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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收入差距拉大引发的社会极化问题已成为中国社会最为敏感问题之一。对于收入分配是否存在倒“U”型曲线、市场机制能否自动收敛收入分配差距、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如何平衡等三个问题的思考和价值判断，影响着中国公共政策的走向。而建立法制社会、规范政府行为等政策建议的提出，则为解决当前中国社会极化问题提供了一些有益的思考。
关键词：收入分配;思考;政策启示
中图分类号:F1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148X（2007）06-0017-05
当前，随着市场化取向改革的深入，收入差距引发的不同社会阶层矛盾加剧等问题已成为当前中国社会最为敏感的话题。“十一五”将是中国战略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因此，如何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和判断，并制定相应的公共政策时，从而化解社会矛盾、减轻改革成本，避免爆发社会骚乱和政治动荡，是当前中国面临的一项紧迫课题。
一、收入分配是否存在倒“U”型曲线
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围绕经济发展与收入差距演变趋势的关系，经济学界进行了广泛研究与热烈的争论。他们的研究和争论主要围绕库兹涅茨的“倒U假说”而展开。库兹涅茨认为就长期而言，现代任何
增长会产生一个经济发展日益不均衡的时期工业期，最终达到一个经济发展日益均衡的成熟工业期，他认为一个国家的收入和财富不均衡会显现倒“U”字形，这就是后来所说的库兹涅茨曲线。库兹涅茨在解释倒U假说时，认为收入差距在经济发展早期阶段逐步恶化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储蓄和积累集中在少数富裕阶层，而储蓄和积累又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因而在经济增长中必然是穷者越穷，富者越富；二是工业化和城市化是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而城市的居民收入比农村更不平等，所以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必然带来收入分配的恶化。
由于库兹涅茨占有资料和国别案例的不充分，所提出的“倒U假说”是否有普遍性，一直在经济学界受争议。刘易斯在他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中，得出了与库兹涅茨一致的看法。但是，也有一些经济学家在研究分析中发现了许多倒U假说的反例，最典型的例子是亚洲的“四小龙”。在工业化的初期，他们的收入不平等程度都有所改进而不是恶化。如中国台湾地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并没有出现所谓的收入分配的倒U型变化趋势，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一直处于下降的趋势之中，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由1953年的0507下降到1977年的028［1］。近年来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才有微弱增加，使中国台湾地区的收入分配与经济发展呈现出一种正U形曲线。但像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在过去的30年中，收入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迅速扩大了。吴栋，赵西亮认为［2］：倒U假说不是普遍的规律，即它在一些国家或地区不满足，或它只是既定历史时期的资料结果；倒U曲线仅仅反映了一个国家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所呈现出的可能的变动的趋势，它没有反映出转型过程完成之后收入分配的变动情况；现实的经济生活中库兹涅茨曲线不一定存在。笔者认为吴、赵两位学者的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启迪意义。
即便是库兹涅茨对于自己关于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的倒U假说也提出了一系列警告［3］：（1）他认为他的关于《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这篇论文大概是5%的经验资料和95%的推测，其中也许还可能有痴心妄想之嫌；（2）当前人们在研究收入的规模分配时偏好使用抽样问卷调查的方法，库兹涅茨认为应涵盖一国所有单位，仅仅靠几百个、几千个或几万个样板调查就做出结论的研究，恐怕值得斟酌；（3）因为发达国家过去的收入不平等促成了储蓄的积累以及为基本资本的形成提供了资金，因此，为了获得同样的结果，保持和加强欠发达国家当前的收入不平等实际是必要的，对于这种观点，库兹涅茨认为，“这是一个危险的类比”；（4）完全自由的市场、缺乏隐含在累进税中的惩罚等等当今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们在过去被证明是起促进作用的，对于此种观点，库兹涅茨认为“这个观点很危险”。
笔者认为经济增长能够自动收敛收入分配差距的观点在学术上是值得商榷的，而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则是可怕的。对于中国已经从一个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比较平等的国家迅速变成了世界上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政府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并制定相应政策化解矛盾，否则这种收入分配格局存在普遍的、严重的不公平现象，对于爆发社会骚乱和政治动荡的潜在可能性就会影响国家的长治久安，“拉美化陷井”就是对中国社会收入差距不
断拉大最好的警示。
二、市场机制能否自动收敛收入分配差距
市场机制分配的一个突出特点即按生产要素分配，其优势在于效率功能的充分体现，换言之，即市场分配的整个过程的基调在于效率。对市场分配而言，公平主要是指经济领域的公平，即按投入要素的质和量及产出效率和贡献率进行分配的公平，但是它往往不寻求社会意义上的公平。
市场机制为什么会拉大收入差距呢？被称为激进派经济学家的J·E·米德做了比较系统分析。他认为，市场机制承认人们的所有差别，包括遗传素质、选择运气、社会地位、劳动能力、财产数量，等等。市场会把所有的这些判别转化为收入的差别，而且，收入差别一旦产生，市场就会使它逐步放大，但不存在抑制它的力量。米德进一步认为，财产占有上的差别是造成收入差别的主要因素。首先，占有财产，不仅是占有财产本身，还占有有利的投资机会。其次，富人通过花钱对子女的人力资本高投资，从而使其子女获得进入市场前的优势。再者，富人已有的良好社会关系，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有助于他们优先获得经济信息和充分接近经济机会。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生产要素参与并按其贡献率进行收入分配也会不可避免地引起收入分配差距。由于人们对生产要素的占有和使用权不平等，不同的社会成员使用生产要素的效率和效益不同都会造成收入的不平等，而个人收入又能通过财产积累或资本的形成转化为新的收入来源，而新的收入来源在不断积累、投入的反复循环中成放大效应，从而拉大收入差距。此外，垄断势力的存在与经济机会的不平等，在没有经济上和教育上的改善，穷人只能是陷入“贫穷——低人力资本投入和低经济机会——低生产能力——低收入”的恶性循环。此外，按照熊彼特的说法，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损益经济，使得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成功者与失败者、发达者与破产者并存，市场经济分配的结果不可能做到均等。另外，纯粹的市场机制不包括对那些缺乏“生产能力”者的生活与生命的救助，他们只能陷入贫困中。
在现实当中，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收益的增长速度要远远高于劳动收益的增长速度。所以以市场经济为取向配置社会资源和进行剩余分配的国家的发展过程都说明，市场经济在解决效率问题的同时，也会伴随产生初始收入的贫富分化问题，市场经济本身无法解决初始收入的贫富分化问题。此外，随着改革的深入，利息、股利、租金等财产性收入以及经营利润收入的比重日益增加，在政府税收体制尚不完备，各种收入政策和经济杠杆尚不成熟的情况下，普通劳动者同资本所有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将不可避免呈现迅速扩大的趋势。
笔者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在以效率优先为理念的市场经济机制，收入分配差距并不能自动收敛。由于市场经济的收入分配拉大效应，因此，单纯的市场经济社会架构易形成一个“断裂的社会”，即如法国著名社会学家阿兰?图海纳（Alan Touraine）在谈到法国近年来的社会结构变迁时用过一个比喻，法国社会从过去的“金字塔式”等级结构变为一场“马拉松”。其意思为，在以往的“金字塔式”等级结构中不同的人们有不同的社会地位，而现在这种“金字塔式”结构正在消失，今天的法国社会变迁就像一场“马拉松”一样，每“跑”一段就会有人“掉队”，即被甩到了社会结构之外，被甩出去的人甚至已经不再是位于社会结构中的底层，而是处在社会结构之外。
三、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如何平衡
如何看待当今收入差距扩大问题，就无法回避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的关系之争，因为，对于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之间关系的价值标准判断，会影响一个国家或政府制定政策走向和偏好。效率与公平之争，基本上可归结为三大理论流派：
第一流派以《资本主义与自由》的作者、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以及市场经济的坚定拥护者哈耶克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派别，他们主张效率优先，主张充分的自由竞争，认为只有充分自由竞争的社会才能体现出比较高的效率，而只有很高的效率才能创造出更多的财富，人们才能获得财富的分配，所以他们主张充分的竞争和自由，主张废除集中管理的社会福利事业。哈耶克曾认为，在自由社会中，应按照价值来分配，而不应按道德来分配，即其主张应按一个人的行动和对他人服务的可见价值来分配。哈耶克和诺齐克一样，主张国家对社会及其分配机制应最大限度做到最少干预。
第二流派以《正义论》一书作者、美国哈佛大学罗尔斯（John Rawls）等人为代表，主张公平至上。他的正义论，其含义是公平的意思，他认为如果不能做到使“不平等分配”对每个人都有利，那么一切社会资源就应平均分配。以上是两种完全对立的理论。韦森［7］则认为罗尔斯和哈耶克同样都犯了一个错误，即他们只考虑一定的社会基本结构即制度规则的构建与制定，而没有考虑到制度性规则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源于人们在社会博弈中所自发形成的秩序。
第三流派代表人物是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Arthur Okun）等人，他主张在效率和公平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他认为公平和效率两者虽有矛盾，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找到一个平衡点。他曾提出疑问：所有的不公平就一定促进效率吗？他认为不一定，不公平太大，引起了底层工人造反，就既没有公平也没有效率了。反之亦然，比如主张公平就过分对企业主课以重税，这样的结果往往造成企业主投资和经营的积极性下降，整个社会生产也会随之下降，最终使人们获得的收入减少。这样，在效率损失的情况下会损伤、破坏社会福利基金，最终也达不到公平。区域经济学家理查德森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认为区域发展的目标有两个，一是促进效率的提高；二是增进公平。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同，不均衡在根本上对于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应该有刺激作用，但同时，也会引起社会公平的损失为代价，因此，在生产率（或增长）和社会公正之间应该有根本的平衡作用。里查德森将空间均衡和总体效率的冲突解析成一条选择曲线，在曲线上的任一光滑连接的一点都表明一定的平等和效率的组合，而较高的效率意味着低水平区域间的平等。他认为在市场失效引起过度极化增长时，政府干预的目标在于寻求一个社会可以接受的效率与平等的均衡点，这将形成一条与选择曲线相切的政府偏好曲线。
由于现实生活世界的人既是新古典—科斯世界中的（纯粹）理性经济人，也是康德世界中的（实践）理性道德人，而人本身存在中的这种经济人和道德人双重人格也必定会在制序化过程的各个环节和制序变迁的路径中体现出来［4］。因此，在西方世界，一方面，他们认为一套制度以及一组事态的制度化都要合法的、合乎情理（legitimate），它们首先必须是正义的（just），只有具有正义（justice）的制度，人们才会认定它们是合乎情理的和合法的，才会有人遵守；另一方面，西方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又使得他们在制序中大多数偏重于经济效率，只考察制序的“效率”维度而很少考虑制序的“伦理”之维［7］。在西方哲学史上，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里开始，西方人就把公正或者说正义视作为伦理学的核心概念和社会制序的基石。
李培林［5］认为，“社会公正”（social justice）原则的建立，是基于各社会阶层利益协调的共同价值认同，它不同于衡量收入分配均等程度的“平等”（equality），也不同于市场条件下承认禀赋差别的机会公平（equity），它是市场竞争之上维护共同生活的更高的原则，通过再分配和转移支付来救助和扶持弱势群体。他认为，从社会公正原则的角度看，“社会底层”群体的生活状况是否得到改善，是衡量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指标。西方社会政策的理论基础是“国家责任”理论和“国民权利”理论。根据西方学者的理论，国家的权力是国民赋予的，政府有责任确保全体公民享受到相同的待遇和为其国民提供就业，每个公民都有权要求自己的国家提供最基本的社会保障［9］。这就赋予了国家一种责任，即政府作为全民的政府，其关注的焦点应是全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而不应是个别集团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要把国民福利作为其职责，通过立法措施和行政手段，构筑一个公正的社会发展规则和社会制度，保证社会不同阶层全面发展，维护弱势群体工作和生活的尊严。
笔者认为公平与效率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它组成了一个无差异曲线，任何意识形态的国家或政体必须在公平与效率中寻求一个组合点。社会主义发展的终极目标是建立一个“人人共享、普遍受益”的社会。因此，政府在追求经济效率的同时，必须通过现代社会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来构筑一个公正的社会发展秩序，保证社会不同阶层全面发展，共同享受社会发展进步的文明成果，从而实现恩格斯所说的那种社会目标——应当“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状况”，使“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从而使得社会矛盾问题不会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短板”。
四、启示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在他的著作《全球化及其不满》中表示，中国的经济奇迹在于良好的政府管理、公私两种经济成分的良好合作与自己的发展道路。中国进行的是政府主导的渐进式改革，很好地保护了大规模的潜在失败者的利益；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休克式疗法使少部分人富裕，而大部分人赤贫。国际经验表明，当一个国家人均GDP进入1 000美元到3 000美元的时期，既是黄金发展期，也是矛盾凸显期，处理得好，能够顺利发展，经济能够很快上一个新台阶，处理不好，经济将停滞不前或倒退。目前中国已进入人均GDP1 000美元阶段，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经济社会问题，巩固改革发展的成果，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因此，在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的同时，也应对改革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并通过制度架构的重新设计，减轻改革的成本。
（一）建立法制社会、规范政府行为
政府作为政策的制定者、政策实施的组织者、各种利益结构和关系的协调者、行政的执法者以及社会资源和财富分配的最大权力者，在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政府主导的中国改革开放中，各级政府作为与市场并重的“双引擎”之一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突出往往也弱化了其公共管理职能，在经济利益至上原则的指导下，公共政策的性质、方向、合法性、有效性和社会公正的程度等引起人们的质疑和反思。公共选择理论认为要改进政治，就要改进或改革规则、改进或改革作为政治游戏的架构，而不能期望通过选出在道德上优秀的代理人来实现。公共选择理论在分析政府行为时，虽然有失偏颇，但无疑对人们理性地看待政府的政策行为具有重要意义。在市场经济成熟的西方国家，社会已形成一套相对规范的法律、机制来制约政府行为。此外，西方代表团体利益的工会、行业协会、消费者协会等非政府组织对政府责任、行为也起了很好的监督作用。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弱化，使得在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中国更应该加强法制社会建设，规范政府行为，协调各方面的利益，防止政府官员利用权力“寻租”，从而保证社会公平和市场经济良性运。
（二）树立科学的发展观与正确的政绩观
科学的发展观和政绩观是指导政府各种政策行为的准绳。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和各级政府从一开始，就通过一系列政策直接启动了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并且一直以各种手段对市场转型施加显著影响。一系列由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实施的“放权让利”政策和体制变革政策，构成了中国制度转型的特色，也构成了市场化和新制度体系逐渐发展的机会，以至于很多地方政府以“厂商”的身份直接参与到市场经济的活动中去。政府行为的“企业化”、“市场化”必然导致政府公共管理职能的弱化甚至失败以及“与民争利”、“夺民之利”，政府机构的公共性、超越性明显异化了［6］。新一届国家领导提出的“以人为本”、“五个统筹”、“和谐社会”等新的科学发展观的治国方针，这是经济体制改革指导思想和改革观的丰富与发展，是对过去那种单纯关注经济增长的“GDP情结”的矫正，也是从更高的哲学层面上，从人本主义和人性化角度去看待经济增长和社会公正关系。其实质，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如何发展得更好的问题，也是对政府职能的重新思考。
（三）建立多层次、综合性的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保障制度是维护社会再生产、稳定社会生活、调节社会矛盾的重要机制，它同现代企业制度、市场制度、宏观调控体系和收入分配制度一起有机构成了市场经济制度。在我国市场取向的改革进一步深化的过程中，随着利益的调整导致了下岗失业、养老金入不敷出、医疗费用不断上涨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出现，因此，必须借鉴西方发达资本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经验，构建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社会保障系统，从而缓解社会矛盾。第一，应全面推进社会保险制度建设，完善基本养老保险与失业保险制度，建立适用于市场经济，发挥政府、企业、个人作用的多层次养老和失业保险体系；第二，从速确立并强制推广工伤保险制度；第三，尽快推进医疗保险改革，建立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第四，应当在积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条件下，以政府财政为后盾，以现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基础，在全国城镇构建一个包括最低生活保障、公共房屋、疾病医疗救助及其他相关救助措施；第五，完善社会保障责任共担机制。明确界定政府、企业、个人和社会各界的分担责任，并尽快分化中老年职工老年保障的历史责任。
（四）推进社会再分配体制改革
收入分配政策是指国家制定的用于调控社会所创造的财富在不同要素所有者、不同阶层、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分配格局的政策。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收入分配往往实行“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体现公平”的原则，强调初分配的市场化，再分配政府干预的政策。在西方，主要从生产资源之有效率的配置和国民收入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从这两个方面来研究一个国家实现最大的社会经济福利所需要具备的条件和国家为了增进社会福利应有的政策措施。中国20多年来的改革的过程实质上是利益再调整的过程，在收入分配市场化的改革中，中国的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具体表现为：从收入单一化到收入多元化；从收入稳定化到收入波动化；从收入小差距到收入大差距；从收入清晰化到收入模糊化［7］。这种收入格局的变化导致了不同群体之间财富收入差距的拉大。因此，国家如何通过税收体制、社会福利体制和转移支配体制等改革，对社会资源和财富实行再分配。如“个税”起征点改革、强化对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的征管、教育福利建设公共卫生安全建设。此外，也应加强弱势群体如住房、文化等福利。
（五）加强低收入群体人力资本投资
加强低收入群体人力资本投资是改善贫困阶层就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人力资本理论的提出者舒尔茨指出：人力资本是体现于劳动者身上，通过投资形式并由劳动者的知识、技能和体力所构成的资本。人力资本不仅是企业间竞争的利器，而且也是个人在就业市场上竞争的武器。此外，提高人力资本也是就业者实现向上职业流动的重要渠道。当前，中国在教育体制架构的设计上存在一定的缺陷和不足。一是教育产业化政策问题，由于教育是一个特殊的领域，因此，教育的市场化改革中，必然会面临市场化和公益化两难的选择，教育产业化政策使教育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它一定程度会增加教育资源的有效供给和减少国家财政负担，但教育产业化相应也会带来高额的教育收费造成贫困阶层因“就学致贫”问题和就业资源分配和消费的不公平。因此，国家如何在人力资本投资成本分担问题上应进行重新量化思考，并多途径地解决贫困阶层子女入学问题，使之能在进入社会前与富家子弟站在同样起跑线上。另外，对贫困阶层政府应加强职业教育和培训，使之获得谋生的一技之能。
（六）积极拓宽就业渠道
当前，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洲等地区出现“民工荒”，许多学者认为中国社会劳动力市场已经出现“拐点”，即劳动力由“无限供给”走向“相对供给”。由于稳定低生育水平是中国将在今后一段时间仍将坚持的一项国策，因此，人口增长的加速度会减缓，但劳动就业人数仍将会增加，加上产业结构调整造成资本和技术对劳动力的替代，贸易磨擦造成的部分岗位的缺失都使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国的就业岗位仍具稀缺性，因此，积极拓宽就业渠道，将是中国政府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需要面临的严峻问题。在中国，由于各项福利都是与就业紧密挂钩，就业成为民生之本，就业不仅是解决贫困的根本途径，也是提升贫困者生活尊严和信心的重要来源。在对低收入群体人力资本培训的同时，政府也要积极建立灵活的就业体系，加强多种就业渠道建设。第一，城市劳动部门应大力宣传和鼓励不依靠政府而自谋职业、自己组织就业，从事非正规职业；第二，在发展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时候，也应鼓励发展能解决就业问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第三，加强城市内部劳动力市场建设和政府用工信息服务，减少磨擦性失业；第四，弱化户籍制度，加强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建设。
五、结语
“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治国理念的提出，是对当前中国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的反思。当前，住房、教育、医疗等市场化改革造成的社会问题引发了一些人对于中国改革的简单的否定。笔者认为对于改革前进中的问题进行理性反思，有助于市场规则和政府职责边界的界定，但是简单的肯定或否定对于社会的发展是无益的，毕竟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只能在改革中解决。而当前中国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引发的社会极化问题同样也只能在中国经济社会体制不断改革中得以解决。因此，在收入分配领域的矛盾和问题已经充分显现和理顺收入分配关系已经是社会各界强烈的呼声的背景下，如何尽快建立和完善利益协调机制，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和建设的成果，构建一个以效率为导向的市场经济和以社会公正为基础的社会保障体系“双支柱”的社会架构是一项紧迫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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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收入分配;思考;政策启示
中图分类号:F1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148X（2007）06-0017-05
当前，随着市场化取向改革的深入，收入差距引发的不同社会阶层矛盾加剧等问题已成为当前中国社会最为敏感的话题。“十一五”将是中国战略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因此，如何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和判断，并制定相应的公共政策时，从而化解社会矛盾、减轻改革成本，避免爆发社会骚乱和政治动荡，是当前中国面临的一项紧迫课题。
一、收入分配是否存在倒“U”型曲线
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围绕经济发展与收入差距演变趋势的关系，经济学界进行了广泛研究与热烈的争论。他们的研究和争论主要围绕库兹涅茨的“倒U假说”而展开。库兹涅茨认为就长期而言，现代任何
增长会产生一个经济发展日益不均衡的时期工业期，最终达到一个经济发展日益均衡的成熟工业期，他认为一个国家的收入和财富不均衡会显现倒“U”字形，这就是后来所说的库兹涅茨曲线。库兹涅茨在解释倒U假说时，认为收入差距在经济发展早期阶段逐步恶化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储蓄和积累集中在少数富裕阶层，而储蓄和积累又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因而在经济增长中必然是穷者越穷，富者越富；二是工业化和城市化是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而城市的居民收入比农村更不平等，所以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必然带来收入分配的恶化。
由于库兹涅茨占有资料和国别案例的不充分，所提出的“倒U假说”是否有普遍性，一直在经济学界受争议。刘易斯在他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中，得出了与库兹涅茨一致的看法。但是，也有一些经济学家在研究分析中发现了许多倒U假说的反例，最典型的例子是亚洲的“四小龙”。在工业化的初期，他们的收入不平等程度都有所改进而不是恶化。如中国台湾地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并没有出现所谓的收入分配的倒U型变化趋势，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一直处于下降的趋势之中，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由1953年的0507下降到1977年的028［1］。近年来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才有微弱增加，使中国台湾地区的收入分配与经济发展呈现出一种正U形曲线。但像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在过去的30年中，收入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迅速扩大了。吴栋，赵西亮认为［2］：倒U假说不是普遍的规律，即它在一些国家或地区不满足，或它只是既定历史时期的资料结果；倒U曲线仅仅反映了一个国家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所呈现出的可能的变动的趋势，它没有反映出转型过程完成之后收入分配的变动情况；现实的经济生活中库兹涅茨曲线不一定存在。笔者认为吴、赵两位学者的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启迪意义。
即便是库兹涅茨对于自己关于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的倒U假说也提出了一系列警告［3］：（1）他认为他的关于《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这篇论文大概是5%的经验资料和95%的推测，其中也许还可能有痴心妄想之嫌；（2）当前人们在研究收入的规模分配时偏好使用抽样问卷调查的方法，库兹涅茨认为应涵盖一国所有单位，仅仅靠几百个、几千个或几万个样板调查就做出结论的研究，恐怕值得斟酌；（3）因为发达国家过去的收入不平等促成了储蓄的积累以及为基本资本的形成提供了资金，因此，为了获得同样的结果，保持和加强欠发达国家当前的收入不平等实际是必要的，对于这种观点，库兹涅茨认为，“这是一个危险的类比”；（4）完全自由的市场、缺乏隐含在累进税中的惩罚等等当今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们在过去被证明是起促进作用的，对于此种观点，库兹涅茨认为“这个观点很危险”。
笔者认为经济增长能够自动收敛收入分配差距的观点在学术上是值得商榷的，而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则是可怕的。对于中国已经从一个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比较平等的国家迅速变成了世界上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政府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并制定相应政策化解矛盾，否则这种收入分配格局存在普遍的、严重的不公平现象，对于爆发社会骚乱和政治动荡的潜在可能性就会影响国家的长治久安，“拉美化陷井”就是对中国社会收入差距不
断拉大最好的警示。
二、市场机制能否自动收敛收入分配差距
市场机制分配的一个突出特点即按生产要素分配，其优势在于效率功能的充分体现，换言之，即市场分配的整个过程的基调在于效率。对市场分配而言，公平主要是指经济领域的公平，即按投入要素的质和量及产出效率和贡献率进行分配的公平，但是它往往不寻求社会意义上的公平。
市场机制为什么会拉大收入差距呢？被称为激进派经济学家的J·E·米德做了比较系统分析。他认为，市场机制承认人们的所有差别，包括遗传素质、选择运气、社会地位、劳动能力、财产数量，等等。市场会把所有的这些判别转化为收入的差别，而且，收入差别一旦产生，市场就会使它逐步放大，但不存在抑制它的力量。米德进一步认为，财产占有上的差别是造成收入差别的主要因素。首先，占有财产，不仅是占有财产本身，还占有有利的投资机会。其次，富人通过花钱对子女的人力资本高投资，从而使其子女获得进入市场前的优势。再者，富人已有的良好社会关系，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有助于他们优先获得经济信息和充分接近经济机会。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生产要素参与并按其贡献率进行收入分配也会不可避免地引起收入分配差距。由于人们对生产要素的占有和使用权不平等，不同的社会成员使用生产要素的效率和效益不同都会造成收入的不平等，而个人收入又能通过财产积累或资本的形成转化为新的收入来源，而新的收入来源在不断积累、投入的反复循环中成放大效应，从而拉大收入差距。此外，垄断势力的存在与经济机会的不平等，在没有经济上和教育上的改善，穷人只能是陷入“贫穷——低人力资本投入和低经济机会——低生产能力——低收入”的恶性循环。此外，按照熊彼特的说法，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损益经济，使得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成功者与失败者、发达者与破产者并存，市场经济分配的结果不可能做到均等。另外，纯粹的市场机制不包括对那些缺乏“生产能力”者的生活与生命的救助，他们只能陷入贫困中。
在现实当中，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收益的增长速度要远远高于劳动收益的增长速度。所以以市场经济为取向配置社会资源和进行剩余分配的国家的发展过程都说明，市场经济在解决效率问题的同时，也会伴随产生初始收入的贫富分化问题，市场经济本身无法解决初始收入的贫富分化问题。此外，随着改革的深入，利息、股利、租金等财产性收入以及经营利润收入的比重日益增加，在政府税收体制尚不完备，各种收入政策和经济杠杆尚不成熟的情况下，普通劳动者同资本所有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将不可避免呈现迅速扩大的趋势。
笔者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在以效率优先为理念的市场经济机制，收入分配差距并不能自动收敛。由于市场经济的收入分配拉大效应，因此，单纯的市场经济社会架构易形成一个“断裂的社会”，即如法国著名社会学家阿兰?图海纳（Alan Touraine）在谈到法国近年来的社会结构变迁时用过一个比喻，法国社会从过去的“金字塔式”等级结构变为一场“马拉松”。其意思为，在以往的“金字塔式”等级结构中不同的人们有不同的社会地位，而现在这种“金字塔式”结构正在消失，今天的法国社会变迁就像一场“马拉松”一样，每“跑”一段就会有人“掉队”，即被甩到了社会结构之外，被甩出去的人甚至已经不再是位于社会结构中的底层，而是处在社会结构之外。
三、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如何平衡
如何看待当今收入差距扩大问题，就无法回避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的关系之争，因为，对于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之间关系的价值标准判断，会影响一个国家或政府制定政策走向和偏好。效率与公平之争，基本上可归结为三大理论流派：
第一流派以《资本主义与自由》的作者、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以及市场经济的坚定拥护者哈耶克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派别，他们主张效率优先，主张充分的自由竞争，认为只有充分自由竞争的社会才能体现出比较高的效率，而只有很高的效率才能创造出更多的财富，人们才能获得财富的分配，所以他们主张充分的竞争和自由，主张废除集中管理的社会福利事业。哈耶克曾认为，在自由社会中，应按照价值来分配，而不应按道德来分配，即其主张应按一个人的行动和对他人服务的可见价值来分配。哈耶克和诺齐克一样，主张国家对社会及其分配机制应最大限度做到最少干预。
第二流派以《正义论》一书作者、美国哈佛大学罗尔斯（John Rawls）等人为代表，主张公平至上。他的正义论，其含义是公平的意思，他认为如果不能做到使“不平等分配”对每个人都有利，那么一切社会资源就应平均分配。以上是两种完全对立的理论。韦森［7］则认为罗尔斯和哈耶克同样都犯了一个错误，即他们只考虑一定的社会基本结构即制度规则的构建与制定，而没有考虑到制度性规则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源于人们在社会博弈中所自发形成的秩序。
第三流派代表人物是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Arthur Okun）等人，他主张在效率和公平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他认为公平和效率两者虽有矛盾，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找到一个平衡点。他曾提出疑问：所有的不公平就一定促进效率吗？他认为不一定，不公平太大，引起了底层工人造反，就既没有公平也没有效率了。反之亦然，比如主张公平就过分对企业主课以重税，这样的结果往往造成企业主投资和经营的积极性下降，整个社会生产也会随之下降，最终使人们获得的收入减少。这样，在效率损失的情况下会损伤、破坏社会福利基金，最终也达不到公平。区域经济学家理查德森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认为区域发展的目标有两个，一是促进效率的提高；二是增进公平。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同，不均衡在根本上对于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应该有刺激作用，但同时，也会引起社会公平的损失为代价，因此，在生产率（或增长）和社会公正之间应该有根本的平衡作用。里查德森将空间均衡和总体效率的冲突解析成一条选择曲线，在曲线上的任一光滑连接的一点都表明一定的平等和效率的组合，而较高的效率意味着低水平区域间的平等。他认为在市场失效引起过度极化增长时，政府干预的目标在于寻求一个社会可以接受的效率与平等的均衡点，这将形成一条与选择曲线相切的政府偏好曲线。
由于现实生活世界的人既是新古典—科斯世界中的（纯粹）理性经济人，也是康德世界中的（实践）理性道德人，而人本身存在中的这种经济人和道德人双重人格也必定会在制序化过程的各个环节和制序变迁的路径中体现出来［4］。因此，在西方世界，一方面，他们认为一套制度以及一组事态的制度化都要合法的、合乎情理（legitimate），它们首先必须是正义的（just），只有具有正义（justice）的制度，人们才会认定它们是合乎情理的和合法的，才会有人遵守；另一方面，西方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又使得他们在制序中大多数偏重于经济效率，只考察制序的“效率”维度而很少考虑制序的“伦理”之维［7］。在西方哲学史上，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里开始，西方人就把公正或者说正义视作为伦理学的核心概念和社会制序的基石。
李培林［5］认为，“社会公正”（social justice）原则的建立，是基于各社会阶层利益协调的共同价值认同，它不同于衡量收入分配均等程度的“平等”（equality），也不同于市场条件下承认禀赋差别的机会公平（equity），它是市场竞争之上维护共同生活的更高的原则，通过再分配和转移支付来救助和扶持弱势群体。他认为，从社会公正原则的角度看，“社会底层”群体的生活状况是否得到改善，是衡量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指标。西方社会政策的理论基础是“国家责任”理论和“国民权利”理论。根据西方学者的理论，国家的权力是国民赋予的，政府有责任确保全体公民享受到相同的待遇和为其国民提供就业，每个公民都有权要求自己的国家提供最基本的社会保障［9］。这就赋予了国家一种责任，即政府作为全民的政府，其关注的焦点应是全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而不应是个别集团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要把国民福利作为其职责，通过立法措施和行政手段，构筑一个公正的社会发展规则和社会制度，保证社会不同阶层全面发展，维护弱势群体工作和生活的尊严。
笔者认为公平与效率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它组成了一个无差异曲线，任何意识形态的国家或政体必须在公平与效率中寻求一个组合点。社会主义发展的终极目标是建立一个“人人共享、普遍受益”的社会。因此，政府在追求经济效率的同时，必须通过现代社会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来构筑一个公正的社会发展秩序，保证社会不同阶层全面发展，共同享受社会发展进步的文明成果，从而实现恩格斯所说的那种社会目标——应当“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状况”，使“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从而使得社会矛盾问题不会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短板”。
四、启示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在他的著作《全球化及其不满》中表示，中国的经济奇迹在于良好的政府管理、公私两种经济成分的良好合作与自己的发展道路。中国进行的是政府主导的渐进式改革，很好地保护了大规模的潜在失败者的利益；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休克式疗法使少部分人富裕，而大部分人赤贫。国际经验表明，当一个国家人均GDP进入1 000美元到3 000美元的时期，既是黄金发展期，也是矛盾凸显期，处理得好，能够顺利发展，经济能够很快上一个新台阶，处理不好，经济将停滞不前或倒退。目前中国已进入人均GDP1 000美元阶段，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经济社会问题，巩固改革发展的成果，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因此，在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的同时，也应对改革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并通过制度架构的重新设计，减轻改革的成本。
（一）建立法制社会、规范政府行为
政府作为政策的制定者、政策实施的组织者、各种利益结构和关系的协调者、行政的执法者以及社会资源和财富分配的最大权力者，在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政府主导的中国改革开放中，各级政府作为与市场并重的“双引擎”之一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突出往往也弱化了其公共管理职能，在经济利益至上原则的指导下，公共政策的性质、方向、合法性、有效性和社会公正的程度等引起人们的质疑和反思。公共选择理论认为要改进政治，就要改进或改革规则、改进或改革作为政治游戏的架构，而不能期望通过选出在道德上优秀的代理人来实现。公共选择理论在分析政府行为时，虽然有失偏颇，但无疑对人们理性地看待政府的政策行为具有重要意义。在市场经济成熟的西方国家，社会已形成一套相对规范的法律、机制来制约政府行为。此外，西方代表团体利益的工会、行业协会、消费者协会等非政府组织对政府责任、行为也起了很好的监督作用。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弱化，使得在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中国更应该加强法制社会建设，规范政府行为，协调各方面的利益，防止政府官员利用权力“寻租”，从而保证社会公平和市场经济良性运。
（二）树立科学的发展观与正确的政绩观
科学的发展观和政绩观是指导政府各种政策行为的准绳。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和各级政府从一开始，就通过一系列政策直接启动了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并且一直以各种手段对市场转型施加显著影响。一系列由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实施的“放权让利”政策和体制变革政策，构成了中国制度转型的特色，也构成了市场化和新制度体系逐渐发展的机会，以至于很多地方政府以“厂商”的身份直接参与到市场经济的活动中去。政府行为的“企业化”、“市场化”必然导致政府公共管理职能的弱化甚至失败以及“与民争利”、“夺民之利”，政府机构的公共性、超越性明显异化了［6］。新一届国家领导提出的“以人为本”、“五个统筹”、“和谐社会”等新的科学发展观的治国方针，这是经济体制改革指导思想和改革观的丰富与发展，是对过去那种单纯关注经济增长的“GDP情结”的矫正，也是从更高的哲学层面上，从人本主义和人性化角度去看待经济增长和社会公正关系。其实质，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如何发展得更好的问题，也是对政府职能的重新思考。
（三）建立多层次、综合性的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保障制度是维护社会再生产、稳定社会生活、调节社会矛盾的重要机制，它同现代企业制度、市场制度、宏观调控体系和收入分配制度一起有机构成了市场经济制度。在我国市场取向的改革进一步深化的过程中，随着利益的调整导致了下岗失业、养老金入不敷出、医疗费用不断上涨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出现，因此，必须借鉴西方发达资本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经验，构建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社会保障系统，从而缓解社会矛盾。第一，应全面推进社会保险制度建设，完善基本养老保险与失业保险制度，建立适用于市场经济，发挥政府、企业、个人作用的多层次养老和失业保险体系；第二，从速确立并强制推广工伤保险制度；第三，尽快推进医疗保险改革，建立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第四，应当在积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条件下，以政府财政为后盾，以现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基础，在全国城镇构建一个包括最低生活保障、公共房屋、疾病医疗救助及其他相关救助措施；第五，完善社会保障责任共担机制。明确界定政府、企业、个人和社会各界的分担责任，并尽快分化中老年职工老年保障的历史责任。
（四）推进社会再分配体制改革
收入分配政策是指国家制定的用于调控社会所创造的财富在不同要素所有者、不同阶层、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分配格局的政策。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收入分配往往实行“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体现公平”的原则，强调初分配的市场化，再分配政府干预的政策。在西方，主要从生产资源之有效率的配置和国民收入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从这两个方面来研究一个国家实现最大的社会经济福利所需要具备的条件和国家为了增进社会福利应有的政策措施。中国20多年来的改革的过程实质上是利益再调整的过程，在收入分配市场化的改革中，中国的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具体表现为：从收入单一化到收入多元化；从收入稳定化到收入波动化；从收入小差距到收入大差距；从收入清晰化到收入模糊化［7］。这种收入格局的变化导致了不同群体之间财富收入差距的拉大。因此，国家如何通过税收体制、社会福利体制和转移支配体制等改革，对社会资源和财富实行再分配。如“个税”起征点改革、强化对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的征管、教育福利建设公共卫生安全建设。此外，也应加强弱势群体如住房、文化等福利。
（五）加强低收入群体人力资本投资
加强低收入群体人力资本投资是改善贫困阶层就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人力资本理论的提出者舒尔茨指出：人力资本是体现于劳动者身上，通过投资形式并由劳动者的知识、技能和体力所构成的资本。人力资本不仅是企业间竞争的利器，而且也是个人在就业市场上竞争的武器。此外，提高人力资本也是就业者实现向上职业流动的重要渠道。当前，中国在教育体制架构的设计上存在一定的缺陷和不足。一是教育产业化政策问题，由于教育是一个特殊的领域，因此，教育的市场化改革中，必然会面临市场化和公益化两难的选择，教育产业化政策使教育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它一定程度会增加教育资源的有效供给和减少国家财政负担，但教育产业化相应也会带来高额的教育收费造成贫困阶层因“就学致贫”问题和就业资源分配和消费的不公平。因此，国家如何在人力资本投资成本分担问题上应进行重新量化思考，并多途径地解决贫困阶层子女入学问题，使之能在进入社会前与富家子弟站在同样起跑线上。另外，对贫困阶层政府应加强职业教育和培训，使之获得谋生的一技之能。
（六）积极拓宽就业渠道
当前，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洲等地区出现“民工荒”，许多学者认为中国社会劳动力市场已经出现“拐点”，即劳动力由“无限供给”走向“相对供给”。由于稳定低生育水平是中国将在今后一段时间仍将坚持的一项国策，因此，人口增长的加速度会减缓，但劳动就业人数仍将会增加，加上产业结构调整造成资本和技术对劳动力的替代，贸易磨擦造成的部分岗位的缺失都使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国的就业岗位仍具稀缺性，因此，积极拓宽就业渠道，将是中国政府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需要面临的严峻问题。在中国，由于各项福利都是与就业紧密挂钩，就业成为民生之本，就业不仅是解决贫困的根本途径，也是提升贫困者生活尊严和信心的重要来源。在对低收入群体人力资本培训的同时，政府也要积极建立灵活的就业体系，加强多种就业渠道建设。第一，城市劳动部门应大力宣传和鼓励不依靠政府而自谋职业、自己组织就业，从事非正规职业；第二，在发展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时候，也应鼓励发展能解决就业问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第三，加强城市内部劳动力市场建设和政府用工信息服务，减少磨擦性失业；第四，弱化户籍制度，加强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建设。
五、结语
“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治国理念的提出，是对当前中国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的反思。当前，住房、教育、医疗等市场化改革造成的社会问题引发了一些人对于中国改革的简单的否定。笔者认为对于改革前进中的问题进行理性反思，有助于市场规则和政府职责边界的界定，但是简单的肯定或否定对于社会的发展是无益的，毕竟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只能在改革中解决。而当前中国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引发的社会极化问题同样也只能在中国经济社会体制不断改革中得以解决。因此，在收入分配领域的矛盾和问题已经充分显现和理顺收入分配关系已经是社会各界强烈的呼声的背景下，如何尽快建立和完善利益协调机制，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和建设的成果，构建一个以效率为导向的市场经济和以社会公正为基础的社会保障体系“双支柱”的社会架构是一项紧迫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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