升将军和郭松龄将军这样的东北军界要员们也纷纷慷慨解囊。这期间还有一个小花絮，非常有意思。1931年夏，时任哈尔滨特区行政长官的朱庆澜找到阎宝航先生，说有件事请其帮忙。原来，吴俊升将军的女儿爱上了一位银行职员。对此，吴大帅夫人拿不定主意。于是朱庆澜便请阎宝航出面成全这门亲事。阎宝航闻后，便向朱将军推荐由祖父出面解决，祖父在接受委托时提出了一个条件：事要办成，请给贫儿学校捐款。朱将军满口应允。这一天，吴夫人在家中请客，祖父利用这机会大谈西方恋爱自由，婚姻自主之进步，中国封建包办婚姻之弊端。最终大帅女儿终于和恋人结成良缘。事后，吴大帅夫人果然为贫儿学校捐款两万五千元。
后来就连郭松龄将军的夫人韩淑秀女士也主动找到祖父，请求担任义务教员。她任教后，不仅充实了教学的骨干力量，而且靠她不同一般的社会地位，得以使学校的募捐活动更为顺利地达到预期的目的。此外，还有两任奉天省省长——王永江和刘尚清，实业家、惠临火柴公司总董事张惠霖都曾因帮助、捐助贫儿学校而与祖父结下善缘。在艺人方面，祖父也曾邀请著名魔术大师韩敬文在东关小河沿义演一周，后来程砚秋所在的京剧团也加入了义演的队伍中。
与朱庆澜将军再续善缘
如上文所述，朱庆澜将军因捐助贫儿学校而与祖父相识、相知，后来因“九一八”事变爆发，祖父与学生一起来到北平后，在曾任东北特区行政长官兼中东铁路护路军总司令的朱庆澜将军的协助下，将27名贫儿学生安排到北平香山慈幼院。这些贫儿后来有的就业了，有的继续升学，全都有了生活保证。
安置妥当后，祖父立即投身于抗日运动。先是参加了由朱庆澜将军发起组织的群众性抗日组织——辽吉黑热民众抗日后援会，协助朱庆澜将军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后又配合朱庆澜将军组织东北难民救济委员会，开展救济难民活动。
1931年冬，大批东北爱国青年学生为了抗日，来到北平。当时条件差，无法安置，很多学生生活无靠，流浪街头。面对此情此景，在朱庆澜将军倡议和资助下，由祖父任食堂主任，主持办起了32所东北被难学生简易食堂，解决了遍布在北平市内的三千名东北流亡学生免费吃饭问题。此举，受到当时北平市市长周大文的赞佩。
“九一八”事变后撤入关内的东北军中，有一批残废军人流落到北平街头，生活无人过问，经常闹事。朱庆澜将军又责成祖父解决这一问题。祖父义不容辞，在北平王府井附近创办了一个东北残废军人工厂，收容二百多名残废军人，搞生产自救，生产军鞋，卖给军队。使这些残废军人的生活问题得以解决。
我的祖父关纯厚与阎宝航先生是当时国立沈阳高等师范学校的同学。但祖父与这位中国战略情报专家、外交家、被誉为“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事业立下过不朽功勋”的阎宝航先生真正的情谊却是缘于一段长达十多年的善缘，即共建奉天贫儿学校。
这所学校是由阎先生于1918年4月18日创办的，专门招收贫苦孩子免费上学的学校，这在当时的东北尚属首创。到了1920年，由于阎宝航出任基督教青年会干事，社会活动过多，牵扯许多精力，并要到北京参加青年会的学习，因此不能专心于贫儿学校的管理和教学。为了谋求学校的发展，特聘祖父来担当贫儿学校的义务校长，阎宝航则出任该校的理事。
祖父从此与阎宝航先生共襄善举，在这个义务校长的岗位上一干就是11年，直至“九一八”事变爆发。在二人的共同努力下，到了1927年贫儿学校就基本上解决了奉天城贫儿的失学问题，城内贫儿基本达到了普及初小义务教育水平。著名教育家黄炎培先生曾到沈阳参观贫儿学校时，看到学校具有如此之规模，大为慨叹：“熊希龄先生以国务总理的地位和声望，费很大力气才办成了北京香山慈幼院，你们以师范学校毕业生，无权无势，无名无力，竟凭一种志愿，白手起家，创造出如此业绩，确是难能可贵。”
在新中国成立前期，当时蒋介石在重庆杀人杀红了眼，继闻一多、李公朴先后被害之后，阎宝航也列入被刺杀的黑名单。周恩来立即派一位被称作“老侯”同志于第二天晚上把阎宝航送出重庆，乘船经过上海到达东北佳木斯。随后，又安排阎宝航的夫人乘火车前往东北。
当时天津还没解放，火车不能直达佳木斯。据父亲著文介绍，当时老侯问阎夫人，“我们要在天津下车，老阎在天津有没有靠得住的朋友？”阎夫人想了想说：“有，就是奉天贫儿学校的关校长，多年没联系了，就怕找不着。”到天津后老侯立即与天津地下党取得联系，了解祖父的情况，地下党的同志说：“沈阳贫儿学校那个关校长就是现在天津四大名医之一的古今人，这个人政治上可靠，在东北也是张学良的好朋友，关阎两家又是世交，可以暂住他家。”
祖父面对当时的白色恐怖毫不畏惧、毫不犹豫地将阎夫人及其几个孩子安顿在自己的家中住下来。据我父亲撰文回忆，这期间还发生一件有惊无险的事情。在一天晚饭后老侯、我父亲和阎宝航的两个孩子明光、明复（阎明复，曾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华慈善总会会长）一起出去看电影。散场后有轨电车已收班，只能坐黄包车回家。到家下车后因付车钱的缘故，明复与车夫吵了起来，险些动了手。这可把老侯吓坏了，急忙把明复拽回家。老侯说：“咱们来天津是逃难，是避难，这里是国统区（国民党统治的地区），为了车钱的事，就在街上大喊大叫，要是惊动了警察局，那咱两家就都完了！”是啊，在白色恐怖下，两家的命运在那一段时间里已经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这使得祖父与阎宝航从莫逆之交成为生死之交。
后来，地下党办好了手续，买了车票，老侯和阎家老小才踏上了北去的列车，平安到达佳木斯，与早已在那里等待的阎宝航团聚。
与张少帅结下“三城”之缘
在东北，祖父因主持贫儿学校还与另一位响当当的人物结下了善缘，这就是张学良将军。
贫儿学校自成立以来，经费问题始终是个大问题，但有幸得到了张学良的大力支持。1919年，张学良将军第一次参观贫儿学校就捐巨款。后来，祖父决定筹建校办工厂、农场，张学良将军又捐款作为建设费用，最后张学良将军还成为奉天贫儿学校的校董。从此祖父与张学良将军开始相识、相交，成为意气相投的好友。
说起祖父移居天津還与张学良将军有关。据父亲曾在2001年11月27日的《天津老年时报》上刊文介绍——“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贫儿学校停办，祖父来到了北京。有一个时期，张学良将军在华北举办“黄灾奖券”用来治理黄河所需， 他便安排祖父到天津负责承办。当时，张学良将军在黄纬路买了个大套院， 成为我们一家的居所，同时也是推广“黄灾奖券”的办公地点。那段时间，张学良将军时常来我家。那时父亲在模范小学上幼稚园大班， 一天中午放学回家， 祖母坐在大门口洗衣裳， 边洗边看祖父与一个人打网球。祖母问父亲说：“你知道那是谁吗？那是少帅。”祖母这句话被祖父听到了，带着申斥的口气对祖母说：“怎么当着孩子面说‘少帅’！”张学良将军笑着说：“那有什么， 我就是少帅嘛。”然后又问： “那是老几？” 祖父说：“老疙瘩（小儿子）。”张学良扬起手说：“过来，让少帅看看！”父亲还有些犹豫，祖母推了他一下说：“快去让张叔叔抱抱。”父亲快步走了过去， 少帅抱起父亲抡了几下，用他那带胡子楂的脸亲父亲，还说了些“聪明”“有出息”等夸奖的话。
1934年春，张学良将军回国，祖父立即驰书劝谏张将军抗日，信中写道：“敌我不两立，大业不偏安。别看日本现在挺凶，将来必败。您必须坚决抗日，如不抗日，无颜以对东北父老兄弟姐妹，将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据张学良将军的秘书（祖父的学生）亲口对祖父透露说：“少帅接到你的信，反复看了多遍，沉思良久，然后把信装进铁保险箱保存起来，看来这信对少帅触动不小。 ”
日本投降时，祖父在一次东北好友庆祝光复的聚会上，又想念起张学良将军。他说：“等少帅放回来了，我就回东北还办贫儿学校，办贫儿工厂，贫儿农场。”
从沈阳到北京，再到天津，祖父与张少帅结下了“三城”之缘。
为筹善款，广交东北名流
贫儿学校不仅不收学费， 还免费提供书籍、文具等一应学习用品。因此，自建校以来，经费问题始终是个大问题。为了办好学校，祖父除执掌校务外，还在阎宝航协助下积极开展社会活动，扩大贫儿学校的影响，以期募集办学基金，并因此与东北各界的贤达政要结下了一个又一个的善缘。
在张少帅的带动下，像曾经担任黑龙江省督军兼省长的吴俊升将军和郭松龄将军这样的东北军界要员们也纷纷慷慨解囊。这期间还有一个小花絮，非常有意思。1931年夏，时任哈尔滨特区行政长官的朱庆澜找到阎宝航先生，说有件事请其帮忙。原来，吴俊升将军的女儿爱上了一位银行职员。对此，吴大帅夫人拿不定主意。于是朱庆澜便请阎宝航出面成全这门亲事。阎宝航闻后，便向朱将军推荐由祖父出面解决，祖父在接受委托时提出了一个条件：事要办成，请给贫儿学校捐款。朱将军满口应允。这一天，吴夫人在家中请客，祖父利用这机会大谈西方恋爱自由，婚姻自主之进步，中国封建包办婚姻之弊端。最终大帅女儿终于和恋人结成良缘。事后，吴大帅夫人果然为贫儿学校捐款两万五千元。
后来就连郭松龄将军的夫人韩淑秀女士也主动找到祖父，请求担任义务教员。她任教后，不仅充实了教学的骨干力量，而且靠她不同一般的社会地位，得以使学校的募捐活动更为顺利地达到预期的目的。此外，还有两任奉天省省长——王永江和刘尚清，实业家、惠临火柴公司总董事张惠霖都曾因帮助、捐助贫儿学校而与祖父结下善缘。在艺人方面，祖父也曾邀请著名魔术大师韩敬文在东关小河沿义演一周，后来程砚秋所在的京剧团也加入了义演的队伍中。
与朱庆澜将军再续善缘
如上文所述，朱庆澜将军因捐助贫儿学校而与祖父相识、相知，后来因“九一八”事变爆发，祖父与学生一起来到北平后，在曾任东北特区行政长官兼中东铁路护路军总司令的朱庆澜将军的协助下，将27名贫儿学生安排到北平香山慈幼院。这些贫儿后来有的就业了，有的继续升学，全都有了生活保证。
安置妥当后，祖父立即投身于抗日运动。先是参加了由朱庆澜将军发起组织的群众性抗日组织——辽吉黑热民众抗日后援会，协助朱庆澜将军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后又配合朱庆澜将军组织东北难民救济委员会，开展救济难民活动。
1931年冬，大批东北爱国青年学生为了抗日，来到北平。当时条件差，无法安置，很多学生生活无靠，流浪街头。面对此情此景，在朱庆澜将军倡议和资助下，由祖父任食堂主任，主持办起了32所东北被难学生简易食堂，解决了遍布在北平市内的三千名东北流亡学生免费吃饭问题。此举，受到当时北平市市长周大文的赞佩。
“九一八”事变后撤入关内的东北军中，有一批残废军人流落到北平街头，生活无人过问，经常闹事。朱庆澜将军又责成祖父解决这一问题。祖父义不容辞，在北平王府井附近创办了一个东北残废军人工厂，收容二百多名残废军人，搞生产自救，生产军鞋，卖给军队。使这些残废军人的生活问题得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