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花台烈士:信仰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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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明节后,本刊记者来到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当日细雨迷蒙,园中苍松翠柏,一片肃穆;纪念馆内,参观的人群络绎不绝,悄无声息。英雄们的碑前、遗像前,供奉着无数鲜花,寄托着后人的哀思。每一次瞻仰英雄们的遗像,都让人感慨他们的年轻以及他们为信仰而生出的力量。
  哲学博士与农妇妻子的“鸿雁相通”
  “等待了半个世纪啊,真是令人感慨!”正在纪念馆静静参观时,记者突然听到身边有人小声议论,不由得顺着他们的视线转向那件写着“半个世纪的等待”的展品。原来这里竟埋藏着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
  1900年5月,许包野出生于暹罗(泰国旧名),父亲许锡昌在泰国做生意,母亲是暹罗人。7岁时,许包野跟随父母回到故乡澄海(今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其后,他进入同族叔父开办的私塾,接受了严格的传统私塾教育。1911年,11岁的许包野进入凤山小学读书,接受新式教育。
  许包野17岁时,嫡娘去世,父亲按照家乡“娶孝妇”的风俗,为他物色了一位贤良而没有文化的农村姑娘叶巧珍为妻子。婚后,许包野给她改名为叶雁苹。
  这是一桩封建包办婚姻,两人在文化、教育上的差距显而易见。1919年,19岁的许包野中学毕业,个人意识也在这一年觉醒,他萌生了远走高飞的想法。刚好,以蔡元培为会长的华法教育会招考赴法留学生200名,许包野毅然去报考,成绩优异,名列第三,被录取为公费留学生。
  到国外留学后,许包野发现外国的年轻人可以自由恋爱,觉得合适了才谈婚论嫁。有了西方社会生活体验,许包野多次写信向家人表露对自己婚姻的不满,痛恨自己的婚姻被包办,后悔自己当时太愚蠢、太无知,没有好好考虑终身大事。他写信劝说妻子和他离婚。妻子叶雁苹看了信很伤心,无法理解他的想法,但又替他着想,觉得如果和他离婚了,许包野可以再找个般配的,因此回信说:“我只望尔可以自由,免致日后被我所误。”
  许包野的父亲遵循传统观念,觉得叶雁苹在家遵守妇道,是个好儿媳,许包野竟说出这样的话来,是在外面的花花世界学坏了,回信痛骂了他一顿,不准他们离婚。
  许包野也渐渐理解了妻子的难处,便和妻子约定要“月月通信”,希望通过书信往来增加他们的感情。他们俩一个没有再娶,一个没有再嫁,“鸿雁相通藻相依”。许包野经常写信告诉妻子在国外的所见所闻,说在国外无论男孩女孩,都会上学读书,国外男女平等,女人有自己的事业。他希望她能够多读点书。
  许包野多次写信劝说父亲支持叶雁苹去省城读书。但深受传统思想影响的父亲始终没有同意。许包野便向族兄借钱支持妻子读书,此举激怒了父亲,但许包野并没有改变心意。
  许包野经常在信中教妻子各种“小知识”。有一次他在信中详细地给妻子说明“我”“尔”“他”这三个人称代词的用法。他收到妻子的信,会通读若干遍,然后用铅笔将错别字改正过来,下次回信时告诉妻子。妻子每次收到他的信都很开心,反复研读、琢磨,她为有这样的丈夫感到自豪。
  许包野先后赴法、德、奥地利留学,获哲学博士学位,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才回到阔别11年的祖国。然而,只在家中待了10天,他就匆匆赶往厦门,此后一直杳无音信。
  半个世纪过去,在家等候丈夫的叶雁苹从青丝少妇变成了白发老人。1982年,她预感自己将不久于人世,给组织写信,寻找丈夫下落。经过几年努力,党史部门于1985年底查清了许包野的革命经历:1932年5月任中共厦门中心市委巡视,10月任中共厦门市委中心书记;1934年7月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同年11月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1935年2月在河南开封主持河南省委工作时被捕,解来南京,不久牺牲。1987年3月,广东省人民政府追认许包野为革命烈士。
  潜伏中给母亲的五千言家书
  在纪念馆,有一封毛笔字书写的长信引起了参观者的注意。这封长信下有一段备注:“由于从事地下斗争,冷少农长期不能回家。母亲听信传言,认为他在南京贪图荣华富贵,忘却了家中的妻儿老小,写信责备这个‘不忠不孝、忘恩负义’的儿子。接到来信后,冷少农怀着深深的内疚,给母亲回复了这封数千字的长信。”
  1900年1月25日,冷少农出生于贵州省瓮安县城南大水沟(今贵州省瓮安县城中心城区大水沟村民组)。冷氏祖籍江苏无锡,祖上世袭百户官,至第十七世冷少农的爷爷时,家道中落,陷入贫困。
  冷少农自幼聪明好学,他的私塾先生戎仲华为不耽误他的前程,鼓励他到条件更好的官办学校就读。冷少农答应先生道:“先生,我念好了书,将来要做一个范希文那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这个回答,更令戎仲华珍惜他的才华和志气。
  戎仲华专程到冷少农家做他母亲的工作,劝她把孩子送到官办学校就读。冷母宋德惠起初疑惑不解,以为是学费交少了,还是有别的什么原因,为何戎先生不再收留孩子了?
  戎仲华解释说:“官办课程开得比较齐全,有很多关于数理化方面的新知识。如果少农还愿意学习古文方面的知识,抽空闲时间来我这里,我是十分乐意教他的。”
  在戎先生的耐心劝说下,宋德惠高兴地点头答应了。第二年,冷少农被母亲送到离家五六里的县高等小学堂读书。
  有了更好的学习环境,冷少农更加勤奋了,最后高小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回乡开始耕读生活。其间,他一直思考怎样才能为国家出力,扫除一切不平等之事,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民。
  他与妻子商娴贞订婚后,因为家中住房太过简陋,母亲多方筹措,在高庄买了地,新建房屋,添置了部分家产。1916年7月7日,冷少农与妻子商娴贞完婚。商娴贞长冷少农两岁,从小受过家教和私塾教育,与冷少农姐弟相称,相敬如宾,尊老爱幼,一家人过着和和美美的日子。
  1917年,冷少农为寻求保护劳苦大众、振兴祖国之路,不顾家庭反对,四处告贷,于当年8月考入貴州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深造,就读第三期法律本科。   毕业后,他奔赴广州参加革命,在黄埔军校政治部工作,其间加入共产党,任中共两广区委军事部秘书。1928年,他先后打入南京国民政府训练总监部、军政部任秘书。由于长期从事秘密工作,冷少农一直不能回家探亲,这使得亲人们开始误解他,母亲写来了责备的信。
  收到信后的冷少农陷入痛苦,几经思索,给母亲回了一封五千多字的信。他不能直接向母亲说明自己的工作,只能委婉地说:“我的工作情形也很平常,同其他的普通人一样,每月拿八十块钱,办一些不关痛养(痒)的例行公事……怎么还老在南京呆着呢?我有我的想法,在南京虽然呆板无聊,但还可以随时得新书看,还可以向新的方向进展。老实说,还可以为痛苦的人类尽相当的力量。”
  冷少农对母亲说,按常理,他应该要做官,并极力把官做大一点,这样才算尽了忠孝,但他不肯这样做。他看到那些有钱有势的人财发得越大,受苦的人越来越多,心里非常难过,“我想使他们个个都有饭吃,都有衣穿,都有房子住,都有事情作(做)……”
  这段平淡无奇、朴实无华的话,便是这位鲜为人知的革命先烈、早期中共地下党员、共产主义战士一生的追求。为实现这一人生目标,履行这一诺言,冷少农奉献了他宝贵而年轻的生命。1932年3月,因潜伏身份暴露,冷少农在南京被捕,6月牺牲。
  一名优等生与叶圣陶先生的师生情
  “陈继昌被捕后,还牢记叶圣陶先生说过的话:‘我们不要怕强权,只要真诚自觉,真能奋斗,最后胜利终属我们。’他是在叶圣陶先生的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的。”纪念馆解说员介绍说。
  陈继昌1906年出生于苏州市吴中县甪直镇。在甪直镇,陈家是个大家族,居住的地方叫怀宁堂。怀宁堂是一片砖木结构的清末的中式群楼,陈继昌家住的楼房看上去是个“马”字形,所以叫走马楼。
  1917年春,我国现代著名的教育家叶圣陶来到甪直吴县县立第五高等小学(简称“五高”)任教,他的夫人胡墨林亦于1919年7月被聘请为甪直“五高”女子部级任老师。这年,叶圣陶把家迁到了甪直镇,就租住在陈家走马楼下面的三间房里,直到1922年秋初搬离甪直。
  “五高”的学制是初小四年、高小三年,读完小学共七年。叶圣陶当时任高小二年级级任(兼高小三个年级国文)老师,陈继昌就在他的班上。
  有一次,陈继昌在家中院子里看《水浒传》,正好被叶圣陶看到,就问他最钦佩一百零八将中的哪一个。陈继昌说是鲁智深,“一百零八个好汉中,他最没私心。”叶圣陶兴趣更浓了:“说说你的理由吧。”陈继昌回答:“鲁智深本来在渭州小种经略相公手下当提辖,但他为救卖唱的金家父女,三拳打死镇关西郑屠,被官府追捕,最后不得不去当和尚,而后被逼上梁山。”
  “就这个原因吗?”叶圣陶继续追问。
  “不。”陈继昌摇摇头,“这本书我看了几遍了。其他一百零七个好汉,都是为了自家的事情,才逼上梁山的。武松,是为了报他阿哥被西门庆毒死的仇;林冲,是为了报娘子被人霸占、自己被人家陷害的仇;就是宋江,也是为了不让秘密公文被阎婆惜抢去而不得不杀了人……只有鲁智深,完全是为了帮助和他毫不相干的金家父女,才打死恶霸屠夫的。”
  “说得好!”不等陈继昌说完,叶圣陶叫了起来,亲昵地抚摸着陈继昌的头称赞道,“见解独特,有思想!”
  葉圣陶没想到在这僻壤古镇上,一个十多岁的小男孩也有这样独特的见解与思想,从此对陈继昌刮目相看。
  陈继昌原名陈寿鋆,还有一个学名叫继昌。“鋆”就是金子的意思。有一天,叶圣陶与陈继昌聊天说:“寿鋆这个名字虽说不错,但有点俗,又是要长寿,又是要金子,有点自私。我认为你以后要多用继昌这个名字,继续、继承,还有兴旺昌盛,有一定的广义。小到一个人,大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有继续不断地繁荣昌盛,那才好呀!”
  陈继昌十分高兴,从此起,他就开始用继昌这个学名了。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13岁的陈继昌在叶圣陶的带领下,和同学们上街游行、贴标语,宣传爱国思想,还帮老师油印革命报刊《直声》,寓意在甪直发出正直的呼声。
  那时,叶圣陶把编印《直声》的工作从学校搬到走马楼家里来了,陈继昌跟着先生学会了刻钢板、滚油印机。没想到,陈继昌学会刻写蜡纸、使用油印机的技术,在他日后到南京电报(电信)局进行革命活动时,派上了用场。
  “五高”毕业后,陈继昌到上海浦东中学求学,因参与学潮,呼吁“宁做枪下鬼,不做亡国奴”,被学校开除,后来他跟随父亲到武汉汉口电报局学习电报技术。结业后,他在汉口夔州电报局任司报员。1926年,他进入南京电信局成为一名报务员。1927年,他加入中共地下党,在电信局内成立党的外围组织“互济会”,进行革命活动。
  1930年7月下旬为纪念南昌起义,陈继昌等领导南京电信局职工将与全国各地的无线电联络中断,全国震动。敌人根据告密列出黑名单,陈继昌在长生祠44号宿舍中被捕。敌人对陈继昌用尽酷刑,拷问“谁为指使者”,陈继昌斩钉截铁地回答:“是我,与别人无关。”
  1930年8月18日,陈继昌牺牲于南京雨花台,刑前神态自若,吟诵着刘禹锡《乌衣巷》中“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的诗句,高唱着《国际歌》,英勇就义,年仅2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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